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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完事儿

THREE PENNY OPERA

社会主义是啥玩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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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唯经验是从的人。所谓经验,既包括亲身经历过的,也包括间接的经历。间接的经历,亦即别人的经历,通过各种方式,如话语、文字、图像等的传播,从而令人有所领会。这种领会,自然不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得感性、具像和真实;亦即更加切合实事、实情。好比没有吃过羊肉,也看过羊吃草或见过别人宰羊。又或者看着别人涮羊肉,津津有味,而你则在旁边观察流哈拉儿。就是这个意思。

我打小时候,好奇心特浓,可能比大多数同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一件事件,别的孩子听完大人的回答后,满意地点头,然后去干别的事儿,我通常还在死缠难打,让大人红脸。从小我就是一个对知识没厌足的笨小孩儿。

长大后,情势更烈,属於凡事较劲儿、叫真儿的人。特别是认为自己"唯经验论"的知识,已经变成需要彻底地捍卫的真理的时候,更是如此。

但是,凡事都不可能尽如人意。有些事情,虽然好像经已被众生胶尽脑汁,变成常识,但到了某些时候,却又令人生疑,还需要继续加工。就好像回窝肉一样。

"社会主义"这东西,正是如此。

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是从间接经验开始的。香港社会对社公主义中国有着一种无名的敬畏复杂心理。香港是一个由大陆来港的移民构成的社会,上一代人曾经有过的不愉快经历,对下一代,大多不愿提起,就是有,亦是负面的居多。

我过去所认识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知识,大多都从书本中莸取。香港的三联书店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库。我与家人隔三差五就会摆擂台,进行中国问题大辩论。我有三个兄长,都具备无语伦比的传统智慧,在"敌强我弱"的形态下,结果可想而知。父亲通常在旁观战,不发一言。不过,我知道,对他而言,家里已经出了一个另类。

我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的渴求,使我走上了一条,大多数香港的小康之家子女都不会选择的人生道路。被百闻不如一见的心理驱使下,我决定去亲身经历一回"社会主义"。以我当时的情况而言,到中国上大学,是我最佳的社会体验舞台。我曾在《生活令我变成一个俗人》中提到过。若干年过去,什么"主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个标签和符号,生活要让百姓过得舒适写意,才是根本。

社会主义几经风雨,它是至今以中国之名,仍然屹立不倒的政治品牌。它当下又在西方以及拉美等国再度热炒,归结於其品牌内函的丰富,外延的千姿百态。大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领域,无不涉及,在人们的脑海中,由一根意识形态的红线串连,令喜欢造梦和钟情"形而上学"的人意乱情迷。

它在中国的经历既曲折又离奇。这个品牌经一些人引入,从介绍到在本土移植,至今几近百年。中间经过无数次冶炼回炉,更新换代,如计算机操作平台软件一样,出现过众多版本。

第一代,应该是比较能引起意识形态市场关注的陈独秀(包括李大钊)版。它近似微软开发的第一代MS DOS,属于适应当时计算机硬件低端处理器的执行要求,亦即与当时中国的国势国情契合,新鲜火烫,蠃得不少追随者和梦想家的心,继而趋之若騖,其中包括毛泽东。

第二代当属毛泽东版。在此之前,其间分分合合、左左右右,从空想浪漫回到残酷现实。原先的版本,虽然原始珍贵,已被前行的人们,抛落得越来越远,以"托陈取消派"之名,被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毛版从腥风血雨中走来,正如微软的视窗3.1在与萍果OS的格斗中,最後取到市场,莸得了万人拥戴的祟高地位。

用社会主义比作微软的视窗,也许显得低俗。但後者的经历,的确如前者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粉饰,期间虽然出现过不少折腾,面目还是越来越新。反过来,我倒认为,为使社会主义趋於完善,适应中国国情,视窗开发的经验值得借鉴,应以微软比尔为师,在翻新修正发展的时候,不应偏离核心太远。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它既然以"社会"二字取名,我想,以人为本,求取社会公平、求取社会公正、求取社会公义,应该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也是我认为必须彻底地捍卫的真理,不论它叫什么"主义"。

