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观天

原作者不详
Intelligent Being
2007-08-16

大历史可能不会记载这些，不过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存在记忆的人来说，对所有关注中国的个人自由演变的人来说，本文都不容错过。

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许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文革"中群众运动的表现形式基本是政治性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或表达的愿望始终是政治的，即使是由过去的经济因素引发的矛盾，在"文革"中也都表现为政治冲突。

　　事实上，"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提出过经济要求，这些经济要求比较集中地表现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在当时被称作"经济主义风"，旋即被当局明文禁止。本文试析发生于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经济主义风"的原因及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经济主义"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套用当时的称呼，并无任何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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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纪雅林
人民日报
2007-08-14

　　核心阅读

　　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居世界第二；半年来，平均每分钟新增网民近100名。

　　在网民数量急速增长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新兴平台的崛起，各地党政官员在想什么？他们的行政方式、行政理念会发生哪些新鲜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普通民众的心里会激起什么样的涟漪？对我们的电子政务、行政环境建设，又将产生何种积极的投影？

　　1.62亿！这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关于我国网民人数的最新统计，时间截至2007年6月30日。

　　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网民总数居世界第二位，仅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人。

　　今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对今天的各级党政官员来说，网络既是服务民众的新平台，也是了解民意的直通车。

　　“堵不得”的信息渠道

　　“凡是媒体、互联网曝光的安全事故，安监部门都有责任查清。”6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第二届“安全发展”高层论坛上说(见本版6月19日“声音”栏目)。

　　李毅中说，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安全生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力支持，要坚持和完善举报奖励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不久前，在总结“黑砖窑”事件时，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就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可以说，各地官员对网络的漠视间接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于幼军因此要求，山西省各部门今后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提高在网络时代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今天的党政官员来说，不只是面对“棘手”问题时才去关注网络。随时运用网络了解民意、获取信息、开阔眼界、学习思考，成为他们保持与时俱进、与民同行，提升全球化视野，促进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认为，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党政官员迫切需要更新观念，直面民意，创新工作方式。从非典到松花江水污染，再到“黑砖窑”事件，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让人们看到，简单的封、盖、堵越来越失去效力，甚至会适得其反，及时公开信息、引导舆论，才能争取工作的主动。

　　“无障碍”的开门纳言

　　今年6月，重庆围绕如何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搞了一次“市委书记、市长问计求策”。两个月来，上万条意见建议中，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留言递交的，远远超过其他传统方式――“网络建言”的便利性和直接性，使之无愧于“民意直通车”的比喻，也因此成为政府面向基层开门纳言的重要方式。

　　这种纳言方式，并非重庆首创。今年两会期间，一个“我有问题问总理”的网络互动栏目亮相人民网等网站，吸引了上百万网民热情参与；2006年底，湖南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省委在互联网上发布16个问题，请全省民众为湖南发展献计献策；新政策发布，政府官员会在网站在线访谈，解读政策的同时，接受网友踊跃提问……类似的互动形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最普通的网民，也可以通过网络发表意见，参与监督。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看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拓宽了表达渠道，搭建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种协调机制。”喻国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视和利用好这样的协调机制，对于落实共建共享，集中民智民力，具有重要意义。

　　“敞开怀”的官员博客

　　“医生哥波子”是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自称，他的同名博客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卫生官员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开博一年又四个月的廖新波，仍然保持着几乎每天一篇的更新频率，仍然坚持着与访问者的沟通。他坦言：“我这样干，绝不为出风头。我只是想通过博客，从另一侧面了解公众的心声，同时让公众知道政府在做和要做的事情。我也有压力，毕竟作为副厅长，一言一行都和政府形象相关。”

　　这可能是很多“开博”官员的共同感受。尽管党政官员写博客时下已经算不上新闻，但是人们对官员博客的争议并未平息。有人质疑：官员开个博客就值得喝彩吗？他们在博客上写写文章、与网友聊聊天，就能起到有效开展工作、为群众办实事的作用吗？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党政官员开博，虽然私人性较强，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不大，但它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更近，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信任关系的基础更牢。　　

　　“于公于私，执政者都应该利用好互联网。”这是一位省委书记的肺腑之言。这种观念，正在成为更多地方更多决策者的自觉意识，也让更多来自民间的呼声得到积极的响应。

中国民意网
2007-7-16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强。中华民族有着崇尚道德、讲究公德的传统。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文明“窗口”。任何人进入一个国家、进入一个城市，首先见到的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公共社会环境状况，感觉到的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人们的举止和作风，然后往往就会据此判断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每个公民都自觉地提高自己的公德水平。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素质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也预示着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应该是“首善之区”。

