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的农民收入
Friday, 24. February 2006, 08:50:47
——清华大学三农学会河北正定县东宿村支队调查报告（04.5）
提要：第一次实地调查，发现的问题要比想要解决的问题多得多。由于调查经验的缺乏，很多在调查中发现的宝贵问题无法进一步深入，只好留待下次。通过对农民收入调查过后，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不适应性以及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成立的必要性。由于调查者本身能力限制以及实地调查的性质，决定了这篇调查报告比较多地从微观出发来考虑问题，通过对一个村的具体分析提供一些想法。通过对具体到一个村农户收入的观察，发现农民为增加收入自发做出的努力在市场化大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并探讨农民组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市场组织化
一、东宿村及其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概况：
东宿村位于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南楼乡西北角，正定、灵寿、行唐、新乐四县交界处，距正定县城约50里，公路路况较差，用村民的话来说地属“偏僻”。
村里共有2600多人，共有2167.11亩田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2000多亩沙地，主要种植花生、棉花、红薯。农业机械化较发达，目前小麦收割普遍使用收割机。养殖业方面，目前有1/3的人家养奶牛，在村里私人开办的养牛场挤奶后由养牛场收购并转卖给三鹿公司，是村支书口中的“龙头产业”。另外，家家户户都有猪圈，但大多为一两头，不形成规模，自前两年猪肉降价之后，养猪人家已经减少许多。村里同时有不多的几户上规模地养猪、养羊、养鸡。
目前当地在当地出门打工的人不多，村民将其主要归之为地方偏僻。村子附近没有乡镇企业，只有一个砖厂，除了向村里交纳承包费之外，吸纳村民就业作用不大。由于出门打工的人不多，村里劳动力充足，为诸如养牛之类的副业提供了条件。
村里的沙地归集体所有，村委会通过收取沙地与砖厂的承包费有一定收入，去年甚至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而由村集体财政代缴。
总的来说，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植业，传统的养殖业如养猪只扮演补充收入角色，而一年前刚新起的奶牛养殖目前来看可以给农民带来收入，但离村支书构想的家家户户养牛还有一段距离。村里人家基本能够实现温饱，但收入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巨大，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农民增收缓慢，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基本设施建设落后，科教文卫事业落后等，在东宿村都存在。但总体说来当地农民尚能保持生活，不存在大规模破产趋势，村民与村委会不存在激烈矛盾。概括来说，当地面临的情况，主要是发展的问题。
二、调查成果：
微观分析：影响东宿村村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不适应
背景：市场价格变化对东宿村农民收入的影响：
当地村民谈起他们的收入的时候，普遍谈到了价格波动的影响。小麦价格从5角到7角，目前价格为8角；棉花价格低时仅为1、2元多，高时为3元；而当去年猪肉价格从4、5元一斤跌到3元一斤的时候，直接导致了村民普遍的赔本以及今年养猪户的减少。比较典型的是前两年村里种葱的例子，前年收购价为几毛钱一斤，农民一亩地可赚上千元，但是去年许多人一拥而上之时，却发现卖不出去，于是遭受损失。
关键因素分析：
1．生产习惯与核算意识
种一亩地到底能赚多少钱？当村民王红文叔叔开始给我们算账的时候，他的感受是“是该好好算算”。拿他的话说，虽然大家都知道种地不怎么赚钱，但到底怎么不赚钱，也没有人算过。再用曾经的村会计耿兰福叔叔的话来说，农民“不算账，不记账，不会算计开支”，“我都没算过”。
在缺乏核算意识的情况下，村民只要能吃饱饭，大多都是按照长期的习惯进行生产。虽然大家都知道种地不怎么赚钱，“历史以来也没听说种地发财”，但统一的认识是：不种地也没事可作。和种地一样，养猪也更多的是一种长期习惯的生产方式。尽管村民都反映养猪不赚钱，两年前的猪肉价格暴跌也减少了一定的养猪的人家，但目前养猪的村民还是不少，“小本小利”，“剩菜剩饭倒了可惜，正好给猪吃”。在被我们问及村里落后的主要原因时，村支书说出的“地多”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随后了解到他的意思是说农民因为有地可种，就不去想其他的手段。这个想法值得我们深思。固守一种生产习惯，不通过核算尝试新的收入渠道，很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冲击。小麦、棉花价格前两年的低迷，猪肉价格的暴跌，都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持续停滞不前。
2．市场信息缺乏
当谈到今年的棉花达到近几年最高价的时候，村民的评价是“现在是好，但保不定什么时候又跌了”。“保不定”这三个字，正是农民心里的一块疙瘩。农民市场信息缺乏的天然原因，一是农村的闭塞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问题，二是农业生产特点的问题。农业生产周期长，一旦投入没有改变生产的余地，造成农产品价格信息对生产影响带有滞后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了大半年，忽然发现卖什么又不赚钱了。
信息缺乏的核算不可能是有效的核算，农民为增加收入，打破了生产习惯而试图开创新的收入途径时，面对的是新的困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窝蜂”的现象。你养猪，我也养猪。你种药材上一年赚了钱，我也种药材。然而，供需关系的变化，却往往造成价格的下降，使怀着增收期望的农民血本无归。
