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城日记
Friday, 24. February 2006, 11:55:10
——自动化系“开启民智——关注新乡村建设”支队调查报告
动笔的时候，我想起孙立平老师在《社会学概论》上的话：“不要随便‘《我看……》’，你还没到社会上去呢，看什么看？或者讲起农民负担如何减轻，一、二、三、四，再可笑没有。”在我离开翟城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无法对“新乡村建设”给出一个总体意义上的评价，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决定，与其奉献给大家一篇新的一二三四以及正面反面辨证看合作社与学院的种种评价，还不如索性随意写下一些零乱的思考，请大家见谅。好在有《黄河边的中国》以及《顾准日记》为我作了文本上的范例。这两本我喜欢的书，写法都不是一二三四。
6.28——启程
几乎是大半学期的准备，终于踏上了去翟城的路途。 火车上聊天，在定州下车时匆匆忙忙，竟然把一包张璐捐出的书忘在车上。作为带队人犯这样的错误，我也无话可说。真是糊涂。天气极其闷热，挤入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肉丝面，伏虎先买来了西瓜来分，我再买了一个。15个人挤上两辆小面包车，坐在后排，车内温度可能有40多度，后排吹不到风……糟糕的是正感冒，这天气一定加重了症状，一路上很不舒服，后来两天都昏昏沉沉，怪自己不提前去校医院。
虽然事先看了如此多的材料，但到达学院时，我的感受还是与同学相同，“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学院”。材料虽然繁多，但历史上的晏阳初与今天的乡建学院，仍然令人感觉蒙了一层面纱，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奢望揭开这层面纱，但希望明确与建立个人的一种视角……让我们来亲眼看一看，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具有实干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并经过考验的理论方法……这就是我对于这次实践的广告词。但事实是如何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或可把此次实践作为对晏阳初以及乡村建设的一种“发现”。寻找精神与思想资源？或可如此称呼。
这次实践的计划有两个，调查与支教。还记得在系里重点支队评选会上关于支教局限性的一些狂妄之词，如今之所以安排支教，首先是由于农村调查中融入乡村熟人社会的必须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关于翟城特殊性的一些经验之谈。据五一去翟城参加杂志社支农调研的曹江等人介绍，去翟城的大学生太多，一来没有干什么实事，二来调查的题目过于集中重复，以致当地人对大学生产生了某种不友好的情绪。这对于曾经踌躇满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思量之后，觉得支教可以给我们在当地村民心中塑造一个好形象，树立一种合理性，同时也算是为当地做了一点实事，与学院的交流也会更顺利一些。
迎接我们的是潘家恩老师，随后去安排的房间。到了4点钟潘老师和小峨姐带着我们一行人去翟城小学，路上碰到了米支书，看来他已经习惯于大学生的到来，我预料到他的热情欢迎，但我没有意料到他马上主动提出明天和我们座谈。在翟城小学与校长座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邱老师先前电话里说的六年级毕业生的补习班虽然确实要办，但却还未落实，那么我们所准备的支教活动……当时与校长以及潘老师商量之后，决定广播召集六年级小学生参加知识。然而，有多少学生会来呢？我们并没有把握。
晏阳初
晚上由学院安排看晏阳初的记录片。面对着台下的一大群外国人，晏阳初慷慨陈词：Rur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means ,human reconstruction is the end！每向别人提起这次实践，必然是对于晏阳初的一番介绍，虽然我表现得信心十足，但只有搬出晏先生“当代世界十大革命性贡献伟人”的头衔之后，大家才半信半疑地接受。可随着我对晏阳初了解的增加，尤其是借来那本大部头《晏阳初传》之后，我对晏阳初反而越加陌生。有些问题，总觉得即使是《晏阳初传》也语焉不详。晏阳初的真实含义，正期待着“新乡村建设”的再发现。
与几乎大多数人一样，我本对晏阳初一无所知，所有的了解从南方周末登载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与精神》开始，（我一直认为鄢烈山的这篇文章是对晏阳初精神最成功的复述，并把它作为给实践队员的第一份必读材料）还记得当时读到“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时激动的心情，觉得打开了通向一个伟大思想的灿烂窗口。而最终促成我翟城之行的冲动，则来源于《经济观察报》孟雷对乡建学院的报导，温铁军对晏阳初的这一种继承让我激动不已——此般事件必将载入史册。还记得当时向伏虎鼓吹此地值得一去时所说的理由：“参与正在发生的历史”。如今回想，当时的我几乎完全被这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所左右，这是不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呢？
晏阳初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是知识分子下乡所具有的打破阶层界限的象征含义，二是开启民智，精神自立这一重要概念。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晏阳初倡导的对农民的公民化改造，不仅仅是民本思想，也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一面，这也就是学院正门口晏阳初雕像基座上所写着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小仙，学院与调查选题
在学院的教室里，很容易被四周的标语所吸引：“一切伟大的行动与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与其使人同情,不如使人羡慕;与其使人羡慕,不如使大家踏实”（这句话的逻辑一直使我有些转不过弯）这些标语提醒着我，这里是农村，农村有农村的逻辑。
之所以到翟城村而非其他地方，当然是因为翟城不同于中国其他农村，而最近成立的合作社当然更是我们关心的话题。而才成立两个月不到的合作社，必然是众多学生调查的热点。实践之前我也为这问题头痛过。为了与泛泛的走马观花区分开来，我们确立了观察村民与学院、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一种互动，寻找“合作社与精神自立”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角度。但是，在我们到来之前，北师大的调查队就已经就合作社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于是潘老师建议我们不要再做合作社这个调查题目，这多少令人有些沮丧。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并没有信心踏踏实实做好一个非常具体的题目（例如以前曾经有同学做过的关于人口总体分布、作物种植、丧事习俗、法律普及程度之类）。“合作社与村民的精神自立”的调查题目看来有些困难，这一切只好留到晚上的讨论会上与大家一起商量。关于志愿劳动，小仙安排我们明天上午在学院内锄草。
晚上，学院里并没有路灯，站在教室门口等潘老师给我拿学院整理的李景汉《定县调查》，村里的文艺队在另一处教室中排练，声音在寂寞的黑暗中飘荡。
6.29
除草——与米支书座谈——广播
一个电话所唤起的割裂感
可能是今天，也可能不是了，很意外地接到了表弟打来的长途电话。在农村的表弟小学读书就“头大”，后来由于家庭原因，初中时就辍学了，现在小县城句荣的理发店当学徒。他说他的手机丢了，这是新的号码。每年暑假几乎都会回乡下外婆家，可是由于自己不爱说话的缘故，和表弟的交流很少。其实这次去实践，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私心的。
与米支书的座谈
掏出在村里买的烟给米书记，不过不知是烟的质量稍差还是昨天被雨打湿的原因，感觉米书记抽得并不顺当。抽到一半，书记就掐了。后来才发现他抽的是云烟，比我递的高级多了，买烟这主意是五一实践时和钟洪松学到的，不过看来还是应该看看场合。书记坦率地说到村里种树苗的失败，这倒是一个我们从未听说的话题，于是听他介绍了一下种树苗人家的分布，总算也抓住了一个线索。
