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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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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
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
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
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
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
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
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
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
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
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
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
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
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
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
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
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
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
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
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
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
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
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
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
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
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
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②。此皆衰世乱政,而敢
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
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④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
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
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 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
报名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
他所上的" 书" 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 富者兼并小民
" ,而"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
左袒钱士升。钱受" 切责"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 辅臣
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 天下" 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 命
"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
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
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 助饷" 吧。因为既
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 寇乱" 决不会蔓
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
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 切责士升" ,浅识者或
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
要誉"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是
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
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
(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
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
《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
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
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 流寇" ,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
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流寇" 都是铤而走险的
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
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
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
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
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
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
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
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
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
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
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 剿兵".在这剿的比
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
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
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 收拾人心" ,其
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 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
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
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
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
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
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
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
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
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
(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
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
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
来一次蝗旱,闹到"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烈皇小识》)。但你要
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并起,
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 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 (《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
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
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 流寇" 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
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
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 杞县举人李信" 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
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
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
下边。

"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 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
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
上谶记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
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 李公子活我'.
岩复造谣词曰:' 迎闯王,不纳粮' ,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
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
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
本。

"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
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 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 取天下以人
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
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
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
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
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⑤。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
》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
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启
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 十八孩儿当主
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
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
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
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
赈给。宋令曰:' 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
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
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 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
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
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曰:' 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
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 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
耳。' 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
按察司云:' 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
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
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 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
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 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
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
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
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 李公子乱'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
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
》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
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 频年旱饥" ,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 杨阁部飞
檄雨下" 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 督师讨贼" 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
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
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
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
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
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
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
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
一句" 年来蝗旱苦频仍" ,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
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
此所谓" 崇祯八年" 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 庚辰年" 的蠢蚀坏字,由
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
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
败而复振》条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
[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
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
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 流寇" 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
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 ,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 寇贼" 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 各家劝勉" 的。受
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 图谋不轨" ,
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
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
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
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
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
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
》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
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
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 出粟赈饥" ,被解释为" 勉
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
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
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
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
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 好施尚义" 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
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 强委身焉" 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
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
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
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
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 公忠
体国" 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 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
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
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
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
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 流寇" 领袖
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
《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 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
》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
不尽子虚。

"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 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 草莽无知,自惭菲德,
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
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 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
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
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
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
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
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
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
《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 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
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
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
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 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 又编口号使小
儿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 朝
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
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
人呼岩为' 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
年所定逆案中"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
一。他和客、魏" 交结" 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
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
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 逆" 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
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 逆案" 乃更蒙曲
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
任为" 制将军".史家说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
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
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
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风靡".可
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
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 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
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 开国大军师" ,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
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 二品为
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 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
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 故知" ,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
》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 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 (见《疆场裹革李闯
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 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 ,其归
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 一云:
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
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 铁冶刘敏
政" 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
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
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
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
的战术。《明史》称赞他" 善攻" ,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
:"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
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 甚至" 马腾入田苗者斩
之" (《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
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 (《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
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
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李自成传》)
;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
(《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 绒帽蓝布
箭衣" (《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 仍穿箭衣,
但多一黄盖" (《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
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 与
其下共甘苦" ,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
分得势的时候," 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 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
遗之金,令修文庙" (《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 每三
日亲赴教场校射" (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
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
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
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
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
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
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
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
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
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
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
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
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 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
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
桂的爱姬陈圆圆,"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
;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
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 贼将二十余人皆
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
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
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
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
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
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
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
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
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 各镇' ,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
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
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
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 知道了' ,井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
;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
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
顿军纪——" 杀人无虚日" ,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
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
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
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
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
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
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 严正" 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
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
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
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 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 乃下马罗拜,
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
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
一五四)则仅言" 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 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
何遽死!' 罗拜号泣而去。" 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 史笔" ,
假使让" 盗" 或" 贼" 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
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
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
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
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
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 拷打" 人,但他所" 拷打" 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
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
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
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
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
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日:' 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
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 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
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 宋日:'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
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 我功名实非容易,
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 此制科之不
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
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 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
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
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
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
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
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 适见僧人
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 宋曰:' 释氏本夷狄之裔,
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
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
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
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
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
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
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
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
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
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 宋献策面如猿猴" ," 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
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 ,俱见《北略》。
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
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
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
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
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
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
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
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
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
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 (《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
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 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
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 这确是
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
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
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
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 为红颜" 而
" 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
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
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
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
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
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
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
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
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
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
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
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
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
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 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
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
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
的反应。

