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念无尘

韓非，姓韓名非，韓國貴族，生年與血親已不可考。一般論其生年有二說：生韓釐王十五年，以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卿為據証之；生韓釐王初年，據《田問》篇與《外儲說右下》參驗非與堂谿公同時，堂谿公又與韓昭侯同時。前者壽終年四十五十間，後者終時六十有多，何者足信，不能辨。另外，有日人學者謂韓非之父為韓王安，此說理據未足，不足信。韓非雖為韓國貴族，然並未掌權。約二十餘歲，與李斯俱事荀卿於蘭陵，此時，韓非對法術之學已有一定修養，故李斯自以為不及韓非。



　　韓國國勢在韓非之時，已是風中殘燭。當是時，韓國貴族專橫，排斥異己，韓王不肖，賢人未進，非生於此，怨憤權奸。權奸之過在於結黨營私，蒙蔽韓王，外借兵權，內禁賢忠。申不害雖用術以治韓，然申子一死，術亡無存，韓國本弱，中興不振反更為弱，韓非有憤奸劫當道，對此怨憤難平。另外，韓國飽受合縱連橫的禍害，向秦則為馬前卒，抗齊則為車前盾，西有秦，東有齊，北有魏，南有楚，腹背受敵。合縱連橫使韓疲憊，奸臣當道使韓不振，內憂外患，朝攻夕伐，朝政日非。結果是韓淪為七雄之首誅，國除於秦王政十七年。



　　可以了解，韓非對於說客、方士、儒學、權臣是何等的深惡痛絕。處於此等亂世，他自命為法術之士，曰「知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今韓非為法兼術，必強毅勁直而遠見明察，故不畏權臣，數度上書韓王安，欲求明法任術以駑勢。非雖為文雄詞偉句，然口吃期艾，內有饞臣，外絕友交，終不為所用，鬱鬱憤抒，著書以明志。



　　秦王政十三年，書傳於秦王政，歎曰：「嗟夫，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應以取寵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孤憤》《五蠢》之所見，秦急攻韓以求非。韓非使秦見秦王，求存韓伐趙。李斯反對此說，自薦使韓，舉罪以留韓非。秦王允諾，斯使於韓而非留於秦。



　　未幾，李斯未能得見韓王挾之以返國，返國又恐韓非賢高而代其位，因饞之「終為韓不為秦」，不如誅之。政允，李斯使人送藥至牢。至此秦王政方有所悟，急使人救非，惜非已死，為秦王政十四年。



　　太史公歎「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然李斯之奸劫，韓王之無術，主法之深刻，戰國之攻謀，忠義愛國難行於世，讀其書有憤奸邪之禁極不止，有惡小人之毀法因私。



韓非與前期法家

韓非子的法，在戰國末期已趨於成熟，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管仲

今有管子十九卷傳於世，然其似法似道，又云雜家類，今本管子疑為托偽，又言管子之餘書亦十九卷中。不過無論如何，韓非對管仲之法是特別留意的，《五蠢》篇言：「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筈之法者家有之」，明矣，戰國未期，商君與管子之法已深入民心，對當時有巨大的影響力。



韓非子書中有多處提及管仲的言論，例如《外儲說左下》管仲勸齊桓公務必要「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切勿因多人應官而聽左右之言。又如管仲答其恩人綺烏討人的請求，以「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絕不因情而徇私。這兩點都是韓非所贊賞的。不過對管仲的言行，韓非亦有所批評。例如管仲臨終之時，勸齊桓公「去豎勺，除易牙，遠公子開方」其理由在冷，豎勺自宮入事桓公，身且不愛，安能愛君？易牙烹其子以膳公，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公子開方棄母久宦，其母不愛，安能愛君？韓非則批評曰：「然則臣盡死力以為其主，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



