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龙的博客

的确无关，算自己的心情，发到这里，望同学们水一下．

记得几年前，有次在朋友的酒吧玩，一大帮朋友呼三哟四的，把本就热闹的酒吧吵得更喧哗．其实席间的很多人都不认识，带我来的朋友与他的情人卿卿我我不亦乐乎．而我，那时正是人来疯的年纪，于是不多久便玩ＨＩ了．

正当我们７８９玩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个女子，对着朋友唰唰两个耳光，朋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速与那女子扭斗起来．
我喝得晕晕呼呼，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伙人已呼呼打到了酒吧的外面．

我记得当时我很亢奋．操着一个啤酒瓶要为朋友报仇．闹哄哄了好一会，我们又回到了酒吧，回到了原来的坐位．朋友与她的情人还有打人的那个女子都离开了，留下的，除了大眼瞪小眼，除了偶尔的我靠两声，大都沉默了．

我记得我进酒吧的时候仍然很亢奋，一副十三妹的模样．叫嚣着要找那个女子算帐．
可是，一抬头我看到坐在角落的那个男子，冷冷的眼光让我所有的亢奋瞬间消失．在我们疯玩的时候，我们打架的时候，他似乎就那么静静的坐着，而那一个眼神，足以嘲笑我所有的幼稚．

后来，朋友说，打人的女子是她情人的小姨子，看到朋友与他姐夫卿卿我我，一冲动就打起来了．开始朋友说起这事也很亢奋，似有委屈又似有得意，必竟，有几个女人能跟情人的小姨子打起来？

再后来，也就是今天，朋友给我电话，突然说起这事．朋友只轻轻的叹了一声，说，那时真幼稚啊！

朋友与她情人自然以分手收尾，似乎也伤过，也痛过，但最后朋友终于找了一个可靠的人，把自己嫁了．说起那些往事，就如沧海桑田一般遥远．

事世变迁，只几年我们便迅速变老．我们不再冲动，更不会轻易的打架，甚至看到男男女女在爱情里要生要死都觉得幼稚可笑．

我总能想起那个冷冷的眼神，和冷若冰霜的面容．后来的日子里我还见过很多这样的眼神和面容．每见一次都让我的冲动冰释干净．渐渐的．我便不再冲动，似乎真的安守了这样的平静．

有人总觉得生活太过平静，而我，情愿守着这样的平静．

活龙： 这是篇朋友写的东西。说实话，别人眼中的我是个啥样子，我还真不太清楚。古人（大概）说，以别人为镜子能照到自己。我"照"了之后，好像吃了一惊。想，我是这个样子的吗。（梦游的博客：冷暖色彩 原文在这里）

看了活龙在北京，我跟小悟说，活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呵，做事讲求一个理，做人又很单纯，好象生活在他身边只有真诚和美好。

活龙是从小悟那里认识的，是小悟的网友。

记得他刚来北京时吃过一顿饭，然后活龙搬到我那时的家成为我的室友，虽然仅一个月。

现在想想挺对不住他，刚来北京连着搬了两次，时间仅隔两个月。如果我们还是室友，可以跟他学多少英语呀。

活龙是自学的英语，而且现在是专业的翻译。如果说现在到处都是诱惑的话，活龙却对那些浮华而"美妙"的吸引视而不见，他认真的过着自己的生活：谈着恋爱、交着朋友、快乐的工作，以及认真的要我和小悟请他吃饭。呵，真有意思，在他那里，你如果不拆下自己的武装，都会觉得对不起上帝。

有个朋友说我的优点是：总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而每次看到别人的优点时，我总对比自己的缺点。我拿自己跟活龙比，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一个活法。相比之下，我不如他的"伟大"。这个词好象不太对，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因为在我看来，相比活龙的真诚和单纯，我却是一无是处，象一些杂乱的草一样没有章法，被一些虚无的东西迷惑着，失去了自己。