新合作社中的传统人际关系与利益格局
谈到合作社，米书记明确表示最近不会加入，“我代表政府，不能挂钩”，但在另一处，他又提到“合作社我现在管30%，出出主意”，前两天合作社拉煤没钱，他于是就先拿了4000块钱。不论4000元钱是他本人甚或是村委会的，都显示出支书与合作社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当我们了解到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构成时，我们更产生了一分怀疑。村里加入合作社的共134户人家，其中110多户都是西街的，其余各户分布在东、北、秦各街，而南街则一家也没有。（请注意村支书住在西街，而从材料上看，南街一名村干部也没有）一手指导合作社成立的姜柏林老师，推翻村民自主选出的理事会（由于西街人占多数，选出来的都是西街人），要求理事会为其他各街都留出位置，相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即不能把设想中普惠的村合作社，变成村里一部分人的合作社。“新乡村建设”是要建设谁？这个问题再次显现。
村支书给出的解释是西街离学院近，消息灵通。但结合以前看到的材料，我们越来越感觉西街好像是一个特权地区或称为政治中心，经济状况也可能更好；而南街，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以往的大学生调查的访谈材料中，还有南街人家抱怨“不重视不关心南街” 【1】。我们产生这样的猜测是不难解释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从合作社的技术员李小伟那里，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入社的都是弱势群体”，“外街的能人多，东街尽做买卖的”，“他们等着看我们好戏”。如果这说的是事实，则可能否定了我们对西街的猜测。然而，倡导民主、自治的新型合作社中，存在着乡村传统利益格局，旧的利益主体在合作社的进行过程中进行着博弈，无疑是不争的事实。李小伟向我们讲述的理事会选举中的内幕，临走那天所听到的理事会成员之间的矛盾，证明了我们的这一点猜测。（下文将会提到）
有时候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如今的农村需要组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因缺少组织化而需要组织化的地方，组织化的社会资源又来自何方呢？“新乡村建设”在这些方面想方设法进行挖掘，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到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团结”概念无处不在。
广播
下午与伏虎、吴珀、冯晓端一起前往广播站，每人广播一次明天开始支教的消息，没料到回来的路上，就有好几个村民认出我们，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小学生科普知识培训”的情况，这多少还令人有些欣慰。
讨论会
卫鹏首先带来了一些其他村以及镇长那里的消息，晚上准备抓两条材料里从未听人说过的线索，种树和种大棚蔬菜。穿插在其中的观察角度，正是上文提到的合作社中的传统主义。
6.30
支教开始：伏虎——冯小端——张璐——常明
今天早上又开始下雨，正当我们担心之时，我们的学生渐渐来到，竟然坐满了一教室，更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对貌似夫妇的青年男女也来一起听课。他们的好学精神让我钦佩，这与翟城村的晏阳初传统或与学院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吗？这不妨是一条调查的线索。
伏虎很会把握小学生的心理，课程很快就显示了对他们的吸引力。“什么是生物？”“生物的特征？”不久，我注意到食堂的韩大爷也站到了后门口，我过去和他打招呼。
“你们现在给他们讲一课，他们50年之后都忘不了。”“晏阳初当时就是这么给小学生讲课的。”“讲的很好，讲得很生动。”他的这些话让我为伏虎深感欣慰，也为我有伏虎这样优秀的同学高兴。
晚上,各组展开访谈，我与常明、索智群、冯妍分在一个小组，我们的第一次访谈是在西街的一位阿姨家中，她的儿子参加了我们的支教活动，这正是我们去她家进行访谈的一个由头。
我们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学院食堂的韩大爷，他不久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串门。虽然他没有如传说中那样给我们唱歌，但我们的谈话还是很有意思。
7.1
支教：吴珀——张晓春
今天我们小组没有人有支教任务，于是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调查访谈上，先后去了北街与南街，还是有些收获。我们同时也发现，村民并没有如听说的那样不友好。村里正在准备整修道路，年青劳力都出门打工去了，这些“集体事业”就都落到了村里五六十的大叔身上。在村子中心的十字路口，我们碰到他们从卡车上卸砖，于是就与索智群一起和他们一起搬了一会儿。在南街，我们碰到了一位开诊所的阿姨，在她的邀请下，我们晚上登门拜访了她家，和她今年升高中的儿子米浩一起交流了一下，临走时还给他留了言，看得出来，我们的同学对这位有志考清华的农村孩子是充满希望的。
村民参与在合作社概念中的关键作用
从访谈的几个对象来看，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积极性都很高，义务劳动几乎人人出力，但参与意识则仍是个不明朗的问题。在我们的大部分访谈中，村民的回答都表示“离了学院不行”。在谈到如何参与合作社活动的时候，村民的回答也大多语焉不详。但由于合作社只是成立了两个月，我们并不能轻易下判断。遗憾的是我们离开的7.3正是周六，合作社社员会议的日子，否则若旁听一下会议必有很大收获。
作为新乡村建设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与手段，“组织化”不仅具有经济的效用，（学院负责人邱建生甚至在翟城合作社成立之时把它说成是“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2】）把它说成是对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一种重建，一点也不过分。同样是把“善分而不善合”的农民结合起来，它与过去的人民公社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社并非通过从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组织，而是希望通过发掘村民的自发意识，促成村民在各自独立人格基础上的合作。可以想到，这一种对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必将不可避免涉及到已有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因此正如“参与式发展”概念中所提到的那样【3】，需要真正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没有“积极自由”，就无法保护“消极自由”，至少在这里看上去如此。能否对村民参与意识进行充分动员，是关系到合作社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一部分乡村精英分子的带领可以促成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仅是合作社，带领一个村发展也是可能的，如南街、华西），但这种没有制度保障也没有村民参与基础，只依靠精英分子个人道德自觉的办法，远非长远之计。
现实中的合作社
由于各组都开始了各自的活动，晚上的讨论会格外热闹，伏虎小组（伏虎、张晓春、黎政、冯晓端）所探访的辣椒贩李登平与李小伟那里都很有东西可分析挖掘。我们对合作社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作为村里唯一的辣椒贩子，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村民辣椒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损害李登平利益的。他对合作社的反应也因此尤其强烈。他坚决认为合作社没有做什么实事，也做不了什么实事。三天两头开会，只能做些卖点农药这样“细枝末节”的活。作为收了十几年辣椒的“专业人员”，他认为贩辣椒决不如合作社想的那么容易，找商人绝不是那么好找。我们同时还注意到他对村支书以及村里的基础建设同样不满，甚至认为村支书从买学院的过程中捞了一笔，而村子没起任何变化。他牢骚满腹，还有“共产党教你说瞎话”的壮语。