3．抵御风险能力差
农业本就有靠天吃饭的性质，而市场化则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当一位村民在被我们问及为什么不养牛而选择收益相对少许多的养猪时，所说的是“本小利小”，并解释说这样风险也小。拿养牛来说：母牛产仔，“掉个小母牛，可以卖六七千，掉个小公牛，只能卖一两百”，这种风险正是许多农户对养牛所持观望态度的来源。在调查中，我们还听说了几年前就有人由于承包沙地所种的西瓜被冰雹砸毁而自杀的事件。与工人上班拿工资相比，与传统的自给自足或是计划体制下的统购统销相比，市场中的农业更多体现出一种投入。但对于分散的小农而言，某些“致富经”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4．资金投入缺乏
村民并非没有致富的手段。承包沙地、养牛，在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经济来源，但为什么并没有得到推广呢？除了以上所说的风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缺乏。就拿养牛来说，一头牛要1万多，而这笔钱对于东宿村的绝大多数人家而言都需要贷款。在一些养牛人家那里，我们听到的是贷款并非很难；据村里的养牛场老板介绍，他可以为养牛人家贷款提供担保。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贷款没有担保”、“要靠关系”之类的话。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对东宿村的农村信用社与社会借贷进行调查。“穷的越穷，富得越富”，过去的村会计耿叔叔并没有仔细解释这句话，但资金在这里是否起一个重要作用呢？
结合宏观背景的分析：
市场寻找的是降低成本与利润，未组织起来的农户在交易中占弱势地位，他们虽然能同时从价格上扬中获益，却往往是危机的转嫁者。1997年后，随着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为供需平衡，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价格因素不再成为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在市场价格走低的背景下，村民普遍怀念计划时代稳定的价格市场。由于耕地的大量减少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今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一齐上涨，当然，也不可忽视地带动了生产资料如化肥等价格的上涨。
我们不了解宏观的市场情况，但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农民对市场的不适应没有转变，则在市场中将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中央可以采取措施，给农民直接补贴、确立农产品收购的保护价等等，但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即所谓“放活”，可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更重要措施。克服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需要的正是组织化。
三、关键问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案例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作为影响其在市场中遭遇的重要因素来观察分析，并非来自我们去调查之前的想法，而是来源于当地一些村民的反复提起，这里结合当地的两个案例进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接触到实际案例，这里并非谈存在组织机构、真实存在的村民合作组织，而是广泛地谈一种事实上的组织化程度的存在。这里对当地一些的组织化的例子作一些局部的分析。
1.农民对组织化的一些看法
“分了田，散了队，一步一步向后退，一直退到旧社会”“刚分了地，当然要比不分收益大”“没有组织性是个很大弊端，农民像一团散沙。”
“村委会只是行政组织，不是经济组织。”“不一定统一分配、统一记账，那样也不能又积极性。”“需要敢闯敢干的人”。
“订单农业”
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农民对组织化的看法”展开充分的调查，这里提供的主要是村里一些有思想的村民的想法，我们并没有掌握到更多的情况。
2.组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统一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统一收购农副产品——改变小农在市场交易中的不利地位。
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为生产给出指导性意见
提供农副业技术指导、服务
生产基础设施的修建维护
东宿村案例一：养牛场
收购价格：
前两年村里就有零散的人家开始在自己家养牛，但由于在自家挤奶，没有卫生保障，挤出的奶只能作为有菌奶卖给牛奶公司的收购人员，收购价格为4.5角/斤。
去年5月份，在三鹿公司的建议下，在正定、石家庄做饮料批发生意的村民耿金平出资养牛场，引进了挤奶设备，并向村民提供场地养牛、挤奶，收购价格提高到8.5角/斤。养牛成为相当高的收入来源（参看调查原始记录），用村支书的话说“四头大牛，比外头上班强。”
养牛场经营：
养牛场初期投入40万元，占地约34亩。以8.5角/斤从村民手中收购牛奶，而三鹿公司从养牛场收购牛奶则为8角/斤，主要收入来源是三鹿公司付给的250元一吨的管理费。目前日收奶量大约为2.5吨。
资金支持：
据养牛场老板耿金平介绍，养牛场并给想养牛的人家提供贷款担保。但从前面反映的情况来看，事实上担保针对的可能只是一部分养牛户。
技术指导：
去年三鹿公司派过技术人员来，放VCD指导配种。
村委会的作用：
