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 August 2006, 23:44:30
历史, 中国
《魏书·崔浩传》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平中欲西征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而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且才艺通博，究览天下的大臣崔浩则认为：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人应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太武帝从浩之言，西伐赫连氏，全胜而还。由此观之，五星聚合的星占学意义对军国大略、政治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天人感应及天垂象，见吉凶观念深入人心，五星聚舍具有着重大星占学意义，因此，人们对这一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抱有特殊的感情。在现有史料中，五星聚舍作为重大天象的记载很多，有些显系后人将其与改朝换代附会的牵强之谈。如：
《宋书·天文志》：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鱼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
《宋书·符瑞志》：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皇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祗远离，百姓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武王）将伐纣，至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曰：'天下已有主矣，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
《新唐书·天文志》：大历三年七月壬申，五星并出东方。占曰'中国利'。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受庆，无德受殃。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辞缘何产生于织锦之上，我认为前文所引《汉书·赵充国传》之史实可作为重要的线索之－；另外，还有一条史料值得重视。那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众所周知，此条史料记述的是汉高祖入秦之事，根据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先生用现代方法推箕，在刘邦入秦的次年五月，确实发生过一次与五星聚于东井非常符合的天象。如果这一推算不误，那么织文所见，可以说是这次天象及其在当时哲学思想、社会心理支配、影响下的反映，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天象对汉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对国家兴亡所具深远而特殊星占学意义的社会历史反映；从这个意义上引申来说，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用语，将其视为谶纬思想影响下的一句激励的祈语，也是可以的，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辞本身，就表达着一种良好的企盼和愿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以何种途径、缘由进入古精绝地区，还不十分清楚；但是结合墓葬或整个墓地出土的色彩艳丽的各类彩锦（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广山锦、明光锦、鸟兽纹锦、方格纹锦等）来综合考虑，它应属于中原王朝的赠赐，许多专家均持有这种看法。据著名学者杨伯达先生及苏州市中国苏州丝绸博物馆有关专家研究鉴定，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为蜀锦。
Monday, 31. July 2006, 23:37:24
中国, 历史
在我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是最基本的且最富科学成分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星占学体系最基本格局至迟形成的战国时期，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祛祥、候星气尤急加之术数家又创五星失行，州国受殃等说以干时君，人们充分重视、关心五大行星天象所兆示的天意的结果；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公转于恒星背景之中，人们能够观察其运行规律，并用数学方法准确地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行情况。也鉴于此，五大行星的星占学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的政治及军国大事。《开元占经》卷18中的一段文字足可说明行星天象之所兆示在世人心中之重要：
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清虚，则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天下安宁，祸乱不生。入君无德，信奸，退忠良，远君子,近小人，则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扬芒、角、悠；变为妖星、慧孛、扫、天狗、枉矢、天枪、天、搀云、格泽；山崩、地振、川竭、雨血，众妖所出，天下大乱，主死国灭，不可救也。余殃不尽，为饥旱、疾疫。
五大行星周期性公转，并与廿八星宿、日、月都发生视角关系，在古代星占学理论中，它们各自的性质、亮度、形状、大小、颜色等变化，以及经过或停留在廿八星宿和其他星宿处均具有不同的或被赋予特殊的星占学意义。同时，由于公转周期不同，五大行星在恒星背景上穿行，所呈现的视觉上相互接近的景象--即两颗以上行星出现在同方向的现象（即古人所云合、斗、犯、同舍等现象），也同样兆示着丰富并更为重要的星占学意义。有关五大行星中主要两颗组合,《汉书•天文志》中即见有许多占辞；三颗以上行星在－起接近，诸天象的星占学意义则为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荡，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
其中，五颗行星聚合一处，即所五星连珠或五星聚舍的现象，由于此类天象出现的概率特少，因此，它就很自然地被视作至关重大，并被赋予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它往往与军国大事的决策有关。《史记·天官书》中即有如下记载：其（岁星--引者注）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荧惑）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
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
《汉书•天文志》记：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