李小伟是合作社社员，村里的技术能手，热爱学习，精通化肥、农药的使用，目前正在合作社帮忙跑化肥的事。在他家，我们看到一本厚厚的介绍农作物病虫害的科技书。他种的苹果，整个定州市都有名。在队员与他的交流中，也感觉到他的想法明显不同于其他村民（例如他反对打工，希望别人给他打工），可以说，他是村里的知识精英。当我们的队员向他提出合作社辣椒销售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时，他甚至想到了办一个“辣椒文化节”，利用温铁军的名号，“到时候连外商都来了”。虽然他是能人，但却没有入选理事会。据他说，他在候选人投票中一开始列第3名，但后来退出了，“原因不想说”。
由于存在着及其强烈的利害冲突，李登平对合作社的评价当然可能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贩了十几年辣椒，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人来说，他对辣椒销售渠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是准确的，他对于合作社销售辣椒能力的质疑，并不能说过分。由此导出一个重要问题，实际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远非理论中的合作社，其需要面对的是当今中国乡村社会远比理论丰富的多的现实情况。李小伟虽然是能人，但他也承认了合作社的困难，例如承认销售并非容易。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合作社能力的担忧，却主要集中在内部。例如他认为指导者姜柏林“一开始说得好，后来就变卦了；一开始民主，后来就制定”、“开会决议是大官敲定的”。在他的表述中，他表现出特别期待三个月（合作社试运行期3个月）后的民主选举，认为“到时候再法定，村民就不干了”。这位技术能手的参政意识之强，可能是比他的技术更难能可贵的。
从李登平与李小伟身上，我们分别了解到了合作社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进而对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们从学院的对外介绍中得不到的，也是空洞的理论分析所无能为力分。实证的重要，在这里再一次显现。
7．2
支教：索智群——冯妍——下午知识竞赛——批改卷子与笔记
由于白天索智群和冯妍都要讲课，并没有出去访谈，在村子里呆了这几天，确实也感觉一丝疲劳，与大家一起玩拱猪。晚上打起精神，去了合作社理事长家。今年是收农业税的日子，理事长也过去帮忙，直到8点才回家，当我们拜访他时，他刚吃完晚饭。
理事长的人际关系
在理事长门口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聊了起来。据村民说理事长的哥哥是定州市计量局局长，村民本想选这位局长，但是由于他不住本村而未果。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理事长接到电话，然后称我们有大学生来他家访谈所以不去了云云。第二天在邱老师办公室才知道昨天邱老师约理事会开会他却不想去，在场的另两位理事会成员则说他要“甩大鞋”，想甩手不干。理事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学院穿插在期间，要维持合作社的“纯洁性”，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7.3
支教：伏虎的人生课——发奖——留念
告别
我们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到讲台上给他们说一句话。伏虎的那堂课当然让我记忆深刻，但邓法超的话却同样的令我深省：“你们一定要记住，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这句话，看起来与新乡村建设是相悖的。我们可以提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不同，但是它们等价”（德国著名的“巴伐利亚经验”），但现实中可能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教育的意义，在于晏阳初所寄以厚望的发掘人的力量，还是更多地作为再阶级化的工具？
然而再想一想，这两个方面难道一定要有所偏废吗？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乡村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体制内教育既不能给更多农村孩子跨出农门的机会，更让大部分农村孩子丧失了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望。【4】我的表弟就是一个范例。
继承并重视平民教育的同时，但决不可忽视体制内教育。支教，或可作为平民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的一种整合？在来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给当地的六年级毕业生们留下些什么，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自己之所以想到去翟城，其实是出于一种历史参与感，比如只是因为认识了邱建生与刘老石就兴奋不已，好像自己参与了什么壮举。我为见到刘老石而兴奋，为结识赵大哥而欣慰，离开学院时却带着一份逃亡的感觉。
能够安慰我的是，走之前我们去和韩大爷告别，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话：“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学院不欢迎，我也以个人名义欢迎，即使我不在学院做，你们也可以来住我家”。
人本主义
准确来说，离开学院之时，我们讨论更多的是这些孩子。当我们经历了伏虎的最后一堂课，当我们同时经历了“奴性”与“人格”的时候【5】，我才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晏阳初之所以吸引我，正是由于其对“脑矿”的肯定，对人的普遍潜在能力的默认。"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人本主义思想。支持今天乡建学院的人们的，仍然是这种人性本善的人本主义思想，例如学院提供材料《创立旨趣》中的“启迪他们的心智和天然的德行”。既然可以假设人性本善，就不要说对独立人格的假设了，这几乎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种假设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吗？还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奴性，甚或“天然的德行”，或者准确的来说，是“奴性”还是“独立人格”？
但不论晏阳初以及其乡村建设的假设是否正确，其人文关怀永远是我们值得敬佩的，任何关注人性的理论和行动，与简单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不同的，因此也必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可能不是任何情况下适用的现实中的生命力，但却是将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生命力。
总论文的写法
翟城村纷繁复杂的现实，新乡村建设丰富的内涵，决定了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并非固定不变，无论前景如何，成就都会部分甚至全部地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我只看到了固定的东西，却不知道未知的东西，会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当然可以自我辩解，迷雾当前，我看不清更多的东西。即使没有总的评价而无法完成总论文，我的实践照样是有意义的。
然而让我扪心自问，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村民？我离他们的世界到底有多远？我真的知道他们的想法？真的知道他们的痛苦与希望？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我离开学院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这次实践到底让我有了什么收获与变化？