毛泽东版的社会主义,依次经历了V1.0毛一手遮天版、V2.0邓二次进宫版和V3.0江三个代表版的演变。当下由胡温两位工程师接力,能否不偏离核心,成功打做一个换代的全新和谐版本,以适应当下中国的全新硬件环境,我想国人都在引颈以待。

Update:

  1. 徐景安: 什么是社会主义?

  2. Ronald Aronson: The Soul of Socialism



网络颠狂与集体治疗

网上“疯子”频生,不在少数。

网络社区的空间比真实社区宽广,而且容易隐姓埋名,在其中作什么"恶事",发起什么"妖事",表面上好像不容易被别人揪出。久而久之,滋养了不少专以练人为乐的好事之徒。

他们通常会联群出没,如蝗虫一般,见谁灭谁,从不手软。所过之处,现埸大多满目疮痍,脏字脏句乱散,板砖酒瓶碎片遍地。

这些行为往往带着很大的传染性,影响所及,某人原本好端端的,某日某时可能会忽然裂变。其面孔通过文字看去,会显得格外狰狞、可怕,好像变了另一个人,或者换了一副面具。

大抵他们心里都很空虚郁闷,要找地儿发泄。虚拟网络空间,为其进行集体治疗提供了场所。但是如果不得其法,或会令人真的变成疯子。

我差点儿就是其中一员。


人大代表谁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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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网络上,搞了一个关於"人大代表谁选过?"的网上调查。社区网络交通,通常会因为突发事情的出现,好事者蜂拥而至,聚众围观,造成瓶颈。

但该日秩序出奇良好,有点神推鬼差,一个个往常飞瓦抛砖的江湖豪杰,忽然间婀娜多姿,一表斯文,秩序井然,逐一排队,出示身份证明,为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作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由於入帖数量惊人,这里只随机抓蜩儿若干,供广大关心祖国伟大的民主选举事业的革命同路人、哥们儿、死党、修车师傅、无证的哥、刚做双眼皮儿美眉、坐吧抬帅哥、三楼表婶儿等等(排名不分先后)参考指导。

这里特将留言功能关闭,谢绝一切政治捐献,婀媚奉诚,甜言蜜语的跟帖顶帖。一切短信留言,均将石沉大海。祈望大家明察。

(为保护隐私,以防打击报复,特将留言者网名隐去)

【前言】

按理说,人大代表应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人民连认识都不认识!根据中国的宪法,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行使选举的权利,我想搞一个调查,你选过人大代表吗?

【意见】

我代表谁:单位告诉:东关这一片,代表候选人是,李××,张××,你填一票吧,选票内容是,同意,反对,弃权,另选,边发票,边收票,一个是领导夫人,招待所收款员,另一个不认识。完事不到一分钟,俺填了自己,有人当场笑出了声……后来知道一个也没有当选。

大家要为选票而努力 这是男人的生活必须品…

俺只在商场里选过表带,别的从来没有干过。

大学看到过一次选票,换了电影票了,不记得选票是什么样子,绝对没有电影票印象深。大学还算好,我的选票人家拿了至少还告诉我一声,可是毕业以后呢?好几年了也没听说过有选举这么回事。

一次。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要选举了,到时候选谁云云。忘了选什么代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带表的人,偶一个都不认识。

大家带凳子上操场集合开选。偶的票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是没有当选,因为知名度不够。

不知道选的人是什么样,只好故意做了张废票。

我是七十年代的出生人,按照宪法规定,应该可以行使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了吧!但是从来没有行使过!没有!领选票到那里去领??我都不知道!嘿嘿

选票是虾米样子偶都没见过~~~~~

35了,就行使过一次,也是只给了俩名字,一个都没听说过。校长说选XX吧,他答应给我们每个人50元,于是我和其他人都选了他。谁知道那狗日的赖帐,钱一分没见到!我的唯一的初票权就这样给50元空头支票骗走了!

