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12. March 2006, 08:46:43
ANONYMOUS, CHN DIGEST, HISTORICAL, TRADITIONAL
佚名：“九族”、“六亲”、“三族”指那些人呢？
封建社会里，早就有“满门抄斩，后灭九族”的说法。其中的“灭九族”是封建社会中的株连制度，即一人犯了大罪，要株连其九代亲属。那么，“九族”指的是那些人呢？
族，表示亲属关系。“九族”之说最早见于《书·尧典》：“以亲九族。”九族所指，历来说法不一，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
(1) 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称之谓九族，具体的来说这指的是高祖、曾祖、祖父、父、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代。史载燕王朱棣（明成祖）率兵入京师，夺得大权后命方孝孺替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听，被杀害。当时受株连而遇害的达 847人，就是灭九族的。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
（2）指异姓亲族，即父族四（自己本族四代)，母族三（母亲同族三代)，妻族二(妻子同族二代)，这样合起来共九族。
常说“秉公断案，六亲不认”。其中的“六亲”是哪六亲呢？
现在的“六亲”泛指亲属，而历史上的“六亲”则有特定的内容，其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
(1)《左传》说：父子、兄弟、姑姐（父亲的姐妹）、甥舅、婚媾（妻的家属）及姻亚。
(2)《老子》以父子、兄弟、夫妇为六亲。
(3)《汉书》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
因为在以上三种说法中，血缘关系纥婚姻关系最为亲近的是第三种，所以人们多赞同这种说法。
除此以外，还有“三族”之说。而“三族”所指，也有不同的说法：
(1)“三族”指父、子、孙。
(2)“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
(3)“三族”指父母、兄弟、夫妻。
总之，无论“九族”“三族”还是“六亲”，都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血亲关系中较为密切的一些人的合称，随着情况、时代的变化，具体所指也不尽相同，我们在学习中可区别对待，灵活多变地根据语境理解它们。
2006-3-12
Wednesday, 22. February 2006, 08:16:22
CHN DIGEST, GUOMORUO, HISTORY,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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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
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
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
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
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
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
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
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
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
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
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
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
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
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
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
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
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
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
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
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
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
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
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
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
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
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②。此皆衰世乱政，而敢
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
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④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
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
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 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
报名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
他所上的" 书" 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 富者兼并小民
" ，而"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
左袒钱士升。钱受" 切责"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 辅臣
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 天下" 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 命
"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
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
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 助饷" 吧。因为既
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 寇乱" 决不会蔓
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
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 切责士升" ，浅识者或
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
要誉"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是
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
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
（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
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
《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
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
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 流寇" ，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
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流寇" 都是铤而走险的
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
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
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
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
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
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
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
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
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
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
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 剿兵".在这剿的比
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
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
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 收拾人心" ，其
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 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
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
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
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
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
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
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
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
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
（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
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
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
来一次蝗旱，闹到"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烈皇小识》）。但你要
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并起，
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 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 （《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
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
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 流寇" 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
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
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 杞县举人李信" 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
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
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
下边。
"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 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
