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观天

汉娜•阿伦特著
林骧华译
中国现象学网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宣传口号不同，组织形式完全是新的。它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中心—犹太人阴谋、托洛茨基分子、三百个家族，等等—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甚至在非极权主义的环境里也建立起一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成员根据虚构世界的规律行动作出反应。表面类同的政党和运动—法西斯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达到某个极端阶段（这大多取决于其成员的绝望程度），就会用恐怖来支撑其宣传，相比之下，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它的宣传确实是很认真的，其认真态度大多表现在组织它的追随者方面，而不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和宣传（并非恐怖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前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发明相比，其他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这并非意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由于极权主义运动独特的组织方式，它将领袖放在一个位置上，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领袖原则才产生了极权主义性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事实上的情况使真正的领袖原则相当缓慢地集中形成，与运动的逐步“极权主义化”平行发生。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前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布尔什维克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援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前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而（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前锋组织的现实。前锋组织这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前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也不亚于正式成员。

　　前锋组织环围着运动成员，像一堵保护墙，将他们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 它们又组成一道返回正常状态的桥梁，若非如此 运动成员在掌权之前的阶段就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间、自己的虚构谎言和正常世界之间，差异太大。在运动的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前锋组织不仅孤立运动成员 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一种外部世界正常状态的样子，比纯粹的思想灌输更有效地防止真实现状对他们产生冲击。一个纳粹或布尔什维克成员与同路人之间在态度上的区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对世界作虚构的解释时是正确的，因为同路人的信念也毕竟相同，形式比较混乱 尽管也比较“正常”（即较不疯狂）；所以在党员看来，凡是运动未明确指认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等）者，都站在他一边，世界上到处是秘密的同盟者，他们只不过是还未被唤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性格力量，来从他们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通常通过前锋组织才最初看到极权主义运动。同情者们在非极权主义社会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无关的公民，很难说是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透过他们，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比较温和、比较令人尊重的形式来散布他们的宣传，直到总体气氛被极权主义的成分毒化，这些成分本身很难被觉察，而是显现为正常的政治反应或政治观点。同路人组织用令人尊重的正常状态迷雾笼罩极权主义运动，在外部世界本身真实性质问题上欺骗运动成员，又用掩盖运动实质的手法来愚弄外部世界。前锋组织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是极权主义运动面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门面，又是这个世界面对运动内部集团的门面。

　　比这种关系更吸引人的事实是，在运动本身内部的不同层级上也重复出现这种关系。正如党员与同路人既联系只分隔一样，运动中的精英结构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是既联系又分隔。如果说，同路人仍然像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正常居民，他接受极权主义的命令就像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个普通政党的纲领一样，那么，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周围的世界：他的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未绝对地由他的党籍决定，虽然他会明白——这与纯粹的同情者不一样——在他对党的忠诚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产生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战斗集团的成员会完全同运动一致；他没有独立于运动之外的职业和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构成了运动成员周围的保护墙，向他们呈现外部世界一样，普通党员围护着战斗集团，向他们呈现正常的外部世界一样。

　　这种结构无疑具有优点，它钝化了极权主义基本信条之一——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其中一方就是极权主义运动，而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和全世界作战—的冲击力，因为这种主张为掌权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加区别的侵略性铺平了道路。透过一个逐级变化的战斗结构（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是上级眼里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形象，因为它战斗性较差，它的成员组织得不够彻底），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震荡效果受到削弱，未能完全实现；这类组织防止了它的成员直接面对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的敌意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假设。在层层包围之下 他们不知非极权主义世界的现实，也常常低估了极权主义政治的巨大危险。

　　极权主义运动对现状的抨击无疑比早先的一切革命政党所做的更激烈。它们能够如此激进，明显地不适合于群众组织，这是因为组织是普通非政治生活的暂时替代物——而这种生活是极权主义实际上想废除的。 整个非政治的社会生活世界—“职业的革命者”或者不得不逃避这个世界，或者必须接受它——在运动中以战斗性较弱的群体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按层级结构组成的世界里，从事征服世界或从事世界革命的战斗者们从来不会被“革命”信念和“正常”世界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震荡所触及。处于掌权之前的革命阶段的运动为何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菲利斯丁”，原因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蠢人的正常乐园里；党员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包围着，普通党员的正常世界又包围了精英结构。

　　极权主义形式的另一种优点是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人新的层级，确定新的战斗性程度。纳粹党的全部历史可以根据纳粹运动内部新的组织形式来重述。冲锋队（SA；Stumabteilung；the storm trooper；建立于1922年）是纳粹的第一个组织，它比纳粹党本身更好斗；到了1926年，党卫军（SS），作为冲锋队里的精粹而组建起来；三年之后，党卫军脱离冲锋队，受希姆莱直接指挥；只消几年，希姆莱就在党卫军里又重复同样的游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前一个更好斗，首先成立的是“突击队”（Shock Troops），然后是“敢死队”（Dead Head）（系“集中营卫队”），后来并入“武装党卫军”（Armed SS；Waffen SS），最后又成立“保安局”（Security Service）（系“党内意识形态情报机构”，党内执行“负人口政策”的机构）和“种族与移民问题办公室”（Office for Questions of Race and Resettlement；Rasseund Siedlungswesen），它的任务是“积极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从党卫军中发展而来，它们的成员除了“领袖卫队”（Fiuh rer Corps）以外，仍然都只属文职机构。一般党卫军成员和这一切新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同冲锋队面对党卫军一样，或者像党员对冲锋队员，或者像前锋组织成员对党员。现在一般党卫军成员不仅受命“保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而且要“保护所有的党卫军特别干部不脱离运动”。