养牛场的地原来由他人承包，村委会发现其当初未签订合同，收回地转包给养牛场。据村支书说，村里规定养牛场向农户收购牛奶时不得降价，并规定奶钱需要一月一结，并向信用社要贷款指标，支持村民养牛。
养牛中关于组织化程度的其他例子：
饲料：几乎所有养牛户都提到了这一点，粮价涨了，饲料价也涨。
苜蓿草：几家养牛户都提到用苜蓿草喂牛，出奶量会更高，但是村里没有人种草。作为养牛户自己来说，“养牛再种草，也不行，顾不上”。
买牛：农户自己买，“找个懂牛的”帮忙。而牛价目前正上涨。村民要买到好牛，不知道是否容易？
分析：
与种田相比，养牛确实是更高的收入来源，而我们所走访的一户养牛人也普遍对收入前景持较乐观的估计。
可以认为，这里的组织化的初始动力，是收购方三鹿公司获得优质奶源的需要以及养牛场主耿金平的自身利益，而组织化成立的基础则来自村民从利益出发的自然聚合。
与以前村民的零散养牛相比，养牛场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了技术支持（机械挤奶）与批量收购，提供了村民稳定的收购渠道，降低了村民与三鹿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自己从中受益。仅就目前来看，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如果下次去的话可以继续观察）
我们看到，养牛——收购牛奶，正是“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但我们认为，村民耿金平开办的养牛场，在中间起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角色。这里的模式，应该是公司+本村村民中间人+农户。
如果单纯是公司进入村里开办养牛场，在管理、社会动员方面都会遇到较大的障碍，并且存在资本压榨村民的可能性。（我们暂且不考虑养牛场老板所信赖的“三鹿是国有企业”的情况，因为分析不可能只针对当地）而对于养牛场的存在，我们认为，本村人的背景，能够带给村民一种信任，同时也使养牛场能够从村民的利益方面考虑问题（从收购价上看出）。同时，村委会的支持与动员是养牛场成功建立并运转的一个因素。而如村支书所说，村委会对养牛场也起监督作用。当村委会面对的是一个公司时，是谈不上监督的。
回顾村民所说过的，村子要发展，“需要敢闯敢干的人”。从这个案例来看，村里的带头人所起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带头人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在村民与外部的市场环境连接的时候，实现村民的内聚组织化，保证村民利益。当然，这个带头人如果可以推动一个村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可能会是更好的结果。
所谓“更好结果”不是无根据而发，这里根据当地情况设想养牛户成立经济合作组织所可能带来的实惠：统一购买饲料，组织收购或种植牧草，介绍奶牛高产与防病知识。如果走得更远，能够在贷款以及风险保障上为养牛户做一点事，就可以把养牛向更多的村民中推广。但组织机构的成立是需要条件的，比简单的事实组织化要困难许多，会遇到一系列问题。由于没有接触到实际案例，这里不作分析。
3.组织化与村委会或乡政府牵头推广项目的不同
案例二：南楼乡“万亩丰产林”项目。
在去村里之前，我们就通过了“正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网站了解到了东宿村所在的南楼乡搞了一个“万亩速生丰产林”，本来想来看一看成果，但到了当地才知道这是南楼乡去年犯的“一个大错误”，乡里损失400万元，已经被电视台曝光。由于与乡政府签订了合同，种树的村民可以拿到赔偿，但不可能很快到位。据村民的说法，乡政府自己也想赚一笔，但是却被中间人骗了，种的树卖不出去，于是遭受损失。
类似的例子有，村里曾经办过食品厂、面粉厂、药材收购、大棚蔬菜，但是均以失败告终。问及过去的村会计耿兰福叔叔原因时，他说的是“吃大锅饭”。
分析：
基层政府代表村民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市场时，并不一定能在市场中取得信息的强势地位；相反，还可能由于利益主体的不明晰以及基层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成为市场博弈中的弱方。当然，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政府的自身能力，但以上所说的问题始终存在。
问题在于，基层政府能够运用行政资源把村民很好的组织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种组织化并非是有切身利益的村民自发聚合，而是来自基层政府利用自身优势的推广，从成立之初可能就没有经过合适的生产核算，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基层政府在组织化中更重要的是起到服务作用，正如以上养牛案例中所提到的，乡政府或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行政力量疏通金融渠道，监督资本行为，保障村民利益，等等。
四、结论
农业生产市场化、农民进入市场是研究农民收入的最重要的背景。
分散的小农经济不仅使农业整体上处于弱势（相比其他国家地区的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更使分散的农民在市场对于资本与商贩的相对弱势。影响农民收入的不仅仅在于农业，还在于农民在农业中的地位。
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进城打工遭遇着待遇以及劳动力需求的瓶颈、土地在农村不仅是生产工具，同时还存在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些都决定了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仍然需要依赖土地、农业为生。所以，让农民“用脚投票”改变供求关系来影响市场价格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会同时令农民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年中央一系列措施保障种粮农民利益，耕地保护，正是防止这类局面的出现）
