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4. February 2006, 12:19:15
——自动化系“开启民智——关注新乡村建设”支队实践调查报告
提要：本文通过对保定定州市翟城村村民在位于当地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指导下建立的“定州市翟城村辣椒专业合作社”的一些观察与思考，同时对“新乡村建设”运动所提出的融合乡村建设理念的新合作社的理念与现实进行考察，着眼发现理念在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现实中遭遇的真实状况。本文还将进而从此出发考察“新乡村建设”理念，力图阐述经过实际观察之后对“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更深认识。
关键词：合作社“新乡村建设” 晏阳初
一．背景——关于翟城晏阳初建设学院与翟城村辣椒合作社的一些介绍又到了介绍晏阳初的时候。到达处于河北保定定州市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当天晚上，我们由学院安排看晏阳初的记录片。面对着台下的一大群外国人，晏阳初慷慨陈词：Rur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means ,human reconstruction is the end！将近80年前的1926年，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走入泥巴墙”，带领一批有志之事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展开了著名的为期十年的“定县实验”。他在工作中总结了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80年后的今天，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此处开办了这个学院，“新乡村建设”从此浮出水面。
每向别人提起这次实践，必然是如上对于晏阳初的一番介绍，虽然我表现得信心十足，但只有搬出晏先生 “当代世界十大革命性贡献伟人”的头衔（美国百余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代表于1943年评出）之后，大家才半信半疑地接受。可随着我对晏阳初了解的增加，尤其是借来那本大部头《晏阳初传》之后，我对晏阳初反而越加陌生。有些问题，总觉得即使是《晏阳初传》也语焉不详。晏阳初的真实含义，正期待着“新乡村建设”的再发现，也期待着这次实践的再发现。
与几乎大多数人一样，我本对晏阳初一无所知，所有的了解从南方周末登载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与精神》开始，（我一直认为鄢烈山的这篇文章是对晏阳初精神最成功的复述，并把它作为给实践队员的第一份必读材料）还记得当时读到“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时激动的心情，觉得打开了通向一个伟大思想的灿烂窗口。而最终促成我翟城之行的冲动，则来源于《经济观察报》孟雷对乡建学院的报导，温铁军对晏阳初的这一种继承让我激动不已——此般事件必将载入史册。还记得当时向伏虎鼓吹此地值得一去时所说的理由：“参与正在发生的历史”。（如今回想，当时的我几乎完全被这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所左右，这是不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呢？）
2003年7月，在翟城村与《中国改革》的共同努力下，非盈利性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目标为“培养具有独立、奉献精神和创新、创造能力的各种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温铁军博士任院长，《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邱建生老师作为学院唯一的固定工作人员长期住在学院，负责具体事务。学院的工作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 组织农民培训2. 实验区建设3.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今年5月，学院进行了针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学员的第一次培训。培训期间，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四平监管分局姜柏林老师作为学员到来，由于学院关于农民组织化课程的需要，他被要求讲述在吉林四平梨树县成功开展村民专业经济合作社的经验，一讲三天，村民热情高涨。村民建立合作社的想法同时与学院相符合，“定州市翟城村辣椒合作社”随即成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合作社在广泛的关注之下，带领村民搬砖、买农药、买煤……鉴于翟城合作社这种融合“新乡村建设”理念的合作社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的区别，下文中将把此类合作社称为“新合作社”。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新合作社”在本文中暂时只以翟城村辣椒合作社为范例。
虽然事先看了如此多的材料，但到达学院时，我的感受还是与同学相同，“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学院”。材料虽然繁多，但历史上的晏阳初与今天的乡建学院，仍然令人感觉蒙了一层面纱，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奢望揭开这层面纱，但希望明确与建立个人的一种视角……让我们来亲眼看一看，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具有实干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并经过考验的理论方法……这就是我对于这次实践的广告词。但事实是如何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或可把此次实践作为对晏阳初以及乡村建设的一种“发现”。寻找精神与思想资源？或可如此称呼。
