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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怎么能算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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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和老婆讨论是否在当下房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置换较大的房子,谈论中涉及到“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自己还是达不到这个层次。
  究竟哪些人才能算“中产阶级”呢?
  这个词被“滥用”着。我们不同程度地碰到过电话直销的情况,而“中产”这个词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几率非常高。我接到这类电话时也有过几次“不诚实”回复,目的是探查对方所采取的“归类”界限。曾经说自己是个公务员,月薪不高,两三千而已,未婚,几个回合后便在羡慕地啧啧声中被冠以“中产”的“美名”。另有一次,对方劈头就问“你们家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开户过?”,照理说这是个很常见的“理财方案”推销电话,可没想到,当我回答说“没有”的时候,那位女士突然光火道“你们这些‘中产’怎么连自己开没开户也不知道?开户了就到证券交易所来领材料!”,啪地就挂了电话,留下我莫名地回忆自己算不算“中产”。如果真是证券交易所的话,“我们中产”是不是也太可怜了吧,空有个名头,却不能享受“中产该有”的服务,就像我虽然有金卡,可银行的金卡通道从来就形同虚设。所以,“中产”这顶帽子,也许是抬举,也许却是一种侮辱,更也许根本就是无厘头。
  相对来讲,“中产阶级”应该指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夹弄中的这个层次的群体,有钱,有点钱,或许算得上生活得比较富足,不需要为一笔超过几万块的支出而烦恼,在现在的大环境下,这确已是高标准的生活水平了,而这些的前提是对未知风险的承受力,个人认为这是区别“中产阶级”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听上去好像“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没什么区别,资产阶级也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但是他们的风险承受不仅仅表现在生活资源方面,更体现在资产运作方面,别忘了他们是资产垄断者。
  我们为什么不是“中产阶级”?在工薪阶层中,我们也算中高收入者,我们也有两套以上的住房,也有车,但是,我们的支出压力也是相当大的,除了房贷外,孩子降生后,育儿费用也是日渐增加,毕竟自己的掌上明珠总归在能力范围内想给她最好的,而且不久的将来,入托也好入学也好都将有几万的“赞助费”名义的不合理支出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依然是高收入低盈余的家庭,虽然对于未知风险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毕竟尚未达到游刃有余的境地,仍然在经济来源上承受巨大的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国人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观念差异由来已久,虽然贷款消费模式引进中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实际上中国人除了在大宗消费上会主动考虑贷款,比如购房、购车等,在其他层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保守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即便非常愿意采用贷款的方式使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社会提供的选择却并不多。
  我更能接受“中等收入者”的提法,这个说法字面表达清晰,但容错率却比较大。尽管国家在做着种种的努力,毕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刀切的政策也是不绝于耳,同样的,有人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也是一刀切的观点,虽然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产”,但是通过消费观念和消费途径的转变、合理地支配资金走向,是可以增“产”的,要不怎么叫理财呢。
  以前和朋友聊起过一些歪理: 财产财产,财为fortune,产为property,按理说“产”指的是不动产、房地产,这样推算中产阶级应该是有房有地的人们,是不是又成了我们一个世纪前起来推翻打倒的那个群体了么。还好,现在的房子都只有土地使用权,都是七十年到期,七十年以后连本带利我们都是国家财产,中产嘛,中央的财产......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呢?

今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 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

“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

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 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 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 ‘中产’,他就跟你急!”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 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 “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 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产’ 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但“中产” 与“中间”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5月26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 “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 “提低,扩中,调高”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作者注:除本周外,《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告计划每周一出版,初拟10集,读者如有余兴,本人也有余热,不妨续写下去,一直写到读者来信叫停为止。当然,在该系列运行期间,原来的《远观中国》专栏暂时停刊。)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 weicheng_ft@yahoo.co.uk



“中产”没有“中奖”爽啊~~~

[转载]算算德国世界杯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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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126欧元,”酒店前台对我说,“您是刷卡还是付现金?”

这是我和同伴在德国纽伦堡一家普通的三星级酒店住一晚的价格。若在平时,价格不会这么贵。但我去的时候,世界杯角逐激烈,房价普遍上涨。

游客一掷“千”金

6月初,美联社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世界杯期间,从世界各地涌入德国的访客人数将超过100万。如果真是这样,以每人住一晚,每晚房钱70欧元计,德国仅在住宿方面就将获得超过7000万欧元的收入。

实际收入当然远不止这些。有很多球迷在德国一住就是一两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们不但要住宿,还要吃饭、喝酒(德国的啤酒可是名满天下),还要坐火车在各个比赛城市间来回奔波,同时也会买很多纪念品。把这些统统加起来,是一个在年终统计GDP时不可忽视的数字。

事实上,有德国经济学家在赛前就预测说,世界杯将为德国创造5万个工作机会,同时把德国今年的GDP提升0.5个百分点;德国商会则预计说,世界杯将为德国创造6万个工作机会,并将德国今年的国民收入提高0.3个百分点。