　　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经常加进新的层面，权威常常易手，它以秘密的控制机构而出名，即秘密警察或情报机关，为了控制控制者，就总是需要新的控制。在战前阶段的运动中，还不可能有完全的间谍活动；但是不断波动的层级制度与秘密警察同样地使控制手段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权力，也有可能削弱任何一个动摇的或表现不像以往那样激进的阶层或群体，其手段只需插进一个新的、更激进的阶层，由此迫使旧有的团体自动地朝前锋组织的层级下降，离开运动的中心。因此，纳粹的精英结构是党内的主要组织：冲锋队上升到党内超级地位，使党失去激进性质，然后又由于同样原因也由党卫军压倒冲锋队。

　　极权主义精英结构（elite formation）（尤其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军事价值常常被评价过高，而它们在党内的纯粹意义却有些被忽略了。法西斯的一些穿制服的组织都不是为了具体的防御或进攻目的而建立的，尽管通常的说法是以保护领导人或普通党员为借口。纳粹和法西斯精英集团的类军事形式 是它们作为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蔓延的和平主义而建立的“运动的意识形态战斗工具”的结果。从极权主义的目标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进攻态度的表现”建立一支假军队，尽可能像和平主义者的假军队（bogus army; 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政治团体中的军队的宪法地位，他们谴责一切军事机构是有意识的凶手集团），而不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冲锋队和党卫军当然是恣意暴力和谋杀的典型组织；它们不像穿黑军服的德国国防军那样训练有素，也并未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和正规军对抗。在战后德国，军事化宣传比军事训练更普遍，而制服并未使类军队提高军事价值，尽管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在废除平民的标准和道德方面是有用的；他们的制服在杀人时多少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安慰自己的良心，使他们也更容易无条件地服从权威。纳粹党内的这个部分有军事化的外貌，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主义和军事化，因此不能将这些类军事部队看作纯粹的政党组织，而是当做一种对国防军的非法扩展（根据凡尔赛和约条款，军队规模是应受限制的），这个部分首先应当被清除。在纳粹掌权之后，冲锋队的首领罗姆的确梦想过，并且也谈判过将他的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希特勒杀死了他，因为他试图将纳粹新政权改变为军事独裁政府。在此之前几年，希特勒明确表态，解除了罗姆的职务，认为纳粹运动并不期望这样一种发展。罗姆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战场上和在组织国防军方面富有经验，因此他认真地推行军事训练计划。他被解除冲锋队首领的职务后，希特勒选择了毫无军事经验的希姆莱担任党卫军的组织者。

　　精英组织除了在运动的组织结构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它们构成了运动中变动的战斗核心，它们的类军事性质必须联系到政党中其他专门组织机构来理解，例如涉及教师、律师、学生、大学教授、技术员、工人等等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主要仿照既有的非极权主义职业杜会，它们是类职业性质的，就像冲锋队是类军事性质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越是明显地变成莫斯科指挥下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分支，它们也就越是利用他们的前锋组织来和现存的纯粹职业群体竞争。在这一方面，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惟一区别是，纳粹公开倾向于认为这些类职业组织是党内精英的一部分、而布尔什维主义者选择从它们中间招募前锋组织的成员。运动的重要因素是，即使在它们掌权之前，也使人感到社会的一切成分都在它们的队伍中有代表。（纳粹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将德国民众组织成为同情者。）在这种游戏中，纳粹多走了一步，设立了一些假部门，模仿正规的国家机构惯例，例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运动部等等。和模仿军队的冲锋队一样，上述机构都没有职业价值，但是它们在一起创造了外表完美的世界，以虚假的形式奴隶般地复制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每一种现实。

　　这种复制技术对于直接推翻政府而言自然无用，而在积极破坏现存机构、在“使现状解体”（极权主义组织为此必不可免地选择公开显示暴力）方面却成果斐然。如果说，运动的任务是“无孔不入地进入一切权力职位”，那么它们必须随时占据任何具体的社会职位和政治职位。根据它们对极权统治的要求，非极权主义的社会里的每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都会对运动提出一种具体的挑战，会摧毁它；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具体的破坏性的工具。当纳粹夺取了政权，随时准备用另一种教师的组织来立即摧毁原有的教师组织，用纳粹倡导的律师俱乐部来摧毁原有的律师俱乐部等等，这时，假组织就显现出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德国社会的整个结构—不仅仅是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早就确切地准备了相应的结构。在这一方面，当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正规军序列被置于党卫军将军们指挥之下时，类军事组织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一“协调”（co-ordination）的技术巧妙而不可抗拒，正如职业标准的退化之迅速和彻底一样，这些结果在特殊的战争领域里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里更能直接地显现出来。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准军事组织令人怀疑的军事价值很难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正规军的虚假模仿也一样。作为精英组织，它们比其他团体更严重地和外部世界隔开。纳粹分子们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战和完全脱离正常状态（norm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冲锋队从不接受国内的任务，执政以前阶段的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政府中的党卫军领导人经常流动更换，因此不可能习惯于普通世界及在其中发展。它们是根据犯罪帮派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用于有组织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公开进行的，得到纳粹上层的官方承认，以致公开的共谋使其成员即使在非极权主义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胁（实际上是受威胁的），也不可能脱离运动。在这一方面，精英组织的作用和前锋组织的作用正相反：后者使运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并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扩大共谋的方式使每一个党员意识到，他已永远离开视谋杀为非法的正常世界，精英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这一点即使在掌权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到了，当时领导者系统地宣布对一切罪行负责，并且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

　　纳粹人为地创造了一种内战条件，以此为威胁而走上通向权力之路，其明显的利益远远超过制造麻烦的效果。对于运动来说，有组织的暴力是它的虚构世界四周的许多保护墙中最有效的一种，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 这个虚构世界的“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感与恐惧感一样重要。