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
上谶记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
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 李公子活我'.
岩复造谣词曰：' 迎闯王，不纳粮' ，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
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
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
本。
"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
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 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 取天下以人
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
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
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
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
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⑤。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
》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
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启
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 十八孩儿当主
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
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
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
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
赈给。宋令曰：' 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
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
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 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
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
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曰：' 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
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 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
耳。' 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
按察司云：' 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
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
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 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
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 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
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
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
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 李公子乱'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
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
》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
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 频年旱饥" ，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 杨阁部飞
檄雨下" 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 督师讨贼" 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
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
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
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
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
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
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
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
一句" 年来蝗旱苦频仍" ，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
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
此所谓" 崇祯八年" 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 庚辰年" 的蠢蚀坏字，由
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
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
败而复振》条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
［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
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
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 流寇" 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
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 ，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 寇贼" 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 各家劝勉" 的。受
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 图谋不轨" ，
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
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
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
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
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
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
》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
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
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 出粟赈饥" ，被解释为" 勉
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
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
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
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
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 好施尚义" 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
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 强委身焉" 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
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
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
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
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 公忠
体国" 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 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
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
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
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
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 流寇" 领袖
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
《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 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
》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
不尽子虚。
"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 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 草莽无知，自惭菲德，
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
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 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
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
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
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
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
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
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
《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 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
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
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
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 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 又编口号使小
儿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 朝
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
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