这次实践的计划有两个，调查与支教。还记得在系里重点支队评选会上关于支教局限性的一些狂妄之词，如今之所以安排支教，首先是由于农村调查中融入乡村熟人社会的必须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关于翟城特殊性的一些经验之谈。据五一去翟城参加杂志社支农调研的三农学会曹江等人介绍，去翟城的大学生太多，一来没有干什么实事，二来调查的题目过于集中重复，以致当地人对大学生产生了某种不友好的情绪。这对于曾经踌躇满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思量之后，觉得支教可以给我们在当地村民心中塑造一个好形象，树立一种合理性，同时也算是为当地做了一点实事，与学院的交流也会更顺利一些。
可以看到支教与调查本是实践中分开的两个部分，但到了在翟城的最后一天，才发现支教中的感悟和我们的调查竟有可互相比照之处，这些将在论文的最后提到。
二、新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学院对其的期望（1）经济——新合作社对于提高村民收入的重要作用
辣椒是翟城村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也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翟城合作社的基本目标是初步计划实行两个统一：一是统一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必不可少的农业资料。二是统一销售合作社成员的辣椒。据估计，仅此一项，每亩辣椒可以多收入200到300元。
另外，“全村现有辣椒种植面积达到2500亩左右，几年之内将达到3500到4000亩。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远期目标，合作社计划集资开办一个辣椒加工厂，实现农产品的初步加工。这样，每亩辣椒又可以增收500到600元。同时，合作社还计划申请注册自己的辣椒商标，争创品牌效应。” 【1】
农业生产市场化、农民进入市场，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最重要背景之一。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下分散的小农经济，不仅造成了整体上的农业生产率低下，更造成了分散的农民在市场中对于资本与商贩的相对弱势。成立合作社，重要的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从而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分享市场发展的果实。
另外，由于人多地少这个长期矛盾与我国最重要国情之一的存在，造成了农业生产率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从事非农产业或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附加值也于是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必要途径。也就是所谓“功夫在农外”。如果能够如合作社所计划的那样，在农业合作的基础上开展非农产业，甚至集资办厂，则无疑将对提高村民收入起到极大的作用。
谈到办厂的事，我不免想起全国各地匆匆上马，然后又迅速倒闭的无数乡办、村办企业（翟城村前几年办的纸箱厂也是其中一例）。而政府组织村民统一种植某种经济作物，“形成规模”的做法则更为普遍，而且大多数遭受了失败。有什么理由相信，新合作社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的解释是：新合作社在经济上的作用，是以其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为依托的。这就需要向大家阐明，新合作社是怎样一种组织形式，其组织优势又在什么地方体现。
（2）新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对乡村传统社会关系与组织形态的重建
作为“新乡村建设”现阶段工作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与手段之一，新合作社绝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效用，（学院负责人邱建生甚至在翟城合作社成立之时把它说成是“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2】），更在于“把村民组织起来”这样一个事件对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改变。从前文也可以看到，新合作社在经济上的作用甚至是建立在其社会组织功能的基础上的。把新合作社说成是对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一种重建，一点也不过分。同样是把“善分而不善合”的农民结合起来，它与过去的人民公社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合作社并非通过从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组织，而是希望通过发掘村民的自发意识，促成村民在各自独立人格基础上的合作。新合作社最根本的组织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村民自主管理的组织，而社员与社员之间是平等的，理事会成员由民主方式产生。（但7月尚处于试用期的第一届理事会并非如此，后文将会提到）。新合作社所寄希望的，是通过对村民民主平等权利的充分承认和对其自发意识的开发，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
让我们了解一下翟城合作社的组织方式：“
