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ymore

前进途中的一点点小迷茫

知道合并模块中的“记账等级”是干什么用的了

不知道合并模块中“记帐等级”是干什么用的

撕扯我心脏的哭声

李慎之晚年的悲凉(转自傅国涌)

吴思：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转载)

60年前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争取民主自由的言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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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霞这种人渣应该剁了喂狗

Tuesday, 8. May 2007, 02:22:22

当上这个小小的“领导”已经快有4个月了。很遗憾，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只有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感觉到自己前进到了一片没有方向没有边际的沼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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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8. March 2007, 04:29:27

用GL25导入的数据中的记账等级是00，手工凭证和自动抵销程序产生的数据的记账等级是1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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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4. February 2007, 11:04:26

在合并模块的字段移动中，接受字段没有借贷方字段。我想用“记帐等级”来代替借贷方字段，数据运行是没有问题了，可是在运行抵销程序时系统说没有需要抵销的业务，我只好又改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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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瞬间就过去了，在这7天里我基本没有完全放松的休息和娱乐。总结一下，做了的事情主要有：

1、在320系统配置了合并报表系统的Rollup数据收集方式，写增强程序若干行
2、看《少年包青天》若干集
3、陪小孩子们去游乐场1次
4、喝啤酒2箱
5、陪老婆加班1天

学到的东西有：
1、合并报表系统的Rollup数据收集方式
2、复习了特殊总账的若干概念和技术
3、使用牙线，剔牙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关于Rollup，我是没有太多文档指导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虽然目前系统成功运行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清楚：
1、重置集。到底干什么用的？原来跑死跑不出来，后来我在重置集中加入了合并单元就OK了。
2、汇总集。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我在里面加入了公司代码，可以控制rollup的数据来源。
3、字段移动。我对数据汇总的概念始终不能摆脱SQL语言的Group by语句，因此始终无法理解rollup的理论。但是经过我试验，字段移动设置其实就是决定Group by的地方。而且与增强程序的挂接也在这里完成。
4、user exit。这才是最让我转向的地方，也许SAP在这里有Bug。按照SAP的说法，我可以自定义user exit,并在增强程序中编写我的逻辑。如果我写了U01，则在增强程序中应该有一个form c01_user_exit和它对应。但实际上好像有某几个合并字段都会有一个默认的user exit，就是那些SC1,SC2等，在增强程序中命名为form cc2_user_exit等.如果我把这些cc2_user_exit删除掉，进gl25时系统就会出错。我估计，这是因为别的rollup程序引用了这些form的缘故，如0C_PC2CS等。

在增强程序中，填充合并单元（glu1-rbunit）和伙伴单位（glu1-rbuptr）时要在前面补0，否则前台识别不出来。

我建立了一个特殊总账来（Z5）收集余额数据，建这个特殊总账时有两个重大失误：
1、分配作业时没有将字段移动分配给MM模块，导致物料凭证数据没有导入Z5
2、没有选择集团公司货币，结果合并报表里数据是空的
为了弥补这两个错误，我不得不花了48个小时来重建Z5，顺便去了个游乐场，看了若干集无聊的电视剧。

提一下原来的合并方案，我不禁感叹居然有人能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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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9. December 2006, 08:32:02