候选人只有名字 没有介绍 也没有宣传 就乱填一个

我投过,但投了怎样?从来没有人把详细结果公布过

快三张了,一次也没干过选举的傻事儿~~~~~~~”天呀!那些人怎么没经过选举就上台了,他们是谁?旷古奇闻!

网管友情提示:"选举"是敏感词汇!请注意你的发言!否则杀无赦!

我在中学和小学时倒是选过三好学生,在大学也算有选过什么主席,大概如此了。毕业这么多年也不见选票!

参选还是10年前的事儿,领导要我们选一名大伙都不认识的家伙,据说是本系统推荐的候选人,于是奉命填写选票。下岗失业八年后的今年,社会居委会的大爷发来选票,竟然把本人大名都给写错,我母亲说我没空去,大爷说,这不要紧,我帮你们都填了得了,嘿

行使过,只给了俩名字,一个都没听说过。俺就选了一个和俺同姓的。

选过区的人大代表,但我真的不知道三个候选人的仅仅是大概的情况,现在连名字都差不多换了。想想我国这样的选举,我就觉得没兴趣了。什么时候实行直选了再去登记当个选民,真正行使自己神圣的投票权。

不知道选的人是什么样,只好故意做了张废票...

我不认识人民代表,我有过三次选举权,因有红榜张出,有我的大名.第一次是有人打个电话过来说选谁谁的,他们就把我的选票就用掉了,第二次是什么也不知道,第三次是我到了选举站,但没有我的选票证,原来是有人帮我选了.

选过,因为不按规定投票,作废了。规定就是:他告诉你在哪里画勾,你就在哪里画。

………


I Hea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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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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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抵笑是会传染的。

自发地笑的人,或许因为某些原因,会大笑、狂笑、会心微笑、前俯后仰的笑。原因可以很多:望子女成龙的父母,因为子女考上了名牌大学;梦想一朝发达的人,买中了体育彩票六加一;在爱情长跑路上的人,终於听到了对方说:我愿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美事儿的人,不少都愿意主动与人分享,以期将乐事波及面扩大,在笑声中将之升华。在正在笑的人身旁的人,受到感染,或许也会陪着别人笑。但陪笑的程度,高低不一,要看个人的修行。修行低的,心里可能一个劲儿地想: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修行高的,笑得可以比笑的主人还要出位,反客为主,对方倒变成了是陪笑的。

哭的遭遇没有笑的好。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意事、伤心事和苦痛事。宁愿自己一个人躲到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偷偷地叫苦、落泪和自怨自艾。因此,哭大体上不会是件随便在大庭广众做的事,比较缺乏被推广的机会。但是哭的感染力仍然不比笑弱,譬如,在电影院里看着苦情戏,哭得死去活来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不过大多数只是偷偷地擦眼泪,生怕被别人发现。

一般而言,每有哄堂大笑,很少有哄堂大哭。世事难料,“同声一哭”的事,总是时有发生;而且与当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大笑大叫的广泛程度不遑多让。譬如说,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当然,还是有不哭的,如四人帮及其死党。

我看,产生“同声一哭”的情况,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该哭的理由,另外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周总理逝世,通过全国宣传媒体,无人不知。但是,为什么差不多全国人民都在哭呢?过去很多死去的伟大人物,都没有产生过全国皆哭的效应。我读过一些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从中了解了不少关於周总理的事迹,的确存在全国人民为他同声一哭的理由,特别是当时所处的环境。