按照《定州市翟城村辣椒专业合作社章程》规定：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员代表由合作社民主推举产生，理事会是合作社日常的领导机构，设有9名理事，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的重大投资活动，直接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设有7名理事。以上所有人员均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合格后，经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开始正式行使职权。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社员实行一股一票制。
按翟城村辣椒合作社的《章程》规定，社员享有股金分红的权利及产品销售后年终盈余返还的权利。社员有积极向合作社投售辣椒的义务。”
关于股金分配等，合作社有明确的章程进行规定：“
对于因收购价和市场价格差而产生的利润，根据《章程》：公积金，按盈余的10%提取，用于增加积累，增强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或弥补亏损；公益金，按盈余的5%提取，用于社员文化，福利事业；风险基金或者发展基金，按盈余的10%提取，用于此后年度的弥补亏损；扶持生产基金，按盈余5%提取；股金分红按照盈余40%提取。剩下30%盈余，按辣椒投售数量、质量二次返利，返还给社员。
与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中，农民没有退出机制相比，翟城村辣椒合作社《章程》还明确规定，社员缴纳股金申请加入，申请退出时，理事会及时办理退社手续，但是，申请加入时交纳的100元不予退还。”
章程只是死的东西，重要的是章程在现实中的运转形式。合作社每周六有一次社员大会，村民参加非常积极。合作社不仅仅只关心经济，还组织社员搞文艺活动。在学院的期望中，合作社能够担负起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重任。当其发展到较成熟阶段时，甚至还可以通过其对社员的更有效动员承担起部分乡、村级基层行政服务中所缺失的技术指导、金融合作、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学院工作人员曾经举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村里有一些可用来铺路的碎砖，当村支书感慨这些碎砖不能得到利用之时（“动员村民去干，他们就会要钱”），学院工作人员建议他鼓动合作社的人去干。之后合作社的百多名社员义务参与了搬砖的劳动，有些村民无偿提供拖拉机，还有一名残疾的社员也执意要来参加劳动，搬砖工作迅速完成。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合作社对社员的有效动员。这一种有效动员是否能够持久，取决于合作社将来的活动，但这个例子毕竟给了我们希望。
三、调查成果——现实中的新合作社1．新合作社中的传统人际关系与利益格局
实践第二天与米书记如约座谈。掏出在村里买的烟给米书记，不过不知是烟的质量稍差还是昨天被雨打湿的原因，感觉米书记抽得并不顺当。抽到一半，书记就掐了。后来才发现他抽的是云烟，比我递的高级多了，买烟这主意是五一实践时和钟洪松学到的，不过看来还是应该看看场合。书记坦率地说到村里种树苗的失败，这倒是一个我们从未听说的话题，于是听他介绍了一下种树苗人家的分布，总算也抓住了一个线索。
谈到合作社，米书记明确表示最近不会加入，“我代表政府，不能挂钩”，但在另一处，他又提到“合作社我现在管30%，出出主意”，前两天合作社拉煤没钱，他于是就先拿了4000块钱。不论4000元钱是他本人甚或是村委会的，都显示出支书与合作社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当我们了解到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构成时，我们更产生了一分怀疑。村里加入合作社的共134户人家，其中110多户都是西街的，其余各户分布在东、北、秦各街，而南街则一家也没有。（请注意村支书住在西街，而从材料上看，南街一名村干部也没有）一手指导合作社成立的姜柏林老师，推翻村民自主选出的理事会（由于西街人占多数，选出来的都是西街人），要求理事会为其他各街都留出位置，相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即不能把设想中普惠的村合作社，变成村里一部分人的合作社。“新乡村建设”是要建设谁？这个问题再次显现。
村支书给出的解释是西街离学院近，消息灵通。但结合以前看到的材料，我们越来越感觉西街好像是一个特权地区或称为政治中心，经济状况也可能更好；而南街，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以往的大学生调查的访谈材料中，还有南街人家抱怨“不重视不关心南街” 【3】。我们产生这样的猜测是不难解释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从加入合作社的技术能手，可以被称为当地村民精英的李小伟那里，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入社的都是弱势群体”，“外街的能人多，东街尽做买卖的”，“他们等着看我们好戏”。这些话与我们对西街的猜测相矛盾，也许我们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但从李小伟的话之中，我们却又可以很清晰辨别到这样一种把东西街断然分为两个团体的心态。
这里的访谈记录显示了李小伟对合作社理事会选举的不满：“
⑼，我对姜老师的行为相当不满，上次选举合作社的第一任理事时，我们选出了所有的候选人，全是来自西街的，因为其他街几乎没人参加合作社，结果姜老师硬是推翻了我们的选举结果，自己指派了一些其他街的人，把一些候选人都弄得十分生气了，结果自发退出了。姜老师还说这是什么“法定加民主”。
⑽，我们对合作社是很有信心的，但理事会里总有些人不能让大家满意，我们都不服他们。我们就盼着下一次选举了。”
——冯晓端记录
临走前一天的2号晚上，我们在理事长门口等着他回来的时候，和附近的村民聊了起来。据村民说理事长的哥哥是定州市计量局局长，村民本想选这位局长，但是由于他不住本村而未果。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理事长接到电话，然后称我们有大学生来他家访谈所以不去了云云。第二天在邱老师办公室才知道昨天邱老师约理事会开会他却不想去，在场的另两位理事会成员则说他要“甩大鞋”，想甩手不干。理事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