下过很多次决心从今往后不再打骂儿子，但是每次儿子不顺我意时便无名火起，巴掌棍子顺手就来。昨夜在新房子里和儿子一起学习写字画画，其间聊天打闹，天伦之乐暖暖融融。睡觉时想起儿子生日前几天曾经对他发的一次火。当时他和弟弟抢玩具，我在一旁看着来火，也没有劝说教育就直接把玩具一把抢了过来，摔在地上一脚踩扁，然后拣起来要扔到楼下的垃圾堆。儿子看到心爱的玩具被抢走，一句话都不说就上来和我抢，但自然是抢不过我。看到我气呼呼的拿着烂玩具走到楼下，儿子追到楼梯口前，看着我轻声呜呜的哭了起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上窜下跳的嚎啕大哭，眼神和哭声中透出了他这个年龄不应有的绝望、伤心和怨恨，他知道严厉坚决的父亲决不可能再让他拿到这个玩具。
我从来没见他这样哭过，我知道这辈子他都会留下阴影，因为我的童年也留下过这样的阴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坚强果断的人，因此平时便也严厉地对他，却不知不觉把曾经受到过的压抑施加给儿子。我的错误做法也许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希望我今后压制自己的冲动，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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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5. December 2006, 01:38:41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３１页）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１９９９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８０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五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２月２７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３月４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４３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１０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五四”以后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２１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五百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和平演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１、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２、对中国能在２１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２１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５００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十二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１１月１１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 （１９４１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１９４４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１９４５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ＳＣＩＥＮＣＥ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
　　
“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这些观点本身诚然还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导真理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狭隘的现实算计。他认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口号时，绝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学，“他们好象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希望许良英能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许陈寅恪，乃是因为陈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他对“利禄之徒”弥漫，伪学术、伪思想盛行的学界现状忧心忡忡，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读了许良英转给他的９９岁的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９９岁的大老……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先生。季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在谈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晖时，他说本来以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但是迄今还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这篇批判文章，固然论点很不错，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对此他深感忧虑。

二

晚年李慎之的内心深处之所以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凉”，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对现实政治制度的绝望、清醒，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他们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忧患意识往往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二是他对文化传统即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三是他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无忏悔。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８日，在读了我们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后，他曾写信给许良英：“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不配。第二个感觉是有些悲凉，偌大一个中国，能数得上的就这么些人，而且还有像我这样对民主、自由主义了解甚少之人。”这里面固然有他自谦的成分，但这种悲凉是一贯的，他多次说及全国上下懂民主的也不过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会说：“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已不敢说什么‘启全国人民之蒙’的话，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识分子’，于愿足矣。”（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后写信给许良英：
　　
“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
　　
“应法广采访，对我虽非第一次，但确极稀少，我现在是想争取多一些发言机会，但是我总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这样叫一叫，当然不是考虑为当局鸣锣喝道，而是希望能给国人一个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和平演变’。不过由于当局一动不动，我觉得如果能先实行私有化，也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点社会基础。至于政治上当局正在不断收紧，我的文章大概已无在大陆发表的可能，我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已经老了，物质地讲，我们是最少可怕的人，现在老人都越来越衰退，我胆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已。
　　
“我越来越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完全靠谎言维持呢？”
　　
在这封信后面他又加了几句话，表示“１、启蒙之必要，２、启蒙之艰难，３、启蒙还是有希望的”，并惭愧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展现了远古神话中的那种悲壮的情怀，悲观没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没有使他放弃，“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然而‘写罢低眉无处发’……不过一息尚存，我总是要想，也总是要写的。”（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我一向自以为不学无术，……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呼声，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是在极权高压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论空间。看到这点，还是令人高兴。”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４日）这是对知己的直言，也是内心的独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夸父逐日般的现象。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反复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是真诚的，对他参与建构的这个体制、他深爱的这个民族、对历史和现实，他都有着冷静、客观的认识：
　　
“但是中国的传统，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传统，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实在是夜长梦多。这就是我所以慨叹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觉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１９４８—４９（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１９７６—７７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全民对民主的常识几乎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问题，民主实际上要有相互对立与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团，有敢于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又能够达成妥协的个人，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么时候能够破壳而出，我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都像胡适所说‘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当然也有些乐观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具体化的、现实的根据。

“我自以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极少数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万恶统治下’多少还受到过一些启蒙思想，历经劫难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这极少数之内。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对民主的理论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来，到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可以说靠自学，靠自己反思成为启蒙思想家的人，现在中国就是靠他们在学术界撑起一片天。然而这片天实在太小，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我现在确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我‘为’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过写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
　　
“我同意中国今天的社会条件比起国民党时代、五四时代以及晚清时代大概是大大地进步了，所谓进步指的是可以实行民主的社会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总觉得有觉悟的人太少了。撇开我心目中的‘官学’和‘极左派’不说，九十年代也出来了一批‘民族主义分子’和‘新左派’，他们的嗓门很大，听众甚多，……而民族主义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与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极容易赢得群众。事实上从各种民意调查中看，这批人在青年学生中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就主要从爱国主义出发，才走向亲共、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上了一个大当的。其实世界在２０世纪已发生了大变化。自由主义已肯定地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而中国却仍然置身于这一主流价值之外（就政府行为讲还很显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如果说六四有十年反文革的思潮为背景的话，现在，这个思潮已十分淡化，而民族主义的思潮却已大大强化了。
　　
“说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铁的规律的话，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进民族由于种种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经验，成为大家的榜样之后，大家必须要学习，而形成一条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走人类必由之路’）的话，我还是相信的，然而夜长梦多，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

