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视农民：托洛茨基的一个莫须有罪名
Friday, 20. July 2007, 22:18:21
凤凰网
博览群书
2007年07月19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被誉为“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捍卫这个经济政策而垮台的布哈林也备享哀荣，被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惟一正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人。而布哈林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重视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的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观。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１９２０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１、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２、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３、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４、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８～１０９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１１１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６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２６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１９２６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１９２８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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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7月19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被誉为“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捍卫这个经济政策而垮台的布哈林也备享哀荣，被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惟一正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人。而布哈林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重视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的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观。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１９２０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１、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２、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３、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４、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８～１０９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１１１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６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２６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１９２６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１９２８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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