组织化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农民在市场的弱势地位，让农民能够分享市场发展的果实，尽量减少农民处于生产末端的天然的不利局面。
组织化需要建立在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来资源、村民内部精英以及行政组织的力量。我们认为在制度化基础薄弱的农村，村民精英的参与是组织化的重要条件。
组织化的较高层次是成立具有明确机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机构的实在的组织除了可以在改变农民市场交易不利地位中起到更大作用，还可以承担起部分目前乡、村级基层行政服务中所缺失的科技、金融合作、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除了经济方面，组织存在向政治与农村公共生活建设方向转型的可能，这里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研究。
后记：“农民与市场”是研究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农民组织化进入市场更是农民增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仅通过对一个村4天的观察谈清楚，我们也看到了有众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从实践中所获的具体经验而出发的小小体会，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附录一：调查原始记录：
一、种植粮食作物收入——一亩地一年中先后种植小麦、玉米的收入与支出（前几年平均）
资料来源：王红文、耿兰福等（当地村民共同计算）
调查地点：东宿村村民耿兰福家
支出：（按小麦－玉米的顺序）
生产性支出
小麦：
1.秸秆还田30元
2.旋耕机耕田20元
3.播种机播种5元
4.第一次施肥（半袋二铵） 100×0.5＝50元
5.浇地（8水，每次水泵电费10元左右）10×8＝80元
6.农药、灭草剂5元
7.追肥（一袋半碳铵）18×1.5＝27元
玉米：
8.播种5元
9.农药、灭草剂 4元
10.浇地 10×4＝40元
11.化肥（一袋半碳铵）18×1.5＝27元
农业机械（按十年30亩地平均消耗来计算）
12.打井 2500/（30×10）＝8元
13.深井泵 1600/（30×10）＝5元
14.维修费（按10年中后7年每年10次计算） 80×7×10/（30×10）＝19元
小计355元
农业税80元
总计435元
收入：
小麦（平均每亩600斤，每斤收购价0.5元）0.5×600＝300元
玉米（平均每亩600斤，每斤收购价0.5元）0.5×800＝400元
总计700元
净收入700－435＝265元
如按一户平均5亩地计算，种植小麦－玉米一年的净收入为 265×5＝1325元
二、种植经济作物收入——种植一亩棉花一年内的收入与支出
支出
1.耕地 20元
2化肥（尿素一袋＋磷肥50斤＋复合肥一袋） 60＋50×50/80＋70＝161元
3.浇地（4水） 5×4＝20元
4.农药、灭草剂 4元
小计 205元
农业税 80元
总计 285元
收入：
年产棉花400斤，一斤3.0元3.0×400＝1200元
净收入：915元
三、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及其风险
资料来源：养牛场遇到的某养牛村民
调查地点：养牛场
饲养未怀胎奶牛的挤奶收入(奶牛产后每月出奶量不同，这里按平均日出奶量30斤计算，年泌乳期10个月(305天计))
支出
饲料（0.75元/斤，按老乡的说法“一斤料出两斤奶”计算） 0.75×15＝11.25元
收入
牛奶收购（0.85/斤） 0.85×30＝25.5元
净收入 25.5－11.25＝14元
年收入 14×305＝4270元
贷款利息
（当地信用社贷款月息6.414‰，按贷款12000元计算） 12000×6.414‰×12＝924元
年收入： 4270－924＝3346元
怀胎奶牛生小牛的收入：
生个小母牛 6000～7000元
生个小公牛 200元
投入
一头成年母牛的价格 “1万多”
风险
奶牛难产死去，奶牛产下小公牛
附录二：对原始记录数据的一点说明：
由于数据采集不仔细：棉花种植支出遗漏种子一项（村民提到了种子一项费用，但我们未记录下金额），大约几十元。奶牛一年中的产奶量变化未仔细了解，材料中计算养奶牛年收入所根据的“奶牛产后每月出奶量不同，年泌乳期10个月(按305天计)”系后来查阅资料，属于公认数据
附录三：
在调查中感受并发现到，但限于时间与精力未作具体研究的一些问题：
1.农民的怀旧情绪
2.农民对自身劳动价值的发现与对生活的期望（当我们一起算种地账的时候，几位村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算工钱呢”）
3.农民对政策的不了解、对政府与政策的失望和冷漠（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知道一号文件，即使知道有文件的人大多也不知道内容，或对其好处持不信任态度；一部分村民甚至不了解对村里公告栏上贴出的每亩粮食直接补贴到户的情况）
4.农村金融运转情况，信用社提供贷款情况（到底是否运转良好）
5.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问题（我们第一天就遇到了一群初中即辍学的孩子，据几乎所有村民包括小学校长和小学老师的意见，是因为他们笨自己读不进书的原因，并非没钱，所以不是什么问题。普及是一个问题，经费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教学质量不能保证农村孩子从教育中得到令他们受益的东西，则义务教育仍然是失败的。）
如果再次调查，需要调查的重点内容：组织化
1.南楼乡推广“万亩丰产林”的过程，失败的原因
2.养牛农户对于养牛中合作的考虑
3.农民对组织化的看法，农民对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评价等（可发放调查问卷）
4.农村成立经济合作组织的社会动员成本，农民自主成立组织的可能性
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区域市场价格的影响力