这难道就是自己认为的生活？呵，也许象活龙这样的人才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可以每天看看书写写东西，而我却在有时间的时候心神不宁，没时间的时候梦想着秉烛夜读，于是总在为自己找理由找条件，真正的只是自己没有一个平和的心。

想想每天我的烦恼以及和大白的不快，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烦恼。

单纯的人是快乐的。

从现在做起吧。

忽然回头看一下刚才写的东西，与活龙还是不一样，哈，怎么总感觉很沉重。也许我总把事情做的太严肃了吧。来，笑一个^_^

活龙： 这是篇朋友的旧作，作者是我在哈尔滨的同事，兼小妹，本家，也姓常，不过按名字来说，好像是我爷爷辈的...本中提到我。好几年过去了，小妹在哈尔滨还好吗？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她希望的那种女性了吧？

9/11 不知今天的皇历好不好，在我快二十年的生涯里又要飘走了一们好朋友兼老哥――常国华。这一飘就飘到了人才集锦的北京。你说他早不晚不走，偏偏要在人家召开 '十六大'期间走，人家委员会的名单中又没你，你去了不是自找难受吗？看着人家坐在豪华的国产红旗车你却紧在公共车里，运气好时坐坐地铁，你不眼馋吗？

唉！以上均属唠骚话！眼馋的人是我It's me!他是英语翻译,靠字母吃饭的家伙,咱可比不了,俺只是一个头儿说东不敢往东北角走的小职员,在公司里可以说谁都是我的头儿,谁的话我都得听,还有一点比较关键――谁挣的都比我小佳多，命苦！

书归正转。我刚上班的时候呆的比较老实，因为大家都不熟，我也不敢知声，得保持我"淑女"的形象。记得第一天上班，一个上午我都没去（五常）WC，怕有人说我不老实，因为我就是个不老实的人，所就怕有人说中"你看，这个小姑娘一来就呆不住，总走"所以装我也得装一装，当然混熟之后才知大家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三八。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感觉拘禁的日子过去了，和同一个办公室里同事混熟了，才大胆的光顾五常，那段期间一直用企业的BQQ和一个网名叫活龙的人聊天儿，才知道我们都姓常，自然就感觉很亲。他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指的长得什么样）真没天理！那几天我费了拉火车的劲才把我们屋里的人名记下来，哪还有内存知道他呀！我很婉转的回了一句"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了，见谅！"不一会儿，听见门开的声音，然后就是咯咯的脚步声，紧接着就说一句："就是我"。

当时我正低头打字呢，明明好奇心非常强的我在那段时间却不敢抬头看进来的人，怕说我不正经工作，因为我还处于试用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当我听到那个声音是冲着我来的时候，才敢小心翼翼的抬头一看，心凉了半截，我还以为所谓的活龙的人物是公司的网管呢，嘻嘻，因为他长得很像黄磊，蛮帅的哟！~~~但出现在小佳眼前的却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小男人，但他的眼睛可不小，眼镜也不小，简单的认识之后，就各自工作了。

慢慢地通过接触我才知道他这人还真不错，老实、善良、没有花花肠子，咦？好像都是一个意思。那我也没有别的来形容他，谁让我喝的墨水少呢？请广大读者朋友们体谅一下、包容一下吧！我和他在一起谈的很开心，包括我们的私人话题，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姓的，五百年前又是一家的，我就叫他哥，我并没有哥，现在有了，就是他了，跑不掉了！

我经常和他撒娇，心情不好时候和他撒，不好的时候还和他撒，就连他坐在椅子上时我还来回摇晃它，让他看不了书，哈哈，是不是觉得我很坏？没办法，那是我的乐趣，你们也可以找一个像我哥那样的人来"折磨"他。我要想安一个软件删一个软件非得找他不可，因为我不认识"洋字码"俺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更爱方方正正的汉字，谁像他呀，洋字码整的那么明白干嘛！