《汉书·赵充国传》载，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命赵充国全权经略西羌军事，由于情况复杂，赵持兵缓进引起宣帝不悦，在给赵充国增派兵力催促尽快再战的同时，宣帝敕书曰：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同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用兵西羌，兵力数万人，如此军国大事，宣帝催促进兵之因不是出于对战局的分析判断，而是以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两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可见这一天象对帝王军国大事、用兵大略决策所起作用之大。
Monday, 31. July 2006, 01:23:28
历史, 中国
在尼雅遗址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清理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锦织物。一。彩锦的出土情况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出自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号墓地8号合葬墓中，出土时，置于男尸右侧弓箭旁；初以为是锦袋，后经整理发现，其与弓箭共处，且形状为圆角长方形，两长边各缘缀三条黄白色绢带（宽1.5cm，其中三条残断，长约21cm），面为该锦，故可初步推测为引弓之人护膊用物。锦长16.5cm，宽11.2cm，右侧幅边尚存。
织物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五重平纹经锦，其中，甲经为宝蓝色，乙经为酱红色，丙经为草绿色，丁经为明黄色，戊经为白色，五组色经根据纹样要求分别显花，即由起花的一线经线与纬线构成三上一下的重平，其余四组经线与纬线构成一上三下的重平，背衬在起花的表经之下重叠，具体组织结构表述如下：
1. 当甲经起花时--甲经三上一下重平，背衬乙、丙、丁、戊经一上三下共口重平；
2. 当乙经起花时--乙经三上一下重平，背衬甲、乙、丙、戊经一上三下其口重平；
3. 当丙经起花时--丙经三上一下重平，背衬甲、乙、丁、戊经一上三下共口重平；
4. 当丁经起花时--丁经三上一平重平，背衬甲、乙、丙、戊经一上三下共口重平；
5. 当戊经起花时--戊经三上一下重平，背衬甲、乙、丙、丁经一上三下共口重平。
由组织图、结构图可见，平纹五重经的组织在汉锦中是较复杂的。也极为罕见，它在织造工艺及技术上都较一般重经织物要高。也正是由于在同一经向切面上重叠的经丝根数较多，故表层经且不能很好地遮盖里层经丝，以致锦面质地不如二重、三重经锦的丰满，有露地现象，但较厚实、平挺。织物的门幅不能确定，所见幅宽仅余有16.5cm。经密220根/cm，纬密48根/cm。五星出东方锦的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虎、龙、独角兽（辟邪）、仙鹤、孔雀等动物，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书文字贯穿其中，表达了祈佑祥瑞的含意。另外，在色彩的运用上也非常独特，一个花纹循环为7.2cm，据考据。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图案，在新疆出土的汉锦中还是首次出现。二。彩锦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或星占学（术）上的占辞用语。最早记录当见于战国时期大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述，石氏的著述现已亡佚，《开元占经》中有部分引述；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记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记载的与上近同，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正史中也见相同的内容。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纬星），史籍中分别称谓太白、岁（岁星）、辰星、荧惑、镇星（填星）；东方和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中一种分野法则，古时称中原为中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五星出东方则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域的天象，亦实指所谓五星连珠类现象或五星聚舍现象之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辞，涵义显明，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利于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占辞，是我国古代先民在观察天象、审辨吉凶祸福的过程中，根据先秦--秦汉时期产生、形成并趋体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或谓天人感应；思想及《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思想，通过对五大行星的星占学考察，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在我国古代人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中，天（请参看《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天官书》、《诗·小雅·六月序》、《礼记·中庸》、《晋书·宣帝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有关中国，一.辞之内涵。）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天命可知且能够转移，它归于有德者；赏罚之柄虽在天，但人却能改恶从善，以感动天，亟修善政，化凶为吉，所谓天惟时求民主。而且，天是人格化的，它会垂天象兆示人间祥瑞、凶异。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而当国家昏乱时，自然间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若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白虎通·灾变》亦云：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如果为政者能使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泽四海，泽臻草木，五谷丰登，天就会降以福佑、祥瑞，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天人感应思想，天垂象，见吉凶的观念及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先秦--秦汉不同历史阶段，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迷信的发展，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并渗透到文化各领域乃至社会实际政治生活之中，构成了我国古代星占术的思想基础。
WIDGET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