"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 彼(指牛)无
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 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
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 解体" 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
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
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 流寇" 的
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
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
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
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
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
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
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
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
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
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
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
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
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
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
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
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
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
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
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
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
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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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
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
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
传》。--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
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
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
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
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
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
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
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
史》。

据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庾荷芝扫描

2006-2-22

佚名:看不见的历史--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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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看不见的历史--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2006-2-22

天涯:碧云寺外:中日战争中十大值得深思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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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碧云寺外:中日战争中十大值得深思之语

  一、“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著名的《田中奏折》,上述内容皆源自于该奏折。从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就开始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经过百多年的演化,日本鹰派的侵略思路在《田中奏折》得到了最为系统的阐述,其后也一直指导着日本各界军政府的对华思路。
     每当现在看到日本现在就一些很小的岛屿与周遍各国发生摩擦时,就不禁想起这份奏折,岛屿是小,拿到岛屿之后呢?总有田中的影子在晃动。对日本,一定要勿以其恶小而纵之。
    
    二、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正是此举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
     真正的历史真是太发人深思了,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竟然是侵略者摘掉的,对此,实在无语,唯摇头。
    
    三、“日寇侵略,国土沦丧,都是蒋介石的责任,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来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土地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还有什么国可卖?”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时,陈做出上述辩护。陈璧君所说的未必不是事实,但汪精卫在全国人民愤起抗战、不惜毁家卫国之际,私自与日本人媾和也是事实。凡事皆有两面,但如汪取小失大之举,不可不戒。
    
    四、“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为日本、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联合声明内容。该条约告戒我们一个老道理,就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经济形式等等等等方面再怎样契合,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赤裸裸的利益。
      
    五、“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
     1942年2月12日上午,因汉奸叛变暗害,赵尚志死了。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赵尚志司令。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东北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这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东北北满抗日联军,也是汉奸不断,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当汉奸的都有。在赵尚志最后一次行动中,身边带的五人中,有两人就是汉奸。
     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冒着自己、家人的生命危险,帮英雄一把吗?能不让我们民族的英雄“也这么着了吗?”
    
    六、“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又跟那个,现在咱们‘从’了‘良’,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
     吴化文字绍周,南十里李家村(今铁民村)人,1920年投冯玉祥,后投韩复榘,升任师长;1943年投降日军,任日伪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1945年8月,被蒋介石改编,任军长;1948年9月在解放济南战役中经过争取,率部起义,1949年就是吴化文率部攻占了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上述言语为吴投共之后对部下所语。
     英雄一路坎坷,历尽风波,却逃不掉成仁的悲剧命运;偏是这种望风而动、处处投机“三姓家贼”过的有声有色、全始全终,看看吴化文,再看看赵尚志,特别是想到赵尚志屡造党内整肃,两度被开除出党,颠沛流离,临死也未平反;吴化文却见风使舵,在四房老婆的陪伴下,笑度晚年,真是英雄气短啊。我的民族啊,什么时候能放手让英雄扬眉吐气、堂堂正正的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
    
    
    七、“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以上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开头,我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豪言壮语》一贴中已经收录过,之所以再次提及,只是想强调一点,中华民族就算在武力上会遭到挫折,但中华文化必不会失败,虽经九死,但必定能凤凰涅磐,辉煌再起。
    
    八、“……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每次读抗日英雄李宗仁的这段事后分析,总是惊出一身冷汗,1937年如真发生这般情况,我等今日该是如何?1937年没有发生的,以后就不会发生吗?慎之、慎之。
    
    
    九、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列举了流行的日本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有个别词汇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
     日语受汉语的影响更深,这连例子都不用举了。两个如此密切影响的国家,能和平共处才是两国之福啊。
    
    十、“如果实施赔偿,负担就会加在和那场战争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战后世代身上。”
     2002年9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同国会议员讨论是否向受到侵华战争遗留毒气戕害的中国人提供医疗援助时,竟深思熟虑地做如上表示。
     之所以把这句话作为结语,是想增加一点警示意味,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竞争不过才拉开序幕,如此强邻在侧,如此没有历史感的强邻在侧,如此一直坚持在二战中不是败于我们,而是败于美国的强邻在侧,同胞们,深思啊!

