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请用破網軟體浏览本页

四十年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開

一九九九年北京官方出版的《图说百年西藏》，数百副照片，竟无一张文革照片！可见，中共对历史顾忌之深！也凸显唯色的照片集《杀劫》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位藏人軍官的西藏文革照片
（转自台湾大块文化）
•唯 色•



「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中文拼音為「Sha Jie」，藏文為「」。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辭彙。半個多世紀前，當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為「新」的「（藏文）」和原意為「更換」的「（藏文）」合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藏文）」。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藏文）」（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的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四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殺劫」之前被加上了「（藏文）」（文化）。「（藏文）」的發音，中文拼音為Ren Lei，與漢語的「人類」發音相近，所以用漢語表達藏語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詞，就成了對西藏民族而言的「人類殺劫」。

序
•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裏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檔、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互聯網上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裏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裏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復傾聽他們的驚栗、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照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出版集團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不得不對部分人隱瞞名字。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採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禁止發行，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份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周年


部分照片以及圖說



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將到來之前的拉薩風平浪靜。一幢幢類似兵營的房屋修築在過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園林）和沼澤上，是新政府的辦公場地和宿舍。據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報》報導：拉薩市建成了一個以人民路為中心的、擁有二十五個較大的建築物的新市區。
二十世紀六○年代的拉薩正在失卻古老而獨特的風貌，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是滄桑之變的見證。



這些戴著紅領巾、揮動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的孩子們，看上去都是小學生，卻佩有紅衛兵袖章，這表明紅衛兵的成分已經擴大化了。
當同學們都在高呼口號時，右邊那個小男孩在埋頭玩什麼呢？



穿軍便服在當時是全中國紅衛兵的時尚，西藏紅衛兵也不例外。而且，西藏女孩子習慣保留的長辮子已剪成了齊耳的短髮，這也是「革命化」的象徵。



西元一四○九年，藏傳佛教格魯派宗師宗喀巴在對大昭寺大規模修整之後，以稀世之寶供養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藏人尊稱「覺仁波切」。「覺」的意思是至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寶，也用以指代轉世活佛），並獻上純金製作的五佛冠。同時，為紀念佛陀以神變之法大敗六種外道的功德，宗喀巴遍召各寺院、各教派的僧眾，於藏曆正月期間在大昭寺舉行祝福祈願的大法會——「默朗欽莫」，前後持續十五天。

因來參加法會的僧俗眾多，故將其法座移到大昭寺南側的廣場繼續傳法，從此歷代達賴喇嘛和甘丹赤巴（甘丹寺法台）都在此處傳授佛法而稱之為「松卻繞瓦」，意為「傳法之地」。而法會也遂成慣例得以沿襲，五世達賴喇嘛以後延至二十一天。屆時拉薩三大寺——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寺院的數萬僧人雲集於大昭寺，舉行修法、辯經、驅魔、酥油花燈會、迎請未來強巴佛等活動。在「松卻繞瓦」的辯經場面甚為壯觀，最優秀者可以獲得格魯派最高學位——「格西拉然巴」。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會通常由達賴喇嘛親自主持。
文革以前的「松卻繞瓦」是拉薩除了寺院和布達拉宮之外唯一一塊鋪了石頭的場地，專門用以法會上無數僧侶就座。但在文革期間，這裡是揪鬥「牛鬼蛇神」的批鬥場，改名為「立新廣場」。以後除了在此召開群眾大會，還是露天電影院、文藝團體表演翻譯成藏語的樣板戲《紅燈記》和現代革命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劇場。
一九八六年二月，被禁二十年的祈願大法會重新恢復。但由於一九八九年在法會期間發生「騷亂」再度被取消，至今不再舉行。「松卻繞瓦」日漸被雲集的商販擁擠得只餘小片空地。這些商販有的來自山南農村，帶著自己編織的氆氌毛毯出售給當地人和遊客；也有不少漢族和回族商販在此擺攤，以賣工藝品為主。在「松卻繞瓦」左邊不遠處，是八角街派出所所在地。
這是破「四舊」運動中第一次「革命行動」——砸大昭寺的部分紅衛兵在「松卻繞瓦」的合影。
曾經聚集數萬絳紅喇嘛的講經場，如今面目全非。過去供奉達賴喇嘛和高僧大德之法座的高臺上，此刻卻被毛澤東畫像和一面上書「宣戰書」的大牌子取而代之。一幅「徹底砸爛舊世界！我們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標語被高高舉起，比紅牆金頂的大昭寺更為醒目。除了一群看熱鬧的小孩子和七八個頭上繫著頭帕擠坐在一起的女人（她們是帕廓街上的居民），在林立的紅旗和紅纓槍之間，一個個東張西望、稚氣十足的年輕人幾乎都是拉薩中學的學生。