小结：倡导民主、自治的新型合作社中，存在着乡村传统利益格局，旧的利益主体在合作社的进行过程中进行着博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村支书对合作社的赞许，让我们感到了他的想法的先进与开放，但他提到合作社之必然性时，理由却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虽然具有自身的含义，但用此来比附农民之间的关系，怎么说也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语言，展现给了我们村民利用旧观念对所谓新合作社的重新解读。
我们能够觉察到村民利用旧观念对新合作社的误读，进而要警惕到新合作社组织形式中的传统利益格局。如果传统利益格局不变，则合作社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2．村民参与在新合作社概念中的关键作用
从访谈的几个对象来看，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积极性都很高，义务劳动几乎人人出力，但参与意识则仍是个不明朗的问题。在我们的大部分访谈中，村民的回答都表示“离了学院不行”。在谈到如何参与合作社活动的时候，村民的回答也大多语焉不详。但由于合作社只是成立了两个月，我们并不能轻易下判断。遗憾的是我们离开的7.3正是周六，合作社社员会议的日子，否则若旁听一下会议必有很大收获。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新合作社是一种对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重建。从此容易想到的是，这一种对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必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已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因此正如“参与式发展”概念中所提到的那样【4】，需要真正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没有“积极自由”，就无法保护“消极自由”，至少在这里看上去如此。能否对村民参与意识进行充分动员，是关系到合作社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一部分乡村精英分子的带领可以促成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仅是合作社，带领一个村发展也是可能的，如南街、华西），但这种没有制度保障也没有村民参与基础，只依靠精英分子个人道德自觉的办法，远非长远之计。
有时候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如今的农村需要组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因缺少组织化而需要组织化的地方，组织化的社会资源又来自何方呢？或者说，新合作社理念需要村民建立在各自独立人格基础上的自主参与，但独立人格与参与意识却又是只有在新合作社这样的新组织形式中才能逐渐培养的。导出这样的悖论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对社会的观察不能采取这样一种静态的结构性的观点去看。实际上，村民自主意识的培养与合作社的有效组织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3．合作社的困难
由于各组都深入开展了其调研活动，7月1号晚上的讨论会格外热闹，伏虎小组（伏虎、张晓春、黎政、冯晓端）所探访的辣椒贩李登平与李小伟那里都很有东西可分析挖掘。我们对合作社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作为村里唯一的辣椒贩子，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村民辣椒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损害李登平利益的。他对合作社的反应也因此尤其强烈。他坚决认为合作社没有做什么实事，也做不了什么实事。三天两头开会，只能做些卖点农药这样“细枝末节”的活。作为收了十几年辣椒的“专业人员”，他认为贩辣椒决不如合作社想的那么容易，找商人绝不是那么好找。我们同时还注意到他对村支书以及村里的基础建设同样不满，甚至认为村支书从买学院的过程中捞了一笔，而村子没起任何变化。他牢骚满腹，还有“共产党教你说瞎话”的壮语。
李小伟是合作社社员，村里的技术能手，热爱学习，精通化肥、农药的使用，目前正在合作社帮忙跑化肥的事。在他家，我们看到一本厚厚的介绍农作物病虫害的科技书。他种的苹果，整个定州市都有名。在队员与他的交流中，也感觉到他的想法明显不同于其他村民（例如他反对打工，希望别人给他打工），可以说，他是村里的知识精英。当我们的队员向他提出合作社辣椒销售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时，他甚至想到了办一个“辣椒文化节”，利用温铁军的名号，“到时候连外商都来了”。虽然他是能人，但却没有入选理事会。据他说，他在候选人投票中一开始列第3名，但后来退出了，“原因不想说”。
由于存在着及其强烈的利害冲突，李登平对合作社的评价当然可能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贩了十几年辣椒，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人来说，他对辣椒销售渠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是准确的，他对于合作社销售辣椒能力的质疑，并不能说过分。由此导出一个重要问题，实际建