2006-2-22

施建矗: 解除黨禁、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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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憲回顧系列之二:解除黨禁、報禁   

施建矗


一、解除黨禁
  戒嚴時期,禁止人民申請設立新的政黨,因此,當時只有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少數合法政黨,「黨外」人士以各種方式集結、串連,釀成美麗島事件,激起解除黨禁的壓力,政府乃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開放設立政黨之申請,凡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法設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或已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者,均屬政黨。一時之間,政黨如雨後春筍般的申請設立,至民國八十六年一月止,計有備案之政黨八十二個、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計有二十九個(註一),其中較具知名度者有民主進步黨、民主社會黨、工黨、新黨等,民主進步黨是由「黨外後援會」於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新黨是由「新國民黨連線」於八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成立,民主進步黨及新黨在今年大選前已發展成為第二、三大政黨,足與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相抗衡,尤其是台北市議會形成三黨不過半的局面,台北市長及多數縣市長,曾是或已是民主進步黨執政的天下。今年大選後「政黨輪替」,由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總統,得票次多的一組候選人,則成立「親民黨」,已儼然構成多數政黨的競爭的局面了。
二、解除報禁
  戒嚴時期,出版品的審查與管理是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負責,有所謂「三限」-即限證、限張及限印,停止新設報社之申請,報紙張數及印刷數量均受到限制,張數限制是民國四十四年時為一點五張六頁、四十七年增為三張八頁、五十六年增為二點五張十頁、六十三年增為三張十二頁。報紙家數只有三十一家,直到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一日起將此一業務移由行政院新聞局掌理,始開放受理新報社之登記申請,報紙張數及印刷數量亦不再限制,一時之間報紙家數增加,至八十五年止計有三百六十九家(種)、雜誌五千四百九十三家(註二),實際發行的報紙達五十餘家,發行張數亦大幅增加至十餘張。因競爭激烈,很多原具黨政背景的報紙,已發生經營困難的景況,有影響力的報紙,則屈指可數。
註解:
註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編印,中華民國行政概況(八十五年),八十六年五月出版,第二○一頁。
註二:前揭書,第二五七頁。

选项: 开中国的是哪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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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开中国的是哪个民族?

选项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对外说的。咱们关起门来,其实老打内仗,俗称”窝里斗”。这毛病是从老祖宗那里一直传下来的。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是两兄弟,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一直杀到山崩地裂。

炎帝后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好像逃到了南方。那地方植物丰茂,才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他的子孙和部下,也就繁衍成”南蛮”,成了今天的南方人。而黄帝一夥儿占据了中原,以正统自居,发展成今天的北方人。

南人和北人,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咱们主要讨论汉族),骨子里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语言就不一样。所谓”南腔北调”,其差异大概跟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将汉族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事实上,就有人这么分过,元朝时人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他们的”汉人”,是中国北方的汉族,或汉化的外族;”南人”则是前朝南宋的遗民,虽说也是汉族,却又低了一等,属于人下人。

南人为什么这么吃亏?因为打不赢北人。历史上无数次南征北伐,南征胜于北伐要多得多。并非南方经济落后,并非文化差一大截。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确北方比南方发达,重工业、商业都在北方,南方只种种棉花花生。中国是农业社会,地理、气候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南方因而往往较之北方发达和富庶。如战国时代的楚国,经济实力一度远远领先其他诸强,而有问鼎中原之说。不料反遭强秦欺凌、吞没。三国时孙吴也富甲一方,占尽地利,终不敌晋军长驱直入。南北朝时,南朝比北朝繁荣,结果统一于北周。宋代,南边的宋国经济超过北边的辽,辽超过更北的金,金超过最北的蒙古。结果是金灭辽,继而灭北宋;蒙古灭金,进而灭南宋。整个一个不讲道理。

明末时满人崛起于东北,与南边的大明帝国对峙。南边经济文化之发达,岂是天寒地茫的关外游牧、渔猎经营方式可比。武器也先进,当时有一种领先世界的红夷大炮”,相当于海湾战争时的爱国者导弹,一炮轰过去,就把那边的开国元首努尔哈赤打死了。但大明帝国最终为满清所征服。国共内战,国民党盘踞着富足的南方,共产党则割据着北方的乡村,南边有飞机、坦克、军舰,却也都挡不住南下的共军。国民党的失着,就在于没有把消灭在南方,而让他们七冲八闯突了围,长途跋涉到了陕北,渐渐发展成北方的强敌,无可收拾。