真正的遗憾在于没有和当地村民和志愿者有更深入的交流，我们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这正是令村民感到不确信的地方。虽然通过村民访谈，从各个角度都对合作社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还是缺乏对更多了解到村民内心想法的深度访谈，优秀的个案分析同样太少。
精神资源与救命稻草
虽然做了一点事情，但离开翟城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不是兴奋和快慰，我提醒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救命稻草，什么东西都需要人们坚忍不拔的努力。就像对任何理论的拥护者一样，一位乐观地称道“新乡村建设”的人，可能也正是一个想回避努力的人。
我记得曾经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不妨把大学生支农调研抑或“新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的心态行动作为好的研究对象，这想法当然也曾令我心动，或者说每个稍微了解杂志社的人都会无法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这个问题。然而，这样的建议始终是一种与现实隔离的看法，真正参与进来之后，会发现要关注参与者的心理状态，还不如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坦率的人会发现，有的东西几乎是无法言说的，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就没有权利评价善恶得失。
（完）
文献资料：【1】：（村民访谈）个案三：
早先入过（人民公社），南街什么官都没有，“非典”的时候捐款我们街捐的最多，组织人把村口，成立自卫队，都是自愿的，一个人发一顶帽子，一个背心，我们南街的人要么有帽子没背心，要么有背心没帽子。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整理五》
【2】五月五日
采访人：毛，杨
采访对象：邱键生 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版的记者
现 晏阳初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
……
合作社的性质：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情的沟通，在办的过程中慢慢地渗透民主等观念。 社员是独立 的，土地没有集中。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汇编之一杨雨虹》
【3】“如何有效而快速的对目标群体进行动员（Mobilization）往往是参与式发展实践范畴的核心。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式因为它是一个重新调整传统的社区权力结构的过程。实践证明，越是欠发达（这种欠发达的含义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欠发达，有时不完善的、甚至缺陷严重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以及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历史积淀都是欠发达的原因同时又是其导致的结果）的地区，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和体制的简单甚至盲目继承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呆滞的稳定性，因而，参与式发展对社区和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的赋权便首先需要对目标群体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动员。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唤醒目标群体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认识，使目标群体建立起参与发展干预决策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使为了目标群体建立起对发展干预或发展项目的拥有意识，从而产生主动参与发展干预过程和决策的积极性。”
——《参与式发展概论》P35 李小云 主编 2001.1
【4】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参与式发展理论中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三年二月号
【5】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坚持自己开始的原则。如果作为大学生支教而一切都沿袭村里原来的做法，只是讲的内容是中学的话，这种支教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在我眼里，支教这种活动只所以产生意义就在于它可能给孩子们，甚至通过孩子们给村子里，带来一些新鲜的、有益的、被外界公认为是进步的思考方式。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孩子们能体会到一种人格魅力，正是这种影响有可能让这些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而这很可能会给他们此后的生活带来新的涵义。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是我努力的目标。但从开始我就绝不想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这个层面上。
从这件事情所说明的问题来看，六年级毕业的孩子们乐于接受这种模式（他们甚至乐此不疲地，称不累而拒绝下课），而一个初三毕业生以更成熟的眼光发现了这种模式之悖于惯行的教学。后者的思维要比前者成熟，也更为趋于“定势”，不难想象如果其成为教师将会采取哪一种模式。我不在这里做太片面的概括，但是我们有理由保持对未来的农村教育从另一个角度的关注——如果，如果更多的教育经费划拨到这样的村子，这里有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聘请新的教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将会怎样进行呢？
事实上，我无意于在此空谈，在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下，孩子的人格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此次支教同学们公认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撒谎很严重，而且往往并不是为掩盖自己错误的逃避的、被动的撒谎，而是一种为迎合老师的、只在乎老师态度而不在乎事实和常识的合理性的、主动的撒谎。（如果告诉我说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那就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失望的、极不情愿地从脑海里找到“奴性”这个词。从此次实践所经历的事实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趋势。
我也经历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在临走的那一天，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些心里话，我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来影响他们，当然也是通过种种互动的但是比先前更严肃的方式。（在其他一些同学报告里，戏称此为“人生课”。）在结尾时，当我问道此次上课笔记又多少同学是抄袭的时（在批阅他们的笔记时，我们就发现了大量抄袭现象），竟有近一半的同学举起了手（举手就意味着放弃了评选最佳笔记奖的机会）。这在开始是不可想象的。课后几位旁听的同学甚至也对这堂“人生课”评价颇高。我对自己教育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了这些“半大小子”们身上的可塑性。我衷心希望生活的波流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会让最终形成健全、成熟的人格。
