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什么是社会主义?
Sunday, November 12, 2006 4:26:53 PM
徐景安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社会主义,大概是我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法……建国以来一直进行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争论,等等。
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家说不清楚,理论家讲不清楚,民众搞不清楚。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左派们,除了重复已经失败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新论述、新解释。
因此,现在大多数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感兴趣,说不清楚,还吵什么?然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关系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就带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变化。今天的中国,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对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新的探讨、新的研究,形成新的共识,中国的改革才能推进。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写成专题的学术著作,但我不想采取学究式的讨论方法,而是通俗地朴素地地阐述我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
我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
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
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开心。
前两条是马克思的意思,后一条是我于2004年5月完稿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胡锦涛在2004年9月15日的讲话中,也首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小康的目标。
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一是百姓普遍贫穷,吃的发粮票,穿的发布票,用的发工业券,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没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一切按单位、组织的指令行事。三是阶级斗争天天讲,人整人、人斗人不断。
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可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民众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水平。从1980年到2001年的二十年中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4亿。第二、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权,尽管是初步的、有限制的,但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为人恐惧的政治运动没有了,人整人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不过人骗人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欧美更象社会主义
用三个标准来看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
第一、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都由政府免费提供。生孩子、单亲母亲、受丈夫疟待,政府还给补贴。美国花在公共医疗方面的开支这一项就接近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
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有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不少地方自由、解放过了头。
第三、社会和谐方面,北欧国家做得比较好,贫富差距不大,犯罪现象很少,社会比较安定。
看到这里,左派们要发怒了:你,你,你简直是黑白颠倒,胡言乱语,竟然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而贬低、丑化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中国改革之前,明明是正宗纯真的社会主义却说不是;改革之后,明明抛弃了社会主义,却反倒是有点社会主义。
这就是分岐的核心和实质。标准不同,评价也就不同。文革中有一句话,叫做大方向错了,什么都错了。建国以来姓“社”姓“资”斗争了56年,再不把标准、方向弄清楚,实在对不起13亿同胞,对不起父老乡亲。中国共产党是掌舵人,对这个问题,再不能含糊,再不能不让争论。我还是这句话,关系亿万人命运、利益的大事,怎能不弄清楚、说个明白?左派对此提出责疑,要求争论,这一点没错。
讨论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前,我先说一个简单的标准。我这个人喜欢复杂问题简单化、理论问题实际化、学术问题通俗化,让百姓民众听得懂,也有兴趣。先说我与左派共同认同的标准: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这没分岐吧。接下来,让民众自由选择,应该是争着去社会主义天堂,死活不去资本主义地狱;反过来,千方百计要离开的一定不是天堂,而千方百计争着要去的一定不是地狱。用这个标准看,欧美国家是移民、偷渡的首选,所以欧美不是资本主义地狱,而是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成份。改革前的中国,移民、偷渡非常严重,证明那时的中国不是天堂,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到处都有中国人,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当然移民、偷渡的也还不少,这说明现在还没有赶上人家,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却是增加了,则是事实。我对社会主义判断的标准,有实例作论据。反观左派崇拜的前苏联社会主义不存在了,中国的前社会主义也成了历史。看来,按左派标准的社会主义,没有人喜欢,找不到一个实例。由此证明,左派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左派如果不服气,可以向中央申请,搞一个你们的“社会主义”试验区,不过没有人会跟你们去,再说你们自己也不会去。
资本主义怎么会生长社会主义因素
这个道理很简单,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十分发达,所以进入社会主义就快得多、容易得多。列宁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革命胜利。这是革命走了捷径。而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较高的生产力。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所以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建起来。
资本主义生长出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这是客观原因。从主观因素看,我归纳出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被动式。美国是民选政府,为了争取选票、讨好选民,政府不得不重视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且提高了,就降不下来。多少届政府,你提高一点,我增加一点,这不就上去了,即使财政发生了巨额赤字也得撑着。看来民主制催生了社会主义,凡是实行民主,不管愿意不愿意,就得照顾大众利益,就会产生社会主义。
二是主动式。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这就是资本主义主动嫁接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国企业监事会制度的设计,就是例证。监事会具有很大权力,可任命和撤换董事,决定董事报酬,对董事会实行监督。监事会成员的一半是员工和工会代表,一半是资方代表,监事会主席拥有2票表决权。这既保障了资方的决策权,又充分考虑了员工的利益和意见。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已经消除了“三大差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看来意见是对的。
三是目标式。社会民主党人不赞同马克思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主张议会斗争,争取多数,合法取得政权,再推行社会主义。这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北欧相继取得了执政地位,创建了我们称之谓福利资本主义。考察过北欧国家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才像社会主义。
这说明,资本主义要发展,不能只考虑资本一方的利益,而是要兼顾“利益攸关方”,即社会各方的利益。这就是马克思创造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即强调为大众谋利益。资本主义就是资本才有主义,资本一方说了算、只考虑资本的利益。马克思批判说,资产阶级贪婪地榨取剩余价值,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造成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使资产阶级吓出一身冷汗。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对照检查,自我反省,加以改进。于是,他们从剩余价值中拿出一块分给工人,叫做利润分享;再交给政府一块 ,建立社保基金。想想还不够,又拿出利润,买股份送给员工,叫做员工持股计划。德国资产阶级学习马克思更有创造,将股东大会的权力,让渡给监事会,再让出一半的席会给员工代表。
我很奇怪,在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嫁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怎么没有发生姓“社”姓“资”的争论。资产阶级右派可以说,这是化私为公,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是为无产阶级收买,资产阶级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的特务。看来资产阶级右派比我们的左派高明,资本主义嫁接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就有了生命力。所以,西方世界很崇敬马克思,把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思想家。
中国改革前称不上是社会主义
1956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科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宣布: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而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前,中国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我就称为“社会主义试验阶段”吧。