　　领袖处于运动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精英组织是由合格者组成的内部圈子，在领袖周围筑起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来符合他那“不可触及的优势”，并将他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小圈子成员中玩弄计谋的能力和他经常更换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领袖地位，依靠的是一种处理党内权力斗争的极端能力，而不是煽动家或官僚组织的性质。他与先前各类独裁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很少通过简单的暴力来取得胜利。希特勒不需要冲锋队和党卫军来保障他在纳粹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相反，罗姆是冲锋队首领，能够依赖冲锋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却成了希特勒的党内敌人之一。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群众中更有魅力，而且作为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当时苏俄最大的潜在权力。再者，俄国革命中最有组织天才的、最能干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又赋（他周围更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领袖的最高任务是使运动中每一个层次的双重功能特点得到体现—作为运动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线，同时又是运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一切普通的政党领袖；他宣称，他以官方的身份替任何一名成员或官员的行动或错误行为负个人责任。这种完全负责的做法，是所谓领袖原则在组织方面的最重要原则，据此，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著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以说：别问我，去问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的确，我们很少知道秘密团体的社会结构和近期历史，运动的结构在先前的党派历史上未曾有过，只能让人联想起秘密社团的某些突出特征。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也根据“加入”（initiation）的程度而形成层级，根据一种秘密的虚构假设来规范其成员的生活，使一切事物着上去就像别的东西一样，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未加入的外部群众，要求加入运动的成员盲目服从，使他们效忠于往往不认识的、一向十分神秘的领袖，领袖本人被一小群最初加入运动的人包围着，这些人周围是后加入者（halfinitiated），后来者来自一个“缓冲地带”，它反对充满敌意的世俗世界。极权主义运动像秘密会社一样，也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歃血为盟的兄弟们”和隐藏不明的大批死敌。以绝对敌视周围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划分界线，这与普通政党将人划分成“属于”和“不属于”的倾向做法大不相同。政党和一般的公开社团只认为那些公开反对它们的人是敌人，而秘密会社的原则一向是“凡是不公开表明归属的人都应排除在外”。这种秘密原则对于群众组织似乎完全不适用；但是纳粹至少使它的成员在加入时举行一种与秘密会社在心理上产生相同效果的仪式，他们不是简单地排斥犹太人，而是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的非犹太血统，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机器，透视8000万德国人祖系不清的状况。这当然是一出喜剧，而且代价昂贵，它让8000万德国人行动起来，去查找自己祖先中有无犹太人；结果每一个人通过检查后都感到，他属于一个可靠的群体，反对想象之中各种不合格的人。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证实了同样的原则，通过党内的反复整肃，使每一个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再次肯定自己属于群体之内。

　　秘密会社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吸引人的相同点是仪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性质上与纽伦堡的庆祝政党生日的盛大礼节完全一样。在纳粹仪式的中心是一而所谓“鲜血的旗帜”，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是列宁的遗体，两者都在仪式中注入崇拜偶像这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偶像崇拜很难证明——正如有时被认为那样——是假宗教或异教倾向。“偶像”只是一种组织手段，在秘密会社中常用，也常用于以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象征物来威吓其成员保守秘密。很明显，人们是通过一种秘密仪式的共同经历（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来更安全地团结在一起。极权主义运动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变那种经验的性质。

　　这些相同之处当然绝非偶然；它们绝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为极权主义领袖之前都曾是现代秘密会社成员—希特勒曾是国防军秘密警察，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极权主义阴谋虚构的自然结果，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的可能针对秘密团体——犹太人的秘密社会或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极权主义组织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可以不将自己的目标当做秘密来隐藏，而采取许多秘密会社的组织手段。纳粹想要征服世界，驱逐“异族”，消灭“可怕的生物遗传”；布尔什维克致力于世界革命，这从来就不是秘密；相反，这些目的一向是它们的宣传内容。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模仿秘密会社的一切装饰，惟独放弃一条为自己的方法辩解的途径保守秘密的需要。

　　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尽管历史起源十分不同，却在组织手段方面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纳粹在开始对虚构一个阴谋，并且多少有意识地模仿“锡安长老们”秘密团体的例子，而布尔什维克来自革命政党，它的目标是一党专政，经过了一个政党“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的阶段，达到党的政治局“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最后，斯大林将密谋组织严厉的极权统治强加给这种政党结构，直到此时，才发现需要用一种中心的虚构来维持群众组织条件下一个秘密会社的铁的纪律。纳粹的发展也许更符合本身的逻辑，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更好的画面，显示极权主义的虚构本质，因为布尔什维克所反对及所根据的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固定。这种阴谋一直在改变—从托洛茨基派到300个家族，再到各种“帝国主义”以及“无根的世界主义” ——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成立。

　　斯大林将俄国的一党专政改变为极权主义政权，将全世界革命的政党改变为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消除宗派，废除党内民主，将各国共产党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秘密会社，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阴谋工具，其特点一向就是没有宗派，镇压不同政见，绝对中央化的领导。这一切措施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即保护其成员不受伤害，保护会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个成员完全服从，使绝对权力掌握在首领手中，这些都只不过是实践中必不可免的副产品。但是，麻烦在于阴谋者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认为一般政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组织密谋式会社，如果谁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应用，用全国的暴力工具来支持这些方法，就有可能无限地积聚权力。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可以和一个完整的政体中军队的角色相结合，只要政党本身仍是完整的：尽管它自己的行为规则与民政的规则大不相同，它为政党服务，从属于政党，并且由政党控制。当军队不再为政体服务，而是想控制政体时，就产生了军事独裁的危险。同样地，当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从政党的控制下解放了自身，获得领导地位时，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斯大林政权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斯大林的方法一向是党内密谋策划部门使用的典型方法：他专注于细节，强调政治中的个人面，无情地利用及消灭同志与朋友。在列宁去世后，在一系列斗争中，他的主要支持者是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当时早已成为党内最重要、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契卡 （Cheka）自然会同情密谋策划部门的代表，那个早已将之看成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想保持并扩大其特权的人。