——引自实践队员伏虎报告《04暑期实践报告——伏虎》
动笔的时候，我想起孙立平老师在《社会学概论》上的话：“不要随便‘《我看……》’，你还没到社会上去呢，看什么看？或者讲起农民负担如何减轻，一、二、三、四，再可笑没有。”在我离开翟城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无法对“新乡村建设”给出一个总体意义上的评价，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决定，与其奉献给大家一篇新的一二三四以及正面反面辨证看合作社与学院的种种评价，还不如索性随意写下一些零乱的思考，请大家见谅。好在有《黄河边的中国》以及《顾准日记》为我作了文本上的范例。这两本我喜欢的书，写法都不是一二三四。
6.28——启程
几乎是大半学期的准备，终于踏上了去翟城的路途。 火车上聊天，在定州下车时匆匆忙忙，竟然把一包张璐捐出的书忘在车上。作为带队人犯这样的错误，我也无话可说。真是糊涂。天气极其闷热，挤入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肉丝面，伏虎先买来了西瓜来分，我再买了一个。15个人挤上两辆小面包车，坐在后排，车内温度可能有40多度，后排吹不到风……糟糕的是正感冒，这天气一定加重了症状，一路上很不舒服，后来两天都昏昏沉沉，怪自己不提前去校医院。
虽然事先看了如此多的材料，但到达学院时，我的感受还是与同学相同，“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学院”。材料虽然繁多，但历史上的晏阳初与今天的乡建学院，仍然令人感觉蒙了一层面纱，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奢望揭开这层面纱，但希望明确与建立个人的一种视角……让我们来亲眼看一看，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具有实干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并经过考验的理论方法……这就是我对于这次实践的广告词。但事实是如何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或可把此次实践作为对晏阳初以及乡村建设的一种“发现”。寻找精神与思想资源？或可如此称呼。
这次实践的计划有两个，调查与支教。还记得在系里重点支队评选会上关于支教局限性的一些狂妄之词，如今之所以安排支教，首先是由于农村调查中融入乡村熟人社会的必须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关于翟城特殊性的一些经验之谈。据五一去翟城参加杂志社支农调研的曹江等人介绍，去翟城的大学生太多，一来没有干什么实事，二来调查的题目过于集中重复，以致当地人对大学生产生了某种不友好的情绪。这对于曾经踌躇满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思量之后，觉得支教可以给我们在当地村民心中塑造一个好形象，树立一种合理性，同时也算是为当地做了一点实事，与学院的交流也会更顺利一些。
迎接我们的是潘家恩老师，随后去安排的房间。到了4点钟潘老师和小峨姐带着我们一行人去翟城小学，路上碰到了米支书，看来他已经习惯于大学生的到来，我预料到他的热情欢迎，但我没有意料到他马上主动提出明天和我们座谈。在翟城小学与校长座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邱老师先前电话里说的六年级毕业生的补习班虽然确实要办，但却还未落实，那么我们所准备的支教活动……当时与校长以及潘老师商量之后，决定广播召集六年级小学生参加知识。然而，有多少学生会来呢？我们并没有把握。
晏阳初
晚上由学院安排看晏阳初的记录片。面对着台下的一大群外国人，晏阳初慷慨陈词：Rur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means ,human reconstruction is the end！每向别人提起这次实践，必然是对于晏阳初的一番介绍，虽然我表现得信心十足，但只有搬出晏先生“当代世界十大革命性贡献伟人”的头衔之后，大家才半信半疑地接受。可随着我对晏阳初了解的增加，尤其是借来那本大部头《晏阳初传》之后，我对晏阳初反而越加陌生。有些问题，总觉得即使是《晏阳初传》也语焉不详。晏阳初的真实含义，正期待着“新乡村建设”的再发现。
与几乎大多数人一样，我本对晏阳初一无所知，所有的了解从南方周末登载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与精神》开始，（我一直认为鄢烈山的这篇文章是对晏阳初精神最成功的复述，并把它作为给实践队员的第一份必读材料）还记得当时读到“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时激动的心情，觉得打开了通向一个伟大思想的灿烂窗口。而最终促成我翟城之行的冲动，则来源于《经济观察报》孟雷对乡建学院的报导，温铁军对晏阳初的这一种继承让我激动不已——此般事件必将载入史册。还记得当时向伏虎鼓吹此地值得一去时所说的理由：“参与正在发生的历史”。如今回想，当时的我几乎完全被这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所左右，这是不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呢？
晏阳初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是知识分子下乡所具有的打破阶层界限的象征含义，二是开启民智，精神自立这一重要概念。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晏阳初倡导的对农民的公民化改造，不仅仅是民本思想，也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一面，这也就是学院正门口晏阳初雕像基座上所写着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小仙，学院与调查选题
在学院的教室里，很容易被四周的标语所吸引：“一切伟大的行动与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与其使人同情,不如使人羡慕;与其使人羡慕,不如使大家踏实”（这句话的逻辑一直使我有些转不过弯）这些标语提醒着我，这里是农村，农村有农村的逻辑。
之所以到翟城村而非其他地方，当然是因为翟城不同于中国其他农村，而最近成立的合作社当然更是我们关心的话题。而才成立两个月不到的合作社，必然是众多学生调查的热点。实践之前我也为这问题头痛过。为了与泛泛的走马观花区分开来，我们确立了观察村民与学院、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一种互动，寻找“合作社与精神自立”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角度。但是，在我们到来之前，北师大的调查队就已经就合作社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于是潘老师建议我们不要再做合作社这个调查题目，这多少令人有些沮丧。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并没有信心踏踏实实做好一个非常具体的题目（例如以前曾经有同学做过的关于人口总体分布、作物种植、丧事习俗、法律普及程度之类）。“合作社与村民的精神自立”的调查题目看来有些困难，这一切只好留到晚上的讨论会上与大家一起商量。关于志愿劳动，小仙安排我们明天上午在学院内锄草。
晚上，学院里并没有路灯，站在教室门口等潘老师给我拿学院整理的李景汉《定县调查》，村里的文艺队在另一处教室中排练，声音在寂寞的黑暗中飘荡。
6.29
除草——与米支书座谈——广播
一个电话所唤起的割裂感
可能是今天，也可能不是了，很意外地接到了表弟打来的长途电话。在农村的表弟小学读书就“头大”，后来由于家庭原因，初中时就辍学了，现在小县城句荣的理发店当学徒。他说他的手机丢了，这是新的号码。每年暑假几乎都会回乡下外婆家，可是由于自己不爱说话的缘故，和表弟的交流很少。其实这次去实践，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私心的。
与米支书的座谈
掏出在村里买的烟给米书记，不过不知是烟的质量稍差还是昨天被雨打湿的原因，感觉米书记抽得并不顺当。抽到一半，书记就掐了。后来才发现他抽的是云烟，比我递的高级多了，买烟这主意是五一实践时和钟洪松学到的，不过看来还是应该看看场合。书记坦率地说到村里种树苗的失败，这倒是一个我们从未听说的话题，于是听他介绍了一下种树苗人家的分布，总算也抓住了一个线索。
新合作社中的传统人际关系与利益格局