事过境迁,时移世易。如今的世道,好像出现越来越多让人高兴的事,宣传媒体每时每刻都在报导。虽不至於哭,但让人笑不起来的事,仍然大量存在,只是没有被人发掘出来。

譬如说,公安部公布全国各种参与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的维权抗议事件数字,自二OO0年起约一万宗,每年以几何级数递增,至去年为止就有八万七千多宗。在五十人以下的相关事件,其数目可想而知,估计不在少数。可是,人们却很少在大众媒体中看到,只是偶然在网络上探知其一鳞半爪。

就是社会的另一个面貌被发掘出来了,结果也会遭受被埋没的下场。曾经一度引起人们关注农民大众处境的《中国农民调查》,书籍热销至断市后,不明所以地停止继续发行,人们要在出售盗版书的地摊上才能找到。

根据官方数字显示,全国处於贫困线下(每天生活费不到两元人民币)的人,共有四千八百万人,其中农村二千六百万,城镇二千二百万。这是我们自家划的线。倘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线,每天生活费在八元人民币(即一美元之下)以下的,全国则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即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处於贫困状态,正在过着不为人知的贫苦生活。

我曾参与过一些扶贫组织的义务工作,到过位於西南和西北的贫瘠地区。有一次,我们一行十数人正驱车去贵州一个贫困村落,在沿途中,我多次看见一些人在车子经过时都蹲在地上,後来好奇询问当地随行的民政部工作人员,才知道原委。共和国诞生快近六十年,一些农村家庭几口人,只能轮流共穿一条裤子!

当下的宣传媒体受制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正在下意识地制造一种"中国不需要眼泪"的氛围,散布着一种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意识。幸福喜庆的事情都是热情具象的,痛苦悲伤的境况却是一些冷感抽象的数字。

当大家有机会看到我们原本就该知道的事情,大概也会像我一样:笑不起来。


不用"母亲舌头"也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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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北京找不着北'的80后老外,近日自美省亲回京,在其中文博上写了篇短文(<拨动开关>),引来凑热闹的粉丝们东拉西扯,其中一位自《水木社区》扯来一篇挑战大家北京方言造诣的考试题,挺好玩儿的。我转[转贴]在後面,供诸同好。

小老外,何许人也?其洋名为Brendan O'Kane,中文名不详,来自美国费城,他在美曾修习普通话。布兰登若干年前曾到北京一游,被京片子袭得遍体鳞伤。他回国大学毕业后,前年重返京城,司翻译,经冶练琢磨,至今写得一手好文章,用词用字,俨然一土生京娃儿。多月前,他被《牛博网》老罗招安,贴了篇京味十足的帖儿,好事者们奔走相告,引来鲜花砖瓦无数。<新博采众长>挑起了众粉丝的家愁国限情怀,激起了一小起爱国主义中文运动。

小布除写中文博《在北京找不着北》外,还用'母亲的舌头'写"Disoriented in the Orient"。其中文博最近被人相中,现荣登"Deutsche Welle Weblog Awards"候选榜上。小布在其英文博上发文('Don’t vote for the talking dog'),戏称叫人不要选一只会说话的哈巴儿。

因他司事翻译之故,其双博中,偶有翻译小品。好此道者,不妨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较较真儿。

关于对北京话熟悉程度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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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继六年前《格瓦拉》之后又一部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北京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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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洪波巨澜凝缩成一条水复山重的心路,在语言、形体、音乐、投影所构成的舞台时空中亦诗亦史地展开。

《我们走在大路上》形式独特,三十年间人来人往,诸如下海出国从商倒股接轨之类,被交付给道路与行走的基本舞台意象。各类人在各个时期所留下的剪影次第展开为世态人心的长卷,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个人化的台词、群颂以及来自天外或另一时空的人声,加上阅尽沧桑的咏歌以及幽旷如梦的箫声,组成了一个亦远亦近,既有现实当下又有历史纵深的音声系统。投影记实而写意,散发着各个时期的气息。

[话剧]