這是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壇城之意），在拉薩紅衛兵破「四舊」這一天，遍地堆積著殘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徵物，據說很多都是從樓上的佛殿裡、長廊上抬來再扔下去的。二樓露臺上的十幾個人都是紅衛兵，其中還有幾個紮辮子的女紅衛兵，還有兩人似是蹲伏著又似是個頭兒矮小的小孩子，手裡拿著什麼東西似乎正欲往下扔。樓下很明顯的有三個手持紅纓槍的男紅衛兵，角落深處還有四個穿軍裝或軍便服的背影。
傳統上，「金戈」是藏曆正月期間在大昭寺內舉行「默朗欽莫」的所在，彼時有數萬僧人裹著絳紅大氅圍坐於此齊聲頌禱的盛況。院內主要安排哲蚌寺的僧人就坐，其他寺院的僧人則環坐於轉經迴廊，甚至擠滿了二樓呈凹字形的露臺。達賴喇嘛則從三樓圍著金黃紗幔、其上金頂閃耀的「甚穹」（尊貴者的寢室，又稱「日光殿」）款款而下，端坐在庭院左邊的金黃法座上，親自主持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會。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這裡舉辦了最後一次祈願大法會，由於發生所謂的「騷亂」，「默朗欽莫」終被禁止。據一位知情者在其傳記中透露，引發「騷亂」的導火索是在法會即將結束的當天，西藏的某位藏族高官帶著北京的幾位漢族官員，擅自闖入達賴喇嘛在法會期間下榻的日光殿，掀開遮著窗戶的黃綢幔東張西望時，被聚集於前院正在進行佛事的喇嘛們發現，認為是莫大的褻瀆，激發起憤怒情緒。為制服僧眾的不滿，手持武器的中共軍隊闖入大昭寺內抓捕、毆打被視為「分裂分子」的無數喇嘛。一位因躲藏在倉庫裡免遭厄運的喇嘛回憶，第二天，當他走出藏身之處，已經空空蕩蕩的前院到處散落著藏式木碗和僧人的披單、鞋子，那都是匆匆逃跑的僧人們遺下的，更令他震驚的是，除了這些，地面上還有一層已經結了薄冰的血跡。
如今這個庭院在平日裡顯得潔淨、安寧，而在宗教節日和藏曆新年期間卻格外擁擠，來自全藏各地的信徒排著長隊去朝拜釋迦牟尼等身佛像。供奉這尊釋迦佛像的殿堂「覺康」是整座大昭寺的中心，是那些長途跋涉，甚至用身體丈量迢迢朝聖之路的藏地百姓最終的嚮往。也有拉薩附近的寺院或者由家庭邀請的僧侶在這裡舉辦法會，但由於當局的限制，此類法會的規模越來越小。



