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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蛙观天

A FROG WITH A VIEW

罗峰: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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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7-7-27


摘要: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可能导致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有机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在中国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政党

治理(governance )和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概念在近几年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产生了一批比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反思,即运用治理和善治的理念去描述和阐释中国的客观现实,去反思一些传统的做法和理念。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对治理或善治的论述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展开:一是在国际层面,即国际社会为了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如环境问题、武器扩散问题、恐怖主义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而创立一种全球治理(public governance)机制,去动员和协调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去减弱或消弭以上各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在政府层面,在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和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 )这“双重失效”,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面对公共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要创立一种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 )机制,即政府在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包括社区、志愿者组织、中介组织等“第三部门”的作用,这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职能转变和行为模式的创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在社区层面,在推行社区自治的过程中,要创立一种社区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内各种主体的力量,整合各种社区资源,以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和社区民众的满意度。这些不同层面治理机制的倡导和运作使治理或善治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传播,其本土化进程也在大大加快。但是,我们认为,在政治组织生态不断变迁的今天,治理或善治理论的运用不应局限于以上三个层面,对其他的社会主体或政治主体来说,比如说政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治理或善治理念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这一点,在学界里,比较充分地探讨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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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我国现行中央—地方关系下的社会公正问题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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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007-7-27


内容提要:我国是在维护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从而形成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的二元化中央—地方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可能具有依附性甚至侵害性,结果就是社会不公正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必须首先更新关于政府的观念,倡导 “善治型政府”,并以一系列的政治建设和行政改革而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建立一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中央—地方关系 政治单一制 经济联邦主义 社会公正 治理

在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公正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研究、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意义上的有关领域的政策探讨。这些研究对于矫正社会不公正现象是重要的,但是并不全面。我认为,社会公正不但与政策导向有关,还关系到治理结构问题。与政策相比,治理结构甚至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其中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与社会公正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观点是,中央-地方关系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制转变为二元化的结构即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在这种二元化的治理结构下,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新的价值取向和复杂的行为模式,从而是形成社会不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矫正社会不公正现象,不但要进行政策上的调整,还要完善治理结构。

一.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中央-地方关系
或许是因为看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变,或许是因为香港和澳门回归带来的新元素,或许是因为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政治学和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中国国家结构的单一制定性,因此提出了各种样式的新看法,比如民主集中单一制说[1]、复合式单一制说[2]、混合制说[3],甚至还有联邦制体制的政治制度说[4],等等。我认为,将中国的国家结构(这里暂且还借用“国家结构”概念,因为我并不同意这样一个旧制度主义背景下的已经过时的概念[5])笼统地定义为各式各样的单一制,[6]只是看到了政治关系而忽视了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因香港和澳门的特殊性而规定为混合制,模糊了中国政治的主体性质;而因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规定将中国视为联邦制体制,表明作者伊拉扎缺少中国政治的基本常识,尽管他对联邦主义理论有重要贡献。
虽然单一制是一个不断式微而联邦主义是一个不断张扬的概念,但是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变迁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形态更为复杂,既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定性为单一制国家,更不能定性为联邦主义国家。但是如果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处理,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兼具单一制和联邦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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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佶: 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批判

乌有之乡
2007-7-16


  当代的人类世界,正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资本雇佣劳动社会,突破并否定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从劳动者的立场和意识批判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论证其经济、政治、文化,是劳动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劳动社会主义运动,以不断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势力,变革社会制度,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其素质技能,使人类真正开始人的历史。

  1�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

  资本雇佣劳动制是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初级阶段,它突破了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初步实现了全体人的人身权,并经劳动者的长期斗争,逐步争得了公民权。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经济权利是两个,一是资本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二是劳动力的所有权。这两个权利是分离的,分属于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正是这两个分离的权利主体,构成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经济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资本雇佣劳动社会的主要矛盾。

  资本雇佣劳动制是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矛盾斗争,才得以形成的。当我们今天批判这个制度,揭示其没落的时候,必须明确它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进步意义,即它作为对封建领主制的否定,是社会变革和人性升华的一个必要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做了相当精确的论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两个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其法权体系,就是建立在资本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这两个基本权利的对立之上的。资本所有权是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也包括用于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货币资本的所有权,不过,当它作为功能资本以后,就已经转化为对劳动力的使用权,而货币资本则转化为劳动力所有权主体的生活资料。在资本雇佣劳动制中,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这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是次要矛盾方面。劳动力作为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中,即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不可能拥有大工业的机器设备,他们要生活,就得劳动,就只有出卖劳动力的使用权给资本所有者。虽然劳动力使用权的买卖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且是自由的交易,但不出卖劳动力使用权就没有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必然在出卖时处于不利地位,这不仅表现于劳动力使用权的价格上,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既然劳动力的使用权已卖给了资本所有者,那么,如何使用,使用的时间和强度,都取决于买者。但卖者出卖的并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他的人身中体现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其人身也要随劳动力的出卖而由买者支配。这样,他的人身权利就与劳动力的使用权相冲突,为了捍卫人身权利和劳动力所有权,必然与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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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农民:托洛茨基的一个莫须有罪名

凤凰网
博览群书
2007年07月19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被誉为“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捍卫这个经济政策而垮台的布哈林也备享哀荣,被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惟一正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人。而布哈林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重视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的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观。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1923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1、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2、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3、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4、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111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26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1926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1928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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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我的父亲博古——博古百年诞辰

博古百年诞辰 曾庆红发慰问电赞其贡献
凤凰网
新民周刊
2007年07月04日


博古,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博古,一个光明磊落的名字。2007年6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古(秦邦宪)诞辰一百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无锡出席了“纪念秦邦宪同志百年诞辰”活动。

无锡,有着太多的秦家的传奇——康熙、乾隆下江南,为什么每次都要驻跸秦家?北宋词豪秦观是博古什么人?寄畅园和秦家什么关系?秦邦宪,除了他的“左倾错误”,我们还知道他多少?一个人,为什么犯了错误,人格还是伟大高尚而且受人敬仰?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面前就像白痴一样!”