剧目: 《我们走在大路上》
投资: 漫悟网站频道
策划: 祝东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
编剧: 黄纪苏 (社会学家、剧作家,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导演: 王焕青 (美术家、导演)
演出: 沈阳话剧团
时间: 10月27日至11月19日晚上七时
地点: 北京小庄的朝阳文化馆(TNT剧场)

[讲座]

主 题: 创作《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背景
主讲人: 黄纪苏
时 间: 11月4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 点: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号
    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北四环海淀桥东北角硅谷电脑城对面)
电 话: 010-62760856
简 介: 该活动黄老师将带领大家进入他创作《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心路历程,阐述该剧所要揭示的时代背景。

[评论]

“大路”走向“和合”时代——记黄纪苏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



新 闻 自 由 与 消 除 贫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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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自由日 (5.03.20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致辞

  值此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我们让世界关注保护载于《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意义。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建设坚强的民主制度、促进公民参与和法制以及推进人类发展和安全的关键。

  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思考保护和促进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如何帮助保障另外一项人权-免于贫困的权利。今天,超过1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还有2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的统计数据,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将消除贫困列为国际社会要实现的最优先目标。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极贫困和饥饿人口数量减少一半。

  应该在这种背景下审视世界信息社会首脑会议的行动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基于四项主要原则--言论自由、信息和知识的普遍获取、尊重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全民优质教育,这是对世界首脑会议的重要贡献。这一概念承认媒体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对于扩大信息的普及利用,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使我们最终消除所谓的“数字鸿沟”-- 人们认识到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之后的这五年里,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行动者为动员资金,共同实现这些目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如此,人们越来越忧虑的是,如果我们的不改变前进的方式,我们就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此,对于如何实现这些关键目标,尽管我们仍然要通盘考虑,但我们还需要创造性的思考。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地方的责任感与参与。经过对开发活动的成功与失败的观察,各开发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部门开始围绕地方参与构建开发活动,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当地有关方面的能力提高和理解,即便是得到最好支持的开发计划也难以取得成效或难以取得持久的成效。

  媒体的自由和独立应被视为消除贫困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原因有二。首先,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是信息共享的工具,可促进善政,创造获取关键服务的机会,促进问责和打击腐败并发展知情、积极监督和参与的公民与认真负责的当选官员之间的关系。其次,自由和独立的媒体与诸多非常有助于消除贫困的“善举”或益处联系在一起,如承认并加强基本人权,公民社会的力量更强,制度变革,政治透明度,扶持教育,公众健康意识(如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教育活动)以及可持续的生计。而且,言论自由与提高收入、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提高成人识字率之间也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在最近召开的世界信息社会首脑会议(2005年11月,突尼斯)通过的文件中再次阐述了这些思想,176个参会的国家重申,言论自由和信息、思想与知识的自由流通是发展的根本。

  因此,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为人们思考新闻自由怎样帮助扶贫以及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如何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这种思考,人们就会清楚:捍卫言论自由权这一基本人权,可以直接保护其他数项权利,从而说明各种人权保护工作在思想上、道义上和实践中是相互交织的。

  当然,如果媒体要为扶贫发挥有效的作用,他们必须能够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今年我们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而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危险。根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的统计数据,2005年,死于工作第一线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数量创下新的纪录,达到150人。这是有文字记录以来媒体从业人员遇害数量最高的一年,近几年来遇害人员统计数据不断攀升的趋势继续可悲地延续着。记者职业非常危险,可悲的是,这门职业正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倒在工作现场,记者和其他媒体从业人员还继续面临威胁和骚扰。去年,被关押或被监禁的媒体从业人员超过500人。在各种冲突中伤亡的记者数量也创下纪录,2003年3月至2005年12月间,伊拉克战争夺走了60名记者的生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共当局特别要终结对记者遭受暴力事件漠然视之的文化,调查并惩处那些攻击媒体专业人员的责任人,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使记者能够继续为我们提供来自于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关键知识与信息。