谈到合作社，米书记明确表示最近不会加入，“我代表政府，不能挂钩”，但在另一处，他又提到“合作社我现在管30%，出出主意”，前两天合作社拉煤没钱，他于是就先拿了4000块钱。不论4000元钱是他本人甚或是村委会的，都显示出支书与合作社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当我们了解到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构成时，我们更产生了一分怀疑。村里加入合作社的共134户人家，其中110多户都是西街的，其余各户分布在东、北、秦各街，而南街则一家也没有。（请注意村支书住在西街，而从材料上看，南街一名村干部也没有）一手指导合作社成立的姜柏林老师，推翻村民自主选出的理事会（由于西街人占多数，选出来的都是西街人），要求理事会为其他各街都留出位置，相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即不能把设想中普惠的村合作社，变成村里一部分人的合作社。“新乡村建设”是要建设谁？这个问题再次显现。
村支书给出的解释是西街离学院近，消息灵通。但结合以前看到的材料，我们越来越感觉西街好像是一个特权地区或称为政治中心，经济状况也可能更好；而南街，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以往的大学生调查的访谈材料中，还有南街人家抱怨“不重视不关心南街” 【1】。我们产生这样的猜测是不难解释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从合作社的技术员李小伟那里，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入社的都是弱势群体”，“外街的能人多，东街尽做买卖的”，“他们等着看我们好戏”。如果这说的是事实，则可能否定了我们对西街的猜测。然而，倡导民主、自治的新型合作社中，存在着乡村传统利益格局，旧的利益主体在合作社的进行过程中进行着博弈，无疑是不争的事实。李小伟向我们讲述的理事会选举中的内幕，临走那天所听到的理事会成员之间的矛盾，证明了我们的这一点猜测。（下文将会提到）
有时候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如今的农村需要组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因缺少组织化而需要组织化的地方，组织化的社会资源又来自何方呢？“新乡村建设”在这些方面想方设法进行挖掘，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到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团结”概念无处不在。
广播
下午与伏虎、吴珀、冯晓端一起前往广播站，每人广播一次明天开始支教的消息，没料到回来的路上，就有好几个村民认出我们，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小学生科普知识培训”的情况，这多少还令人有些欣慰。
讨论会
卫鹏首先带来了一些其他村以及镇长那里的消息，晚上准备抓两条材料里从未听人说过的线索，种树和种大棚蔬菜。穿插在其中的观察角度，正是上文提到的合作社中的传统主义。
6.30
支教开始：伏虎——冯小端——张璐——常明
今天早上又开始下雨，正当我们担心之时，我们的学生渐渐来到，竟然坐满了一教室，更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对貌似夫妇的青年男女也来一起听课。他们的好学精神让我钦佩，这与翟城村的晏阳初传统或与学院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吗？这不妨是一条调查的线索。
伏虎很会把握小学生的心理，课程很快就显示了对他们的吸引力。“什么是生物？”“生物的特征？”不久，我注意到食堂的韩大爷也站到了后门口，我过去和他打招呼。
“你们现在给他们讲一课，他们50年之后都忘不了。”“晏阳初当时就是这么给小学生讲课的。”“讲的很好，讲得很生动。”他的这些话让我为伏虎深感欣慰，也为我有伏虎这样优秀的同学高兴。
晚上,各组展开访谈，我与常明、索智群、冯妍分在一个小组，我们的第一次访谈是在西街的一位阿姨家中，她的儿子参加了我们的支教活动，这正是我们去她家进行访谈的一个由头。
我们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学院食堂的韩大爷，他不久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串门。虽然他没有如传说中那样给我们唱歌，但我们的谈话还是很有意思。
7.1
支教：吴珀——张晓春
今天我们小组没有人有支教任务，于是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调查访谈上，先后去了北街与南街，还是有些收获。我们同时也发现，村民并没有如听说的那样不友好。村里正在准备整修道路，年青劳力都出门打工去了，这些“集体事业”就都落到了村里五六十的大叔身上。在村子中心的十字路口，我们碰到他们从卡车上卸砖，于是就与索智群一起和他们一起搬了一会儿。在南街，我们碰到了一位开诊所的阿姨，在她的邀请下，我们晚上登门拜访了她家，和她今年升高中的儿子米浩一起交流了一下，临走时还给他留了言，看得出来，我们的同学对这位有志考清华的农村孩子是充满希望的。
村民参与在合作社概念中的关键作用
从访谈的几个对象来看，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积极性都很高，义务劳动几乎人人出力，但参与意识则仍是个不明朗的问题。在我们的大部分访谈中，村民的回答都表示“离了学院不行”。在谈到如何参与合作社活动的时候，村民的回答也大多语焉不详。但由于合作社只是成立了两个月，我们并不能轻易下判断。遗憾的是我们离开的7.3正是周六，合作社社员会议的日子，否则若旁听一下会议必有很大收获。
作为新乡村建设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与手段，“组织化”不仅具有经济的效用，（学院负责人邱建生甚至在翟城合作社成立之时把它说成是“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2】）把它说成是对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一种重建，一点也不过分。同样是把“善分而不善合”的农民结合起来，它与过去的人民公社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社并非通过从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组织，而是希望通过发掘村民的自发意识，促成村民在各自独立人格基础上的合作。可以想到，这一种对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必将不可避免涉及到已有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因此正如“参与式发展”概念中所提到的那样【3】，需要真正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没有“积极自由”，就无法保护“消极自由”，至少在这里看上去如此。能否对村民参与意识进行充分动员，是关系到合作社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一部分乡村精英分子的带领可以促成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仅是合作社，带领一个村发展也是可能的，如南街、华西），但这种没有制度保障也没有村民参与基础，只依靠精英分子个人道德自觉的办法，远非长远之计。
现实中的合作社
由于各组都开始了各自的活动，晚上的讨论会格外热闹，伏虎小组（伏虎、张晓春、黎政、冯晓端）所探访的辣椒贩李登平与李小伟那里都很有东西可分析挖掘。我们对合作社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作为村里唯一的辣椒贩子，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村民辣椒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损害李登平利益的。他对合作社的反应也因此尤其强烈。他坚决认为合作社没有做什么实事，也做不了什么实事。三天两头开会，只能做些卖点农药这样“细枝末节”的活。作为收了十几年辣椒的“专业人员”，他认为贩辣椒决不如合作社想的那么容易，找商人绝不是那么好找。我们同时还注意到他对村支书以及村里的基础建设同样不满，甚至认为村支书从买学院的过程中捞了一笔，而村子没起任何变化。他牢骚满腹，还有“共产党教你说瞎话”的壮语。