他还带我参加过一个英语沙龙，在那里我觉得他就是在向我"报仇"，那里对我来讲就是个"中美合作所"，老外的话一句我也听不懂，一会儿听他们都笑，一会儿又有一部分人举手，而我和聋子没什么区别，比聋子高级点就是能听到老外"念经"，却一句也不懂，折磨死了。不过真的感谢他带我去那里受教育，在那里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这处，还要继续学习，让我知道我要学的东西还有许多，所以我不满足现状，我要去进取。哎呀！总之我这个哥哥就是一个字――太好了！哥，谢谢你。

当得知他要出去闯的消息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想让他走又不想，很矛盾。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他也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就应该闯一闯，但这一闯没关系，我身边不就是少了一个朋友吗？可我也没有权力绑住他不让他走，毕竟人都是有理想的，我也有，只不过我现在没有能力罢了，但我能感觉我的未来将会很美好，我的未来真的不是梦。

小佳祝大家越来越好，真没想他这么快就要走，而且很匆忙，只在走之前的两天才告诉我，没人性的家伙，让我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本想给他绣一个手机链做个纪念，连着加工了两天也没有进展，不，有进展，线进展的少了，手上的小口进展的多了，现在是弄不上了，也只有放弃了，哥相信你会体谅我的，就别上气了！下午在远大给他买了些食品，知道他爱吃甜的，就买了点甜品，不像某们同志不吃糖，但那天他还是吃了松仁玉米，好感动哟，谢谢他了！

然后我、李姐、张姐还有哥的一位朋友在东方饺子五吃的饺子，张姐说："小佳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少？"唼！心情不爽。临走时送了我两本英语书，鼓励我好好学习。当我把他送上车时再也忍不住了，抱着他就舍不得，因为他对我太好了，包括一些私人秘密都和我说了，真的没把我当外人看待。缺德的眼泪自己出来瞎溜达啥，美女小佳不美了。

我好久没哭了，记得上一次是今年四月份在北京火车站看到刚从新疆出差回来的老妈时哭了，因为那时的身体状态真是差到极点了，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事隔半年后，又是在火车站里，于是我想搞一个第三产业――眼泪提盐。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在那里挥泪过，一天不用多接，接它个百八十滴就够一个小饭店一在的动作了，还会有额外的收入，还环保，何乐而不为呢？此项专利正在寻求合作人，有意都请点（ 这里 ）发财的路就在脚下。

哥相信在短期内的路不会太好走，小佳祝你早日找到一个理想的好工作，顺便再侩个嫂嫂回来哟！~~

你的朋友们都会真心的为你祝福的！

公元2003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年份，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完成了一次世人瞩目的新老交替，而是一场“突如其来”，发端于中国广东，继而席卷全国、东南亚，以至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染病大流行。

早在前一年的11月，当广东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之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短短的半年时间，这种疾病会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扩散和蔓延，它的肆虐会给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经济生活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截止到2003年6月19日16:00，全世界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62例，死亡804 例，其中中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5326例，死亡347人。与此同时，曾接受隔离的人不计其数，而因“非典”打乱了正常生活的则是整座整座城市的人民。说到国家大事，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下台了；2003年的全国五一黄金周没有了；全国CET考试推迟了；成人高考推迟了；甲A联赛推迟了；女足世界杯的主办权没有了；多个省市被WHO列入疫区名单；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

时至今日，SARS的警报声正渐渐消去，人们的生活又一如往昔。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庆幸的欢呼，还是深刻的思考呢？勿庸置疑，SARS是一种新生的传染病，属于天灾，但是它的这次传播却深深地打上了人们行为的烙印。为什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面对这样一种疾病，我们整个社会很长时间里束手无策？为什么在SARS出现近半年后，它还能扣开一个又一个新城市的大门？为什么它能够扩散到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它唯独在中国造成的影响最为恶劣？为什么一个多月就可以控制得这么好的疾病当初却让它横行肆虐了那么久，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生命？这场疫情的传播，有多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呢？面对疫情的拷问，我们每个人又是如何去展示自己的灵魂的呢？