(二○○六年五月三日)

NOTE: 新华社对新闻记者被威胁、骚扰以至殴打的多项新闻报导


关於北京城市规划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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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游弋已多个星期,有事没事,天天骑着超小型可接叠的脚踏车,穿街过胡同,串门儿聊天,'视察'京城的底气。

北京昔日的东西南北中,地标清晰易辨,特别是二环路以外,春夏时令,环境青葱翠绿,在其中踏车飞行,令人身心舒畅。十多年过去,如今的京城,已蜕变成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随着环城路的建设,不断往外扩张,规划中的七环路,连河北廊坊也包进去了。杂乱纷陈散布其中的,是众多没有个性的、雄性彰显的建筑,妄图与昔日皇城,争长短,决雌雄。

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无例外地,曾经一度,与其他国计民生领域一样,服膺於一些政治原则,被'设计'得体无原肤。

早在东方广场规划建设期间,我曾有机会参与其周边一个建设项目的开发规划工作。城规局在开发王府井时,曾经成立过一个统筹该区工作的专门小组。城市规划规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都存在,对建设用地的要求,一般以设定容积率为主,并无高度限制,即建设用地的面积,乘以容积率,即得项目可建总面积。建筑物在退红线后的立面设计,如裙楼面积多少,退台後主体如何显现,灵活性无穷。外观设计可塑性高,建筑物的个性才有能打造。

王府井规划小区的所有建筑物,均设定一个高度限制,初期定在四十八米,其后改至六十米。在争取放宽高度限制的过程中,我最后才莸悉其依据。在技术上,是站立在建筑物的楼顶上,以视线不能看到中南海为准,即视线所及,以王府井大街西侧的北京饭店楼顶为限。仅此而已。

在总体高度和楼层高度的双重限制底下,容积率自然就被倒算出来,发展商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建筑设计师就无计可施了,其结果是所有建设项目都设计成筒型,连李嘉诚的东方广场亦不能幸免。

任何政府都有其独特考虑,白宫周边的用地和设计要求,亦有独特规范,不足为训。只是,在个别区域作出的'训示',曾经一度被无限推广和延伸。譬如,新建项目楼顶,均需戴'帽',即外观打造如故宫建筑物般的琉璃瓦顶,真是怆害无穷!虽然后来大都被废止,毕竟建筑物的生命亦有其自身周期,
影响所及,需待百年後,始能慢慢卷土重来,重建京城应有之貌。

进入廿一世纪,北京建设如日中天,城市规划思想翻云覆雨,从八、九十年代对传统的机械式传承,到当下对西方建筑设计的无止境拷背,京城俨然已成了外国建筑设计师的创作试验场,不知是悲是喜。其中的'鸟巢'和'鸭旦'项目,成了不少国内外建筑规划设计界人士的挖苦对象。'鸭旦'和CBD的'裤衩',更成了某大学城市规划和环境设计课程的教学反面教材范例。

我打从心眼里高兴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但是,因为抢时间争朝夕,而作出的一些争就章的决策,对京城的居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陈刚(当时他身兼北京朝阳区区长),在两年前介绍新修编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曾说"交通要成为引导城市建设发展的因素"。他说得再正确不过了。但是,曾几何时,因为要打造'人有我有'的中央商务区(在朝阳区内),本来已经交通拥挤的国贸桥,附近还要放条'裤衩'。看来'政治正确',在北京的城规思路中,比其他考虑都来得重要。可以想象,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外型像条裤衩)建成後,所引起的'聚群效应',将会为CBD带来多少倍新增的人车流量。他说,将花数亿元改善国贸立交桥附近的交通状况。我看有钱,仍难以修复这些交通堵塞症候群。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说过无比正确的真话,"北京城市规划不合理,造成交通拥堵。"他认为,由于城市功能基本聚集在五环路以内,机关、学校、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均分布在城区,造成巨大的交通流量。他的解决方案是,"未来的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将人口疏散到郊区。"

可是,这些被疏散到郊区的人们,难道都不到市中心上班?或都能在当地解决就业?尤其是房价高企的今天,多少城中白领,只能负担如通州区、石景山区以至昌平区的房子。难道要他们为了头顶片瓦,改行在城郊卖大碗茶?他们不也要参加到早上'自外而内',黄昏'自内而外'的滚滚人潮车潮之中?这又如何解决城中'巨大的交通流量'的问题呢?