引管子的言論無論正、反都很多，主要見於《內外儲說》諸篇，《難》諸篇。這就明白，韓非之言承於管仲者有不少。



子產

子產與孔子同時，為鄭國之執政大夫，力主小國圖強，所謂「國不競亦陵」、決然「鑄刑書」，施政「生死以之，不改其度」，具有法家的初形，與管仲同是法家早期的代表。



不過韓非對子產亦有所評。《外儲說左上》記載了子產與鄭簡公各守其職，五年後「國無盜賊，道不拾遺」的事蹟。《內儲於上》又言次任執政大夫游吉不聽子產之嚴厲手段治人遺言，結果「鄭少年相草為盜」。這都是韓非對子產施政的贊賞，至於批評，《難三》篇韓子非議子產以一人之智斷案，違反了「因物以說物」，「因人以知人」的原則，不能明示「形體不勞而事於，智慮不用而姦得」以行為標準。

不過子產的明法用事，身死任度之精神，對後世的法家人物，不只韓非，都有深刻的影響。



李悝

李悝，又名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又有《李克》七篇，在儒家，均佚。李悝相魏文侯，為子夏弟子。他的貢獻在於法家的理論。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無行的法家，而李悝有所著作，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行兼重。至於其著除《李子》與《李克》以外，亦有《法經》，惜《法經》亦已佚。然而商鞅變法有取於《法經》，即証明《法烴》又對韓非有鉅大的影響。



另外，法家的一大支柱重農主義亦創始於李悝，《漢書‧食貨志》有云：「栗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一傷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這說明了李悝把生產視作國富之本，商鞅有此說，而韓非亦同於此，甚至排棄五蠹以事農矣。



吳起

吳起先後事晉、魏，最後相楚，善帶兵，世人評之兵家兼法，有《吳起》四十人篇。吳起於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士族之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即實行法家的主張，後來楚悼至死後，吳起被楚貴族所殺。然而《田問》篇中，堂谿公謂韓非曰：「所閒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鞅而富強。」揭示韓非對吳起及商鞅的看法。而《內儲說上》記載了吳起以賞罰樹立威信，又載吳起之妻不合吳起之規格織絲帶一條，結果遭吳起休親一事，借其舅之口言：「吳子，為法者也。」等例，均可了解吳起對韓非的啟發是存在的。



商鞅

商鞅生於衛國，少好刑名之學，繼李悝吳起以後又一法家代表人物，著重主法。韓非所行之法，大多承自商鞅之見解，甚至韓非亦評論「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故商君之主法對韓非的見解有著深遠的影響。



某些論點，在《韓非子》書中提及，其實早在《商君書》裏有所立論。例如商君對法的一致性，不分貴賤的一斷於法的見解，完全承繼於《韓非子》中。商君《君臣》謂「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韓非則有《問辨》篇「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以應以法為一，異法不用；另外，「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亦為兩者相會一致之處。





　　獎勵耕戰，重農棄學也是商君承襲自李悝，啟迪於韓非的見解，甚至農業與軍事以至國家的興衰相互關係亦一脈相承，商君書《農戰》篇有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韓非子《五蠢》亦云：「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守其城……此必不亡之術也。」明白說明兩者均認同農耕之目的在於攻戰，攻戰之目的在於守，守國之目的在於富強，富強就是主法的根本，充分表現了二人對農業的重視。



　　商君之法在於重刑，有謂「以刑去刑」，「輕者不至，重者不來」，「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韓非在《內儲說上》稱讚云：「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也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而無離其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對於變法，韓非與商君也是一致的，商君《開塞》篇曰，「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尚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與韓非《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有合而無異。

在云云法家之中，商鞅勝之於他家之處並不只法之精密，更在於其人亡法未息之改革。商鞅是唯一一個把法家精神實際應用在現實政治的人物，商鞅變法內容，《史記》所載「民為伍什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等，皆明確的把法實現化，而且韓非評「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雖言「商君未盡於法」，亦可見其人解商君之法之深，明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深矣。



　　蔡元培在《中國論理學史》一書謂「韓非集儒道法三家之成，以法治主義為中堅，襲商君而益評其條理。於墨、道皆得其粗而遺其精，雖總攬三家，實商君之嫡系。」所言甚是，所言甚是。