也不是从没有反过来过。曹孙刘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蒋介石领导的第二次北伐,都是南方打败北方的著名战例。但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而且差不多都只胜于某一次战役,或一场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相对于历史上北人创造的那么多的辉煌战绩,南人值得骄傲的胜利实在太少了。

是不是南方比北方缺乏人材?显然不是。翻翻历史,看看四周,南方的人材也真是太多了,什么才都不缺。俗话说:惟楚有才。而江浙一带,也是状元、才子的著名出产地。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几乎尽出于南方。是不是南人比北人懦弱,经不起打?好像也不是。事实上,南人是很经打的。从最早的炎黄大战起,就从不曾老实认过输。炎帝一脉,都是宁死不屈的勇士。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落首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总之都是好样儿的。屈原投江,是不愿做亡国奴。每逢外族入侵,总是北方轻轻易易丢失大片土地,再轮到南方来艰苦抵抗,因而南方著名的抗战英雄特别多,岳飞呀,文天祥呀,史可法呀,等等。不象北边,一下一个汉奸石敬瑭,一下一个汉奸张邦昌,一下一个汉奸吴三桂。南边好容易出了个汉奸秦桧,也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据说是北边专门派到南边来搞破坏的。当然后来还出了一个汪精卫,南得不能再南,这个不假。但他只是求和,既没割让领土,又没改易国号,更没有引狼入室。似乎这汉奸也当得比北方人稍有些骨气。

北人打赢南人的重要原因,我想是马。古时候打仗,马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员。所谓”兵强马壮”,”粮草先行”,”天下兵马大元帅”,”马上得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谣还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一匹名马,竟可与一代名将相提并论。南方不产马。电影《决裂》里老师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遭到南方学生的抗议:我们连马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你老讲它的尾巴作什么?不仅马,连驴都少见。好事者带了一头驴入黔,还引起当地老虎一阵骚动,以为来了怪物。诸葛亮南征孟获,人家找不到马,只好把水牛、大象也赶到战场上去充数,岂能不败?北方产马,也惯于马上作业,所以打来打去,以蒙古骑兵最为厉害,铁蹄蹂躏欧亚大陆。以前没有坦克,骑兵队的作用就象坦克群集团冲锋,步兵怎么挡得住?象俄罗斯这样强悍的民族,拿破仑、希特勒都打不过它,唯独被蒙古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何况咱们还有的是汉奸。

南人因为缺马,就要从北方引进。如果南边和北边是一个国家的时候还好说,南粮北运,北马南调,只是国内资源调济,或者干脆就叫国内贸易。如果不幸分成南北两家,就不好办了,等于是核武器出口,不光国际贸易,还牵涉国家利益与安全。我把好马都给了你,你不是好来打我吗?所以,不给。你要你到那堆老弱病残中挑去。当然老马也并非一点用也没有,你被人家打败了它可以带你走出荒漠,这叫老马识途。老马为什么识途?它是人家那儿养大的,门路熟。

不论什么原因,北人的赢多输少,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昂视阔步的气势。他们认为这就是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应该自称”汉子”。你经常听人说:”北方汉子”,没听说过”南方汉子”。经常听说关东汉子、山东汉子、西北汉子、河北汉子、天津汉子,没听说过广东汉子、湖南汉子、福建汉子、江苏汉子、上海汉子。上海那地方娇滴滴的,还出什么汉子呢。鲁迅一头扎在上海住那许多年,结果也才住出来”四条汉子”。

北人叫汉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人身材比南人高大。北人为什么高大?据说是吃面吃出来的。南人吃米。这是又一条应该和北人划分为两个民族的重要依据。西方人吃面,因而高大;同属一个种族的印度人吃米,相对就矮一些。南人与日本、东南亚一带吃米的民族相近,而北人则与西方欧美人相近。北人跑到国外,天天吃面包不会觉得有什么腻歪。南人就不行,非弄点米吃吃不可。以前北方供应大米有限,去那边工作的南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吃不惯。南人认为面只能拿来做点心,永远吃不饱。北人则认为吃大米既奢侈,也不顶饿,有”三十里糕,四十里面”之说。北方的糕是米糕,吃了跑三十里就没劲了;吃面才跑得远,要跑四十里才蔫。