三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李慎之从美国归来后写给许良英的第一封信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内儒外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
　　
９月６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纪末，或者２２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２０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１０页纸的长信给许先生，表示自己早几年就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并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见写下来：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１９４９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他认为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看作是他对整个百年中国的最后认识。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他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正如他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信中所说：
　　
“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５７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
　　
同年６月２９日，他回顾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认为主要来自少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他入党虽晚，却历来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从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产党人、陆定一的丈人严朴。与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实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虽然搞学生运动时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别人起劲，“我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参加党的”。当然，他毕竟是手上没有沾过血的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踏上这条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不能简单论定。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讲到自己的“彻底觉悟”：
　　
“从‘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来是一个‘红干部’，但是还是划了右派。头两年，我在思想深处竭力要说服自己，只有党对，不容我对，但是到５９年底、６０年初，我算是彻底觉悟了。我用了《封神榜》里哪咤的一句话对自己说：‘削骨还父，削肉还娘’。我看到有许多人当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论罪），就思想而论，我是真右派，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说的不再扭曲了。”
　　
３月２５日，他再讲到此事：
　　
“我到１９５９年以后即明白自己确是右派分子，与毛主席的思想是针锋相对，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干校时我没有把马恩列斯全集都带走，而是尽量搜罗单行本带走，供‘天天读’之用，但精神上是为了‘脱魅’。我对毛的崇拜前后也有二十年。后来自以为觉悟算早的，但是，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幼稚。毛其实本质上与他晚年（批林时）自许的‘哥儿们’——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并无二致，不过是靠了所谓马列主义骗过了我们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们又是根本没有经历过个性解放的体验的人，也不可能识破他那一套（从本质上说毛和我们都还是传统中人），结果个人和国家都吃了极大的苦头，走了极大的弯路，因此，下一篇我想从毛的草头天子的本质来写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借尸还魂，变本加厉的，只是，那样写出来，更无处发表了。”（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他说，正因为自己在１９６０年就已“彻底觉悟”，所以整个８０年代他几乎不着一字，原因就是当时他熟悉的知识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讨论“社会主义民主”，讨论改良计划经济，“而我则自从６０年代觉悟后，实在不愿写违心的文章（当然，我深知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的，不是违心的），９０年代以后越来越宽松，才开始打些擦边球，我去年估计今年还会宽松些，不料大错特错，反而出了义和团来，真叫人哭笑不得。”（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不过，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８０年代不着一字的另有一个主要原因乃是“胆小”。１９９９年他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北大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所写的《李慎之自述》中说得很坦诚：“我还是一个胆小鬼。８０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９０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５８４页）
　　
这一点他在２００２年１月写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自剖，８０年代，当王若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遭到整肃时，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辩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最后发表时删去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这一句。（同上，５７５页）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变化应该是１９９９年，这是他的整个人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与他自述心迹时所说的１９６０年的“彻底觉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肯定传统文化的“半个新儒家”转而作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的重要论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噤若寒蝉”的“胆小鬼”变成了登高一呼的斗士，最终超越了恐惧和自我恐惧，写出了感动千万读者、也赢得了极大声誉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这一年起，他从８０年代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之争转向普遍关注国内外的思想动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为“８０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认为那不仅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５７５页）许良英在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６日给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整个８０年代影响较大的还有民主与专制思想（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预等等。也正是这一年开始，这个不断自称“极度孤独”、“无边孤独”的老人实际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认为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７０—９０岁的知识分子党员启蒙－起信－革命的历程”。（２００１年６月２日）“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李慎之文集》５７３页）顾准无疑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过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转型的人，所以他才会如此推崇顾准：
　　
“我对顾准估计是很高的……顾准是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几乎走完全过程的，因此他的觉悟特别可贵，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也特别大。你也知道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结论居然是‘痛苦地’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这二十多年来我也接触过党内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没有一个达到顾准的标准的，从胡耀邦到孙冶方到王若水。（也许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说。）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者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我是相信传统的力量的。就是所谓 ‘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国不足百年，根子还没有扎下就被灭绝五十年，现在也还说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后一定会出现以民主为目标的思想家，也必须要高扬顾准承前启后，存亡续绝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说，我的第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１９６０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识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青年时就没有做过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几年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些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楡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他的这番话是悲怆而真诚的，其中同样弥漫着悲凉的气氛。相比之下许良英“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顾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华洋溢的李慎之对他同时代的许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与敬意，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他在信里说：“我自认为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倘能经常向你请教，（在这方面，事实上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识，而常识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对许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满敬意，一而再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２００２年笔者在杭州见到他，他也曾当面跟笔者说起）。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他给许的信中说：“我十分钦佩你研究民主的学术著作，十年二十年后必然成为‘国民必读’。”５月１８日：“应该说我现在觉得你真是可钦可佩，年近八十还下决心研究民主的历史，以你现在的身体精神看，这个任务是绝对可以完成的。我在几年前说过要编一套中学公民教科书的话，说实在的，我并无自己着手来干的计划，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别人。总觉得年纪老了，此生无望。现在看看后生也没有人认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样，在几年前就干起来，也许有生之年还能干出些成绩来。但是话虽如此说，我到现在还是下不了决心，心中总觉得还有几篇文章可写，写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岁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这一时期，笔者在杭州见到李先生，他曾当面主动提及此事。
　　
同年１０月３０日的信中他说，“在我朋友中，我认为只有你一个人虽然似乎觉悟稍晚而见机甚早，并且全身心投入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研究，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后一定可以完成。这点是我对你极其钦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过）而迄今没有志气与信心向你学习的。”