人呼岩为' 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
年所定逆案中"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
一。他和客、魏" 交结" 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
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
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 逆" 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
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 逆案" 乃更蒙曲
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
任为" 制将军".史家说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
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
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
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风靡".可
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
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 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
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 开国大军师" ，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
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 二品为
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 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
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 故知" ，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
》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 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 （见《疆场裹革李闯
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 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 ，其归
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 一云：
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
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 铁冶刘敏
政" 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
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
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
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
的战术。《明史》称赞他" 善攻" ，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
："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
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 甚至" 马腾入田苗者斩
之" （《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
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 （《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
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
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李自成传》）
；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
（《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 绒帽蓝布
箭衣" （《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 仍穿箭衣，
但多一黄盖" （《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
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 与
其下共甘苦" ，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
分得势的时候，" 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 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
遗之金，令修文庙" （《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 每三
日亲赴教场校射" （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
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
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
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
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
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
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
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
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
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
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
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
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 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
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
桂的爱姬陈圆圆，"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
；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
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 贼将二十余人皆
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
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
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
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
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
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
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
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
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 各镇' ，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
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
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
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 知道了' ，井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
；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
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
顿军纪——" 杀人无虚日" ，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
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
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
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
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
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
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 严正" 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
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
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
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 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 乃下马罗拜，
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
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
一五四）则仅言" 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 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
何遽死！' 罗拜号泣而去。" 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 史笔" ，
假使让" 盗" 或" 贼" 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
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
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
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
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
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 拷打" 人，但他所" 拷打" 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
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
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
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
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
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日：' 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
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 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
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 宋日：'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
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 我功名实非容易，
