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更新的 Maple

《西方正典》，去年暑假买的书，只看了其中的第一篇（《经典悲歌》）和最后一篇（《哀伤的结语》），其他的没有阅读的本钱——也就是说，还没有阅读他所罗列的“西方正典”之前，我并不想先入为主的接受某种观念。事实上也由此没有了解到他的理论，这本书本来就是要送给HJ的，半年后我见到她，附言中只说：我希望你坚持阅读。

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语调是有些激愤有些无奈的，他意识到当前流行的大学英语系并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语言文化，相反，英语系中讲授的诸如摇滚乐、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等流行文化会使本来应该为语言文化之正宗的莎士比亚、但丁趋向边缘，最终缩减为类似拉丁语一样由校园里顽固的几个教授组成的阵容，人们似乎不再需要经典的萦染，经典将成为历史……如果说几年前布鲁姆所预言的——供下载的电子书产业出现经济灾难——看起来执迷不悟的话，那么经典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死亡，到底是否可预见呢？

一本经典不读，人是可以长大的，是可以无缝接合入社会潮流的，也不妨碍其功成名就有所建树，因为一开始布鲁姆就说，阅读经典不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公民——我们今天自然已经很能反省十几年教育中，课本里对经典的解读有多少勉强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种解读对经典的消亡并没有什么责任——阅读只是一种需要，至少是他和他所代表的一些人的需要。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电视电影商业乐园等流行文化的接触同样是一部分人的需要，如果他由此觉悟的话，也许不会强调《哈里·波特》的非经典属性。他这种强烈的在强势媒体面前负隅顽抗的悲观基调，只能影响他在这本书中表达的力度。

不过几十年深厚积淀并没有使观察流于哀怨，即便布鲁姆将成为学院里最顽固的18世纪遗民，那也是最受人景仰的遗民，因为内中文字把握和经典剖析功夫非一日之寒，只是我们也不得不对他、对经典的流徙哀婉：阅读经典的要求对现代人过于苛刻，也太不入时了——这绝对不是观点，而真的是状态——凤凰卫视能做出《李敖有话说》、《有报天天读》这样旨在“为受众节约阅读时间”的节目就是一例。不知道会不会《西方正典》成为经典时代的绝唱，至少我自觉幸运，能看到夕阳，能习惯阅读，能看到不能下载的东西。

《机器新娘》可以看作一部由平面广告阐发的对流行文化的解读，作者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是多伦多大学教授，被称为“电子时代的先知”，其代表作《机器新娘》、《理解媒体》、《谷登堡星汉璀璨》闻名于世，而他提出的诸如“地球村”等理论更是流行至今。

今天，广告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主题，广告学、广告设计也成为各高校争相开设的课程，但在《机器新娘》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它仍然处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境地，该书的出版据称也颇费周折。麦克卢汉在对流行广告的剖析中窥见流行文化之端倪，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用游离但有力的、充满先知口吻的笔端逐步引伸出对50年代美国整个社会形貌的观察，这种观察和预见的准确对美国乃至世界流行趋势的把握，即使放置在当前社会环境中，仍然一针见血、酣畅淋漓。

该书基调，在第一版的自序中开门见山：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人耗尽自己的全部时间来打入集体的公共头脑。打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利用和控制，旨在煽起狂热而不是给人启示。在人们的脑子里留下持久的烙印，使大家处于无助的状态，这就是许多广告造成的后果，也是许多娱乐造成的后果。”

59篇短文看似毫无关系，类似报纸的各个版块可随意抽出阅读——也许这也是作者刻意制造的外形，因为在第一篇《报纸头版》中他认为报纸“只需要把毫不相关的新闻并肩放在一起，就可以推出一个日常的画面，酷似人间万象”，这也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是一种“非连续”的“量子论和相对论物理学基本观念”，是“毕加索绘画的视觉技巧和乔伊斯创作的基本手法”，但是“工业人”却类似“乌龟对自己背甲上美丽的花纹是一无所知的”。作者正是在后面的几十篇对具体广告的分析中带领我们这些“工业人”从思想的角度“把握报纸的性质和意义”。因之全书结构给人的感觉即使对外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微言大义的文字技巧读起来却毫不轻松。