　　但是，用密谋策划部门来掌握布尔什维克党，这仅仅是向极权主义运动转化的第一步。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在国外共产党里的代理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同希特勒在类军队中组建的精英组织一样，但是这还不够。假如秘密警察的统治保持稳定状态，那么政党本身就必须改变。结果，清除宗派和取消党内民主这件事，在俄国伴随着大批政治上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很快被各国共产党仿效。

　　纳粹极权主义从群众组织开始起步，后来渐渐地被精英组织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却从精英组织开始起步，然后组织群众。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另外，纳粹由于他们的军事传统，从一开始起就按照军队的模式和偏见来组建精英组织，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起就由秘密警察来行使最高权力。然而在几年之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党卫军首领变成了秘密警察首脑，党卫军组织逐渐并入并且取代了盖世太保先前的人员，即使这些人员早已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组成。

　　正是由于一个密谋者的秘密会社的功能和与之对抗而组织的秘密警察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亲和性，使基于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及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政府，最终集中—切力量于警察之手。但是，在它掌权之前阶段，“光大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提供了其他一些组织工作方面的优点。群众组织和惟一可以信任其保密能力的排外性社团之间的明显矛盾，比起密谋会社可以将极权意识形态的两分法—群众对现存社会的盲目敌视，而无视社会中的歧异和差别—变成一种组织原则这一点相比，前者相形见绌。一个组织的作用依据于“凡是不归属者都应排除”、“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的原则，从这样一个组织的观点出发，世界普遍地失去了一切细微的差别、差异和多元化，对于失去地位和方向的群众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混乱的、难以容忍的。秘密会社的成员毫不动摇的忠诚给予他们的启发，不如那种区分“我们”和一切其他人的秘密更能鼓舞他们。这一点可以用模仿秘密会社的组织结构，取消它那种理性地保密目的来达到。如果密谋意识形态是这种事情的发展源头，例如像纳粹那样，或者寄生在一个革命政党中密谋部门，例如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其实也都无关紧要。极权主义组织的天生要求是运动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走向死亡”，这种要求在极权统治的有害条件下完全实现，但是即使在掌权以前阶段，对群众而言也似乎十分有理，他们从分崩离析和迷失方向中逃进了运动的虚构家园。

　　极权主义运动一再证明了它们能够同样地掌握其成员的誓死忠诚，这一向是秘密会社的秘密特征。一支像冲锋队这样彻底训练和武装的军队，而对着敬爱的首领（罗姆）和几百名亲密战友被谋杀，居然不抵抗，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况。在当时，国防军的力量支持的可能是罗姆，而不是希特勒。但是纳粹运动的这些事件现在不为人注目，人们过于注意了布尔什维克党内自我告白的“罪犯”不断重复出现的景象。根据荒谬的告白举行的审判，成为一种在内部成员看来非常重要、外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仪式。但是，无论今天如何制造牺牲品，这种仪式最初可能出现于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卫士的并非捏造的告白。早在莫斯科大审判之前很久，被判处死刑的人会很平静地接受判决，这种态度“在契卡成员中间特别流行”。只要运动还存在，它的特殊组织形式就能保证至少使精英组织不要相信一群紧密团结的人之外的生活，他们即使被判罪，仍然觉得高于其余未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由于这个组织的全部目的总是欺骗、战斗和征服外部世界，它的成员们情愿付出生命，只要此举能再次有助于欺骗世界。

　　但是，秘密团体或密谋会社的组织结构和出于群众组织目标的道德标准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天然保障无条件的从属和忠诚的内在保证，以及有组织地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盲目仇恨，而在于它们通过连续一贯的谎言来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至高无上的能力。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层级结构，从无知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亲密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易受欺骗（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其中每一个成员依据他的阶层和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对领袖反复无常的谎言和运动的中心永远不变的意识形态虚构应该作出反应。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著，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党员们从来不相信公众言论，不应该相信，而是对于其优越智能的极权主义宣传，将他们和非极权主义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因而受到恭维，而所谓的外部世界，他们只能从同情者易受欺骗的反常现象中认识。当希特勒在魏玛共和的最高法庭面前作著名的法律宣誓时，只有纳粹的同情者相信他；运动的成员清楚地知道他在撒谎，但是比以往更信任他，因为他显然能够愚弄公众舆论和当局。后来希特勒又在全世界重复这一套表演，他发誓他用意良善，同时却最公开地准备犯罪，但此时此刻，纳粹却受到人们很自然的无限佩服。

　　运动在组织结构上若无分成精英组织、党员、同情者，领袖的谎言就不会生效。在一种轻蔑态度的层级制度中表现出各种程度的消极嘲讽，至少在面对经常的驳斥时，是像普通的易受欺骗一样必要。问题在于，前锋组织中的同情者蔑视其他公民们完全缺乏积极性，党员蔑视同路人易受欺骗和不激进，精英组织同样地蔑视党员，而在精英组织内部，随着新结构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依层级而蔑视精英组织。这种体系的结果是，同情者们易受欺骗，使谎言在外部世界看来是可信的，而在同时，党员和精英集团不同程度的犬儒态度却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危险压力，即他自己的宣传必须言辞漂亮，装出令人尊敬的模样。外部世界在对付极权主义制度时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忽略了这种制度，因此信以为极权主义谎言之大一方面可以使之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领袖的话（无论他的本意如何）来迫使他做好事。不幸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伪善不会达到上述结果；它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取消了或者可以揭露谎言、或者可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