提要：第一次实地调查，发现的问题要比想要解决的问题多得多。由于调查经验的缺乏，很多在调查中发现的宝贵问题无法进一步深入，只好留待下次。通过对农民收入调查过后，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不适应性以及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成立的必要性。由于调查者本身能力限制以及实地调查的性质，决定了这篇调查报告比较多地从微观出发来考虑问题，通过对一个村的具体分析提供一些想法。通过对具体到一个村农户收入的观察，发现农民为增加收入自发做出的努力在市场化大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并探讨农民组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市场组织化
一、东宿村及其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概况：
东宿村位于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南楼乡西北角，正定、灵寿、行唐、新乐四县交界处，距正定县城约50里，公路路况较差，用村民的话来说地属“偏僻”。
村里共有2600多人，共有2167.11亩田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2000多亩沙地，主要种植花生、棉花、红薯。农业机械化较发达，目前小麦收割普遍使用收割机。养殖业方面，目前有1/3的人家养奶牛，在村里私人开办的养牛场挤奶后由养牛场收购并转卖给三鹿公司，是村支书口中的“龙头产业”。另外，家家户户都有猪圈，但大多为一两头，不形成规模，自前两年猪肉降价之后，养猪人家已经减少许多。村里同时有不多的几户上规模地养猪、养羊、养鸡。
目前当地在当地出门打工的人不多，村民将其主要归之为地方偏僻。村子附近没有乡镇企业，只有一个砖厂，除了向村里交纳承包费之外，吸纳村民就业作用不大。由于出门打工的人不多，村里劳动力充足，为诸如养牛之类的副业提供了条件。
村里的沙地归集体所有，村委会通过收取沙地与砖厂的承包费有一定收入，去年甚至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而由村集体财政代缴。
总的来说，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植业，传统的养殖业如养猪只扮演补充收入角色，而一年前刚新起的奶牛养殖目前来看可以给农民带来收入，但离村支书构想的家家户户养牛还有一段距离。村里人家基本能够实现温饱，但收入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巨大，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农民增收缓慢，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基本设施建设落后，科教文卫事业落后等，在东宿村都存在。但总体说来当地农民尚能保持生活，不存在大规模破产趋势，村民与村委会不存在激烈矛盾。概括来说，当地面临的情况，主要是发展的问题。
二、调查成果：
微观分析：影响东宿村村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不适应
背景：市场价格变化对东宿村农民收入的影响：
当地村民谈起他们的收入的时候，普遍谈到了价格波动的影响。小麦价格从5角到7角，目前价格为8角；棉花价格低时仅为1、2元多，高时为3元；而当去年猪肉价格从4、5元一斤跌到3元一斤的时候，直接导致了村民普遍的赔本以及今年养猪户的减少。比较典型的是前两年村里种葱的例子，前年收购价为几毛钱一斤，农民一亩地可赚上千元，但是去年许多人一拥而上之时，却发现卖不出去，于是遭受损失。
关键因素分析：
1．生产习惯与核算意识
种一亩地到底能赚多少钱？当村民王红文叔叔开始给我们算账的时候，他的感受是“是该好好算算”。拿他的话说，虽然大家都知道种地不怎么赚钱，但到底怎么不赚钱，也没有人算过。再用曾经的村会计耿兰福叔叔的话来说，农民“不算账，不记账，不会算计开支”，“我都没算过”。
在缺乏核算意识的情况下，村民只要能吃饱饭，大多都是按照长期的习惯进行生产。虽然大家都知道种地不怎么赚钱，“历史以来也没听说种地发财”，但统一的认识是：不种地也没事可作。和种地一样，养猪也更多的是一种长期习惯的生产方式。尽管村民都反映养猪不赚钱，两年前的猪肉价格暴跌也减少了一定的养猪的人家，但目前养猪的村民还是不少，“小本小利”，“剩菜剩饭倒了可惜，正好给猪吃”。在被我们问及村里落后的主要原因时，村支书说出的“地多”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随后了解到他的意思是说农民因为有地可种，就不去想其他的手段。这个想法值得我们深思。固守一种生产习惯，不通过核算尝试新的收入渠道，很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冲击。小麦、棉花价格前两年的低迷，猪肉价格的暴跌，都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持续停滞不前。
2．市场信息缺乏
当谈到今年的棉花达到近几年最高价的时候，村民的评价是“现在是好，但保不定什么时候又跌了”。“保不定”这三个字，正是农民心里的一块疙瘩。农民市场信息缺乏的天然原因，一是农村的闭塞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问题，二是农业生产特点的问题。农业生产周期长，一旦投入没有改变生产的余地，造成农产品价格信息对生产影响带有滞后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了大半年，忽然发现卖什么又不赚钱了。
信息缺乏的核算不可能是有效的核算，农民为增加收入，打破了生产习惯而试图开创新的收入途径时，面对的是新的困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窝蜂”的现象。你养猪，我也养猪。你种药材上一年赚了钱，我也种药材。然而，供需关系的变化，却往往造成价格的下降，使怀着增收期望的农民血本无归。
3．抵御风险能力差