第3篇 《跳芭蕾舞的卢斯》：这里有一些麦克卢汉对流行平面媒体的调侃，比如说《纽约客》是“以经济优势为基础的趋炎附势”，《时代》给读者灌输的思想是“它的读者‘与众不同’”，《纽约时报》头版具有“自发的立体主义”，“美女艺术照”是“《生活》的主食”，《财富》的宗旨是“办成重要的宗教仪式，要庆祝技术人的伟大业绩”……
与今天报纸式微同时进行的，是国内杂志向国外杂志的拙劣模仿或者模仿拙劣，特别流行的被模仿者也许也就是《纽约客》、《时代》等几种杂志，今天这些模仿杂志的风格较五十年前或许已经有了表面上的变化，但是核心仍旧是打着名目繁多的旗号大行集体催眠之事，尽管我们往往能在杂志的前几页看到“读者来信”之类高调，在发行量的量度下，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坚守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们的《读者》很明显具有《读者文摘》的痕迹（也有很多人调侃说“《读者》的发行量还不如《读者文摘》”），二十年多来只看到一种将生活简化的冲动，使用的也是和《读者文摘》同一个公式：“既然人人身上、万物身上都有说不尽的善良、美好和力量，我们就发掘它，用瓶瓶罐罐加工它、包装它，并赶紧把它推向市场”。如果谈及《读者》的教育意义，这种将生活简化的趋势对阅读他的诸多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影响绝对是负面大于正面的，因为他们的功用只是培养出一只只善良可亲的羔羊，然后放他们到社会这个巨大的狼群中生存。我没有看到他给我的心灵带来什么归宿，我只看到它背后巨大催眠机器的狰狞。

第9篇 《时尚的书》：CCTV有一拨报道，说2005年的国内出版业从年初的“伪书风波”中翻了身，逐步走向了追求质量的“正道”上。且不说对伪书这般明显罪大恶极行径的贬斥是否具有麻醉作用，出版质量的水准也许是从来不会得到读书人满意的。麦克卢汉抓住美国出版界“对文学暴力的崇拜”，指出它们导致这样的结果：“把读者降低到没有辨别能力的可怜人。因为超强的刺激，读者反而变迟钝了。越来越露骨的性和性虐待使读者疲惫得打呵欠……”。
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但是也许没有一个时代的媒体能起到今天这般伤害受众审美能力的功能。对出版物的大肆宣传不吝对流行文学和莎士比亚使用相同的字段，对女孩子的统一包装致使我完全失去了辨别女明星的能力。我们很容易在一本经济管理类图书上看到三个以上知名媒体对其赞誉，在旁边的一本书上同样如此，而无论元月中旬《三联生活周刊》还是张纪中的新书，都不难看到刘亦菲貌似无暇的照片——简单的说，即使我们不需要刘亦菲对为其浪费的巨大版面和纸张付费，也应该让媒体炮制的泛滥的美女形象对我们的性无能负责。（“无处不在的女性裸体，对少年和男人培养理性的超脱力与鉴赏力是没有好处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思想的丰富或情感的成熟，实在是无从谈起。”第31篇 《吸引眼球》）

第10篇 《与杰弗逊把酒共欢》：“有一个办法可以打掉对伟人和富人的嫉妒，那就是依靠对‘民主’的嫉妒……表现伟人的生活时，务必要使之平平常常，因为他们也是‘笨蛋’……毁灭性的社会心理影响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科学的普及。”显然在那个50年代我们国家不会把伟人贬低成笨蛋，但是50年后的今天我担心我们做得较那个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段时间CCTV采访王世襄，老先生说了，《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抓鸽子的手式不对，让他直为那鸽子疼。显然了，作为富人的和珅可能不是伟人，但一定是笨蛋——至少这是古装剧和CCTV说的。

第14篇 《走向失败》：“竞争的动力和雄心壮志的冲动，将日益转向休闲和家庭娱乐。企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性质，将是给被动的公众提供消遣和娱乐。就企业和战争而言，公众可能会成为纯粹的观众”。那个时代电视还没有普及，但这显然是消费时代的精确预言，今天我们可以在电视上连续看三个频道，一个是意甲，一个是伊拉克战争，一个是台湾“立法院”的斗殴，同样是现场直播，同样成为人们的娱乐，区别只取决于我们的指尖。同样的，现在Intel可以做CPU，也可以做数字家庭，而且将来可能更喜欢做后者，“100年前，社会主义者开始攻击家庭”，因为“家庭的费用太大”——这显然没错，可惜时势大过人，节约的社会显然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媒体告诉我们怎样节约，但是媒体本身也很浪费。