　　党员不相信为群众发表的言论，但是十分相信意识形态解释的标准陈词滥调，相信极权主义运动从19世纪意识形态中得来的对过去与未来历史的答案，并且通过组织手段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现实。群众已经相信的这些意识形态成分，尽管相当模糊和抽象，却转变成谎言中的事实，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性质（例如不顾一般的种族理论而相信犹太人统治世界，无视一般的阶级理论而相信华尔街阴谋论），并且纳入总体行动纲领，似乎只有“垂死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死阶级或没落的国家——才阻碍着运动的发展。与每日不同的运动谎言策略相比，这些意识形态谎言可以被看做是神圣的、不可触及的真理。它们的周围是仔细编织的一系列“科学的”证明，当然并不一定要说服完全“无关之人”，但是仍用“显示”犹太人的可怕之处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苦难，来迎合某些人对知识的庸俗渴求。

　　精英组织与普通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这些内容，甚至也不需要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字面真理。这些都是编造来回应群众对真理之探求的，它们不断解释和显示的内容，与正常世界仍有许多共同之处。精英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专家组成；对其成员的全部教育，目的是消除他们区别真理与谬误、现实与虚构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有能力将每一种事实的陈述直接融入目标宣言。群众成员需要事先知道犹太种族的可怕，才能保证叫他们去杀死犹太人，精英组织却理解那种说法——一切犹太人都是可怕的——意味着应该杀死一切犹太人；他们懂得，当他们听说只有莫斯科才有地下铁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应该摧毁其他一切地下铁路，当他们发现巴黎有地下铁路时，不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红军在征服欧洲的路上遭到失败，幻灭的巨大震荡只有用集中营和大部分占领军被迫撤退才能平复；但是与军队相配合的警察组织对于这种震荡是有所准备的，这并非由于得到不同的和更准确的消息——苏俄没有秘密训练学校可以接触关于国外生活的正确事实——而只是由于一种一般的训练、使他们极其蔑视一切事实和现实。

　　精英的这种心理状态并非单纯的群众现象，并非社会失根、经济灾难和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单纯结果；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精英杰出的负面性格是，它从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从不将谎言和真理作比较。相应地，它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是忠于领袖，领袖像一个护身符，保证谎言的最后胜利，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上层组织是领袖周围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个正式机构，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个变动的人员集团，他们不一定要占据职位，例如希特勒的随从。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是—种组织群众的手段，只要组织原则仍有活力，他们不在乎根据情况需要而使自己发生变动。在这一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的主要优点是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行动中的血缘问题”，即根据“优秀血统”来选择精英成员，让他们“执行一种无情的种族斗争”，以反对一切无法追溯“亚利安”祖先至175O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5.8英尺的人（“我知道，凡是长到—定高度的人，—定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血统”），或者并非蓝眼金发的人。这种种族主义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组织活动独立于任何一种种族“学说”的全部具体教条，也独立于与犹太人的天性与角色有关的、作为一种具体教义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的有用之处随着他们躯体被消灭也就结束了。一旦“种族委员会”（race commission）挑选出一名精英，将他置于一种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辖之下，种族主义就处于安全之中，不受宣传必须具备的科学合理性的约束，而在相反的一头；在这种“精英种族”的法律之下，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显示遗传和种族法则”，依靠这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力量，纳粹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向犹太人提供友谊，就像对待阿拉伯人一样，或者和“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结盟。种族社会的现实，从据说根据种族观点选出的精英组织，都确实很能维护种族理论，比精确的科学证据或假科学证据更有力。

　　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制定者同样比他们自己的立誓教义更高明。他们很能够中断每一种既存的阶级斗争，突然和资本主义结盟，而不会破坏干部队伍的可靠性或者违背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原理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本身僵化到无法妥协地和整个世界敌对，通过俄国的秘密警察干部与共产国际国外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明显地变得没有“偏见”。　　　　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他专制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他们的选择。

　　这种自杀性的忠诚的具体原因是，最高职位之继承并非由继承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成功的宫廷政变会对运动整体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一场军事失败一样。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水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又不相信领袖永远无误的人，他们的忠诚另有深刻的原因。坚定地、真诚地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使他们紧密聚集在一起。他们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许的，这些态度的基础都在于坚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确，这批人的人数很少，很难会发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说谎，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种族主义和经济学，也不一定会相信什么犹太人或华尔街的阴谋之类。然而他们也是受欺骗者，他们误以为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碍都是暂时的，上级组织必定能击破这些障碍。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毁物质的力量（好比是一群有良好组织的匪帮可以用暴力劫掠一个防卫很差的富人的财产），因此常常低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运动的推动力。还有，由于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反对他们的世界性阴谋，而只是利用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他们就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阴谋最终会引起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但是，无论这种人类透过组织而变得万能的幻想最终如何受挫，在运动内部，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领袖周围的追随者在和他意见分歧时，必然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只要组织得当，即使最疯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的忠诚不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永远无误，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用高超的极权主义组织方法来指挥暴力工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极权主义政府拥有权力，显示出成功与失效的相对性，并且显示物质上的失败可以变成组织上的收获时，就极大地增强了这些人的幻觉。（苏俄工业活动发疯似的错误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纳粹占领东欧各国时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尽管造成了“劳动力的可悲损失”，“考虑到后代人，还是值得的”。）再者，在极权主义环境里，事关成败的决策大多事关有组织的、令人恐怖的公众舆论。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不必记录、承认和回忆失败。实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取决于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

徐 贲
中国现象学网

阿伦特引用的丹麦女作家凯伦. 布里森（Karen Blixen， 笔名Isak Dinesen) 的话说“你如果能把苦难放进一个故事中，叙述出来，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 [注1]在布里森那里，阿伦特看到了“说故事”和“意义”的特殊关系，“说故事揭示意义，但无须犯错误去限定意义。”布里森关于说故事的想法中包含着一种 “哲理”，那就是，“如果谁的生活故事无法叙述，那么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因此，“象讲述故事一样去生活，把生活中的行为当作是为了实现生命的故事，”这本身就可以成为生命意义的所在。有了这个意义，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也就不再重要了。