农业本就有靠天吃饭的性质，而市场化则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当一位村民在被我们问及为什么不养牛而选择收益相对少许多的养猪时，所说的是“本小利小”，并解释说这样风险也小。拿养牛来说：母牛产仔，“掉个小母牛，可以卖六七千，掉个小公牛，只能卖一两百”，这种风险正是许多农户对养牛所持观望态度的来源。在调查中，我们还听说了几年前就有人由于承包沙地所种的西瓜被冰雹砸毁而自杀的事件。与工人上班拿工资相比，与传统的自给自足或是计划体制下的统购统销相比，市场中的农业更多体现出一种投入。但对于分散的小农而言，某些“致富经”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4．资金投入缺乏
村民并非没有致富的手段。承包沙地、养牛，在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经济来源，但为什么并没有得到推广呢？除了以上所说的风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缺乏。就拿养牛来说，一头牛要1万多，而这笔钱对于东宿村的绝大多数人家而言都需要贷款。在一些养牛人家那里，我们听到的是贷款并非很难；据村里的养牛场老板介绍，他可以为养牛人家贷款提供担保。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贷款没有担保”、“要靠关系”之类的话。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对东宿村的农村信用社与社会借贷进行调查。“穷的越穷，富得越富”，过去的村会计耿叔叔并没有仔细解释这句话，但资金在这里是否起一个重要作用呢？
结合宏观背景的分析：
市场寻找的是降低成本与利润，未组织起来的农户在交易中占弱势地位，他们虽然能同时从价格上扬中获益，却往往是危机的转嫁者。1997年后，随着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为供需平衡，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价格因素不再成为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在市场价格走低的背景下，村民普遍怀念计划时代稳定的价格市场。由于耕地的大量减少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今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一齐上涨，当然，也不可忽视地带动了生产资料如化肥等价格的上涨。
我们不了解宏观的市场情况，但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农民对市场的不适应没有转变，则在市场中将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中央可以采取措施，给农民直接补贴、确立农产品收购的保护价等等，但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即所谓“放活”，可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更重要措施。克服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需要的正是组织化。
三、关键问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案例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作为影响其在市场中遭遇的重要因素来观察分析，并非来自我们去调查之前的想法，而是来源于当地一些村民的反复提起，这里结合当地的两个案例进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接触到实际案例，这里并非谈存在组织机构、真实存在的村民合作组织，而是广泛地谈一种事实上的组织化程度的存在。这里对当地一些的组织化的例子作一些局部的分析。
1.农民对组织化的一些看法
“分了田，散了队，一步一步向后退，一直退到旧社会”“刚分了地，当然要比不分收益大”“没有组织性是个很大弊端，农民像一团散沙。”
“村委会只是行政组织，不是经济组织。”“不一定统一分配、统一记账，那样也不能又积极性。”“需要敢闯敢干的人”。
“订单农业”
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农民对组织化的看法”展开充分的调查，这里提供的主要是村里一些有思想的村民的想法，我们并没有掌握到更多的情况。
2.组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统一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统一收购农副产品——改变小农在市场交易中的不利地位。
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为生产给出指导性意见
提供农副业技术指导、服务
生产基础设施的修建维护
东宿村案例一：养牛场
收购价格：
前两年村里就有零散的人家开始在自己家养牛，但由于在自家挤奶，没有卫生保障，挤出的奶只能作为有菌奶卖给牛奶公司的收购人员，收购价格为4.5角/斤。
去年5月份，在三鹿公司的建议下，在正定、石家庄做饮料批发生意的村民耿金平出资养牛场，引进了挤奶设备，并向村民提供场地养牛、挤奶，收购价格提高到8.5角/斤。养牛成为相当高的收入来源（参看调查原始记录），用村支书的话说“四头大牛，比外头上班强。”
养牛场经营：
养牛场初期投入40万元，占地约34亩。以8.5角/斤从村民手中收购牛奶，而三鹿公司从养牛场收购牛奶则为8角/斤，主要收入来源是三鹿公司付给的250元一吨的管理费。目前日收奶量大约为2.5吨。
资金支持：
据养牛场老板耿金平介绍，养牛场并给想养牛的人家提供贷款担保。但从前面反映的情况来看，事实上担保针对的可能只是一部分养牛户。
技术指导：
去年三鹿公司派过技术人员来，放VCD指导配种。
村委会的作用：
养牛场的地原来由他人承包，村委会发现其当初未签订合同，收回地转包给养牛场。据村支书说，村里规定养牛场向农户收购牛奶时不得降价，并规定奶钱需要一月一结，并向信用社要贷款指标，支持村民养牛。
养牛中关于组织化程度的其他例子：
饲料：几乎所有养牛户都提到了这一点，粮价涨了，饲料价也涨。
