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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蛙观天

A FROG WITH A VIEW

Posts tagged with "宣传媒体"

喻国明: 信息开放是一种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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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2007-8-22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凤凰塌桥事件中记者采访被打,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这种人身伤害行为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普通人都是不能允许的。同时,这种人身伤害行为本身,又是侵犯新闻自由的一种表现。

  此事的发生,显然跟当地权力部门和既得利益者是有某种牵连的。打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希望就此尽可能回避一些监督,减少麻烦。

  但事实上,在社会的总的指导原则下,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上不符合胡锦涛、温家宝关于“媒体要介入负面社会事件的报道中去”的一贯精神;对下而言,也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一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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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维护新闻自由 首在保护记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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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2007-8-22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凤凰县在建的大桥坍塌是一个突发恶性事件,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舆论的关注。

  事件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严肃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却发生了前去采访报道的记者遭到围殴的事件,而且围殴记者的人还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性质就更加恶劣。

  众所周知,新闻报道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落实新闻自由首先就要保障记者的采访自由,而保障记者采访自由的前提之一,是保障记者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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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党政官员直面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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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纪雅林
人民日报
2007-08-14


  核心阅读

  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居世界第二;半年来,平均每分钟新增网民近100名。

  在网民数量急速增长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新兴平台的崛起,各地党政官员在想什么?他们的行政方式、行政理念会发生哪些新鲜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普通民众的心里会激起什么样的涟漪?对我们的电子政务、行政环境建设,又将产生何种积极的投影?

  1.62亿!这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关于我国网民人数的最新统计,时间截至2007年6月30日。

  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网民总数居世界第二位,仅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人。

  今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对今天的各级党政官员来说,网络既是服务民众的新平台,也是了解民意的直通车。

  “堵不得”的信息渠道

  “凡是媒体、互联网曝光的安全事故,安监部门都有责任查清。”6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第二届“安全发展”高层论坛上说(见本版6月19日“声音”栏目)。

  李毅中说,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安全生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力支持,要坚持和完善举报奖励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不久前,在总结“黑砖窑”事件时,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就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可以说,各地官员对网络的漠视间接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于幼军因此要求,山西省各部门今后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提高在网络时代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今天的党政官员来说,不只是面对“棘手”问题时才去关注网络。随时运用网络了解民意、获取信息、开阔眼界、学习思考,成为他们保持与时俱进、与民同行,提升全球化视野,促进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认为,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党政官员迫切需要更新观念,直面民意,创新工作方式。从非典到松花江水污染,再到“黑砖窑”事件,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让人们看到,简单的封、盖、堵越来越失去效力,甚至会适得其反,及时公开信息、引导舆论,才能争取工作的主动。

  “无障碍”的开门纳言

  今年6月,重庆围绕如何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搞了一次“市委书记、市长问计求策”。两个月来,上万条意见建议中,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留言递交的,远远超过其他传统方式――“网络建言”的便利性和直接性,使之无愧于“民意直通车”的比喻,也因此成为政府面向基层开门纳言的重要方式。

  这种纳言方式,并非重庆首创。今年两会期间,一个“我有问题问总理”的网络互动栏目亮相人民网等网站,吸引了上百万网民热情参与;2006年底,湖南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省委在互联网上发布16个问题,请全省民众为湖南发展献计献策;新政策发布,政府官员会在网站在线访谈,解读政策的同时,接受网友踊跃提问……类似的互动形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最普通的网民,也可以通过网络发表意见,参与监督。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看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拓宽了表达渠道,搭建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种协调机制。”喻国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视和利用好这样的协调机制,对于落实共建共享,集中民智民力,具有重要意义。

  “敞开怀”的官员博客

  “医生哥波子”是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自称,他的同名博客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卫生官员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开博一年又四个月的廖新波,仍然保持着几乎每天一篇的更新频率,仍然坚持着与访问者的沟通。他坦言:“我这样干,绝不为出风头。我只是想通过博客,从另一侧面了解公众的心声,同时让公众知道政府在做和要做的事情。我也有压力,毕竟作为副厅长,一言一行都和政府形象相关。”