第17篇 《盖洛普民意测验》：这里麦克卢汉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听民意测验的话。这里麦克卢汉高明的是，将总统选举和消费调查联系起来。不要听话的理由是主持调查的人是“既得利益方，其目的是减少赌博的风险”。高明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所谓的问题只能搞得人们“很恐慌，搞得进退维谷，使人既怕不合社会潮流，又狂热地追求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与以众不同”——显然这是矛盾和两难的。
将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显然是麦克卢汉的天份，更著名的比喻出现在第33篇《丈夫的天份》——“人们普遍把汽车当作子宫的象征，而且又奇怪的把它当作阴茎的象征”。既“要表现速度和阴茎似的力量，这是女性的强烈要求”，同时又要“创建一个‘流动力量’的世界、一个像子宫一样舒适的世界。”而这样性和技术相结合的欲望还“包含在大量流行的东西之中。”也许，像蒋雯丽拍的厨房广告只是初级形式——它要动摇女性的心房，男性的腰包。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战后世界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巴勒斯坦在西方社会最雄辩的代言人，执鞭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哥伦比亚大学九位杰出教授之一。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乐评人、歌剧鉴赏家、钢琴师，写作题材涉及文学、理论、政治、音乐、历史等诸多领域。其专业著作等身，并为巴勒斯坦疾走呼吁，实践其知识分子的有关理论。名著《东方学》（《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为后殖民论述奠基之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流行于世。

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萨义德，却因为父亲赴美参军获得美国国籍，注定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极少数人等，因之埋下终身“格格不入”的隐忧。《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作为萨义德情有独钟的回忆录，历时五年于恶疾缠身的状态下亲手写就。讲述了其童年反复于开罗与黎巴嫩之间到青年赴美留学期间经历，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出生地巴勒斯坦变成以色列、黎巴嫩和埃及内乱，回忆录也成为远离那个地域与历史的人们得以一窥当时社会形态的窗口，记忆力惊人的萨义德以其特有的疏离感极诚实的描绘了当时一个阿拉伯家庭的生活状态，因此除了了解萨义德和他的学术经历，《格格不入》还有了特殊的“厚重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意义——“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1999年英文版付梓，很快获得包括2000年纽约书奖（New York Award）和安东尼菲尔德-伍尔夫书奖（Anisfiend-Wolf Book Award）在内的诸多奖项。目前这本由彭怀栋翻译的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2月出版，我的感受是译笔极工，很好地反映了萨义德精到的笔力，倘萨义德能以中文写作，应相去不远。

全书的第九章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萨义德从“考古般”深沉的回忆中突然自拔，讲述现实“病痛多苦”的状态，并对前八章的回忆有所提炼——“我的母题，是‘第二自我’如何浮现。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第二自我湮埋于我熟练养成并运用的表面社会特征之下；这表面也就是我不时提到的、我父母试图构建的‘爱德华’。第二母题，使大量增加的新起点如何使我的人生松脱其早年的起点。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环境，不断流动，从无系泊”——如果在之前的阅读中沉溺于少年爱德华繁复到难以置信的细节中——萨义德的记忆力惊人，回忆像虚构一般真实，他甚至还能记起一场音乐会上第一小提琴的姓名。那么这一章读者会细拢其念兹在兹，真正萦绕的思绪，事实上这一跳转的写法也暗合了萨义德前述那种自外于书写的，某种来源于常年“格格不入”状态的，自觉的反复。