“说故事”和“意义”的特殊联系也包含在阿伦特对革命的理解之中。阿伦特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揭示某种特定意义的“故事”，作为历史叙事的革命，它的意义必须，也只能在它充满偶然性的展开中去形成。1963年，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出版后，雅士伯在同年5月16日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他在书中看到了阿伦特的“悲剧想象力”，“说到底，那是你的悲剧想象力，它使你没有绝望，它是一种人类悲剧的想象力。” 这种人类悲剧的想象力包含了“对政治自由的洞见和热爱人类尊严的勇气。”[注2]

早在《论革命》之前，阿伦特在《极权帝国主义》(1958)一文中就已经对反抗极权的匈亚利1956年革命提出了这样的悲剧解释。匈亚利革命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因为“就在它上演这出悲剧时它的伟大已经不可动摇。”阿伦特把匈亚利革命称作为“一场苍凉而崇高的悲剧，”不仅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自由希望所受到的悲壮挫败，而且因为自由的失败，反倒使自由成为“照亮”黑暗的光芒。[注3]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中再一次以悲剧的想象力去看待匈亚利革命，她写道，“匈亚利革命让全世界看到，尽管它失败了，尽管它看上去结果惨烈，但它的政治热忱并没有死亡。只要匈亚利悲剧让世人看到这一点，就算它一无所成，它的牺牲就没有白费。” [注4] 在“革命”中，阿伦特看到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雅士伯指出的“政治自由”。

以悲剧的眼光看待和思考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成为阿伦特论革命，乃至她整个政治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悲剧意识帮助阿伦特对革命的复杂性，对革命的希望和失败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成为她政治理论思考的有机部分。阿伦特从人的行动和它的自由原创性来正面评价革命的希望。人的新生(Natality)、重新开始、自由行动、创造真正的公共自由领域，这些都是贯穿在阿伦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阿伦特以政治自由为价值标准来衡量革命是否成功，她强调，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原初的政治自由诉求后来被虚假的意识形态、短视的社会物质要求和自私的政党利益所绑架。即使是成功后败坏的革命也可能有相当辉煌的开篇。以政治自由为旗帜的革命最后蜕变为敌视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革命因此毁掉原初的政治自由冲动，这是革命最大的败坏和失败。

阿伦特把政治自由，即公共自由视为对人的存在最具肯定意义的行为。戏剧给了她一个非常形象而恰当的喻说：在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以自由的行为和言论向别人展示“我是谁”。悲剧是一种“叙事”，悲剧是“说故事”。叙事和故事的意义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形成的，可以说，情节就是意义。然而，任何叙事或故事情节的发展都充满了偶然和不可预测性，对革命的悲剧想象揭示的正是革命这种经常被掩盖了的偶然和不可预测性。

一.革命和权威

阿伦特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表现人类特殊能力的形式，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创造真正的公共领域。革命首先与历史意识的发展相关。革命包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光明的未来。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因此，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人类创新能力的价值动力。

革命的创新能力在于，它要确立的不是“另一个”政治秩序，而是“另一种”政治秩序。真正的革命一定会创造另一种新的权威，而不只是另一个旧式权威。权威是阿伦特考量革命意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极权主义的施虐让阿伦特看到了现代政治的空前危险，那就是，当传统权威一下子崩溃的时候，革命企图以某种超然、绝对的神圣法则来填补传统权威的空虚，结果造就了与人的自由初衷完全违背的新专制压迫形式。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专制。这样的革命是坏死的革命，因为它糟蹋了革命的创新承诺。阿伦特认为，革命并不都是坏死的革命，建立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政治权威，最终的希望仍然在革命。她指出，“现代革命付出巨大的努力，要通过缔造新的政治实体来恢复在以前许多个世纪中曾将……尊严和伟大赋于公共事务的东西，”那就是与个人政治自由相一致的公共权威。[注5]

阿伦特认为，现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对人有制约力，不是因为它能诉诸于某种哲学原理或神圣法则的强制力，而是因为革命的缔造行为(它是一种自由行为)本身足可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自由行为，什么不是自由行为。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实践，而非抽象真理的权威。

美国的革命者在与英国的国王和议会决裂后，着手于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权威。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它具有不可避免的暧昧性。殖民地的革命者身处基督教传统之中，他们继续把上帝当作超然的最高立法者(绝对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成功地从自己的公共生活实践形成了另一种性质不同的权威。

在西方，罗马教庭长期扮演政治权威体制的角色。国家的实在法是按照旧约上帝的十诫制定的，只要人们对上帝的戒律保持信仰，他们就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法曾经一直与超然的立法者联系在一起，“我们服从法，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这法，或者是否通过相互协议制定这法。(这样对待法)就需要法的权威来自一个超然的源头，也就是，一个在人的力量之外的源头。”[注6]阿伦特指出，在现代世界中，基督教的上帝已经越来越不能扮演超然立法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企图找到一种超然的权威， 用它来指导革命，那么革命缔造的就一定仍然是一种旧式权威。而旧式权威则是与人的政治自由不相符合的。确立超然的权威，顾名思义，就是把权威的法则凌驾于人之上，把立法者提升为一种高于人的存在。寻找超然权威实际上是贬低人的重要性。超然权威蔑视人的行动能力。人营造超然权威，更是对自己行动能力的自我蔑视。