  这可能是很多“开博”官员的共同感受。尽管党政官员写博客时下已经算不上新闻,但是人们对官员博客的争议并未平息。有人质疑:官员开个博客就值得喝彩吗?他们在博客上写写文章、与网友聊聊天,就能起到有效开展工作、为群众办实事的作用吗?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党政官员开博,虽然私人性较强,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不大,但它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更近,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信任关系的基础更牢。  

  “于公于私,执政者都应该利用好互联网。”这是一位省委书记的肺腑之言。这种观念,正在成为更多地方更多决策者的自觉意识,也让更多来自民间的呼声得到积极的响应。


薛涌: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薛涌的博:反智的书生
2007.08.09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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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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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7-07-05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发自山西
  
  编者按:昨天,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我们相信,施害者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
  "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责;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
  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是如何应对的?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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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振中: 我揭开了山西黑砖窑的“盖子”

中国记者杂志
2007年7月


5月9日,我像往常一样翻看着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热线记录,从中找寻选题,走失孩子的家长请求我们帮助寻人的信息就在这时进入我的视线。

其实,在我们每天数百条的新闻热线记录中求助信息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从中看到了家长的焦灼,我决定帮帮他们。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会走那么多的路,见到那么多肝肠寸断的家长和遭受苦难的孩子。

一赴山西 求证新闻线索

和打电话求助的两位家长见面后,他们哭诉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们绑架后卖到山西的黑窑场了。灿烂阳光下,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罪恶,我半信半疑地试着求证。走失孩子的郑州家长柴伟告诉我,他和另外五个家长联合在山西黑窑场找孩子已经有两个月了,其中一家在黑窑场找到了孩子。他们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还解救了40多个素不相识的河南籍孩子。从被解救的孩子口中,家长们了解到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这些孩子是在被人绑架后,从郑州火车站运到了山西晋城、运城等地的黑窑场做苦工。和两位家长一起来的还有三个刚刚从山西黑窑场解救出来的孩子。通过详细询问三个孩子,我对情况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人贩子把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些智障人员以每人三百到五百元不等的价钱卖给山西的黑窑主,人贩子和黑窑主的行话称这些人为“黑人”,被倒卖做窑工的“黑人”失去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被强迫劳动。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倒在其次,而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和窑主、包工头时不时的毒打让他们仿佛生活在人间地狱。

震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是,那些脸上还写满稚嫩、满身伤痕的孩子会说谎吗?我决定亲自走一趟,用自己的双眼来判断真伪。

当天下午,我带着两个家长柴伟、张彦峰还有一位被解救的孩子,匆匆忙忙挤进一辆普通的采访车,我们踏上了去山西寻找孩子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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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好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韩松 黄燕
中国记者杂志
2007年7月


关于十七大的对外报道,新华社对外部提出展示中国共产党开明开放、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的报道主题。

加强针对性报道

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步伐很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但西方一些政客仍然怀着偏见。从根本上,这反映出的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宣传好党的执政理念和对外方针政策,怎样宣传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怎样反映好我国人民崇尚和谐、热爱和平的良好愿望,就是迎接十七大报道中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工作,比如在建党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都精心组织对外报道。围绕十七大的报道应该说是分量更重一些。

历届重要的党代会都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舆论对此也正在观察。最近我们走访了一些驻京媒体和外国人士,他们表示对十七大很感兴趣,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么运作。有的外国媒体已经联系到去党校采访,表示很兴奋,因为今年1月1日起对外媒开放的规定,让他们觉得采访更方便了。目前,结合十七大,外界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强大之后,究竟想要做什么?围绕这一点,外界还关心,中国共产党怎样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挑战?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怎样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等等。

我们面对着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责任论”。客观来看,这既有东西方意识形态问题,也源于少数干部不负责任的言行在海外形成的负面印象。另外,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贸易摩擦、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一些问题的出现还与我们不善于对外宣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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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杜導正﹕中國民主慢步前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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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NewsNet
原载: 亚洲周刊
2007.6.10


亞洲周刊江迅/《炎黃春秋》社長﹑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透露創刊十六年來刊物被整挨批的過程﹐對胡溫逐步推進民主建設表示樂觀。同時呼吁保護媒體﹐給媒體更大權力。

自稱“從小由共產黨一手抱大的”杜導正﹐與朋友談話時喜歡盤腿而坐。他說話時手勢特多﹐朋友們說他“本色是書生”。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北京寓所接受亞洲周刊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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