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当我认识父亲却没有了解他的时候，一位外籍教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横渡大洋的船上，有一位父亲带着６岁的儿子去美国和妻子会合。一天，当男人在舱里用水果刀削苹果给儿子吃时，船却突然剧烈摇晃，刀子在男人摔倒时插进他的胸部。
　　男人慢慢站起来，在儿子不注意时用在拇指揩去了刀锋上的血。
　　以后的三天，男人照常照顾儿子，带他吹海风，看蔚蓝的大海。仿佛一切如常，但儿子尚不能注意到父亲每一分钟都比上分钟衰弱，他看向海平线的目光是如此的忧伤。
　　抵达的前夜，男人来到儿子的旁边，对儿子说：“明天见到妈妈的时候，告诉她，我爱她。”说完，在儿子的额上深深地留下一个吻。
　　船到美国了，儿子在人潮中认出了妈妈，大喊：“妈妈！妈妈！”就在此时，男人已经仰面倒下，胸口血如井喷。
　　尸解的结果让所有人惊呆了：那把刀子无比精确地插进了他的心脏，他却多活了三天，而且不被任何人发觉。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创口太小了，使得被切开的心依原样贴在一起，维持了三天的供血。
　　这是医学上罕见的奇迹。医学会议上，有人说要称它为大西洋奇迹，有人建议要以死者的名字命名。
　　一位坐在首席的老先生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呢？

今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 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

“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

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 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 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 ‘中产’，他就跟你急！”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 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 “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 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产’ 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但“中产” 与“中间”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5月26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 “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 “提低，扩中，调高”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作者注：除本周外，《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告计划每周一出版，初拟10集，读者如有余兴，本人也有余热，不妨续写下去，一直写到读者来信叫停为止。当然，在该系列运行期间，原来的《远观中国》专栏暂时停刊。）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 weicheng_ft@yahoo.co.uk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俞悦
2006年7月7日 星期五

办入住的时候，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教导我们说，我们这里——北京朝阳区的一个住宅楼盘，是富人区，业主非富即贵。总之，能买得起这个房子的都是高尚人士。

出得门来，我和老公面面相觑，老公问我，你是富人？

我摇摇头。仔细打量老公，觉得他也不像是富人。 是的，我们俩都不是富人，靠着打工的薪水挣一点小钱，总算是集腋成裘，买了个还看得过眼的房子。但鉴于住进了富人区，周围的邻居都是些成功人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俩情不自禁地展开了寻找富人的行动。

可惜世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左邻右舍，个个早出晚归，行踪诡异，邻居家的灯光时亮时熄，光影游动。反正到目前为止，也没见着一个真摸样。倒是我们傍晚散步时，不时走过一个遛狗的人，看那狗，品种高贵，神清气爽，到像是条富狗。可那牵狗的人，实在不像是富人，一问才知道，她们不过是富人家里的小保姆。

于是，只好继续我们的寻找富人之旅。

在社区的饭馆里吃饭，终于看到一对珠光宝气的人儿。我和老公交换了个眼神，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吧？过了一会儿，那对人儿突然和服务员争执起来，情绪激动，声音高亢，细听之下才知道，原来是他们要的一个菜出了点问题。那位夫人要求饭馆免单，从服务员到领班甚至经理被轮番训斥，双方的舌战长达40分钟。我和老公再度交换了眼神，这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出来的时候，老公说，这可能就是人家能成富人的原因吧。总之，我们仍然没有见到符合想象的富人，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预订的各种家具和电器都送来了，产生了很多可回收的废品。众所周知，我们这个社区的废品，实行的是专买制度，也就是说，整个社区的废品，都必须而且也只能卖给一个人。我从物业公司那里探得了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中总是传来“现在忙”的声音，一小时之后才终于拨通。听了一会中国当下的流行歌曲“吉祥三宝”的手机彩铃，一个低沉的声音：“请问您找谁？ “我找……”，斟酌了一下词句，我回答说：“我找收废品的，杨先生。”

“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情？”他仍然彬彬有礼，听了我的请求客气地说：“哦，我这里很忙，我现在在1号楼，一会还要去4号楼，估计晚上6点能到您家……”

6点，有人按门铃。开门见一中年男子，西装革履，一付接近成功人士的摸样。“我姓杨，请问有废品吗？”

我连说有有有，一面把废品点交过去，一面估算大约的价格。按照我们在原来住处的行情，我估计这些东西值三四十0元。杨先生伸出手翻弄了几下，看定我的眼睛，报出了他的价格。

3元。

我老公沉不住气，说：“你弄错了吧？”

“在这就是3元。这里可是富人区。”

按照这位杨先生的逻辑，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价格，我们就不是富人；如果我们不是富人，那我们也没资格住在这个富人区。难道在这个所谓的富人区，一切都在升值，只有这废品在贬值？就这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杨先生继续以低价顺利进行着自己的生意。尽管我很愤怒于这种废品回收的垄断，但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知道，这个现实，在我搬来以前就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

在我和我老公看来，杨先生具有成为富人的所有必要条件。首先，他占有了垄断性的公共资源，至于他怎么占有的，应该是不可为外人道也的核心机密；第二，在占有资源以后，得了便宜坚决不卖乖，将利润作到最大；第三，凭借垄断性资源，他还真可以不把客户当客户，从而成为客户的老板。所以我老公说，杨先生才是这个富人区的富人。

有天晚上，物业公司来收物业费。我家对门的房子一直空着，据说是被一名神秘人士买走了，这名神秘业主，至今也没有露过面，搞得物业也很苦恼。

物业的人刚走，我和老公就交换了一下眼神。

谁是那神秘人士？我们俩心里，同时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