主食的不同,造成了整个饮食结构以及吃法的巨大差异。总的来说,北方饮食粗糙,而南方做工精细。你要听到一个北人会做菜,那才奇怪,就跟听到一个南人吃得随随便便一样。南人一吃得随随便便,多半是不想活了。北人相反,只有不想活了,才去好好地吃一餐。八大菜系,南边占了绝大部份,流派纷呈,只给北边剩下京菜、鲁菜两个系,严格说来,还是为了保留北人的粗犷风格才给划出来的,根本不能与川菜、湘菜、粤菜、淮扬菜相匹敌。南人到北方开餐馆,是丰富和弘扬民族的食文化;北人到南方开餐馆,不过是让鲜活玩艺儿吃腻了的乡亲们别忘了家常口味,有点象开忆苦餐。

北人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南人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得烂烂的,炒得嫩嫩的,把酒烫得温温的。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拉不出屎;北人无所谓,光吃肉也能拉屎。北人喜欢吃饺子,这是他们对中国饮食的最大贡献。南人喜欢吃馄饨。饺子用醋蘸蘸就行了,一口一个。馄饨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南人喜欢吃葱,北人喜欢吃蒜;南人吃泡菜,北人吃咸菜;南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人吃辣椒是为了驱寒。南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人是干辣、酸辣。北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南人把吃叫”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吃各种各样的茶,北人只喝花茶就够了,觉得花茶既香且浓,殊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是南人专门放进去骗北人的。北人不懂欣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方龙井、碧螺春,以为太淡,要细抿慢嚼才似乎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

北人吃得简单,与地域物产有直接关系。北方崇尚简朴,南方追求华美,很大程度上也是地域特点造成的。北方冷而干燥,把毛毯、彩染布挂在墙上,显得温馨暖和。南方则挂不出这种效果,看了会浑身燥热,还老去闻是不是有一股可疑的霉味。北人喜欢毛皮,耐寒。南人不喜欢,灰扑扑的见了就打喷嚏,容易生虫。南人喜欢竹制品,又凉快又经得起沤。北人洗澡叫搓泥,要积出泥一样的肥垢来了才去搓一次。南人洗澡叫冲凉,一冒汗就去冲。南人睡床,北人睡炕。北人来客都往炕上请,客人留宿与主人一大家子济济一炕。南方不兴这样睡觉,睡不踏实。最后南床统一了北炕,至少城市是如此。现在北人来客,也不是动不动就请人家上床。

北方唱戏热闹喧天,有些剧种干脆是”吼”出来的,如秦腔。南方唱戏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剧讲究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历史剧。南剧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剧艺术的代表是京剧,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剧艺术的代表是越剧,特点是女人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唱出一股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居然咿咿呀呀嗲嗲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人比南人更具男子气,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份程度是唱出来的。北人唱歌是燕赵悲歌,苍凉、悲壮、激越、凝重、悠远,南人唱歌是轻快、玲珑、婉转、亲切、凄恻。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份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调或北调。

乐器也分南北。北人吹唢呐,唢呐是在天上跑的,吹的时候头往上扬,扭脖耸肩,直抒胸臆,造成把曲调送上去的动势。所以唢呐声可以跨过黄河,飞越崇山,黄土地黑土地的,有辐射力穿透力。南人吹箫,箫是游走的,吹的时候要静如处子,低头眯眼,缓吐长音,隐隐约约,如倾如诉,似有似无,余音绕梁而三日不绝,有一种底韵。南人不适合吹唢呐,住得密,一吹难免噪邻聒舍,反显得轻薄、浮躁。北人也不适合吹箫,北人吹箫干脆没声,别人以为你跟他一样是沉默的大多数。北人拉板胡,一来可以就地取材,二来也跟唢呐一样,音色明亮。南人拉二胡,二胡在制材上取南北之所长:南方的蛇皮、竹子,北方的马尾、松香。因而表现力比板胡要丰富,也流行得多,既可以拉《良霄》、《病中吟》、《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这样典型的江南名曲,也可以拉一拉《赛马》。