李小伟是合作社社员，村里的技术能手，热爱学习，精通化肥、农药的使用，目前正在合作社帮忙跑化肥的事。在他家，我们看到一本厚厚的介绍农作物病虫害的科技书。他种的苹果，整个定州市都有名。在队员与他的交流中，也感觉到他的想法明显不同于其他村民（例如他反对打工，希望别人给他打工），可以说，他是村里的知识精英。当我们的队员向他提出合作社辣椒销售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时，他甚至想到了办一个“辣椒文化节”，利用温铁军的名号，“到时候连外商都来了”。虽然他是能人，但却没有入选理事会。据他说，他在候选人投票中一开始列第3名，但后来退出了，“原因不想说”。
由于存在着及其强烈的利害冲突，李登平对合作社的评价当然可能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贩了十几年辣椒，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人来说，他对辣椒销售渠道的了解与把握应该是准确的，他对于合作社销售辣椒能力的质疑，并不能说过分。由此导出一个重要问题，实际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远非理论中的合作社，其需要面对的是当今中国乡村社会远比理论丰富的多的现实情况。李小伟虽然是能人，但他也承认了合作社的困难，例如承认销售并非容易。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合作社能力的担忧，却主要集中在内部。例如他认为指导者姜柏林“一开始说得好，后来就变卦了；一开始民主，后来就制定”、“开会决议是大官敲定的”。在他的表述中，他表现出特别期待三个月（合作社试运行期3个月）后的民主选举，认为“到时候再法定，村民就不干了”。这位技术能手的参政意识之强，可能是比他的技术更难能可贵的。
从李登平与李小伟身上，我们分别了解到了合作社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进而对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们从学院的对外介绍中得不到的，也是空洞的理论分析所无能为力分。实证的重要，在这里再一次显现。
7．2
支教：索智群——冯妍——下午知识竞赛——批改卷子与笔记
由于白天索智群和冯妍都要讲课，并没有出去访谈，在村子里呆了这几天，确实也感觉一丝疲劳，与大家一起玩拱猪。晚上打起精神，去了合作社理事长家。今年是收农业税的日子，理事长也过去帮忙，直到8点才回家，当我们拜访他时，他刚吃完晚饭。
理事长的人际关系
在理事长门口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聊了起来。据村民说理事长的哥哥是定州市计量局局长，村民本想选这位局长，但是由于他不住本村而未果。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理事长接到电话，然后称我们有大学生来他家访谈所以不去了云云。第二天在邱老师办公室才知道昨天邱老师约理事会开会他却不想去，在场的另两位理事会成员则说他要“甩大鞋”，想甩手不干。理事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学院穿插在期间，要维持合作社的“纯洁性”，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7.3
支教：伏虎的人生课——发奖——留念
告别
我们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到讲台上给他们说一句话。伏虎的那堂课当然让我记忆深刻，但邓法超的话却同样的令我深省：“你们一定要记住，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这句话，看起来与新乡村建设是相悖的。我们可以提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不同，但是它们等价”（德国著名的“巴伐利亚经验”），但现实中可能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教育的意义，在于晏阳初所寄以厚望的发掘人的力量，还是更多地作为再阶级化的工具？
然而再想一想，这两个方面难道一定要有所偏废吗？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乡村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体制内教育既不能给更多农村孩子跨出农门的机会，更让大部分农村孩子丧失了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望。【4】我的表弟就是一个范例。
继承并重视平民教育的同时，但决不可忽视体制内教育。支教，或可作为平民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的一种整合？在来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给当地的六年级毕业生们留下些什么，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自己之所以想到去翟城，其实是出于一种历史参与感，比如只是因为认识了邱建生与刘老石就兴奋不已，好像自己参与了什么壮举。我为见到刘老石而兴奋，为结识赵大哥而欣慰，离开学院时却带着一份逃亡的感觉。
能够安慰我的是，走之前我们去和韩大爷告别，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话：“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学院不欢迎，我也以个人名义欢迎，即使我不在学院做，你们也可以来住我家”。
人本主义
准确来说，离开学院之时，我们讨论更多的是这些孩子。当我们经历了伏虎的最后一堂课，当我们同时经历了“奴性”与“人格”的时候【5】，我才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晏阳初之所以吸引我，正是由于其对“脑矿”的肯定，对人的普遍潜在能力的默认。"Relief is not the answer, but release"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人本主义思想。支持今天乡建学院的人们的，仍然是这种人性本善的人本主义思想，例如学院提供材料《创立旨趣》中的“启迪他们的心智和天然的德行”。既然可以假设人性本善，就不要说对独立人格的假设了，这几乎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种假设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吗？还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奴性，甚或“天然的德行”，或者准确的来说，是“奴性”还是“独立人格”？
但不论晏阳初以及其乡村建设的假设是否正确，其人文关怀永远是我们值得敬佩的，任何关注人性的理论和行动，与简单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不同的，因此也必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可能不是任何情况下适用的现实中的生命力，但却是将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生命力。
总论文的写法
翟城村纷繁复杂的现实，新乡村建设丰富的内涵，决定了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并非固定不变，无论前景如何，成就都会部分甚至全部地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我只看到了固定的东西，却不知道未知的东西，会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当然可以自我辩解，迷雾当前，我看不清更多的东西。即使没有总的评价而无法完成总论文，我的实践照样是有意义的。
然而让我扪心自问，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村民？我离他们的世界到底有多远？我真的知道他们的想法？真的知道他们的痛苦与希望？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我离开学院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这次实践到底让我有了什么收获与变化？
真正的遗憾在于没有和当地村民和志愿者有更深入的交流，我们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这正是令村民感到不确信的地方。虽然通过村民访谈，从各个角度都对合作社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还是缺乏对更多了解到村民内心想法的深度访谈，优秀的个案分析同样太少。