陈刚作为清华大学城规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看来亦难以就事论事,就城规论城规,发挥他的专业特长了;特别是,他最近又被提升,兼任北京最年轻的付市长,他要兼顾的'全局性'问题就更多了。

北京除了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千多万百姓安身立命之所。对京城未来该被如何'设计',是否应该实行某种能让普罗大众都能参与意见的形式呢?专家学者是否应作民众的桥梁,而非仅是官方的智囊?仍未入局的民间智士能人,又是否应该提供渠道,让他们的意见被充分反映呢?

天佑京城!!


香港左翼青年对"托派"的社会主义十问

近日闲居寓中,除偶尔参与INTERLOCALS.NET和若干国内义务机构的文字活动外,以网上阅读为主。今天溜上香港《左翼论坛》(繁体中文,不过多看就习惯了,我学简体中文也是这样过来的)。该论坛由若干香港青年打造和管理。其中主角是一个廿多岁的在学青年,通过上他的个人网站:《牢騷堂》,看到他在2003年5月26日向香港"托派"发出的十个问题。令我侧目。因我自上一辈智者口中,略知香港"托派"过去的思潮和活动,以为它早已被香港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所淹吞,被历史所遗忘。没想到它火焰未灭,生机仍存。我在这里斗胆给大家作个简单介绍,有兴趣的话再去看香港"托派"如何对十问作出回应

在香港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发育自七十年代香港的学生运动,其后受二战后自中国大陆来港的托洛斯基主义流亡份子和思潮的影响,发展孕育了香港"托派"。在其思潮演变的过程中,产生过的组织社团有若干个,但核心人物比较少,成员不多,群众基础薄弱,他们的组织分分合合,变化万千。相对固定的组织,应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或简称"革马盟",以及"十月评论社"。二者均与总部在巴黎的"托派"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有着若干联系。

他们活动的地点多为产业工人聚居的地区,如荃湾、新浦岗和官塘等,以开展读书会和学习班的形式聚合民众,其间还组织和参与工人维权活动,以及出版托派书籍和不定期刊物,如《战讯》和《青年先锋》,其中存在时间较长的是《十月评论》。但随着香港本地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思潮及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甚微。发展至今几近分崩离析,其中个别人物已进入香港建制,融进当地的现实政治和经济生活之中。

李若浮十问香港"托派":

1、社會主義有沒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一下子實現?
有沒有可能一下子在全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爆發革命……?
2、如果不行,首先建立政權的工人國家應該怎麼樣推動社會主義?
3、如果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沒有能力在資本包圍下生存/輸出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作什麼?
4、如果先進的技術掌握在一小部分資本家手裏,社會主義政權應該如何提高生產力以應付帝國主義的圍剿?
5、如果社會主義政權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策略性合作是不是修正主義?
6、反之,如果社會主義政權奪取資本家先進生產力,是不是集權主義?
7、如果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先不理是否變態工人國家)存在多年,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解體就是和平演變,死剩種社會主義政權又不和帝國主義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她又可以怎麼辦?
8、如果這個社會主義政權異化成為官僚社會主義,任由帝國主義消滅了她,是否有利於世界的工人運動?
9、如果社會主義者以這個政權不民主為理由,是否可以和帝國主義者合作消滅官僚社會主義?
10、最後、到底你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我們應該“具體”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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