外国人只知中国功夫,多半弄不清这功夫还分北派与南派。南派重拳,北派重腿。这也是地域不同造成的。北方广袤,腿脚施展得开,可以飞腾起来打人,这样比较畅快抒情。南方环境狭窄,小路小径小树林小走道小巷子小里弄的,只好将侧重点放在拳头上,以便近身搏击。南拳北腿谁厉害?这个难说,历史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关键在于你练到什么程度。不过我想,能集南北二派之长的拳家比只通一种门派的武士胜算要大得多。李小龙就是一例,他是美国长大的南人,善用南拳,但腿技亦极佳,拳脚交加,融会贯通,都服了他。泰拳的厉害我们也听到过,其特点也是拳腿并用。泰国那地方大概更挤,到处是庙宇,挨不得碰不得,就把南拳折缩成肘,把北腿折缩成膝。短兵器虽不如长兵器那么张扬、潇洒,却更加凶险、阴狠。南拳可以把你打倒,北腿可以把你踢翻;而要是你突然捂着肚子半天直不起腰来,那肯定是中了人家肘、膝的暗算。

在都没学过武艺的情况下,北人打架应该比南人略占上风,因为个头大。俗话说:”身大力不亏。”不过打架并不完全凭借力量,机灵和勇敢往往更为重要,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力量的弱势,赢得主动。一般而言,南人比北人灵活些,这是环境逼出来的,不灵活就要挨打。相对于南人,北人有点象傻大个。当然,在更高大的人,比方人高马大的老外面前,北人又灵活起来了,没功夫的也多少能比划几招南拳北腿。电影里尽是这种小打大的故事,小个子灵活了一阵,就把大个子打倒了。人类的搭配很奇妙,不然经过若干年下来,世界上就都是恐龙了。

我不想说南人比北人聪明,那听起来有点象种族歧视。北人也有聪明之极与雄才大略之辈。南人只不过人材出得远较北人为多而已。如前所述,上个世纪以来,除了政治家、军事家,还有那么多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学者、大科学家、大实业家、大革命家,出自南人。以作家为例,二十世纪重量级的北人就出了老舍一个,其余都是南人。要不要一一数出来?我看没这个必要,那会弄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来。要数就数北人,北人真正是”屈指可数”。

南人别看个子小,却比北人要激烈。北人做惯了亡国奴,对不起,这词儿有点刺耳,然而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汉以后,五胡乱华,主要乱的是北边。唐末五代,安史之乱、藩镇之乱也主要是北边,又有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大开北大门,致使后来外族频频入侵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各国。北边居民和塞外、关外、(长)城外诸多民族长期相互征伐、臣服,融合血缘与文化,形成新的生存形态,这也是事实。但也就渐渐地看淡了所谓民族气节、爱国情操,反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还是一家。”万里长城今犹在,让他三尺又何妨”,何苦那样寸土不让、寸利必争呢。外族?咱俩谁跟谁呀。说不定俺自己就是一个外族,俺曾祖父是鲜卑人,外婆的姐姐嫁了个吐蕃人,外公是契丹人,姑奶奶被女真人给掳走了,又好像不是给掳的是她自愿的,后来在那里生了一堆孩子,再往上查查,俺祖先还是个匈奴人呢……。

南人就不同,最低程度也要”避秦”,找个桃花园躲起来,远离现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多时候是节节抵抗,打不赢也打,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拱手相让!南宋一朝百五十年,都是在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中度过的。打,还是和?这是区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要是换了北边,早把这国恨家仇抛之九霄云外,与人家一道建立大什么共荣圈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谁还记得你是哪家的王师?行行好拜托了,让俺过几天安生日子,少来惹事,歇着吧您哪,跟真的似的。

南人的反抗,使习惯了北人屈服的入侵者恼羞成怒,遂有血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南京大屠杀。南人流血,北人流浪。”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南人即使屈服也是暂时的,这”暂时”或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最后总要由南人起来革命,”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南人往往各自为阵,不象北边喜欢搞大一统。这样容易被人各个击破。光是从语言的角度就能看出其差异。北人仅一种方言,即北方方言;南人有几种方言?八大方言都有。就算是同一种方言,如吴越方言,上海话与苏州话就大不一样,杭州话与南京话也相去甚远,宁波话与无锡话更是鸡同鸭讲。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隔几十里或者翻一座山换一种口音也是毫不足怪的。语言的繁复杂陈,虽然表现了文化的多元与丰富,毕竟容易流于琐屑,不能形成大的气象。南京、杭州都是好地方,为什么在那里建都的王朝不是苦命就是短命?”国语”范围狭窄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方方言覆盖地域辽阔,音调也好听。尤其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字正腔圆,就是比各种各样的南语好懂、好听,连骂娘都跟唱歌似的。我自己是南人,平心而论,我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家乡话,以为生硬和粗鄙。也不喜欢吴语,太软。也不可能喜欢闽语,永远不知它咕噜些什么。最不喜欢粤语,我在广东住过五年,至今仍未能将粤语同日语分清楚,只知道它们都使用汉字。粤语的表现力据说很强,不输北京话,这个我相信。但它的发音方式有问题,广东是鼻咽癌的高发病率区,有肿瘤专家认为,这与广东话一些字的发音有关系,长期冲击、刺激某个黏膜部位,容易造成病变。满清王朝被推翻之际,国会投票选国语,而议员以粤籍占多数,本拟选广东话,经孙中山苦口劝说,最后仍定为北京话。