苜蓿草：几家养牛户都提到用苜蓿草喂牛，出奶量会更高，但是村里没有人种草。作为养牛户自己来说，“养牛再种草，也不行，顾不上”。
买牛：农户自己买，“找个懂牛的”帮忙。而牛价目前正上涨。村民要买到好牛，不知道是否容易？
分析：
与种田相比，养牛确实是更高的收入来源，而我们所走访的一户养牛人也普遍对收入前景持较乐观的估计。
可以认为，这里的组织化的初始动力，是收购方三鹿公司获得优质奶源的需要以及养牛场主耿金平的自身利益，而组织化成立的基础则来自村民从利益出发的自然聚合。
与以前村民的零散养牛相比，养牛场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了技术支持（机械挤奶）与批量收购，提供了村民稳定的收购渠道，降低了村民与三鹿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自己从中受益。仅就目前来看，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如果下次去的话可以继续观察）
我们看到，养牛——收购牛奶，正是“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但我们认为，村民耿金平开办的养牛场，在中间起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角色。这里的模式，应该是公司+本村村民中间人+农户。
如果单纯是公司进入村里开办养牛场，在管理、社会动员方面都会遇到较大的障碍，并且存在资本压榨村民的可能性。（我们暂且不考虑养牛场老板所信赖的“三鹿是国有企业”的情况，因为分析不可能只针对当地）而对于养牛场的存在，我们认为，本村人的背景，能够带给村民一种信任，同时也使养牛场能够从村民的利益方面考虑问题（从收购价上看出）。同时，村委会的支持与动员是养牛场成功建立并运转的一个因素。而如村支书所说，村委会对养牛场也起监督作用。当村委会面对的是一个公司时，是谈不上监督的。
回顾村民所说过的，村子要发展，“需要敢闯敢干的人”。从这个案例来看，村里的带头人所起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带头人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在村民与外部的市场环境连接的时候，实现村民的内聚组织化，保证村民利益。当然，这个带头人如果可以推动一个村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可能会是更好的结果。
所谓“更好结果”不是无根据而发，这里根据当地情况设想养牛户成立经济合作组织所可能带来的实惠：统一购买饲料，组织收购或种植牧草，介绍奶牛高产与防病知识。如果走得更远，能够在贷款以及风险保障上为养牛户做一点事，就可以把养牛向更多的村民中推广。但组织机构的成立是需要条件的，比简单的事实组织化要困难许多，会遇到一系列问题。由于没有接触到实际案例，这里不作分析。
3.组织化与村委会或乡政府牵头推广项目的不同
案例二：南楼乡“万亩丰产林”项目。
在去村里之前，我们就通过了“正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网站了解到了东宿村所在的南楼乡搞了一个“万亩速生丰产林”，本来想来看一看成果，但到了当地才知道这是南楼乡去年犯的“一个大错误”，乡里损失400万元，已经被电视台曝光。由于与乡政府签订了合同，种树的村民可以拿到赔偿，但不可能很快到位。据村民的说法，乡政府自己也想赚一笔，但是却被中间人骗了，种的树卖不出去，于是遭受损失。
类似的例子有，村里曾经办过食品厂、面粉厂、药材收购、大棚蔬菜，但是均以失败告终。问及过去的村会计耿兰福叔叔原因时，他说的是“吃大锅饭”。
分析：
基层政府代表村民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市场时，并不一定能在市场中取得信息的强势地位；相反，还可能由于利益主体的不明晰以及基层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成为市场博弈中的弱方。当然，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政府的自身能力，但以上所说的问题始终存在。
问题在于，基层政府能够运用行政资源把村民很好的组织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种组织化并非是有切身利益的村民自发聚合，而是来自基层政府利用自身优势的推广，从成立之初可能就没有经过合适的生产核算，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基层政府在组织化中更重要的是起到服务作用，正如以上养牛案例中所提到的，乡政府或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行政力量疏通金融渠道，监督资本行为，保障村民利益，等等。
四、结论
农业生产市场化、农民进入市场是研究农民收入的最重要的背景。
分散的小农经济不仅使农业整体上处于弱势（相比其他国家地区的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更使分散的农民在市场对于资本与商贩的相对弱势。影响农民收入的不仅仅在于农业，还在于农民在农业中的地位。
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进城打工遭遇着待遇以及劳动力需求的瓶颈、土地在农村不仅是生产工具，同时还存在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些都决定了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仍然需要依赖土地、农业为生。所以，让农民“用脚投票”改变供求关系来影响市场价格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会同时令农民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年中央一系列措施保障种粮农民利益，耕地保护，正是防止这类局面的出现）
组织化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农民在市场的弱势地位，让农民能够分享市场发展的果实，尽量减少农民处于生产末端的天然的不利局面。