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先贤们没有走上寻找超然权威的不归之路。尽管他们保持着对上帝的敬畏，但他们的革命行动却主要是由自己“新世界”政治的实际经验所主导。新世界政治经验的一些重要基本因素使得美国开国先贤对共同行动的好处和前景有切身的体会。这些基本因素包括，殖民地居民的平等相处、殖民地社会的自治传统、城镇市政厅群议、民主立法、陪审团制度等等。地方自治传统还使得美国革命者对欧洲共和的著作(如孟德斯鸠)和实践(罗马共和国)特别钟情。阿伦特指出，“美国革命者回到西方历史的开源时刻，不是为了受传统的束缚，而是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需要。他们为实践自己需要的模式而寻找先例。”[注7]美国开国先贤们恰好选择对了先例，而其它革命往往就不如此幸运(如中国的1911年和1949年革命。)

美国的开国先贤，如杰佛逊，虽然也用“上帝”或“不言自明的理性”这样的说法来为美国独立要求辩护，但他们能把这种辩护限制在一个群体共同行动的范围之内。美国独立宣言所强调的 “不言自明的真理”(人生而平等，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我们坚持”的真理。[注8]阿伦特认为，“我们坚持”彰显了一种极可贵的人的能力，那就是，政治行动者可以用内含在他们政治自由中的基本原则为权威，并以此支持他们行动的合理性。因为有这个原则，革命的开始就不再是一种“任意”的开始，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开始，一种缔造性的开始，一种奠基性的开始。阿伦特就此写道，“起始行动有自身内涵的原则，它的意义才不会暧昧不清。说得更准确一些，起始 (principium)和原则(principle)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共存。原则使得起始具有正当性，并且意义清晰。”[注9]

革命的缔造作用是一种起始作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阿伦特所特别强调的那种“人的能力”，即通过平等关系中的共同行动，一起开创新的实践和制度。并非所有的革命都有此成就，法国革命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美国，立国先贤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中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与政治自由相一致的权威，是因为他们和美洲殖民地居民正好有长期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实践。这种共同活动所包含的政治自由原则本身就有权威性，不需要另找一个超然的绝对原则权威来支持革命的正当性。与美国革命相比，法国革命就缺乏这些条件。

法国革命者缺乏广泛的、相对独立的公民自治实践经验和传统。他们没有能造就一个与民众自由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权威，“在法国，国王和议会间的决裂……使得这个国家政治结构和法国人之间的维系都一下子被破坏了。这些结构和维系以前是建立在各种社会特权上的，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注10]在美国，英国国王和教会的权威被破坏之后，美国人还有自由参与的自治权威。但是在法国，由于没有这种基于共同政治自由的权威，所以必须急急忙忙寻找另一种超然的绝对权威来代替已经破坏的超然绝对权威。这个用来代替国王和教会的权威就是卢梭所谓的“普遍意志”或“总意志”(general will)。

汉森指出，“阿伦特把卢梭的总意志解释为人民一致同意的最高意志，它不容分割，不容异议。卢梭认为总意志把许多人结合成一个人，并相信共同的经验可以给它提供存在的基础。这种意志能够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日常世界里，两种相冲突的利益在遭遇到第三种利益的反抗时，它们就会联合起来，反对那实际上的共同敌人。”〔注11〕以共同敌对来设想共同利益，使得卢梭把革命的美德等同于无私。对此，阿伦特写道，“可以说，这种等同已经给革命人及其内心深处的信念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相信，一个政策的价值可以根据它与所有个别利益相抵触的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可以根据他违反自身利益和意志的程度来判断。”〔注12〕

正如汉森所说，“普遍意志强调服从、暴力、统治与被统治，它集中了虚假政治的所有要素。在这样的意志里，人们能够发现革命恐怖的种子。”[注13]这正是我们在许多其它暴力革命中看到情形，这些暴力革命常常为极其残酷的极权统治铺平道路。这种革命的权威不断需要一个敌人，一个共同国家的敌人，任何不认可普遍意志或不被当作普遍意志一部分的公民都可以成为“人民公敌”。在二十世纪革命造就的极权专制中，普遍意志被进一步绝对化为“种族意志”、“阶级意志”，成为超然绝对的极权意识形态。

二. 革命和政治自由

革命必须建立一个维持政治自由行动的公共空间， 唯有如此，它开始的那种政治自由行动才有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革命原则。否则，即使它的开始时刻有政治自由行动，那也只是革命“暧昧复杂”性的一部分，政治自由也许包含在革命的起始时刻中，但并不一定会在革命中得到发展。政治自由总是有待于从革命的“情节”中浮现出来。革命就象是说故事，故事的开始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发展的可能，故事的开头不可避免是暧昧复杂的。如果故事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结尾，这个故事也就不需要讲述了。革命和说故事一样，充满了偶然和不可预测性，革命的开端固然重要，但正如阿伦特在评论悲剧故事时指出的，故事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一是它的结尾，二是故事的主角是谁。

以政治自由来衡量革命的意义，以是否实现公共自由的结尾来评断革命的胜利或失败，这是以共和政治的规范来看待革命本身，并对具体的革命作出是非判断。继1963年发表《论革命》之后，阿伦特于1966年在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中进一步提供了对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思考。这一年，Robert Silvers请阿伦特为将出版的《卢森堡传》(作者是著名政治学者Peter Nettle)给《纽约书评》写一篇书评。阿伦特记下许多阅读感想，并写就《革命的女英雄》一文(后以“罗莎.卢森堡”为题收入《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非常赞赏卢森堡对革命的一些观点。她指出，卢森堡夫人“担心的不是失败的革命，而是畸型的革命，”畸型的革命不仅是不成功的“革命”，而且更是败坏革命本身声誉，使人们对革命本身产生怀疑和反感的“革命”。[注14]是畸型的革命，而不是失败的革命让人们厌恶革命，并要求“告别革命”。

