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完事儿

弗里德曼——市场斗士、香港挚友

杨怀康
苹果日报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走了，享年九十四岁。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还在捍卫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推动学券制。他的去世，经济学损失了一位泰斗，香港损失了一位挚友。

　　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早有定论：他是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那一年既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也是经济学鼻祖阿当．史密斯的《原富》面世两百周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挑那一年来颁奖给他又岂无寄意？没有错，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谁又比弗里德曼更能继承史密斯的衣钵？

　　继承斯密的《国富论》衣钵殊非易事，除了要在学术上建立一家之言，更得说服众生，令人们体味市场的奥妙，进而抑制官僚干预，给无形之手充裕的发挥空间，改善生活。在弗里德曼的带领下，芝加哥大学成为了市场经济的麦加；为了普及经济学，他写了畅销一时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在《新闻周刊》撰写专栏、以《选择的自由》为名拍了电视片集，致力打开象牙塔外普罗大众的视野，让他们看到市场的无穷力量。

　　《选择的自由》这套特地在香港取景的片集，更让我们跟市场经济齐名。拍摄这套片集时美国正陷入通胀与失业双双高企的“滞胀”年代，好些人更因而对前景未来感到灰暗。那个时候，弗里德曼高举市场经济的火炬，以香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坚堡”（The last baston of capitalism），让人们从香港的经验看到重返繁荣的希望乃在于回到市场、恢复选择的自由。

　　弗里德曼和香港结缘始于一九五五年。那一年他到印度作考察路过香港，开始了他跟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的半个世纪情谊。他虽是货币专家，对香港当时的发钞制度可百思不得其解；向美国领事馆、万国宝通及汇丰的专家问教，还是问不出个究竟来。

　　苦思竟夜，有了头绪，他跑去跟郭伯伟印证自己的想法。果然，香港的发钞制度一如他所料，他跟郭伯伟说：“汇丰的专家也不清楚港币的发钞办法。”郭伯伟答曰：“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否则他们便会坏了好事。”

　　郭伯伟推行资本主义市场政策，弗里德曼认为香港验证了这个政策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民生福利：虽则都同是由英国人统治，战后经济起飞，香港人的平均收入瞬即赶过了英国人的头；同样，深圳河南北住的都是中国人而生活水平悬殊，在在证明体制政策的关键作用。好些人拿香港跟家长式管治的新加坡比，弗里德曼不以为两者可以相提并论──战后香港难民涌入、一夜之间人口倍增，新加坡未面对过这样的考验。战后英国左派工党执政、厉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英国神差鬼使派了笃信市场的郭伯伟而不是个社会主义信徒到香港；他没有为自己仕途吁想、取悦伦敦而大搞干预。在弗里德曼来说，这一切纯属历史的偶然，非人为的刻意安排。事实亦然，计划经济何曾带来过甚么好结果？在弗里德曼看来，郭伯伟这个“异数”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有益民生福利的革命。十月六日，他给《华尔街日报》写了最后的一篇文章。在这篇以《香港错了》为题、驳斥曾荫权摒弃“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文章里，他这样说：“香港市场经济政策的成功引领中国及其他国家放弃中央调控，走向私人企业、自由市场。结果他们都得享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弗里德曼非但捍卫郭伯伟奠下的市场经济，他更为香港的未来尽最后的努力。香港要在幼稚园引入他在一九五五年提出的学券制，可是牟利幼稚园却被排斥；虽则久病在床，弗里德曼还是严厉批评了伪学券，指出剥夺选择权无异于扼杀创新尝试，那又岂是稚子之福？没有错，弗里德曼始终记挂着香港、记挂吁学券改革，因为他知道尽管打过了无数的仗，为了下一代着想，没有甚么是比教育改革来得更重要。倘若香港能够推行如假包换的学券制，引发教育革命，那对世界的影响又岂会比引导中国走向市场少？弗里德曼是见不到这个日子的来临了。热爱自由、拥护市场、关心下一代的人又焉能不以他那择善固执、锲而不舍的斗士精神为榜样，竟其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