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 此制科之不
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
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 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
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
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
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
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
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 适见僧人
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 宋曰：' 释氏本夷狄之裔，
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
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
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
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
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
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
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
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
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
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 宋献策面如猿猴" ，" 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
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 ，俱见《北略》。
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
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
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
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
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
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
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
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
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
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 （《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
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 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
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 这确是
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
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
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
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 为红颜" 而
" 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
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
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
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
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
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
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
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
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
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
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
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
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
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 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
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
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
的反应。
"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 彼（指牛）无
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 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
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 解体" 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
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
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 流寇" 的
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
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
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
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
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
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
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
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
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
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
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
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
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
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
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
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
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
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
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
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
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
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
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
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
传》。--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
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
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
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
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
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
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
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
史》。
据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庾荷芝扫描
2006-2-22
Tuesday, 21. February 2006, 18:19:10
CHN DIGEST, ANONYMOUS, HISTORY, HISTORICAL
...
佚名：看不见的历史－－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2006-2-22
Thursday, 16. February 2006, 03:40:57
WAR, CHN DIGEST, CHINESE WAR, CNUNQIU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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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之战
——一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谈起中国古代战争，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如巨鹿之战，井陉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等。楚汉时期另一场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却常常被大多人所忽略，以致研究者寥寥无几。个中原因只有仁者见仁。但是这场战争却是一个无法忽略，在中国战争史以致世界战争史都应该有一席之地的战争。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彭城之战。
一背景：刘邦伐楚
秦朝末年，纲绝维弛，群雄并起，其间项羽凭借灭秦巨功分封天下，称霸诸侯！而灭秦的另一主角刘邦却被封在偏远的汉中巴蜀之地。汉二年，刘邦因不满汉中之地毅然出兵定三秦，东向伐楚，而此时，项羽大军正在东边平定齐国之乱，后方空虚。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大举东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项羽的都城彭城。史记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很多人质疑56万人这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刘邦当年在关中的时候统兵10万，经过汉中整顿，收其巴人等当地民族为军，后定三秦亦收其兵，完全可以做到翻一倍。而此时刘邦“劫持”五个诸侯一起进攻项羽（哪五个诸侯？一直有争议，大概有魏王豹，殷王司马卬，河南王申阳，塞王、翟王，另有陈余军不在此路），而此时东进刘邦倾巢而出，手下重要将领和谋士几乎全到，彭城兵败后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可见损失之惨重。
关于刘邦进攻彭城的部署，后世有很多误解，这里简要说明刘邦东进的部署，汉元八月，刘邦出汉中定三秦。“汉二年三月汉王从临晋渡”东进。大概刘邦分三路行军，中路军由刘邦亲自统帅，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卢绾，夏侯婴以及五诸侯军，是从洛阳直接向东，直取彭城。北路军由曹参、灌婴率领汇合陈余军从粱鲁，与中路军会攻彭城。南路军由薛欧、王吸（或有王陵军）自关中出武关走南阳，攻阳夏，向东进攻彭城。