立起来的合作社远非理论中的合作社，其需要面对的是当今中国乡村社会远比理论丰富的多的现实情况。李小伟虽然是能人，但他也承认了合作社的困难，例如承认销售并非容易。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合作社能力的担忧，却主要集中在内部。例如他认为指导者姜柏林“一开始说得好，后来就变卦了；一开始民主，后来就制定”、“开会决议是大官敲定的”。在他的表述中，他表现出特别期待三个月（合作社试运行期3个月）后的民主选举，认为“到时候再法定，村民就不干了”。这位技术能手的参政意识之强，可能是比他的技术更难能可贵的。
从李登平与李小伟身上，我们分别了解到了合作社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进而对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们从学院的对外介绍中得不到的，也是空洞的理论分析所无能为力分。实证的重要，在这里再一次显现。
实践队员王峰写到了对合作社的一些质疑：“他们如何销售？是否有销售渠道？入社成员的利益如何分配？做深加工，做什么深加工？怎么做？销售的渠道是什么？合作社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只是有了一个感性上的认识。”李小伟提出的“辣椒文化节”，就好像所谓“感性认识”。面对现实中困难的时候，学院与加入合作社的各位村民，所需要的都是迅速进入角色，面对实际中的问题。相对于更看重实际利益的村民来说，作为指导方的学院出于宣传及扩大影响的考虑，更容易小视实际运行中的困难。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相对于村民来说，知识分子更容易被表面繁荣所迷惑。
4．警惕：知识分子对新合作社的审美态度
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学院成立的大半年来并没有把翟城村作为工作的重点。不论如何，3天就办起来的翟城辣椒专业合作社给人的印象还是太快。三农学会五一去翟城时，正是合作社成立的那几天。读了一些他们的材料，比较深的感觉是除了主办合作社的姜柏林之外，很多人指手画脚，而作为唯一常驻翟城村的工作人员，邱建生却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请注意这也只是一种感觉，可能并非实际情况）而对于合作社性质与目的的讨论，虽有共识，却无一个清楚的认识。看材料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邱建生关于合作社“非经济的，……”这样的表述，这与合作社的实际状况完全不符。当学院的潘家恩老师与高战老师在学术沙龙时介绍合作社开展情况时，所举的也多半是例如搬砖这样的关于精神状态的例子。（当然，在合作社刚成立才一个月的6月，确实也没什么除精神状态之外的成果可讲，这里只是给出一种怀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村民专业经济合作社已在全国各地开展，但融合“新乡村建设”理念的所谓新合作社仍然不甚成熟。姜柏林屡次提到自己办的合作社，但有名有实的也只有吉林梨树县一处，翟城算是一个新的例子，但它的前景还不确定。新合作社所承诺的种种，大多数仍停留在概念之中。而在了解“杂志社的人”（《中国改革》杂志一些提出“新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关于合作社的看法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刘老石的一句话：只要组织起来，就赢了。
这句话在当时学术讨论的语境中可能并非很突兀。但这里还是要针对它提出我们所需要的一种警惕，就是把合作社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件，以一种审美的观点看待合作社。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极有可能把合作社仅作为一种理想的实现手段，而缺乏对现实丰富的估计，缺乏对有着切身利益身处其中的村民的关怀。其实这种警惕并非专门针对学院的工作人员，它更需要针对关注学院与合作社的各色的记者、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要针对我自己。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关注概念胜过了关注活生生的人。其实以晏阳初为信条的学院工作人员，都是“行胜于言”的身体力行者，这一直是我最敬佩他们的一点。
四、随想——对“新乡村建设”的一些思考告别
这里要谈到我们的支教。我们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到讲台上给他们说最后一句话。伏虎的那堂课当然让我记忆深刻，但邓法超的话却同样的令我深省：“你们一定要记住，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这句话，看起来与新乡村建设是相悖的。我们可以提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不同，但是它们等价”（德国著名的“巴伐利亚经验”），但现实中可能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教育的意义，在于晏阳初所寄以厚望的发掘人的力量，还是更多地作为再阶级化的工具？
然而再想一想，这两个方面难道一定要有所偏废吗？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乡村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体制内教育既不能给更多农村孩子跨出农门的机会，更让大部分农村孩子丧失了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望。【5】我的表弟就是一个范例。
继承并重视平民教育的同时，但决不可忽视体制内教育。支教，或可作为平民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的一种整合？在来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给当地的六年级毕业生们留下些什么，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自己之所以想到去翟城，其实是出于一种历史参与感，比如只是因为认识了邱建生与刘老石就兴奋不已，好像自己参与了什么壮举。我为见到刘老石而兴奋，为结识赵大哥而欣慰，离开学院时却带着一份逃亡的感觉。
