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以2005年暑假央视《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系列讲座为基础撰著的《帝国的惆怅》一书，副标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人性的角度杂糅几处历史断章讲述历史，但又不仅仅是历史，因为从中不难看出一位“入世”的知识分子对现政和社会视角独特的观察批判。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易中天如是说：
“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的见到些秦砖汉瓦，以细听得到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

全书由十个系列组成，每一系列可视为一历史断章，撺掇五至九篇短文，在《百家讲坛》所作的讲座作为本书第一系列（《明月何曾照沟渠》），也许只可以看作是本书的一个由因。但是全书都秉承了演讲似的平实口吻和化繁为简的朴素造练，沉甸甸的中国历史在他这里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间以妙趣，又不失史料根据，对我这种历史的门外汉应该用开卷有益来形容。

也许是受了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影响，《帝国的惆怅》虽没有《万历十五年》那般环环相扣的缜密架构，仍然不难看出一种对“大历史”的追求，略有纵横捭阖的阔气——只是黄仁宇更喜欢从经济走向解释历史变迁，而易中天坚持的一点就在于，无论时间远近、社会形貌，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几千年来没有如朝代更替一般变化非常，主流是始终如一的“中庸路线”，既出于道义的教化不愿成为剥削民脂民膏的饕餮，又在政治制度和一定的潜规则下不得不走上一条逐渐“腐化”的为官之道，既胸怀大志口称精忠报国，又不能坚持立场不惧以身殉国；既要心怀采菊东篱下的道家雅望，又不能除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儒家追求……一部帝国兴衰史，也就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左右徘徊明争暗斗间，十分精彩，惆怅非常。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一度，我们对司马光的认识也许除了“砸缸”之外就只剩鄙薄了。我还没有读完《资治通鉴》，不过已经“相当”觉得它不如《史记》的文学品位，就连史实记载也显得真伪难辨、良莠不齐。更是出于对王安石变法未成的弱势关怀，一直对力反变法的“保守派”司马光心存芥蒂。其实这种心态没有什么道理，读完这一片断才有顿悟。改革的王安石自然不如今天我们小平这样万众爱戴，司马光也不应该成为历史前进的阻碍。因为这个变法“只能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它在今天看来不失远见卓识甚至借鉴价值，但在那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几乎没有生存的环境，“多家竞争的商业环境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司马光其实“保守”而非“顽固”，他的渐进改革也许更具可操作性，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王安石、司马光和大宋王朝，“一起同归于尽”了。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我们从第一次历史课上接受的有关1840的教育是什么？英国人为了在中国出售鸦片不吝出动坚船利炮？也许八九不离十。不过在这里有另一种说法，也是不乏史料的——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的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失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是当指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方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
鸦片可怕，战争导致的满清朝野轮番欺诈更可怕，但是我们是否相过，我们叨念“鸦片战争”这个词条时心中那种道义上的优越感，是不是也算一种鸦片中毒的残留呢？

《非典型腐败》：作为一部讲述历史的书，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映射甚至直接表述了现代社会、现行政治的观察，还是涉及“腐败”这个热门话题的。我一直觉得，这些年“乌烟瘴气”的官场风气，一定会导致我们这些“八零后”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甚至心理变态，导致鄙薄一切的愤青族群产生，导致周围已不乏一些缺少认识的年轻人头脑发热（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就有了“认识”，因为接触的很多媒体已经畸形甚至变质了，可悲的是我没有判断力）。那么背景何在，症结何在？只是“制度不好”一句话所能涵盖的吗？我怀疑，因为我觉得不管再好的制度，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也难以杜绝这样的现状，因为中国人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易中天的观点，我们“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对症下药无非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比如由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和主持的各类学术审评（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就应该尽快取消。”

《好制度，坏制度》：作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读书笔记，易中天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制度，只要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制度，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所以需要变法和改制”，其中有精彩的对“中央政府（必然）走向集权”的“大历史”形式的解析。不过这个话题似乎显得太大了，我对其中的选拔制度（也就是考试）比较感兴趣。
科举考试始于隋，官员选拔的两次考试改成一次考试的改制始于宋（这里我指的是之前的科举考、吏部考，在之后是只有科举考，科举及第即可做官），易中天认为后者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另一有趣的地方，“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
我从高考走过来，智商烧掉了一半，人性泯灭了三分，不过对这个目前中国所能做到的最公平的考试（当然在一定的成本下），还是相当理解的。而大学考试就非常让人郁闷了，且不论大学是让人更自由还是更堕落，这些已经颓态的评价体系完全没有鼓动作用。首先是“两次考试”和“一次考试”，做事的考试在现代只能是理想，即便是很类似宋代科举的公务员考试，也完全是一种笔头功夫的练习，而即使大学有各种实习考察操作能力，真正考起来也非常容易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基本上没有作用。而对于严进宽出的学校，据说国外博士与硕士的区别是学业最后通过与否，而学习内容本身是没有区别的，但现在人们都为进入一个学习阶段（如进入本科、进入研究生）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之后的效果反而缺乏有效的总体考察和评判刺激（无论学得怎样出来的文凭是一样的），也就不怪我这种不怎么勤勉的学生得过且过吃饱饭没事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