五
　　
李慎之晚年对这个时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他对邓小平、周恩来、胡乔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难以泯灭，这是他的局限，也许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毕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身上带有许多这个特定时代给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动海内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虽然指出邓小平“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但他同时也说：“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 ‘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李慎之文集》上册，７页），他的笔端对邓还是含有温情，其中无疑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当中乃至标题（如《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泽东时，基本上都是称“毛主席”，经许良英指出，他的解释是他之称毛为“毛主席”是一种习惯，“我的意思是人们称嬴政为秦始皇一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１日）
　　
对周恩来，他更是敬重有加，笔下总是称“总理”或“周总理”。对于批评周恩来的声音，他是很不满意的，在他谢世前不久，笔者曾听他说过，如果有时间他要写万言长文反驳，并问过笔者人家是怎么批评周恩来的。
　　
称呼有时候确是颇能反映心迹的，特别是在回忆文章中。１９９７年他写过一篇《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提到胡乔木时至少有１７处称“乔木同志”、４处称“乔木”、４处称“乔公”，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乔木好的一面。这一点在几年之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中有所改变，几次提及胡乔木后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５７４页）可见他的认识还在变化中。
　　
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５０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国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１９７９年他曾是邓小平访美时的顾问，８０年代正是胡乔木提拔他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乃至副院长。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忆，他谈起８０年代邓小平要他定期去讲国际形势，言语之间显得十分得意。８０年代曾多次随同李慎之出国访问的一位科学家清楚地记得，那时他说话的口气都是代表官方的，给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虽然他自述早在１９６０年就“彻底觉悟”，但在整个８０年代邓小平、胡乔木等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都是旁观者，始终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么关心。其中原因固然与他自称是“噤若寒蝉“的“胆小鬼”有关，是不是与他对当时地位、处境的得意有关呢？
　　
他晚年之所以对邓、对胡都有着“同情之理解”，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对他的重用、提拔，对这种知遇之恩他难于忘怀，正是这样的心理使他难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羁绊。其中就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知恩图报这些观念在起作用，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毕竟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最后否定了文化传统，但作为“半个新儒家”要从根本上超越这些观念又谈何容易。对此，我想我们也只能对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筹，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负，正如他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信中向许表示“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后说：“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叹爱国志士稀少，他在世纪末的呼喊回音空荡。无边的孤独感笼罩着他，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对比他年长三岁的许良英说：“我有时很为我们的年老与孤独感到有些沮丧，因此找你说说。”
　　
从１９９９年以来，他不断地在给许良英的信中表达这种“极度的孤独”感，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华、经历所导致的自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仅此还不足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实际上自从《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阳纸贵之后，举世仰慕、以结识他为荣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他还有着这样的孤独感？他在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的信中说，“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无力感，觉得“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 ——“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我写过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两个人响应，其中一位是与我同年的７６岁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难受，然而也还是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干下去。”
　　
不过据苏绍智回忆，李慎之在１９９９年回国前，特地去看望了他，两人畅谈了一整天，他们有着二十年的友谊，苏显然不是李所说的“利禄之徒”，否则他也不会专程去找他，并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后，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就写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与他有深交的。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感到孤独？
　　
１９９９年９月６日，在谈到自己美国之行的感受时，他在信中说：“我年轻时最推重鲁迅，而有点看不上胡适，这点我现在承认是错了。然而，十年来，我几次去美国，住的时间将近十（月），跑了几十个城市，十几所大学，竟没有看到一个可与胡适相比的留学生，虽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说自己孤独，其实是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或许是他本人没有察觉，他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国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欢夸张的表达方式等都对他的内心所产生的细微影响。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但在世纪之交他们持续五年多的通信中，我们处处都能体会到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诚挚、坦荡、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找到了共识，他们都肯定了启蒙的重要性，启蒙首先是启知识分子的蒙。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李慎之即将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着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不过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传教育的空间，可以努力‘改造国民性’了。 ”毫无疑问，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并不是自大，而是一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负，这一切使他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一种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怆感，也使他晚年笼罩在一层只有远古神话中才有的那种无比豪迈又无比朴实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氛围之中。他做一个“公民教员”的志愿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长存于这个世上。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改定，来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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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December 2006, 08:14:17