精神资源与救命稻草
虽然做了一点事情，但离开翟城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不是兴奋和快慰，我提醒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救命稻草，什么东西都需要人们坚忍不拔的努力。就像对任何理论的拥护者一样，一位乐观地称道“新乡村建设”的人，可能也正是一个想回避努力的人。
我记得曾经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不妨把大学生支农调研抑或“新乡村建设”的参与者的心态行动作为好的研究对象，这想法当然也曾令我心动，或者说每个稍微了解杂志社的人都会无法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这个问题。然而，这样的建议始终是一种与现实隔离的看法，真正参与进来之后，会发现要关注参与者的心理状态，还不如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坦率的人会发现，有的东西几乎是无法言说的，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就没有权利评价善恶得失。
（完）
文献资料：【1】：（村民访谈）个案三：
早先入过（人民公社），南街什么官都没有，“非典”的时候捐款我们街捐的最多，组织人把村口，成立自卫队，都是自愿的，一个人发一顶帽子，一个背心，我们南街的人要么有帽子没背心，要么有背心没帽子。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整理五》
【2】五月五日
采访人：毛，杨
采访对象：邱键生 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版的记者
现 晏阳初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
……
合作社的性质：非经济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情的沟通，在办的过程中慢慢地渗透民主等观念。 社员是独立 的，土地没有集中。
——引自清华大学三农学会五一翟城实践报告《资料汇编之一杨雨虹》
【3】“如何有效而快速的对目标群体进行动员（Mobilization）往往是参与式发展实践范畴的核心。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式因为它是一个重新调整传统的社区权力结构的过程。实践证明，越是欠发达（这种欠发达的含义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欠发达，有时不完善的、甚至缺陷严重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以及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历史积淀都是欠发达的原因同时又是其导致的结果）的地区，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和体制的简单甚至盲目继承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呆滞的稳定性，因而，参与式发展对社区和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的赋权便首先需要对目标群体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动员。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唤醒目标群体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认识，使目标群体建立起参与发展干预决策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使为了目标群体建立起对发展干预或发展项目的拥有意识，从而产生主动参与发展干预过程和决策的积极性。”
——《参与式发展概论》P35 李小云 主编 2001.1
【4】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参与式发展理论中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三年二月号
【5】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坚持自己开始的原则。如果作为大学生支教而一切都沿袭村里原来的做法，只是讲的内容是中学的话，这种支教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在我眼里，支教这种活动只所以产生意义就在于它可能给孩子们，甚至通过孩子们给村子里，带来一些新鲜的、有益的、被外界公认为是进步的思考方式。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孩子们能体会到一种人格魅力，正是这种影响有可能让这些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而这很可能会给他们此后的生活带来新的涵义。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是我努力的目标。但从开始我就绝不想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这个层面上。
从这件事情所说明的问题来看，六年级毕业的孩子们乐于接受这种模式（他们甚至乐此不疲地，称不累而拒绝下课），而一个初三毕业生以更成熟的眼光发现了这种模式之悖于惯行的教学。后者的思维要比前者成熟，也更为趋于“定势”，不难想象如果其成为教师将会采取哪一种模式。我不在这里做太片面的概括，但是我们有理由保持对未来的农村教育从另一个角度的关注——如果，如果更多的教育经费划拨到这样的村子，这里有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聘请新的教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将会怎样进行呢？
事实上，我无意于在此空谈，在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下，孩子的人格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此次支教同学们公认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撒谎很严重，而且往往并不是为掩盖自己错误的逃避的、被动的撒谎，而是一种为迎合老师的、只在乎老师态度而不在乎事实和常识的合理性的、主动的撒谎。（如果告诉我说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那就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失望的、极不情愿地从脑海里找到“奴性”这个词。从此次实践所经历的事实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趋势。
我也经历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在临走的那一天，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些心里话，我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来影响他们，当然也是通过种种互动的但是比先前更严肃的方式。（在其他一些同学报告里，戏称此为“人生课”。）在结尾时，当我问道此次上课笔记又多少同学是抄袭的时（在批阅他们的笔记时，我们就发现了大量抄袭现象），竟有近一半的同学举起了手（举手就意味着放弃了评选最佳笔记奖的机会）。这在开始是不可想象的。课后几位旁听的同学甚至也对这堂“人生课”评价颇高。我对自己教育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了这些“半大小子”们身上的可塑性。我衷心希望生活的波流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会让最终形成健全、成熟的人格。
——引自实践队员伏虎报告《04暑期实践报告——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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