有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在疫情渐渐远去的今天深刻反思疫情何至于此以及我们面对它的态度，我想，这比开上几个联欢会来庆祝要有意义得多了。

一、你第一次比较清楚地了解SARS是在什么时候？

当人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总是令人很尴尬，因为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与疫情爆发存在着绝对不可忽略不计的巨大时间差。由于我早就计划于3月中下旬前往广东，所以2月初便开始与广东的数位朋友频繁联络，也就比较早地了解了一些“非典”的消息。然而在我身边，绝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在我国广东发生的，在春节黄金周后期达到最高峰的传染病一无所知，原因就是市面上的各种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只字未提。回想远在地球另一面的“911”事件、中东的美伊战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大地震，近在国内的政治事件、三峡工程、体育比赛、重大案件、安全事故，我们都能通过我们原本信任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但面对一场重大的传染病疫情，一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我们的媒体却因为某些原因始终紧闭着嘴巴，或者说不得不始终紧闭着嘴巴，吝啬得没有给我们的人民群众一点点有用的东西。当然，确实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很早就开始私下谈论“非典”，但由于消息来源的先天性不足，他们所谈论的内容绝大多数后来被证明是不确切和不科学的。

由于整个社会媒体的统一沉默，不但是广东以外地区的人们，就连广东当地的群众对于疫情的真实情况和防范知识也相当缺乏，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戴着口罩上街抢购板兰根和食醋。由于无可奈何的“无知”，“非典”随着春节黄金周里人员的大范围流动在广东省内大肆传播，大批大批的医护人员也相继倒下，人们由于得不到正确的讯息而惶惶不安。然而这一切在有些人的眼里似乎还不如某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某个明星传出绯闻来得重要，持续地，统一地贯彻着“沉默是金”的态度。也许中国的人口的确太多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赶不上两会的胜利召开更加有意义，赶不上美伊战事更加刺激，甚至赶不上那些花边新闻更加引人入胜。

二、为什么疫情已经见诸报端，而我们却仍然得不到真实的讯息？

3月21 日，我在广州的街边买了一份《羊城晚报》，上面谈到了“非典”，这是我第一次从官方媒体获知它的消息。心中不免产生一丝疑问，难道过去这么久了，作为一个国民，如果想了解一点关乎兄弟省份人民生命健康的“旧闻”还要亲自跑到当地去吗？3月27日，我从广东返回北京，当天CCTV报道了外交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官表示北京已出现几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我偶然间看到的一条极短的新闻，也是我第一次从全国性的官方媒体得到有关“非典”的消息。这时距离“非典”出现将近四个月，距离广东疫情高峰超过了一个半月。难道这就是“中国速度”？

此后的一段时间，“非典”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字眼开始频繁见诸于报端，所占版面越来越大，但人们只是从中大致了解了一些广东和香港的情况，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边疫情的严峻性。与此同时，卫生部也召开了数次新闻发布会，但每次领导们都是侃侃而谈，声言“非典”已被有效控制，北京是安全的云云。面对这些，人们只能是一头雾水。

4月20日，无疑是这次抗击“非典”战争的转折点。原定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没有露面，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这时已经是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发布会上宣布，北京的“非典”确诊病例已达339，疑似病例402。而5天前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只有37。发布会还宣布，今年的五一黄金周取消。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两位高官下台的消息。然而就在两天之前，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在向职工内部通报疫情时还要求“不宜外传”！

一时间，所有人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街上的行人少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过氧乙酸的味道，商店里也发生了抢购生活必需品的现象。大量的活动被取消，外国人纷纷离开中国，连外国元首访华都被推迟。到了这个时候，恐怕再愚钝的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形势却显得毫无准备，因为长久以来除了小道消息，人们对于真实情况和相关常识几乎是一无所知。灾难好像是一个晚上撒向人间的，恐慌和谣言笼罩着人们的心。百姓对传媒产生了信任危机，世界对中国也产生了信任危机。人们忽然发现，面对SARS，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数，在这种情形下何言“有效控制”呢？