这些宏观数字太具体,我无法印证。但以我在德国的亲身经历来看,游客们对德国国内消费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次在德国逗留四天三晚,跑了莱比锡、纽伦堡和慕尼黑三个城市,平均每人在住宿和城际火车上的花费是近150欧元。其中在莱比锡的一晚,由于订不到合适的酒店,我们干脆是搭起帐篷露宿。而在慕尼黑,我们住的是相对便宜的青年旅馆。

我不是富人,每次出门在外,各种费用总会精打细算,这次在德国也不例外。所以,我敢肯定我属于消费水平不高的那类球迷。据德国邮政银行(PostBank)首席经济学家马可·巴格尔(Marco Bargel)估计,世界杯期间,平均每位游客在德国的消费应在965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就算把吃饭喝酒买纪念品都算上,我的消费也达不到这个水准。

当然,巴格尔给出的数字是个平均水平,既然我处在平均线下,也必然有人处在平均线上。在莱比锡的露营地,我搭帐篷时遇到点麻烦,两个英国小伙子主动过来帮忙,大家边搭帐篷边聊,我才知道他们是从英国埃塞克斯郡(Essex)一路开车来到德国,计划在德国待一个多星期,期间要跟着英格兰队“转战”好几个城市,为英格兰加油助威。

我琢磨,他们是开着车走,如今油价这么高,开车跑一个星期,汽油钱就少不了。另外,西方人出门旅行时,费用方面不象东方人那么在意,因此在食、宿、游乐等方面也不会特别节省。如此看来,这两个英国小伙子倒是比较符合巴格尔提出的标准。

按这个标准,如果假定每位游客的消费水平为1100美元,按100万名游客计算,德国世界杯期间的旅游总收入将达到11亿美元,按当前欧元兑美元1.25的比率,相当于8.8亿欧元,这确实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目前德国的GDP是2万多亿欧元,世界杯一个月的旅游收入就占了GDP的0.04%。

投资回报不菲

那么旅游收入之外呢?德国国家旅游局(German National Tourist Board)局长彼德拉·赫德弗(Petra Hedorf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世界杯给德国带来的总体经济效益应该在110亿美元到120亿美元之间。

想想也是,旅游收入只是世界杯经济效益中偏消费的那一块。拉动经济的除了消费,还有投资呢。巴格尔的统计表明,世界杯还没开始,德国政府及世界杯组委会就已经为世界杯投资了36亿到48亿美元。这些钱不外乎是投到了修建体育场、拓宽道路、增设停车位、加强公共交通、扩建酒店、餐馆、酒吧、雇佣临时服务人员等方面。

仅从公共交通来说,为了方便、快捷、及时地运送球迷,世界杯各主办城市都为球赛特别安排了球迷车辆。阿根廷与墨西哥的那场1/8决赛,我是在莱比锡球场外的一个酒吧内看的。比赛结束后,所有球迷(包括我在内)在短时间内一齐涌向体育场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场面颇为壮观。组委会方面特地在车站安排了维持秩序的人员,并提高了公交车的频度,很明显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球迷疏散。所有这些,都需要不菲的投资。

当然,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回报,这里的回报既包括看得见的,即经济的增长,也包括看不见的,既德国的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的增值。德国政府非常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在全球提升德国的形象,组委会还为此提出了“创意之国”(Land of Ideas)的口号,并通过电视宣传片等方式大力推广,强调德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

柏林自由大学(Berlin Free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斯蒂芬·沙特拉斯(Stefan Chatrath)就认为,世界杯将吸引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对德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国际宣传机会,甚至可能带来潜在的外国投资。

结果究竟如何,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前不太好说,但沙特拉斯的观点是有历史根据的。2002年日韩世界杯结束后,韩国估计,世界杯至少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为韩国带来了41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占200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74%,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回升。日本的研究机构也有类似估计。

不拿冠军也值了

如此看来,德国应该也能从世界杯中获益。就在我写作本文时,最新报道显示,德国6月份的商业信心指数已经升至1991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点,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上升到5年来最高。考虑到德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并不乐观(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增长率仅有1.4%,为发达国家中最低),失业率也超过了10%,世界杯对德国经济的拉动效应还是较为明显的。

只可惜,德国队在半决赛中0:2不敌意大利,冠军梦破灭。本来,要是德国能凭借东道主之利夺冠,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可能更为显著。因为荷兰银行ABN Amro曾在一份研究中指出,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比前一年额外多出0.7个百分点。按德国目前的GDP计算,那就是140亿欧元,这比赫德弗预计的还要高。

不过德意比赛的结果倒是引出了荷兰银行另一个有趣的预测。该行认为,在欧洲各大经济体中,近年来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因此从重振欧洲经济的角度考虑,世界杯决赛最好在这两个国家间进行,而且最好是意大利夺冠,因为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比德国更糟。而德国无论输赢,已经通过举办世界杯获益匪浅。

现在,意大利已经打入决赛,如果能最终夺冠,高兴的除了意大利人外,应该还有荷兰银行的分析师们。他们基本猜中了最后的结果,只是误把半决赛算成了决赛。仅此一点,应该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年终奖吧。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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