于光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书中说:“1956年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非常低下的。这样一种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关系,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不适应。结果是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早产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而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是发达的生产力。建国以后,毛泽东忘记了自己讲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的话,而把全部热情倾注在改造生产关系上,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紧接着又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后就是斗、斗、斗。结果就是经济上不去,民众吃苦头。邓小平一句话,击中要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上,这是毛泽东搞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今天与左派的严重分岐所在。这个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接着马克思说:“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马克思看到了私有制的罪恶,但是没有分析消灭私有制的条件,更没有论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消灭私有制会带来“懒惰之风”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了一句反证:“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马克思的学生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论证的命题,大意了、疏忽了。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在稀缺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克制消费,转为资本,增加供给,这就得保障资本所有者的产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消灭了产权,谁还有积极性去增加供给呢?没错,“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请注意,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后,并没有说建立公有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两段话:一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二是“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294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国有经济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提出,“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至此,我理解,马克思没有消灭私有产权的思想,只是改造私有制,成为共有制、或股份制。
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的原意就大相径庭:一是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没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无份制”;二是斯大林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这样,就成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毛泽东在建国后,照搬了斯大林的模式,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高,农民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就越下降。毛泽东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社会主义需要嫁接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采取和平方式生长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要么是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要么是半殖民地斗封建的中国。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列宁说的民主主义,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
列宁说:“只有布尔什维克才严格估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前者进行到底,就是给后者打开门户。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291页)“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430页)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继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跳过民主主义阶段,不发展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其后果就是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的溃败和解体。而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学习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嫁接、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
这一下,左派高兴了,你看你终于承认了改革是搞资本主义。这一点不用遮掩,一点不用迥避。但是左派不要高兴太早,你们坚持的一套,可不是社会主义,是实践证明的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而我国改革嫁接、发展资本主义,却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创造物质条件。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是左派最糊涂、最搞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左派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非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论是发展非公有制,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改变社会主义颜色,就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辨别生产关系先进与落后的唯一标准。左派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斯大林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也就是我国改革前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实践证明,没有能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就没有能为工人、农民提供高的收入、好的待遇,也使国家缺乏国力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甚至使数亿人民温饱问题没能解决,还曾饿死了千万以上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吗?如果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什么人民公社要解散呢,为什么我们不干脆一夜宣布工农业全部国有化呢?
非公有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什么?第一、为员工提供就业岗位,使社会成员增加了收入;第二、纳税增加了国家财力,提高了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深圳的华为是民营企业,是任正非创办的。华为的员工有4万人,仅2004年至2005年就向国家交纳了国税、地税、关税75亿,请问,华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华为交到财政部的钱,是不是增加了中国的国力?中国如果有几千、几万个华为,是壮大了、还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左派可说,我们可以办华为那样的国有企业,现在中国也有不少好的国有企业,向国家交了许多税。不错,这样的国有企业也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我们得算一笔经济账,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华为交的75亿税,是国家的纯收入,而国有企业交的75亿税,首先得还国家投的本,其次为了管国有企业,成立了各级管理监督部门,得扣除管理成本。如果国有企业都办成华为那样,当然也不错,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办得很差,甚至亏损,需要财政去补贴。再分析一下交税多的国有企业,凭真本事的不多,大都依赖国家垄断的资源开发权和特许经营权。这还不说,国有资产多少渠道、多少方式流向了私人。
左派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偏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决策。1996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25。公益性投资比重增加,但竞争性投资比例虽然减少,但仍高达36.25,超过公益性投资一倍还多。所谓竞争性,就是有利可图,政府与社会资本竞争,却放着公益性不投,借口说没钱,道理何在?基础性投资大大增加,是社会资本不愿投,还是垄断不让投?请看下例。
据测算,要实现2020年铁路总运营10万公里的计划,从2005年至2020年,至少每年得投入1000至1200亿。而国家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不到3000亿,这无疑是国家承担不了的,必须引入社会资本,可铁路高度垄断的体制不打破,怎么进来?而左派说,这可是国家经济命脉,怎么能向非公有经济开放;社会主义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怎么能再发展非公有制?
国家本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将基础性领域向非公有制开放,这样就能腾出财力,增加公益性投资,多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造福广大民众,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现在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向基础性、竞争性领域,而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却借口没钱不去做。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焦点、难点,也是改革攻坚所在。那么,各级政府为什么热衷于经济活动,而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这涉及到政府管理理念、政府政绩考核、政府利益驱动等等。而马宾要求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巩献田不让国有企业退出,他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种前社会主义理念,妨碍政府财力向公共服务转移,也是重要原因。
左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停留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前社会主义水平,而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的党章和宪法,又保留着前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照搬苏联模式,走了一段弯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成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要中国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但左派逼着我们深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是有功的。我对左派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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