在革命问题上，卢森堡夫人的许多观点都与坚持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列宁不同。卢森堡夫人赞赏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中工人议事会议的那种自发共和精神。她认为严密的小组织(共产党)不可能有效地领导非工业化国家的革命，也不可能创造真正革命的条件。她认为战争是一种无条件的不道德行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党因为战争有助于革命而欢迎战争。卢森堡夫人还坚持，“好的组织产生于行动，而不是先于行动设立。”她指出，象波兰社会民主党就“先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结合，后来才成为政党。” [注15]阿伦特对卢森堡所说的那种志同道合式的结合(peer group)特别感兴趣，这种结合是平等或类似身份者因理念和价值而自愿形成的共同行动形式(“五四”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共同行动，它的参加者就是这样一种 peer group，它并不是由“先进政党”领导的。)阿伦特认为卢森堡的革命观具有了不起的预见性:“历史事件不是都证明卢森堡是正确的吗?苏联的历史不正是证明了‘畸型革命’有多么可怕吗?卢森堡所预见的道德崩溃(当然她还不能预见列宁继承者们所犯下的罪行)不是比……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造成远为巨大的伤害吗?”[注16]

阿伦特非常赞同卢森堡坚持革命共和理念以及广泛的政治自由。她指出，卢森堡“对革命抱有的首先是一种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表现在“卢森堡始终热情地介入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务， 始终介入世界的命运。她参与欧洲政治，不是直接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因此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接纳，她的这种高于某一阶级的思想在她要求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坚持‘共和纲领’时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 [注17]革命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更不是以一个专制权力代替另一个专制权力。革命是要创造一个先前不存在的政治自由空间，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愿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这才是革命“开始”和“缔造”的真正意义所在。

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只能以败死或畸型变质而告终。衡量革命是否真正成功的标志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和维护人的政治自由空间。政治自由是一种最能肯定人生命价值的经验，革命可以唤发政治自由意识，但并不能为它提供充分条件，这种内在的局限性是一种悲剧缺陷，这是阿伦特所说的革命悲剧性的原初意义。正如希腊悲剧人物(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缺陷(hormartia)一样，革命的悲剧缺陷对后世有警示的作用。连阿伦特最赞扬的美国革命最初也没有能为政治自由提供一个完全充分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在革命后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公共政治事件中不断开拓和完善的。悲剧以世世代代的后人为观众，为后代扮演的历史角色塑造了原型，也激励他们以自己的政治自由去做前人没有做成功的事情。

革命的悲剧意义还在于， 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它的起始也总是包含着强烈要求得到肯定的自由意识，它的政治行为是一种最具戏剧性的对生命的肯定，因此对后代有宝贵的救赎和提醒价值。革命和悲剧一样，具有救赎作用的记忆价值(redemptive memory)。[注18]革命是悲剧，因为革命的特定行动重负成为人类一般政治行为重负的最灿烂的缩影。公共政治本身就是一个上演悲剧的剧场。革命是一种政治奠基，一种开端，但它的情节却并不是在开端时就能完全设计好的。革命的真实情节有待于历史行为者去展开，革命可能产生自由，也可能带来奴役。把革命本身当作一个静止的、自然而然的光辉胜利，其实是一种政治祖宗崇拜。革命被搬进纪念堂，成为一个不再上演戏剧的空剧场。

注释：

1. Hannah Arendt， “Isak Dinesen，” in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 105.

2. 因为《论革命》是用英文写的， 雅士伯开始以为会很难读，“但是一读起来，兴致越来越高，就象不是用英文写的一样。” 雅士伯觉得《论革命》比《极权主义的起源》写得还要好，至少也是不相上下，“你所表述的那个专一的思想强有力地推动我不断读下去。” 这个“专一的思想” 就是与人的存在自由合为一体的政治自由。雅士伯提到了阿伦特1958年论及匈亚利革命的文章《极权帝国主义》(雅士伯称之为“你的匈亚利文章”)。他先前对这篇文章并不太赞同，但是读着《论革命》，看出了这二者间的联系。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2， pp. 504-505.

3. 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olitics 20 (1958)， p. 5.

4. Arendt， Human Condition， p. 5.

5. Hannah Arendt， “What is Authority?”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nl.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 140.

6. 7. 8. 9. 10. 12.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63]， 1979， pp. 189; 197; 192; 212; 180; 60.

11. 13. . 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刘佳林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pp. 245; 246.

14. Quoted from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99.

15. 16. 17. Hannah Arendt，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in Men in Dar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p. 43; 53-54; 51.

18. Haden V.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0.

作者：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 译
中国学术论坛
2005-08-03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三章）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处理其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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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1]
比库·帕勒克[2]/文
陈高华[3]/译
中国学术论坛
2005-08-03

像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汉娜·阿伦特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在探讨一般的人类事务尤其是政治方面内在地缺乏能力。在她看来，从一开始，哲学家们就迷恋于宇宙的简单、巨大和规律性，从而被人类事务的混乱、复杂和浅薄所排斥。因此，他们把自然而不是人当成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设计适当的问题形式、思想范畴、推理模式和探究方法，并把它们扩展到对人的研究中去。他们把人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尽管比其它的自然生物更为复杂，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并且把诸如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表象与实在以及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别应用于人，这些区别在他们运用于对自然的研究上是有用的。他们对人同样采取一种观看的方法，就好像这些哲学家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种类。阿伦特认为，在思想中设计的用来处理自然的这一哲学传统的全部概念框架，在研究人类世界上是内在地缺乏能力的，在那里，许多问题是不能简单地运用诸如此类的区别和探究模式的，在那里，人既是探究的主体也是探究的客体，不能采用一种观看的和完全中立的方法。她主要关注的是提出一种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能够完全公正地对待人类事务，并且与其它理性的探究尤其是科学的探究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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