组织化需要建立在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来资源、村民内部精英以及行政组织的力量。我们认为在制度化基础薄弱的农村，村民精英的参与是组织化的重要条件。
组织化的较高层次是成立具有明确机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机构的实在的组织除了可以在改变农民市场交易不利地位中起到更大作用，还可以承担起部分目前乡、村级基层行政服务中所缺失的科技、金融合作、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除了经济方面，组织存在向政治与农村公共生活建设方向转型的可能，这里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研究。
后记：“农民与市场”是研究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农民组织化进入市场更是农民增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仅通过对一个村4天的观察谈清楚，我们也看到了有众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从实践中所获的具体经验而出发的小小体会，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附录一：调查原始记录：
一、种植粮食作物收入——一亩地一年中先后种植小麦、玉米的收入与支出（前几年平均）
资料来源：王红文、耿兰福等（当地村民共同计算）
调查地点：东宿村村民耿兰福家
支出：（按小麦－玉米的顺序）
生产性支出
小麦：
1.秸秆还田30元
2.旋耕机耕田20元
3.播种机播种5元
4.第一次施肥（半袋二铵） 100×0.5＝50元
5.浇地（8水，每次水泵电费10元左右）10×8＝80元
6.农药、灭草剂5元
7.追肥（一袋半碳铵）18×1.5＝27元
玉米：
8.播种5元
9.农药、灭草剂 4元
10.浇地 10×4＝40元
11.化肥（一袋半碳铵）18×1.5＝27元
农业机械（按十年30亩地平均消耗来计算）
12.打井 2500/（30×10）＝8元
13.深井泵 1600/（30×10）＝5元
14.维修费（按10年中后7年每年10次计算） 80×7×10/（30×10）＝19元
小计355元
农业税80元
总计435元
收入：
小麦（平均每亩600斤，每斤收购价0.5元）0.5×600＝300元
玉米（平均每亩600斤，每斤收购价0.5元）0.5×800＝400元
总计700元
净收入700－435＝265元
如按一户平均5亩地计算，种植小麦－玉米一年的净收入为 265×5＝1325元
二、种植经济作物收入——种植一亩棉花一年内的收入与支出
支出
1.耕地 20元
2化肥（尿素一袋＋磷肥50斤＋复合肥一袋） 60＋50×50/80＋70＝161元
3.浇地（4水） 5×4＝20元
4.农药、灭草剂 4元
小计 205元
农业税 80元
总计 285元
收入：
年产棉花400斤，一斤3.0元3.0×400＝1200元
净收入：915元
三、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及其风险
资料来源：养牛场遇到的某养牛村民
调查地点：养牛场
饲养未怀胎奶牛的挤奶收入(奶牛产后每月出奶量不同，这里按平均日出奶量30斤计算，年泌乳期10个月(305天计))
支出
饲料（0.75元/斤，按老乡的说法“一斤料出两斤奶”计算） 0.75×15＝11.25元
收入
牛奶收购（0.85/斤） 0.85×30＝25.5元
净收入 25.5－11.25＝14元
年收入 14×305＝4270元
贷款利息
（当地信用社贷款月息6.414‰，按贷款12000元计算） 12000×6.414‰×12＝924元
年收入： 4270－924＝3346元
怀胎奶牛生小牛的收入：
生个小母牛 6000～7000元
生个小公牛 200元
投入
一头成年母牛的价格 “1万多”
风险
奶牛难产死去，奶牛产下小公牛
附录二：对原始记录数据的一点说明：
由于数据采集不仔细：棉花种植支出遗漏种子一项（村民提到了种子一项费用，但我们未记录下金额），大约几十元。奶牛一年中的产奶量变化未仔细了解，材料中计算养奶牛年收入所根据的“奶牛产后每月出奶量不同，年泌乳期10个月(按305天计)”系后来查阅资料，属于公认数据
附录三：
在调查中感受并发现到，但限于时间与精力未作具体研究的一些问题：
1.农民的怀旧情绪
2.农民对自身劳动价值的发现与对生活的期望（当我们一起算种地账的时候，几位村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算工钱呢”）
3.农民对政策的不了解、对政府与政策的失望和冷漠（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知道一号文件，即使知道有文件的人大多也不知道内容，或对其好处持不信任态度；一部分村民甚至不了解对村里公告栏上贴出的每亩粮食直接补贴到户的情况）
4.农村金融运转情况，信用社提供贷款情况（到底是否运转良好）
5.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问题（我们第一天就遇到了一群初中即辍学的孩子，据几乎所有村民包括小学校长和小学老师的意见，是因为他们笨自己读不进书的原因，并非没钱，所以不是什么问题。普及是一个问题，经费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教学质量不能保证农村孩子从教育中得到令他们受益的东西，则义务教育仍然是失败的。）
如果再次调查，需要调查的重点内容：组织化
1.南楼乡推广“万亩丰产林”的过程，失败的原因
2.养牛农户对于养牛中合作的考虑
3.农民对组织化的看法，农民对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评价等（可发放调查问卷）
4.农村成立经济合作组织的社会动员成本，农民自主成立组织的可能性
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于区域市场价格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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