实际上,所谓普通话,又叫国语、官话,是一种人造语言。北京话只是其基础,并没有任何地方的居民操这样的方言。中国语言的统一是分两次完成的,第一次是”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第二次才是”字同音”,即统一语言。前后相距差不多两千年。中国人几乎都懂至少两种语言:一是普通话,一是方言。普通话也有缺憾。比如它只有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加轻声一共五声。这样就省掉了一种”入声”。用普通话读旧体诗词,许多的音律韵味就要大打折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绝、灭、雪都是入声,普通话却读成阳平、去声、上声,韵律不通,味道索然。有人认为,入声只古汉语才有,现代汉语中已然消失。说这样不负责任话的肯定是个北人。入声并未从现代汉语中消失,南方的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越方言,都大量保留着入声的发音。你要南人去念刚才那首诗,就有一种北人无法领略的语境。

用一种文字和语言统一”汉语”,无疑是北人的功劳。北人的能耐就是这样,南人你去创造,你去发现,你去办特区,你去摸着石头过河,等你摸得象个样子了,咱再来大而化之,来个”江山一笼统”。你说吃辣椒?这没啥稀奇,咱也吃,吃不完一串串挂在窑洞门口、挂在屋檐下,显示红火与热烈。你说睡床?好,咱洗完澡跟你一块儿睡。你说入声?什么入声?咱听不明白,我看就免了吧,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

北人也不是一点东西都不发明,咱们中国的磕头礼,就是北人搞起来的。有什么考据?南方潮湿,到处是泥,古代又没有什么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干净,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养成下跪的习惯。南方人见了尊长显贵,无非打个拱手,作个揖,唱个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样,纳头便拜。北方地面干燥,拜完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个模样。当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把两个哥哥杀了,他父亲李渊既惊且惧又悲伤,李世民就跪下来,伏着吮吸父亲的乳头。这是古鲜卑族的遗风,表示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鲜卑族原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种礼节应是对牛羊驼鹿一类动物幼时跪着接受哺乳的形态的模仿。后来渐渐蔚为风气,带进中原,流传全国。南宋文天祥被元军俘虏,见元朝重臣拒不下跪,其理由是:下跪是你们北方人的礼节,咱们南方没这规矩。

中国历史上风行过好一阵子的妇女裹脚运动,也是北人的创造。南方又湿又热,有什么必要裹脚,如何裹得住,这念头怎么动得起来呢?下雨,或者盛夏,南人都穿木屐,也就是日本人穿的那种,有利于天足的发展。南方多水田、池塘、河汊湖泊,妇女下田劳动,到河塘边洗衣浆衫,只有打赤脚。不象北方,干什么活儿都可以不脱鞋,适合裹脚方式的推广、流行。裹起来能御寒,也不至于沤出一股教人掩鼻的无名之臭。北人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地理优势,把女人的脚裹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南人和北人,怎么不比较一下性格?当然是可以比一比的。其实上面说他们的各项,就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还要用专门形容性格的词儿去形容吗,那反倒有些作难。比如,说北人豪爽,你没见过南人豪爽起来也是很可怕的。而且北人也有不豪爽的,《水浒传》里打虎将李忠就是一个,要他拿些银钱出来周济人家,他好不情愿,掏半天掏出一粒小的,这算什么豪爽?又如白衣秀士王伦,都做成山大王了,还那样小鼻子小眼的,容不得人,反被林冲给杀了。就是这林冲,也不是个豪爽的人,人家把他的老婆都调戏过两回了,气儿都不敢吭一声,还不如一群泼皮手脚痛快,才帮他把人家衙内给阉掉。又比如,说南人性子急,北人就不性急吗?燕人张飞如何?只见他一天到晚急得要死,最后终于死在急上。