三、面对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当权者不积极落实预防“非典”措施属于前者，经营者利用疫情生产假冒伪劣，大发国难财属于后者……

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表现得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要逃跑？有没有传播过谣言？有没有试图躲避隔离？有没有歧视疫区人员、患者家属、一线医护人员家属，甚至是康复患者？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对社会的责任？

有一些恐惧是必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逃离”京城的人们。他们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一无所知，长久以来信任的信息来源和渠道给不了他们任何真实的东西。有位专家说得好：恐惧来源于无知。

其实不只是普通市民，就连那些医务工作者在早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懵懵懂懂，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一疾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护措施，偶尔的一些小范围内部通报中还要求“不得作笔记”！后来人们得知，在当时的人民医院里，医护人员竟然是在与SARS进行“肉搏”。北京较早的一例“非典”来自山西，那位患者从广东出差回到太原后出现持续发热症状，数度前往当地医院诊治，并向医生坦白怀疑自己患上“非典”，但却遭到了医生的断然否定。当时医生对于这种怀疑是相当轻视和主观不愿相信的，其实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一黄金周前后北京的医护人员感染率相差如此之大。

恐惧来源于无知。但这种“无知”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咎于“无知者”本身，是什么造就了这么多有着良好知识背景的“无知者”呢？

四、当SARS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事实证明，SARS并不像很多人想像得那样威力无穷。全体人民戮力同心，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人们的正常生活基本恢复如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痛心，一场完全可控的传染病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横行无忌，波及了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导致了那么多无辜者受到伤害，甚至是丢掉了宝贵的生命。

著名导演谢飞在患SARS病愈出院后也同样受到了周围人们的歧视，但他表示可以理解。他在央视“对话”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会考虑拍一部“非典”题材的电影时回答，他不会提早确定去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因为那是急功近利的，艺术价值必然不会高。他认为，一部纯粹歌颂式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必须要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一些有思想的人也正是在这样做的。

确实，一场 SARS，击中了我们社会体制中的一个又一个漏洞，很多传统的顽疾暴露无遗。一个最早暴发疫情的国家，人民却是最晚才知道；一个最早与SARS抗争的医疗科研体系，迄今为止在病原体的发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中的首创记录却全部为零，当初的衣原体和冠状病毒之争也悄无声息地没了下文。

无论是在人民生命健康利益方面，还是社会经济利益方面，我们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可是本该走在前头的新闻媒体又在做些什么呢？SARS暴发之初，一贯报喜不报忧的他们始终保持缄默，使我们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当SARS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生活第一主题之时，他们龇牙咧嘴地指责、教训人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而当SARS渐渐远去，我们应该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去审视，去反思的时候，他们却在忙着歌功颂德，甚至文过饰非！他们真的有这种资格和权利吗？一贯自诩为无冕之王，勇敢的斗士，原来就是这样草菅人命，除了恶心、无耻，我们还能说他们什么呢？凭什么还让人们相信他们以前和以后所说的话？

我最早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SARS论坛精华”中的一篇《北京人的“非典” 生活》曾被全国青联副主席、著名演员冯巩在央视的“我们众志成城”晚会上朗诵，也曾被北京台的王牌栏目“第七日”引用，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转述全文。由此可见，时至今日，关于 SARS的讨论还是有很多的禁区。哪怕不加评论，平铺直叙中加一点无奈的调侃都不可以。

也许这一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新闻媒体本身，中国的官方媒体向来是不能够“乱说乱动”的，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必须严格遵循上级制定的指针。《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几年就换一套领导班子，前不久更因为没得到批准就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来歌颂卸任领导人而再次地震。