然而，当前处于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了政治体制、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功利主义对道德观念产生了冲击，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以及不同阶层利益的悬殊落差，导致很多人心理失衡，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相当普遍地出现了道德缺乏症：无羞耻心，无道义感，无公德意识，爱心冷漠，自私为荣。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曾于2004 年、2005年连续两年针对某些市民在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的诸如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乘坐公交车争抢拥挤等陋习，对北京市城区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给市民的公德表现“画像”，请那些有违反社会公德行为的市民对号入座。报告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谴责各种陋习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但是，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对社会公德的研究决不止于仅看硬币的反面——公众的“失德”行为，还应该将硬币翻过来，看看它的正面——公众自觉的良好行为示范中体现出的“美德”。因为一个民族的美德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生存发展的根基，是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积累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美德。这些优良传统美德不断发展，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各种美德的提倡和发扬光大有助于缓解人际冲突，改善交往环境，增进社会稳定；有助于克服人的消极心理状态，促进健康心理的形成，振奋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

就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现代文明的既古老又年轻的文明古都和世界名城来说，皇城根下所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北京人。据北京文化网、老北京网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记载：北京民风淳厚，北京人性格直爽实在，待人透着亲切、热情、纯朴劲儿；他们历来讲斯文、讲规矩、讲秩序、讲礼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助人为乐”不离口；他们还随和大度，开朗幽默，喜欢聊天，关心国事。由此，2006 年3月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在过去两年的调查基础上，首次从发掘市民美德行为、彰显今日北京市民美好德性的角度出发，对北京市民在维护市容环境、关心环境保护、注重文明礼貌以及热心公益事业四个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表现进行了初步调查，来了解北京市民如何看待、评价自身，以期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地描述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现况。

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拨号的方式对分布于我市八个城区16岁以上的居民进行电话访问，成功样本702个。年龄在36岁以下的被访者占53.8%，性别比例约为1:1。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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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07年6月7日