作为一个不肯附和当权者的政治人物，李锐先生在当代政坛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很有时效性。在此之前，在毛泽东时代，李锐这样的人不能存在，他也确实被淘汰出局，进了秦城监狱。在此之后，倘若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民主制度确立，李锐这样的人自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为问题。
　　
其实，像李锐这样享受高干待遇、资格颇老、官场辈分甚高，又追求民主、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先生还有许多，李锐先生至少在两位数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可以算入，其中包括去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与当局的意图相距甚远。他们时常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当局不喜欢听的话。这一批人在当代中国政坛的存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广泛影响，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第二重意思，为什么能容忍李锐及其同道。
　　
　　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应该说，不同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力度不同，自信的程度不同，传播的广度不同。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跟彭德怀一起挨整，就表明了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强大，并不坚定，拥护者并不多，打压下去并不困难。
　　
　　我想过一个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堪？周恩来刘少奇以至朱德林彪等打天下的英豪，难道真是贪禄保位之辈吗？考虑到许多人放弃荣华富贵而投身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解释的说服力不够。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对谬误的屈服呢？周恩来劝彭德怀做检查，他给出的理由是：要顾全大局。这句话说服了彭德怀，也点醒了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政党，一种主张，正在向想象中的理想社会高歌猛进，这支队伍的旗手向来有英明伟大之誉。他手中的旗帜，被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全世界最辉煌的旗帜，寄托着全人类希望的旗帜。如果这就是那些英豪眼中大局，他们是否应该屈己从人，甚至舍己从人呢？恐怕这就是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的最终选择。
　　
　　如果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当时尚不分明，数年后则不言自明了。进一步说，在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等更大更宏观的问题上，当时的旗手自信，20年后已经荡然无存。谁是谁非，大局已定，历史给出了明白的答案。于是，旧旗落地，前途和大势的代表者也换了位置。这种改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有痛切的陈述。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发生的，在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属于这个转变过程的初始而沉重一步：在维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
　　
　　总之，为什么有李锐？因为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失败了，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得不探索新路，不得不向成功者学习。
　　
　　在这个背景上，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当局容忍李锐及其同道。当局拿不出说服他们的像样理由，手里没有一面人们心悦诚服、甘愿舍身追随的旗帜。这类旗帜如今在李锐及其同道手里。公开打压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会大失人心。
　　
　　更难办的是，李锐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求升迁，不怕处分，对党政体制内的利益无所求，对体制内的威胁亦无所惧。这些官场手段本来很适于解决那些不宜公开的问题，一旦失去效用，官家武库顿显简陋。
　　
　　当然还可以考虑其他手段。不过，李锐他们的动静太大，任何暗箱都装不下。李锐他们又不贪图物质享受，暮年心魂所系，正是年轻时冒死追求的民主，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靠细软并不能收买。至于不讲道理的蛮干硬干，既影响国际国内形象，又吓不住坐牢老手，最后算下账来，恐怕得不偿失。更何况都是政界中人，下手太狠，开了先例，会不会一报还一报？会不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谁敢保证自己在政坛上永不失势呢？
　　
　　总之，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软的不行，硬的还不行。横竖都不行，便拿李锐们没办法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李锐先生身上集中了诸多优势，自然是很难得的。实际上，这些优势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们身上。只要占据了一两种优势，尤其占住不在乎仕途得失、对体制内的利害无求无惧这一条，当事人享有的公民自由权利就可能大出一圈。失去这些权利，一部分原因是被强行剥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主动出售了。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即互联网无法阻拦的普及，放大了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影响力。此外，被推上市场的各种媒体，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出于生存的压力，都需要用顺民意得人心的东西为自己招财添誉。这是无所不在的名利的诱惑，伴随着随时可能袭来的良心的骚动，李锐及其同道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上。
　　
　　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实为中国之幸。
　　
　　实际上，他们说话，发表意见，不过是表达他们对中国前途的真实看法，表达他们认为正确的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都是有根据的。不让他们作声，并不能消灭这些主张所依据的现实力量。形势仍在发展，危机继续酝酿，只是不出声地发展和酝酿而已。譬如庐山会议，假如没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独大格局，假如可以商量，可以讨论，可以反对，那么，不必付出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就可能建立1962年退守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更乐观地说，甚至不用绕将近30年的大圈子，就可以建立1983年尽收失地的大包干制度。不让彭德怀说话，不容邓子恢分辨，撤他们的职，并不意味着真能跳进共产主义，只是要绕一个大圈子，平白死掉数千万人，然后再回到起点上。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价值，这就是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抵得上数千万条人命的价值。
　　
　　李锐和他的同道们，凭借自身的胆略和实力，在大一统格局中撑开了一道缺口。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在他88岁的肩头，承担着我们这些患得患失的壮年人承担不起的分量。衷心祝愿李锐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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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December 2006, 08:05:29