此时关中并不安稳，章邯等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刘邦留下萧何守关中，周勃围废丘，樊哙郦商转战关中各地，而立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
这里有疑问的是关于韩信的行踪。很多人认为韩信此时在关中围章邯，没有参与彭城之战，甚至认为是把韩王信当成韩信。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首先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行踪确定。韩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淮阴侯列传》叙述此段时，只说汉王而未提韩信，但是有一点要知道，在韩信的列传中叙述本身就暗含其人行踪。考证韩信生平我们知道韩信虽然在汉中被刘邦拜为大将，但是一直到彭城之战都无兵权，其地位只相当于参谋，这个期间他并没有什么举动，太史公自然忽略过去。而后来彭城之败后，韩信收残兵败将在荥阳和刘邦会合更有利的证明其人当时亦在彭城！
汉二年四月，北路军破龙且于定陶，南下砀和刘邦中路军会师，接着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刘邦似乎已经完胜。
二项羽的困境及疯狂战略
早在刘邦定三秦的时候，项羽就预感刘邦会东进，不过此时他带兵进攻自己后翼的齐国。而对刘邦的攻势，项羽一面派郑昌为韩王，前往韩地抵抗刘邦东进。派陈平平殷王在此又布一层防御线。派龙且抵挡北路军，又派兵距阳夏阻拦南路军。除了南路军史书未明外，其余各路均告失败。而项羽记以厚望的英布却趁此坐山观虎斗。刘邦军浩浩荡，56万大军数月就尽占楚地。此时，项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一：面临两线作战。齐国尚未平定，回师救楚，则腹背受敌。
二：兵力的极大悬殊。刘邦诸侯联军56万人，规模空前宏大。项羽此时全部兵力不详，但是必然远少于56万。
三：后方沦陷，孤军深入。此时项羽楚地尽占，没有根基地的孤军只能速战速决。
四：远离战场，长徒奔波。敌人则以逸待劳，利用防御工事抵抗回师楚军。
五：盟友背叛，政治大环境陷入极度孤立的状况。
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项羽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出笼：以诸将率领大军继续平定齐国，作为迷惑刘邦的手段。而自己亲自带领3万精兵绕道彭城后方，以彭城为钓饵引刘邦上钩，然后偷袭刘邦后方，尽灭刘邦军。
项羽的作战计划出来，所有人都楞住了！此人傻了，他不但要以3万尽歼对方56万，还要长途奔波，设局偷袭！
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疯狂计划！
彭城之战，关于项羽的行踪由于历代很少研究者涉足，以致人人认为是刘邦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轻敌而至。实际上刘邦虽然得意忘形都是并未放松警惕，谋臣大将皆在左右，未见有其疑义。关键是项羽在刘邦未下彭城之际，已经回师彭城西边，断其后路，忽然出现在刘邦诸侯联军的后方。
关于这一点甚少有人注意，但是这确是彭城之战胜利之关键。史记项羽本纪有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这里清楚的写明了项羽的行踪的顺序。但是大多人采用了史记高祖本纪：“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
为何两者有差异？这里我们分析，项羽本纪排在高祖本纪前面，事迹以项羽为主，顺序详细，亦以此为准。而高祖本纪以刘邦事件为主，项羽事迹只是插叙。如果读高祖这段会发现刘邦入彭城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并未详细叙述项羽行踪，而项羽本纪已说的很清楚了，无须在费力。
细看项羽本纪发现有一个关键字“项王‘乃’西从萧”，从乃字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项羽3万兵力在刘邦军尚未全部入彭城时，已经到达彭城西南断其后路，等待刘邦全部入彭城给刘邦联军致命一击。而长途奔波，饶道千里，断敌后路，攻其不备未给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可真谓是前无古人！
现在项羽只剩下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给予致命一刀了，不过项羽已经准备好秘密武器了。。。。。。
三：项羽在中国骑兵史的地位
骑兵是冷兵器时期世界战争史的最大革命，但是却是个逐渐发展的时期。在马镫没有出现的前骑兵时代，骑兵的发展和应用是缓慢的。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有骑兵，但是此时骑兵是小规模的，主要用于载人，并没有史料证明有骑兵作战的记录。中原地区真正大规模把骑兵用于军事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从此骑兵作为辅助性兵种走向战场。战国时期由于秦赵临近北方胡人，所以多有骑兵。但是此时不论是秦还是赵，骑兵都是作为辅助兵种，骑兵放在两翼后方，配备弓弩。用于侦察，骚扰，偷袭，断后，追击等。真正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把骑兵当成主力并用于冲锋大多以为是在西汉时期的反击匈奴。这个论述实际上忽略了项羽在中国骑兵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彭城之战是中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但是史料却没有清楚记载，史记仅记载项羽自以精兵三万人，是不是都是骑兵而无史载。这里我们要从头来分析，项羽在彭城战前舍弃大军千里奔波，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机动能力，用骑兵合情合理。彭城之战后，项羽偷袭刘邦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散大军又采用驱赶的方式使其落水，以及骑兵追逐包围刘邦，这里都可以看到战术上运用骑兵的影子。彭城之战后，史记灌婴列传记载：“楚骑来众，”而后刘邦招揽旧秦骑兵组成独立骑兵军团，任命灌婴指挥。从这里我们看出项羽骑兵的威胁促使刘邦大力发展骑兵（后期招揽大量胡人，楼烦人为其骑兵）。刘邦曾经灭秦时多次和秦军作战，却一直没有发展骑兵，一个侧面可以证明项羽之骑兵有和秦骑兵不同的用途和编制。
战国时期，骑兵用于辅助没有独立作战及用骑兵冲锋的战例（主要是没有马镫，骑兵缺乏冲击力及长途奔波的持续力）。到了彭城之战，由于是偷袭战，主要用于骑兵踏营，冲散，驱赶造成敌人混乱而使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独立冲锋作战。显然战果是辉煌的，给中国骑兵大大写下一笔。
关于项羽的骑兵，应该是在巨鹿之战后（巨鹿战项羽用的是步兵，无骑兵的痕迹）收编秦与赵之骑兵组成了骑兵军团。项羽自杀时说得到自己的坐骑乌骓马有5年，按此推断得乌骓正是在巨鹿大战左右。
四：大战彭城
项羽把大部队留在齐国迷惑刘邦，自己运用骑兵的机动性，绕道彭城西南的萧县。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入彭城，混乱不堪，而且大将忙着部署北边建立防御，刘邦等主帅松懈的最佳时机。开始西出萧，向东进攻彭城。项羽选择的是早晨发动偷袭。选择早晨看见项羽对时机把握的老辣，早晨敌人尚在睡梦中，正处于最疲惫的时候，突然遭遇大规模偷袭，其慌乱可想而知！而自己可以利用早晨天亮明了敌方情况，选择合适有效的战术最大消灭敌人。很多偷袭喜欢放在夜里，这样有利掩藏行踪。但是项羽此次不光要造成敌方混乱，更要全歼敌军。
项羽在战术的选择上直接攻击刘邦指挥中枢，造成刘邦联军指挥系统瘫痪！这样联军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然后项羽死死咬住刘邦的主力进行攻击，不给刘邦喘气的机会。而且利用驱赶的方法把他们逼到河流边上，使他们因为拥挤掉进河中淹死或自相残杀！而刘邦联军犹如从云雾端落入无底的深渊，昨天还意兴盎然，大胜在握；今天就兵从天降，不知其然！不明白实情的联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此时正中项羽之计。由于兵力上的极大悬殊，如果硬拼无论如何都是要被消耗怠尽。这里项羽用骑兵驱赶引诱把联军引向南方的穀、泗水，再此项羽展开攻击，杀联军十余万人。联军为了活命拼命南逃，逃到更南的灵壁东睢水上，这样联军自相残杀，被挤落水10多万。彭城之战终成了一面倒的局势，剩下就是追击残兵败将，扩大战果，收拾残局的事了。可惜由于项羽的兵力单薄，追击战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刘邦诸将收拾残兵汇聚荥阳，顶住了楚兵的追击。
五:彭城之战后及影响
汉军统帅刘邦从开始就被楚军咬住，在彭城西用旧情使楚将丁公放自己一马，逃出彭城被楚军围住，由于大风吹散楚军阵型，刘邦得以逃脱。刘邦此时向北逃跑，过老家沛县，欲收家小向西。却引来楚骑，家小被楚抓到，靠推儿子女儿总算逃过一劫。
刘邦老婆吕后的兄长吕泽跟随刘邦参与彭城之战，战败后先带兵逃到下邑。刘邦绕了大圈子跑到下邑，收其散兵才缓过劲。
此战可以以完胜结局，不但歼灭刘邦主力，使刘邦陷入“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的危机局面。更扭转了项羽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政治局面，重新占据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在大的政治环境方面，原来投向刘邦的盟军此时又背叛刘邦，或则投靠项羽，如塞王，翟王。有的则重新脱离刘邦的控制走向刘邦的对立面，如魏王豹，陈余。
但是这场完胜的战役却留下了遗憾，在此战并无抓到主帅刘邦，使刘邦逃往西边，占据荥阳成皋之地利，依靠关中汉中之资源。拉开四年之久的楚汉角逐战，最后依靠优越的地理和物质资源以及项羽后方的游击战大师彭越，并且整个集团的优势力量，终于拖跨项羽，赢得天下。
六：彭城之战的探究与思考
彭城之战项羽在面临盟友背叛，孤立无援，自己孤军深入，后方失守，两线作战，兵力悬殊的种种危机，而大胆使用战略奇袭，用3万骑兵全歼刘邦联军56万，获得空前绝后的胜利。其战略之大胆，谋略之深远，部署之完美，兵力之悬殊，行军之迅速利落，攻击之准确老辣，战术之巧妙有效，战果之辉煌无敌，无不令人咋舌！
而此战在如此不利的形式下，创造如此辉煌的战绩，其胜利的原因在哪呢？表面上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后人归为刘邦的轻敌大意，联军的战斗力低下。楚军的出其不意和英勇善战！如果是这样分析就太浅薄了，刘邦为什么这么大意？刘邦的诸多谋臣大将难道没有一个谨慎小心的吗？实际上彭城之战，当时有一个将领带几万士兵抵抗项羽一段时间就可以让联军组织军队抵抗，利用数量的优势击败项羽。虽然联军不好指挥，战斗力低于项羽军。但是刘邦的20多万军队可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何至于让三万楚兵一败涂地？
研究彭城之战前因后果，不得不佩服项羽的军事天才和战略创新！项羽之所以取得世界上空前绝后的胜利在于：
一：战前的深谋远虑，大胆布局。
早在刘邦联军东进时，项羽就谋划以彭城为诱饵布局这场偷袭战。从战略上是个及其大胆冒险的战略。首先要分两线作战，既要保证战略偷袭的胜利，又要严防齐国趁机包抄。关键是在千里之外就要确定其战略奇袭的目标和刘邦联军的弱点，这不但要丰富的军事经验知己知彼的眼光还要一个坚定的不为外界所动的平常心。
二：突袭的迷惑性隐蔽性及喧张效果
要偷袭本身就有其如何不让敌人知道的问题，何况是战略大奇袭！项羽在这个方面，用大部队继续攻齐国作为迷惑敌人的“正兵”，自己只带3万兵力为奇兵用“间接路线”偷袭敌方的后翼。这完全可以算上正奇运用的典范！
而长途千里，绕一个大圈子到敌方后路，期间如何不为对方所知，难度其所作隐蔽性可想而知！
在刘邦联军刚入彭城还在打探北边项羽消息的时候，项羽突然从后方进攻，其喧张效果对敌人的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三：出众的战场洞察力及耐性
项羽绕道彭城西南的萧，期间潜伏下来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彭城，并在早晨攻击敌人后翼。这里需要及其出众的洞察力找到最好的进攻地点，时间。而又要极大的耐性等待敌人最松懈的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行攻击。而项羽的选择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四：出众的战场指挥能力和正确的战术选择
面对敌人的数量优势但是联军的指挥不协调。项羽采用直接进攻刘邦指挥中枢的战术，咬定司令部追着猛打。使刘邦的指挥系统瘫痪，至始至终无法组织军队抵抗。这里必须清楚知道刘邦的部署及战前大量收集情报。由于两方兵力悬殊，项羽采用驱赶引诱使其到河边自相残杀，互相践踏，最后落水而亡。
五：战术的革命与技术的革新
此战项羽（也是中国）第一次用骑兵独立作战，造成了技术效果是辉煌的，其战斗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完全由骑兵对步兵造成的巨大胜利，它的历史性是空前的！也是一次技术上的革新，一次技术上胜利！这种胜利成就了以后骑兵的辉煌！
最后由于项羽自身的战略眼光，战术手段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胜利，项羽能在局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找到对方弱点，并且完成一次空前的战略计划。但是这种胜利不具有任何普遍性，一个真正的名将就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胜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有在危机和劣势的情况下创造的奇迹才更让人难忘，从军事上来说惟有项羽前次经典战例巨鹿之战可以相颦美！
来源: 春秋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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