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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ema & Gromit

Pearl Harbor sucked and I mi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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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ld liar:李敖大陆撒谎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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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李敖北大演讲片段,再贴两篇网人文章,看看“历史学者”李敖历史多么出色,多么急切地为拖拉机进京开脱,又无时不刻不暗示“老子最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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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李敖北大演讲)
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你们钱,大家一听,觉得也好。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集会,大家饥饿,由早到晚,由日到夜,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有,好说怠说都不解散。一个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巴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打枪,多少人死掉了,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面盘居不屈这是美国的形象吗?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看这个表,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居不屈,政府开枪,1953年德国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

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焦急的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没有人比我李敖古往今来,争取言论自由最多的,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全世界古往今来有没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多禁书,而有这么个政府盯着他不放,我把我的书名、以及被查禁的表,你们看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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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美国拖拉机进城回顾
作者:猪头书生

  时代背景:1924年,米国国会议郎曾通过一项法案,要给一战退伍军人金钱补偿。总统柯立芝CAVIN COOLIDEGE怒道:“用钱买卖的爱国主义算什么爱国主义?”不过,国会有压倒多数票,总统已无法否决。但议郎们因考虑到预算成本,规定荣民奖金券要到1945年才能兑换。1945年是二战结束日,不过那时大家都没想到。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失业剧增。对大批失业复员军人来说,这笔钱就显得宝贵了。如果等到1945年,那岂不成了空中楼阁?照老兵的话说,那是“墓碑奖金”。

  1932年,现总统布什的老家德州来的众议郎,自己也是荣民出身的WRIGHT PATMAN提议即时兑现荣民奖金,结果议案还没出委员会门,就遭封杀。 与此同时,前陆军士官WALTER WATERS号召各地老兵集合起来,到京城请愿要钱。5月份,PATMAN议案失败,各地顿时风起云涌,纷纷响应WATERS的号召,成群结队,拖家带口,赶赴京城。 春夏之交,风波开始。 米帝京师警察局长PELHAM GLASSFORD看到有老兵队伍携带家眷,陆续进京请援,顿生恻隐之心。他在隔着一道河以及一个吊桥的京城外围,设立营地,好安顿各地来的请愿大军。 GLASSOFRD也参加过一战,他四处募捐,自己也掏了770多现大洋。第一批老兵在5月23号进驻营地。当时,全米各地都有一些盲流营地,大家都说这是托了胡国家主席的光,把这些营地叫“胡佛村”。京城外的大营,应是全米最大的胡佛村了。

  不过大家当时都叫它“马克思营”。这和欧洲的那位伟大的胡子没有关系,只因为当地派出所所长姓MARKS,对革命群众也挺不错,因此大家用这为捕快头的尊号,给营地起了名字。 各地请愿队伍纷纷劫乘火车,涌向首都。火车司机往往也是老兵出身,能给方便就给方面,沿途百姓纷纷瘅食壶桨、捐衣纳银。 5月21号,WATERS率领的鹅乐缸州讨奖大军,换火车东进时,被铁路巡捕阻拦在密西西比河畔。老兵愤而拆火车卸铁轨,至使全国交通中断、邮路受阻,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伊利诺伊州总督调集了本州武警巡防营,不过,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议事之后,认为目前的一点动乱不过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暂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军队不宜出动。 最后,老兵被用卡车运到下一个州,各地总督咸用此法,用卡车把人送过州界。 WALTER的人马5月29号抵京,进驻马克思营,不久这里就住下了2万来人。WALTER任兵自联头目,号称讨奖大军总司令。

  为防止三种人混入请愿队伍,他下令营内执行三不政策:不许要饭、不许酗酒、不许发表过激言论。首都居民对请愿老兵和家属也相当友好,纷纷解囊相助,还经常带着老婆孩子来围观。有政协委员地位的富婆EVALYN WALSH MCLEAN曾经和警察局长GLASSFORD一起到一家商店,她当场订购了1千份三明治和1千包卷烟,局长要了1千份咖啡,亲自送到讨奖大军手中。 MCLEAN还捐助了一个帐篷,用做指挥部,里面设施齐全,有行军床、还有收音机。各地请愿大军以及马克思营都成为收音机和报纸随时追踪的重大新闻。据历史学家考证,没听说当时的国家主席下达过不许报道的命令。按照本坛一些人士的口头禅,新闻自由不等于新闻公正。

  记者们除了报道进军实况和营地生活以及复员军人的诉求之外,也会炒作共产党分子借机发动群众的新闻。历史学家说当时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但是那是后话。反正上面看到这些新闻是很当回事的,不断发出口风来说,风波的性质正在起变化。和总统同姓的联邦调查局(那时叫别的名字)局长组织人力,搜集共产党是幕后黑手的证据。与此同时,人大政协吵吵嚷嚷,纷纷有人发表声明,说要把老兵该得的奖赏还给他们。