能够安慰我的是，走之前我们去和韩大爷告别，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话：“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学院不欢迎，我也以个人名义欢迎，即使我不在学院做，你们也可以来住我家”。
人本主义
准确来说，离开学院之时，我们讨论更多的是这些孩子。当我们经历了伏虎的最后一堂课，当我们同时经历了“奴性”与“人格”的时候【6】，我才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晏阳初之所以吸引我，正是由于其对“脑矿”的肯定，对人的普遍潜在能力的默认。"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人本主义思想。支持今天乡建学院的人们的，仍然是这种人性本善的人本主义思想，例如学院提供材料《创立旨趣》中的“启迪他们的心智和天然的德行”。既然可以假设人性本善，就不要说对独立人格的假设了，这几乎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种假设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吗，还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奴性，甚或“天然的德行”，或者准确的来说，是“奴性”还是“独立人格”？
但不论晏阳初以及其乡村建设的假设是否正确，其人文关怀永远是我们值得敬佩的，任何关注人性的理论和行动，与简单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不同的，因此也必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可能不是任何情况下适用的现实中的生命力，但却是将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生命力。
总论文的写法
翟城村纷繁复杂的现实，新乡村建设丰富的内涵，决定了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并非固定不变，无论前景如何，成就都会部分甚至全部地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我只看到了固定的东西，却不知道未知的东西，会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当然可以自我辩解，迷雾当前，我看不清更多的东西。即使没有总的评价而无法完成总论文，我的实践照样是有意义的。
然而让我扪心自问，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村民？我离他们的世界到底有多远？我真的知道他们的想法？真的知道他们的痛苦与希望？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我离开学院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这次实践到底让我有了什么收获与变化？
真正的遗憾在于没有和当地村民和志愿者有更深入的交流，我们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这正是令村民感到不确信的地方。从晏阳初的人本主义来看，每个人都是具有极大复杂度的个体。虽然通过村民访谈，从各个角度都对合作社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还是缺乏对更多了解到村民内心想法的深度访谈，优秀的个案分析同样太少。我们敬佩来到学院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却没有和他们作更多深层的交流。
精神资源与救命稻草
虽然做了一点事情，但离开翟城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不是兴奋和快慰，我提醒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救命稻草，什么东西都需要人们坚忍不拔的努力。就像对任何理论的拥护者一样，一位乐观地称道“新乡村建设”的人，可能也正是一个想回避努力的人。
我记得曾经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不妨把大学生支农调研抑或“新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的心态行动作为好的研究对象，这想法当然也曾令我心动，或者说每个稍微了解杂志社的人都会无法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这个问题。然而，这样的建议始终是一种与现实隔离的看法，真正参与进来之后，会发现要关注参与者的心理状态，还不如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坦率的人会发现，有的东西几乎是无法言说的，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就没有权利评价善恶得失。
（完）
文献资料：【1】——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翟城村调查报告》王志立
【2】五月五日
采访人：毛，杨
采访对象：邱键生 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版的记者
现 晏阳初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
……
合作社的性质：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情的沟通，在办的过程中慢慢地渗透民主等观念。 社员是独立 的，土地没有集中。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汇编之一杨雨虹》
【3】：（村民访谈）个案三：
早先入过（人民公社），南街什么官都没有，“非典”的时候捐款我们街捐的最多，组织人把村口，成立自卫队，都是自愿的，一个人发一顶帽子，一个背心，我们南街的人要么有帽子没背心，要么有背心没帽子。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整理五》