熊熊燃燒的烈火。大肆漫捲著、吞沒著正在燒為灰燼的無數書頁——在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裡的佛教典籍。分不清楚誰是縱火者，誰是圍觀者，因為他們相互混雜，表情皆都興奮莫名。而且，比較中國內地的同一類文革照片中出現的人群，無論裝束還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為背景的藏式建築提醒我們：這是西藏，這是拉薩，這是大昭寺的講經場「松卻饒瓦」。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女活佛多吉帕姆。站在她身邊的兩個滿面愁雲、戰戰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親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戶貴族家族的總管家，母親是商販出身。因為女兒的特殊身份，父母也隨著一榮俱榮，一毀俱毀。據說她的父親，因為在「平叛」期間給解放軍帶路，傳遞情報，充當內線，被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人士」。可就是這位「愛國人士」，不但跟著女兒被揪鬥，兩個月後還被關進了監獄。
倫珠朗傑說：「其實他根本沒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較嚴重，這是因為有群眾反映，他在喝醉時說『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鬥他。鬥得非常慘，把肩膀都打骨折了。從監獄裡放出來後，給他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改造。監督小組十天半月鬥他一次，打得他滿臉是血，還威脅說不准對別人講打過他，如果說了，以後會更慘。
「文革時候是這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還是這樣。記得那天居委會的幹部們又來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紙，上面是多吉帕姆的父親平時隨手寫的一些字，像我們家裡今天吃肉了，我們家裡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寫著玩的，結果他們一看就吼道：你寫什麼反動字？呵，毛主席死了，你很高興嘛，還吃肉，還喝酥油茶，你是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又把他帶走了，鬥得一塌糊塗。
「他後來很後悔自己過去的『愛國』行為，也就是『平叛』時的那些經歷。一九七七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世了。至於多吉帕姆的母親，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實實地去參加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那麼，作為女活佛的丈夫有沒有也跟著挨鬥呢？「我沒有被鬥過，不過聽說要鬥我，還要把我送到監獄裡，但終究還是倖免了。至於那天，」倫珠朗傑多少有點慚愧地回憶說，「當時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還命令我們把家裡的東西扔到院子裡。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幾個，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關於西藏古典詩歌的經書，是我父親送給我的，屬於我們家族祖傳的，我趕緊找出這部書，悄悄地帶到廁所裡扔了。現在想起來太後悔了。當時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呆在廁所裡不出來，把門插上，一直呆在裡面，不敢出來。也沒有人找我，就這麼躲過去了。現在看到這些照片，我覺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廁所裡，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時才二十一歲。」
於是我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多吉帕姆在外面多可憐？「唉，」他歎道，「她不是一個人，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又問，那孩子呢？他說，「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裡哭，沒人管他們，也管不上他們了，哭也好，餓也好，沒時間管了。」我繼續問，那個小男孩呢？那時他才是個嬰兒啊。他說，「是啊，他才生下來一個多月。後來我和多吉帕姆勞動改造時，就把孩子裝在背土、背石頭的筐子裡，放在地頭。打場的時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裡，我們就拿一塊頭巾蒙住他的頭。多吉帕姆常常為此掉眼淚。」



看見這幅照片，一位藏人說：「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時候，我也常常坐在這中間。」
另一位藏人則感慨道：「你看，這些窗戶是破破爛爛的，這孩子的衣服也是破破爛爛的，還拿著別人給他的發言稿，他知道是什麼意思嗎？這周圍的人恍恍惚惚的，任人擺佈似的，這整個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
那個正在激動地呼喊口號以至額頭上青筋畢現的紅小兵，有人說他的名字叫阿旺格列，長大後當了民兵隊長，現在快五十了，天天轉經朝佛。旁邊那個穿著背上打補丁的衣服、正扭頭看著男孩的男人，被認出是河壩林的一個修自行車的老漢。男孩身後的那個頭上包著頭巾的女人是個回族，如今常在帕廓街上擺攤買餅子。
注意看，邦達多吉也坐在人群中，正是男孩背後那個戴著遮陽圓帽子、露出上半身的男子，滿面愁雲，呆呆地注視著批鬥現場，隨時準備被點名，然後被揪出去鬥爭一番。一代豪傑竟也如此落魄！
（完）

■■■■■■■■■■■■■■■■■■■■■■■■■■■■■■

西藏文革图片
（来源：VOA News）





































（西藏女作家唯色的父亲次仁多吉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