对于这一状况，5月30日那次新闻发布会也向我们作出了诠释。

不出预料，仍然有记者在询问有关蒋彦永医生的情况。这个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已经有相当热度的名字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却是那么的陌生。4月3日，在北京逗留多时的 WHO专家组终于获准前往广东考察。同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外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病例”“北京3例”，“在中国内地还是有少数的病例发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已经退休的301医院普外主任蒋彦永闻听此言，拍案而起，因为据他了解，301、302、309三家医院此时的SARS病例已分别达到46、40、60，仅309医院死亡病例就已超过6 例。4月4日晚，蒋大夫投书CCTV-4和凤凰卫视，揭露真实情况。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仍然谈笑风生，“截止到4月9日”，“北京市22例”，“死亡病例”“北京4例”，“这个数字目前是准确的”，“目前我们所报告的病例当中是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第二天，北京被WHO重新定为疫区的消息仍然没有被公布。此时，已经被领导找去谈过“纪律”的蒋彦永医生仍然在不断地向上级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蒋彦永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如此的陌生。卫生部的现任领导在面对记者提问时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是啊，蒋大夫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而且还已经退了休。在4月初，比他了解疫情更真实，更全面，更准确，更方便的可能不下百人，却只有这一位老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真相并努力地要把真实讯息传递给人们，希望大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提早加强防护。这是一个负责的医生，一个勇于讲真话的人良心的展现。当我们谈起雷锋时，难道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雷锋这么感兴趣，他只是千百万军人中的普通一兵？

此后，卫生部的现任领导仍然在文过饰非。“中国政府没有隐瞒疫情。如果大家翻一翻过去的资料，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布SARS疫情是2月11号，大家可以翻一翻2月12号的《人民日报》”，“不是有意地隐瞒疫情，而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难以掌握到准确的数字”。我们且不论《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普及率有多高，也不论当时那条消息对于全国人民了解疫情真相到底有多大意义，只是想说，一个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他说没说过，而在于它做没做过，有没有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充分了解事实真相，正确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无论如何，效果才是我们所看重的。是不是说全国从来就没有人隐瞒过疫情？那么胡锦涛总书记在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岂不成了多此一举，无事生非？“信息渠道不畅”，“情况掌握不准确”，这或许是个原因，但为什么4月10日卫生部官员言之凿凿地声称“我们所报告的病例当中是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难道一个国家卫生部的信息掌控能力竟然还不如一位退了休的老医生？

我们并不是想过多地指责什么人，国人长久以来被灌输的思想已经让他们不是很习惯去怀疑权威，勇敢讲出真话。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也会走走形式，搞一些所谓的民主评议，但是在请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的时候还总是忘不了加上一句“不允许利用这个机会对领导打击报复！”面对这样的局面，聪明人往往都是选择明哲保身。更何况，讲真话在历史上曾留下太多血的教训。但是，只有勇敢地去承认曾经犯下的错误，一个民族才能够不断前行。

在抗击SARS期间，广州发生了“孙志刚收容致死案”，着实令我这个在事件发生几天后到达广州的真外地人后怕之情甚于SARS。同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发生了三十多位市民联署要求罢免官推人大代表，力挺曾率众业主前往政府门前静坐，被某些人视为到处惹麻烦的直选人大代表事件。发生在最早出现SARS疫情的广东省并轰动全国的这两件事，也为这场SARS作了不大不小的注脚。

其实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不吃野生动物等等，都是些辅助手段，政治体制的改革，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传统观念中顽疾的剔除等才是解决旧问题并抵御新问题的根本途径。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漏洞减少了，容易被灾难袭击的要害变得坚固了，我们也可以从根本上少做一些漫无目的的无用功。

在这篇文章里，有太多太多的问号，作者也仿佛成了问题青年，但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也许这些问题现在有没有答案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它的态度：是把问题和答案都藏在心里，还是摆上台面，勇敢地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