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完事儿

我想,大抵笑是会传染的。

自发地笑的人,或许因为某些原因,会大笑、狂笑、会心微笑、前俯后仰的笑。原因可以很多:望子女成龙的父母,因为子女考上了名牌大学;梦想一朝发达的人,买中了体育彩票六加一;在爱情长跑路上的人,终於听到了对方说:我愿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美事儿的人,不少都愿意主动与人分享,以期将乐事波及面扩大,在笑声中将之升华。在正在笑的人身旁的人,受到感染,或许也会陪着别人笑。但陪笑的程度,高低不一,要看个人的修行。修行低的,心里可能一个劲儿地想: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修行高的,笑得可以比笑的主人还要出位,反客为主,对方倒变成了是陪笑的。

哭的遭遇没有笑的好。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意事、伤心事和苦痛事。宁愿自己一个人躲到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偷偷地叫苦、落泪和自怨自艾。因此,哭大体上不会是件随便在大庭广众做的事,比较缺乏被推广的机会。但是哭的感染力仍然不比笑弱,譬如,在电影院里看着苦情戏,哭得死去活来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不过大多数只是偷偷地擦眼泪,生怕被别人发现。

一般而言,每有哄堂大笑,很少有哄堂大哭。世事难料,“同声一哭”的事,总是时有发生;而且与当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大笑大叫的广泛程度不遑多让。譬如说,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当然,还是有不哭的,如四人帮及其死党。

我看,产生“同声一哭”的情况,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该哭的理由,另外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周总理逝世,通过全国宣传媒体,无人不知。但是,为什么差不多全国人民都在哭呢?过去很多死去的伟大人物,都没有产生过全国皆哭的效应。我读过一些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从中了解了不少关於周总理的事迹,的确存在全国人民为他同声一哭的理由,特别是当时所处的环境。

事过境迁,时移世易。如今的世道,好像出现越来越多让人高兴的事,宣传媒体每时每刻都在报导。虽不至於哭,但让人笑不起来的事,仍然大量存在,只是没有被人发掘出来。

譬如说,公安部公布全国各种参与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的维权抗议事件数字,自二OO0年起约一万宗,每年以几何级数递增,至去年为止就有八万七千多宗。在五十人以下的相关事件,其数目可想而知,估计不在少数。可是,人们却很少在大众媒体中看到,只是偶然在网络上探知其一鳞半爪。

就是社会的另一个面貌被发掘出来了,结果也会遭受被埋没的下场。曾经一度引起人们关注农民大众处境的《中国农民调查》,书籍热销至断市后,不明所以地停止继续发行,人们要在出售盗版书的地摊上才能找到。

根据官方数字显示,全国处於贫困线下(每天生活费不到两元人民币)的人,共有四千八百万人,其中农村二千六百万,城镇二千二百万。这是我们自家划的线。倘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线,每天生活费在八元人民币(即一美元之下)以下的,全国则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即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处於贫困状态,正在过着不为人知的贫苦生活。

我曾参与过一些扶贫组织的义务工作,到过位於西南和西北的贫瘠地区。有一次,我们一行十数人正驱车去贵州一个贫困村落,在沿途中,我多次看见一些人在车子经过时都蹲在地上,後来好奇询问当地随行的民政部工作人员,才知道原委。共和国诞生快近六十年,一些农村家庭几口人,只能轮流共穿一条裤子!

当下的宣传媒体受制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正在下意识地制造一种"中国不需要眼泪"的氛围,散布着一种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意识。幸福喜庆的事情都是热情具象的,痛苦悲伤的境况却是一些冷感抽象的数字。

当大家有机会看到我们原本就该知道的事情,大概也会像我一样: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