【4】“如何有效而快速的对目标群体进行动员（Mobilization）往往是参与式发展实践范畴的核心。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式因为它是一个重新调整传统的社区权力结构的过程。实践证明，越是欠发达（这种欠发达的含义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欠发达，有时不完善的、甚至缺陷严重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以及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历史积淀都是欠发达的原因同时又是其导致的结果）的地区，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和体制的简单甚至盲目继承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呆滞的稳定性，因而，参与式发展对社区和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的赋权便首先需要对目标群体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动员。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唤醒目标群体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认识，使目标群体建立起参与发展干预决策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使为了目标群体建立起对发展干预或发展项目的拥有意识，从而产生主动参与发展干预过程和决策的积极性。”
——《参与式发展概论》P35 李小云 主编 2001.1
【5】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参与式发展理论中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三年二月号
【6】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坚持自己开始的原则。如果作为大学生支教而一切都沿袭村里原来的做法，只是讲的内容是中学的话，这种支教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在我眼里，支教这种活动只所以产生意义就在于它可能给孩子们，甚至通过孩子们给村子里，带来一些新鲜的、有益的、被外界公认为是进步的思考方式。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孩子们能体会到一种人格魅力，正是这种影响有可能让这些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而这很可能会给他们此后的生活带来新的涵义。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是我努力的目标。但从开始我就绝不想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这个层面上。
从这件事情所说明的问题来看，六年级毕业的孩子们乐于接受这种模式（他们甚至乐此不疲地，称不累而拒绝下课），而一个初三毕业生以更成熟的眼光发现了这种模式之悖于惯行的教学。后者的思维要比前者成熟，也更为趋于“定势”，不难想象如果其成为教师将会采取哪一种模式。我不在这里做太片面的概括，但是我们有理由保持对未来的农村教育从另一个角度的关注——如果，如果更多的教育经费划拨到这样的村子，这里有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聘请新的教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将会怎样进行呢？
事实上，我无意于在此空谈，在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下，孩子的人格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此次支教同学们公认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撒谎很严重，而且往往并不是为掩盖自己错误的逃避的、被动的撒谎，而是一种为迎合老师的、只在乎老师态度而不在乎事实和常识的合理性的、主动的撒谎。（如果告诉我说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那就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失望的、极不情愿地从脑海里找到“奴性”这个词。从此次实践所经历的事实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趋势。
我也经历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在临走的那一天，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些心里话，我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来影响他们，当然也是通过种种互动的但是比先前更严肃的方式。（在其他一些同学报告里，戏称此为“人生课”。）在结尾时，当我问道此次上课笔记又多少同学是抄袭的时（在批阅他们的笔记时，我们就发现了大量抄袭现象），竟有近一半的同学举起了手（举手就意味着放弃了评选最佳笔记奖的机会）。这在开始是不可想象的。课后几位旁听的同学甚至也对这堂“人生课”评价颇高。我对自己教育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了这些“半大小子”们身上的可塑性。我衷心希望生活的波流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会让最终形成健全、成熟的人格。
——引自实践队员伏虎报告《04暑期实践报告——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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