60年前中国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争取民主自由的言论：
此为网友a 在李锐《宪政何时大开张》文后留言，在此不能得到原件核对，如发现有不准确之处，请留言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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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 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CCP，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CCP要夺取政权，要建立CCP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CCP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CCP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CCP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CCP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原文http://yqdht.bokee.com/1134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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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5. December 2006, 06:07:36

其实修改SAP屏幕字段的方法很多，字段状态组是一个了。还有一个更猛的是SHD0，叫做屏幕变式。至于GuiXT，个人觉得因为需要在客户端进行配置，实施起来有一些难度，虽然功能强大但是不太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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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09February 2010

Tuesday, 5. December 2006, 05:59:54

官场、情场、商场和战场，哪里都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每个人和每个组织都以消灭对方自己获利为目的，有时不择手段也在所难免。但是人出来混，总要讲一些规则和道义，要有那么一点道德底线。不能把事做太绝了。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没有把李天霞剁了喂狗。按照汤恩伯的部署，李天霞应该在整编74师的右翼驻防两个团及一个旅部。如果说李天霞嫉恨张灵甫想公报私仇，那你干脆就说派不出兵就得了贝。结果这人渣派了一个连扛着电台冒充旅部到沂水西岸四处游击，号称74师右翼稳固。张灵甫倒霉就倒霉在相信友军，要是他知道右翼不保那也不会轻易冒进，最后导致兵败身亡的结局。李天霞为一己私怨，竟然拿3万多人的生命开玩笑，干出如此缺德的事情。抛开国共的恩怨不讲，他这种行为是彻底的没有职业道德。放在今天那就是直接开除永不录用，在战争年代，就应该剁了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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