美国有一座名叫圣莫尼卡的秀丽小城，它依偎在太平洋岸边，距洛杉矶不远。小城中有一座5层建筑，它就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在美国，兰德被称为“超级军事学院”、现代智库的“大脑集中营”。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名不见经传的兰德就组织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结论之一是“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想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报告卖给美国国防部，但在国防部看来，打了10多年仗的中国不可能出兵。战争的发展和结局令美国军界震惊，它们最终还是花200万美元买了兰德那份已经过期的报告。也许因为自己的发迹与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关，兰德公司仅今年以来就有数份与两国可能发生的对抗有关的报告和评论——《守住太平洋——美国对中国军力增长的回应》、《中国大陆对台经济胁迫，一种可用的诡异武器》、《深入龙穴：中国的“反进入”战略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迎接伊拉克之外的美国安全挑战》。为了看清兰德，《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了这家在外界看来带有神秘军事色彩的美国智库。
兰德脱胎于美国军方
走进兰德总部，人们会发现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很多人都知道，兰德公司脱胎于美国军方，创始人也是空军将领，它是伴随着大国争霸和冷战风云成长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人将人造卫星计划视为最高军事机密，但他们1957年发射卫星的时间与兰德预测的时间仅差两周。此后，兰德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两德统一等重大问题做出的成功预测，奠定了其在美国军政两界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些辉煌在兰德总部中是看不到的。其办公楼内非常安静，走廊上挂着不少艺术品，甚至还有一幅中国画家张宏的“仿范宽溪山行旅图”。这里一般的研究人员都是格子间办公，有行政职务的人才有单独的办公室。总裁的办公室只有20多平米，一半被会议桌占据。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姆森和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纬伦特意到门口，热情地把《环球时报》记者让进了总裁室。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就兰德公司发表的关于中美军事冲突的报告提出了不少尖锐问题。总裁汤姆森和亚大中心主任欧纬伦回答认真，也很彬彬有礼，但他们回避了一些问题，在另一些问题上与记者进行了交锋。如记者说，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一个主要对手，但美国总想找一个“假想敌”，兰德公司一些报告的假想敌就是中国。对此，兰德总裁说：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都公开发表，你们都能看到，而解放军的研究报告也都是以美国为对手的。但解放军的报告很多没有发表。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不过，这位总裁大概也清楚，连续几个报告都把“中国军事威胁”作为主题，兰德的作法在西方也是非常突出的。
兰德始终在思考中美军事较量
今年以来，兰德公司接连发表有关中国军力、台湾问题的研究报告。3月29日，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之托而做的研究报告正式发表，题目叫《深入龙穴：中国的“反进入”战略及其对美国约影响》。报告称中国如果在台海冲突中运用“反进入”战略，限制、阻碍美军进入战区的部署与调动，美军虽实力远超中国军队，但最终有可能因为无法进入战区，而在冲突中被中国军队打败。在此之前。兰德公司2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胁迫、经济压力效果有限。当《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请两位专家发表评论时，总裁汤姆森说，参与这些项目的专家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入龙穴”的报告只是美国关于台湾问题争论的一部分，是兰德公司受雇于美国空军客户所做的分析。这个报告本来可以保密，但兰德还是决定公开发表，供大家参考、讨论。
汤姆森说，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中美激烈碰撞的唯一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出现紧张气氛是很自然的。因为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特别是要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保障美国安全。我们一直表示，在特定形势下，如果必要，会为台湾提供防护。但考虑到与中国大陆全面的政治经济关系，我们必须对台湾问题从长计议。我们希望，我个人也在琢磨，50年后，台湾问题会不会自动消失。但眼下，台湾问题是有危险的。
欧纬伦说，白宫认为在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利益，双方的政治、经济界人士都在共同努力。但如果你是解放军的将军或美国将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军事将领面对的是非常危险、困难的工作，只要有任何可能性存在，军队就要有备无患。兰德近期发表的报告是关注台湾问题的，但这只是美中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美中关系的大局是发展良好的。兰德公司报告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但我们不希望对军事问题的分析被错误理解成对两国关系大局的分析。我们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发现影响都是积极的。在回答记者对中国统一问题的看法时，汤姆森称，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台海事态不失控，维持50年。欧纬伦说，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和平。美国不推动 “统一”，也不推动“独立”，美国推动和平。我们的第一考虑是国家安全。
2007年春季的《兰德评论》曾刊发一篇文章题为《守住大平洋》，文章分析了中国军力的现代化，称中国解放军有可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目标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记者就这个不可思议的观点问两位专家，兰德真的认为解放军会“先下手为强”吗？对此，欧纬伦说，兰德评论没有作任何预测，他们只是在分析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在大陆和台湾的直接冲突中，美国的任何反应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认为，这种冲突不大可能发生。
部分学者有保密级别
兰德之所以对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格外关注，是因为兰德的不少客户来自美国军方。对此，汤姆森并不避讳，他说他们现在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每年有数百个研究项目，项目的一半与军事有关，涉及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的占5%。其他涉及美军的很多实用内容，包括国防部的管理。美国的征兵制度，有关后勤、给养、维修、人事政策、工资奖金、家庭等，都在兰德公司的研究范围内。最近的一个项目甚至专门研究美军部队的离婚率问题。因为兰德早期的安全研究特色，现在兰德仍在从事安全研究，所以其军事色彩很难消除。但汤姆森说、现在兰德公司与美国军方已没有了上下级领导关系。
曾听说兰德的一些学者有保密级别，记者就此向汤姆森求证，他说这是实情，比如他本人和欧纬伦都负责国家安全局的客户项目，他们就有保密级别。一般有两种客户项目是保密的，一是关于新技术研究的，一是关于如何获取情报的。
核物理学家负责管理“公司”
除了兰德的军事色彩，记者还对其“公司”性质感兴趣。在美国有很多研究机构、智库，大多叫研究所、中心或学会，为什么兰德叫“公司”呢？汤姆森说，叫“公司”有助于直接表明兰德独立研究机构的特征，同时“公司”也表明了兰德的运营模式，兰德公司按合同为客户做研究项目。目前，兰德公司的项目合同64%来自美国政府，其中的大部分来自国防部。他们还有海外客户，来自美国各州的、各产业的项目，还有10%的项目来自各类私营基金会或个人。
汤姆森向记者介绍了一个研究课题的立项过程。他说，兰德的立项过程各不相同，有时是兰德先有想法，然后与相关客户联系，说服他们出钱做项目；有时是客户先有题目，然后客户会说服兰德立项。他们决定项目并不仅仅看资金，主要看课题本身的意义。他说，在客户中，并非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保持客观，例如，有人希望他们能够帮忙推介香烟，这样的研究课题兰德不能做，这就需要总裁出面。很多客户会利用兰德公司的研究来获取潜在利益，这也是要阻止的。例如，兰德公司不作航空航天方面的研究项目，因为他们要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的采购建议，如果他们向政府建议采购哪些产品，就不能为销售此类产品的企业做研究项目，因为兰德要远离这样的复杂关系。既然是公司，那么管理者必定是商人，但兰德总裁汤姆森却是位核物理学家，曾供职于白宫，1989年开始担任兰德总裁，已经快20年了。记者问汤姆森，管理1700人，您每天工作多少小时？现在还进行业务研究吗？他感慨地说：“现在一般每天工作10－11小时，这很好了。以前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工作时一周要干90小时，简直是要命。担任总裁后我不得不放弃了业务研究，只是偶尔写点论文。去年，兰德公司共完成了约700份研究报告，平均1天两份。如果只算工作日就是1天3份，工作量可想而知。”他说，选择到兰德来是希望将科学研究与政府工作的经验结合起来。
兰德想了解中国
在回答记者兰德公司目前有多少学者专攻中国问题时，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欧纬伦说，公司目前有10多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懂中文、讲汉语。另外有些人专门翻译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目前正在做的中国项目，有关于医保体系的，还有一个是研究天津滨海新区的，这些研究者并非都是全职中国问题专家。此外在兰德帕迪研究生院的90多名博土生中，还有14名中国学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为兰德公司作部分工作。
欧纬伦为记者送行时透露，6月上旬，汤姆森总裁将首次访华。记者希望此行能让这位智库总裁更多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