申不害

申子與商君同時，相韓昭侯，主「刑名」之術，講究循名責實，名實相合。《申子》二篇，至漢有六篇，在法家，然而宋以後，皆佚。韓非之術，扺出自申子而有所發揮，《韓非子》中所引申子言佈於《外內儲說》諸篇及《難三》篇，均言為君者皆擇無為而治。所謂無為，是無所示，《外儲說上》曰：「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足見「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然而申子雖任術，並未完全廢法.。《外儲說左上》有云：「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清人輯錄的《申子》片段中；有「堯之治也，蓋明法審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教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之說。不過申子不重法的主張，雖《史記》言「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亦人亡術亡，韓國繼續衰落。這對於韓非而言，不無重術弱法之禍之示。



不過，申不害對韓非最大的啟示，莫過於術的穩秘無為與名實相符。前者已述，君有所欲，臣有所獻；君有所惡，臣有所掩，所以要去善惡去私慧，以無為度有為。後者申子主張「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為，以其名命之。」（《大體》），達到「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君臣》）該隱晦則隱晦；該實行就實行；該停止就停止。

韓非之術不只名實與隱秘，而且擴展至具體的治術，甚至有具體的參合形名之法。然而於佚亡之《申子》書中有否提及，不得而知。



慎到

慎到生於趙，與鄒衍、淳于髡、田駢等為齊稷下學士，為道、法二家之轉捩者，著有《慎子》四十二篇，大部份均亡。今本《慎子》為後人輯其片段集成，其主張勢的運用，是韓非重勢部份的主要來源。



　　勢的重要，在於把握治權，「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若使勢去其力，則「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韓非子》的《難勢》篇，引錄此段出自《威德》篇的文字，用以為慎子辯解，對勢立一個肯定的要席。



　　慎子著重以勢統治，否定智巧，《知忠》曰：「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要棄之。君臣之守各異，「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做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為之合道。這些思想均影響了韓非之思想，成為勢派的支柱。



　　另外，慎到亦略有提出因理而治之觀念，如「祿不厚者，不與入難」（《因循》）；「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眾之勝寡」（《逸文》）；「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德立》）等，說明事必有因，因以成事，若能「因人之情」，則事能成。



　　對於尚法與用術，慎到亦有所發揮，大抵以「人之情」治之，「因則大，化則小」（《因循》），所見多利害性惡，於韓非之價值觀不無影響。然而慎子非商君、申不害、管仲、李悝之類，是以實行來任法的法家，他只純為理論奠下基礎而已。



其他

法家學說到了戰國後期，已成為一股後起勢力，韓非捨先人之意，加以發揮，構成一套完整的學說。其中韓非之法可分為三，其一尚法，商君為首；其二用術，申不害首；其三任勢，慎到為首。此三派，為韓非學術之直接淵源。至於其他法家，不是不可考，就是原著散佚，或是史書不詳，或曰學未致名，他們在韓非生時，或對其學術有所啟發，或所著秦後有存，然而至今皆已亡佚。



《荀子．非十二子》言：「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則慎到與田駢皆為法家。



《尹文子》已佚，今輯逸本中雜法家學，雖到之名家，然劉向評之為：「其學本於黃老，較刑名家也。」可以說是道、名家而轉為法家之人。



《呂氏春秋》，人或稱為之為雜中偏法；《荀子》，人或道之儒兼以法。然呂不韋與荀卿之學，均未盡法，只偏於法。《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法家》類著錄，除《李子》、《商君》、《申子》、《慎子》、《韓子》外，尚有《處子》九篇、《遊棣子》一篇、《晁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法家言》二篇。其中晁錯為漢朝人，可以略談。處子於《史記．孟荀列傳》作劇子，趙有劇孟及劇辛，不知孰是，前史無記其言。至於其他三書，不知作者、不知時代。韓非固有觀此書之機，今人則未可得矣。



管仲相齊，諸侯霸首。子產執鄭，刑鼎置度。

李克明法，《法經》啟鞅。吳子楚棄，兵法無伸。

商君尚法，變法秦強。申子用術，刑名國治。

慎子任勢，蛟蛇乘雲。韓非集成，歷代奉經。

法術之士，車裂酒毒。孤憤之士，莫終善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