可能是长期不能融入一些集体的经历，少年爱德华很早就敏感地觉醒了“第二自我”。在十二岁之前，对父亲摄影的隆重和做作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排除了太多的东西，似乎做作而僵硬，根本摒绝我们生活中一切努力与不确定的痕迹”，由之阐发的更是一个历史视野——辗转至埃及的阿拉伯家庭那种“无视周遭”，一意将家庭聚敛成一个“小小的假欧洲集团”的冲动。那种“热切的奔跑，快乐的面庞”的静态影像在今天仍大行其事之前的六十年，一个小小阿拉伯孩童身上——尽管在当时没有还成为出彩的学生，我们已经能看到他这种极强的自省意识和思考能力。在其十二岁的作文中，萨义德希望“离形蜕化”成一本书，虽“不断易手、易地、易时”仍能保持“绝对强硬”的“真我”，在今天看来也属难能可贵。而感受最为深切的，是在一段移动影像里爱德华得以屡屡逃离父亲的视野，寓意着在“父亲维多利亚式设计下度日的儿子，还有另外的层面”。这些极笔刻画的内省精神在全书给人印象最为强烈。

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萨义德从“音乐就是音乐”的蒙昧阶段到逐渐开化的青春历程。富尔特文格勒棒下柏林爱乐对萨义德的震撼，让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于外部的“格格不入”下转沉音乐圣堂。萨义德出生的家庭使其学琴成为当然，而一直无可依恋的外部环境更促使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每一阶段都无法离开音乐，虽然回忆录中没有太多直接的音乐对他生涯影响的描述，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在“限制性很强”的时间内仍“遍寻报刊”期求有关富尔特文格勒的只言片语、圣诞节内偷偷打开礼物看是否有唱片、对可贵的现场音乐会后“甜美的若有若失”等细节看出，后来在美国琴艺大进的萨义德最后成为钢琴家和歌剧鉴赏家的内在可能。

从童年的犹太人朋友伊芝拉过不了安全哨卡而最终关系中断，萨义德看到一种象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因缺乏讨论的言语与概念而压抑下来的、无法弥合的鸿沟，以及那一刻起强烈加在我们共同历史上的可怕沉默”。萨义德对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历史变故刻骨铭心，战争乌云下父亲的沉默、学校里无法得到身份认同、一九四八年家族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纳碧哈姑姑带到萨义德生命中的他者（难民）的苦难乃至求学美国后家族事业遭到暴民破坏……凡此种种，也就成为他后来形成的明确政治态度，成为为巴勒斯坦甘冒生命危险的公众知识分子埋下种子。“人没有国家或者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不被任何国家主权或制度保护，过去除了留下苦涩、无助和悔恨，别无意义”。其它知识分子可能只能从学理的角度涉及这些政治和历史时，萨义德的这种经历尤其可贵，也不难理解他早在求学期间就已形成对政治的敏感和好恶，回忆录中他也明确表示不喜欢杜鲁门、厌恶忆莲娜.罗斯福、无法原谅马丁.路德.金，更为可贵的是他很早也看清了自己所处的格格不入的状态——出生在巴勒斯坦、美国国籍、一度生活在埃及和黎巴嫩、最后又到美国追求事业——所必需解决的诸多矛盾，没有成为失去理性的民族狂热者而成为理性的公众学者。.

当然作为知名学者的自传，最让人们关心的还是他的成长经历（因为自传到青年求学阶段止，回忆录中看不到其学术发展史）。萨义德在到美国之前非但没有显现太多出众之处，还是一个意淫、调皮、有强烈恋母情结的普通孩子，他用黄色图片发泄欲望、将老师反锁在房间里最后被开除学校、对母亲有强烈的占有欲望——这最后一点在萨义德一生中都有强烈影响，甚至母亲去世之后他仍然按时给母亲“写信”抒怀。另一方面，生长在一个富足的家庭环境，自小掌握多种语言，又享尽各式良好教育的萨义德应该算是那个时代阿拉伯人的幸运儿，不同语言的交换运用虽然一度使其“格格不入”，应该也是他可以用不同角度观察世界的前提，相比美式教育的亲切和开发性，英式教育死板无可忍耐，但是由此历练，为其后来进行英美文学比较研究应该说不无裨益，最终能接触马立克这样一代名流，也对其思想成熟有所帮助……

萨义德为他的格格不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创痛，但是也因此获得了独有的视角和力度。“我向我早先人生中焦虑不安且大致隐藏未露的一面汲取力量——反权威主义、突破被强迫的沉默，最重要的是，发布不和谐的声音，重新面对无法调和的事物之间本来就有的那种紧张，从而粉碎、驱除一套不公不义的秩序。”最终“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