还有个最不好界定的是,南人北人怎样划分。地理学家通常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要是真能这样一刀切,咱们的讨论也就完了。可惜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军队守黄河大铁桥,桥北边的士兵发棉大衣,桥南边的士兵只发棉袄,可见军队后勤部门是按黄河而不是淮河来划分南北的。国共内战,连吃几大败仗的国民党希望能划江而治,也就是以长江为界,重演南北朝的故事。而咱们平时说的江南、江南,也指的长江以南。如此一来,武汉喏大一个城市便要分为两半,汉口、汉阳的居民算北人,武昌的居民算南人。象什么话?其实,南北是相对的,渐变的,亦此亦彼的。以广东人为例,他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做”北佬”。于是我这个南人,就当过五年的北佬。别说武汉,整个湖北都应该算是南方。连河南都有南方之嫌。五十年代的大区行政建制,河南省属于南方局,后改为中南局。河南是中原大省,地理位置居中,兼有南北的特点,因而也最没有特点。历史上,它有一块是楚国的领土,有一块属于韩、魏的地盘,那是战国时代。后来分分合合,一下这边一下那边,也没个准。总的说来,以北边居多。从生活习俗上,我们把河南人算作北人,大抵是不会错的。

以河南为中心,上古时代即以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四方各族。是否有鄙夷、小觑之意且不论,反正那时还没汉族呢,更谈不上大汉族主义了。汉族的形成、演变,实际上也少不了这些夷羌蛮狄的加入。前面说过,北边汉奸多,汉奸的一个好处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族际间的融会贯通工作,抹杀民族的文化特点,使大夥儿彼此彼此,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头睡觉,一种语言说话。南边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彼此之间不易沟通;对于更南的蛮夷民族,他们又成了强者,因而只需要采用怀柔政策即可安抚,用不着仿效”胡服骑射”的故事。诸葛亮北伐打不赢,南征可是有一手,七擒孟获,跟玩儿似的。这样,南人也就没有能够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长久多元、各派纷呈的局面。自清以降,中国称”五族”共处,即汉满蒙藏回。实际上中国远不止五族,大约有五十多个民族,”五族”只是统称而已。其中,藏人虽地处西南,历史上却与北人建立的唐、元、清诸朝,也就是鲜卑人后裔、蒙古人、满人政权,来往甚密,关系不清不楚,而与宋、明等南方或偏南方政权十分冷淡,没什么来往。藏族属于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关联更亲近北方,实应划为大北方的范畴。这样,除了汉族,代表中国的”五族”几乎都是北方民族。而汉族又可分为南北两族,以北人代表”正汉”。其实,五十几个民族,大部份分布在南方,却被”五族”忽略不计。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划分,北人属于蒙古人种,南人则多为马来亚种。马来亚种也是蒙古种的一个分支,所以叫”亚种”。近世有人指人种学为伪科学,也许是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混血人的种族归属,其次也容易掉进种族歧视的深渊。但其根据人类各个族群的生理特征及血缘关系,作一个大致的分类,也还不失于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在广东生活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分别来自东北、西安、河南的朋友和我一起议论广东人怎样”排外”,排斥我们”北佬”。他们越说越气愤,脱下鞋袜,检查各自的脚趾头,最小的脚趾旁边都长了个什么东西,而广东人是不长的。”你脱,你脱,”他们叫我,”你肯定也长了。”我迟迟疑疑地脱下一瞧,没长!那一瞬间我大为尴尬,仿佛我成了越南人、印尼人、马来西亚人、爪哇人。做一个越南人、爪哇人固然也风情万种,但我本来是中国人,就因为脚上长不出第六根趾头,便要判属异乡,这叫什么道理?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口流通加剧,南人北住,北人南迁,虽有”橘逾淮而北为枳”之谓,毕竟将南北双方的距离缩得越来越小。南北通婚也成常事,血缘融合的结果,使得人种学的界线愈见模糊不清。别说脚上多长个把趾头,就算长的全是手指,也不能说明北佬就比南佬好,或者南佬比北佬好。顶多人家说你像猴子,有返祖现象。本来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叫有福,是大贵之相。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像我我像你,贵人大概也会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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