六十一年前,郭沫若用这样的诗句悼念博古。

秦铁:我的父亲博古

撰稿/胡展奋(记者)

博古是秦观第32代孙

6月的无锡。香梅大酒店宴会厅。因为“百年博古”,因为博古家属的盛情答谢,因为来宾中近百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人,大堂的气氛显得不同寻常。

秦邦宪的长子秦钢宣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发来的慰问电:“秦邦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谨表缅怀之情,请向其家属转达我诚挚的慰问!”

然后,秦邦宪的小儿子秦铁开始一一介绍来宾——

周秉均——周恩来侄子;刘爱琴——刘少奇之女;刘涛——刘少奇之女;陈伟力——陈云之女;董良羽——董必武之子;张洪生——张闻天之子;任远征——任弼时之女;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罗剑——罗瑞卿之子;李和平——李德生之子;肖霜——肖华之女;陆德——陆定一之子;江小华——江华之子;叶小楠——叶飞之女;许延斌——许光达之子;伍一曼——伍修权之女;王兴——王若飞之子;邓北生——邓发之子;胡石英——胡乔木之子……

博古有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多在北京101中学念过书。“101中学”的学生大多是干部子弟,适逢秦家姐弟的父亲百年诞辰,当年的同学便一齐参与缅怀,一大帮子看上去平平常常的老先生老大姐,一经介绍立刻让人眼睛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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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 行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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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网
《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如果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秘密社会调查算起,中国开展对秘密社会史的研究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期间有过辉煌,今天又面临了新的学术和思想文化背景。值此之际,很有必要回头审视这个学科曾经走过的道路,从而展望将来的后续发展。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孙江已有过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评论[1],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在此,只想就百年来国内的研究脉络作一大致梳理,以近二十年的研究状况为主,兼及国外的最新动向,并就个人所见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过去一百年来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前半期作为革命史观的注脚,以及80年代以来社会史视野下的繁荣。

(一)革命史观的注脚

明清时期,秘密社会为上层社会所鄙弃,对其谈不上研究。进入20世纪,秘密社会的地位发生了转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陶成章开始重视秘密社会,给予它们较高的评价,说它们保存了汉族的“民族主义”;它们反抗清政府的行动,被说成是民族革命行动,因而它们就是“民族革命团体”。他们还对秘密社会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与革命党人结交的日本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家延续了这种对秘密社会的定位和评价。与此同时,萧一山、罗尔纲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秘密社会自身的文献,帮会内部人士也纷纷整理出版会内文本资料。这些工作,为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大陆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蓬勃兴起,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秘密社会作为下层群众的组织,天然地与统治阶级对立,自然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于是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毕竟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探讨性质。在基本肯定秘密社会的革命性的同时,学者们也尝试着分析秘密社会的起源、成分和性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集中于天地会、小刀会、白莲教身上;研究队伍也比较小,写文章的人不少,但以秘密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却寥寥无几。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秘密社会史研究已经起步,但尚未充分展开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基本上仍为革命史观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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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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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7-07-05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发自山西
  
  编者按:昨天,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我们相信,施害者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
  "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责;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
  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是如何应对的?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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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振中: 我揭开了山西黑砖窑的“盖子”

中国记者杂志
2007年7月


5月9日,我像往常一样翻看着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热线记录,从中找寻选题,走失孩子的家长请求我们帮助寻人的信息就在这时进入我的视线。

其实,在我们每天数百条的新闻热线记录中求助信息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从中看到了家长的焦灼,我决定帮帮他们。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会走那么多的路,见到那么多肝肠寸断的家长和遭受苦难的孩子。

一赴山西 求证新闻线索

和打电话求助的两位家长见面后,他们哭诉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们绑架后卖到山西的黑窑场了。灿烂阳光下,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罪恶,我半信半疑地试着求证。走失孩子的郑州家长柴伟告诉我,他和另外五个家长联合在山西黑窑场找孩子已经有两个月了,其中一家在黑窑场找到了孩子。他们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还解救了40多个素不相识的河南籍孩子。从被解救的孩子口中,家长们了解到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这些孩子是在被人绑架后,从郑州火车站运到了山西晋城、运城等地的黑窑场做苦工。和两位家长一起来的还有三个刚刚从山西黑窑场解救出来的孩子。通过详细询问三个孩子,我对情况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人贩子把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些智障人员以每人三百到五百元不等的价钱卖给山西的黑窑主,人贩子和黑窑主的行话称这些人为“黑人”,被倒卖做窑工的“黑人”失去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被强迫劳动。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倒在其次,而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和窑主、包工头时不时的毒打让他们仿佛生活在人间地狱。

震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是,那些脸上还写满稚嫩、满身伤痕的孩子会说谎吗?我决定亲自走一趟,用自己的双眼来判断真伪。

当天下午,我带着两个家长柴伟、张彦峰还有一位被解救的孩子,匆匆忙忙挤进一辆普通的采访车,我们踏上了去山西寻找孩子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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