   6月13号,PATMAN议郎的立刻兑现法案,终于借着这场风波冲出了委员会,提交全体众议院表决。6月14号,辩论日到来。总统派的共和党人力主预算平衡,反对给钱,田州来的民主党议郎胡某人EDWARD ESLICK据理力争,说到激动处时突然载倒,死于心脏病。成千上万的讨奖大军,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众议院终于通过了法案。6月17号,元老院要表决。8千复员军人聚集在国会山人民大会堂外下,由于吊桥收起,还有1万声援队伍被拦在城外。到了晚上9点半,元老院的工作人员要约见请愿代表,WATERS进了人民大会堂。 WATERS走出大会堂,告诉台阶下的请愿群众:法案没有通过!就在反动暴乱就要发生之际,忽然有某女记者对WATERS耳语一番,WATERS心领神会,对人群喊到:唱国歌! 众人高唱爱国歌曲后,纷纷散去,返回河那边的马克思营。战争奖金走人大路线解决的希望落空了,请愿活动陷入低潮,有些革命群众打道回府了,营地里的人开始减少。

  但是,WATERS和一批老兵决定留下来不走,不惜等到1945年。留下来的老兵和家眷,共有2万人。入夏了,卫生条件日益恶化,情愿者的心情也越发焦躁。WATERS到富婆MCLEAN处登门拜访,说:“俺很绝望,除非俺的人有口饭吃,否则城里会出什么事,谁也说不好。” 富婆给国家副主席挂了电话,对他说:“要是不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恐怕要出乱子了。” 而出乱子,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7月14号是法国暴徒冲击秦城监狱的周年,在那个敏感的日子里,副主席在他的大会堂办公室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示威人群,他心里非常别扭。胡(佛)主席和军机大臣们也觉得,事情不能再发展下去了。示威人群不仅吞驻马克思营不走,还把帐篷搭进了首都,严重影响了市容,而且反革命暴动的危险一天一天增加。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了。

   陆军统领麦克阿瑟早已开始召集精兵,进行了防暴训练。国家主席任命的京师衙门协办大臣奏请主席,如果再不处理,暴动随时可能发生,请下令清场。京师衙门要求在7月22号把进入城内的复员军人清走,警察局长GLASSFORD请求宽限数日,时间被推到28日。 7月28日,GLASSFORD带领民警前来清场。WATERS和他见面,表示兵自联已经投过票,大家决定不走。警察开始查封一座被示威群众占据的政府废楼,声援群众赶到,双方由小的推搡发展到局势失控。混乱中,训捕掏枪,两名老兵被打死,三名巡捕受伤。 在当局看来,这已构成暴动了。接下来出场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麦氏帐下参赞军机的少校艾森毫威尔,劝将军君子远庖厨,让下面的军校领兵带队即可,将军万万不可辱没名节到街头去混战。

  麦将军道:平暴大事,本将军岂有不身先士卒之理?遂带着艾氏,亲自指挥战斗。平暴大军在白禁城附近集合,开始向城内进发。前部正印先锋巴顿率众兵丁,开着拖拉机、骑着牲口、端着刺刀、扔着催泪弹,一路冲杀。非法示威群众和家属以及城内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哭爹喊娘、四散奔逃。 城里的非法游行窝棚和人员被驱逐后,官军晚上9点挺进到河上的吊桥,对面就是动乱的大本营:马克思营。据说,兵部尚书HURLEY曾两度派使持虎符令麦将军不必过河,麦将军道:“将在外、矫诏不受。”遂挥师冲过吊桥、包围马克思营,要求营内人员清场,并限令兵自联头目在一个小时内先把妇孺撤走。 随后官兵冲入营内,焚烧帐篷,并用催泪弹驱逐暴徒。 大约2千讨奖大军的请愿者被赶出营地,进入马州地界。

  当地武警巡防营早派出大卡车等着他们。人一到,就用车送到宾州,就此把人驱逐出京城。夜晚11点,麦将军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如果总统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局势必将不可收拾,政府将被颠覆。在拖拉机进京的行动中,没听说有人死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70年前的拖拉机性能不那么好?拖拉机进京,铲除非法示威者在首都和大会堂附近搭建的帐篷之后,各地报纸和电影院记录片就充满了拖拉机和牲口横冲直撞、共和国卫士端着刺刀奋勇冲杀的画面。当然还有请愿老兵和老婆孩子仓慌奔逃的镜头。记录片的解说词说:这是战争。这是1865年以来京城集结的最大兵力,总统亲自下令把那些人从简陋的窝棚里驱赶出来。 没听说最高当局和军方下令追查媒体失控造反革命谣言的事情。 电影院里,只要一提陆军或者麦将军,观众就是一片嘘声。纽约总督罗斯福当时正问鼎白禁城,看了报纸之后罗某拍案叫道:今科吾必当选矣! 三个月后,罗总督胜选,变成罗总统。胡佛黯然神伤,让出白禁城。

  后世史家说,拖拉机进京事件,是给胡的最后一击,彻底封死了他的连任路。 1933年3月,讨奖大军又陆续返回了京,,请愿运动又开始了。到了5月份,已经有3千人住在帐篷里。罗主席当机立断,下令陆军在京师外围的一处旧军营里设立住所,让请愿群众住进去体会中央送来的温暖。在□□部的组织下,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向老兵们问寒问暖,共唱卡拉OK。据说有段歌词是:“胡佛派的是兵,罗斯福派的是他的老伴。”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罗主席本人反对犒赏一战荣民,理由是大家都在受苦,不能因为是复员军人就搞特殊化。由于新政开始,罗主席劝说一些老兵去参加他的公共建设项目,一天给1个大洋,好赖比失业强,省得总追着要战争奖金。 1935年9月2日,劳工节的周末,佛州发生有史以来最强烈飓风,假期耽误了转移和抢救,250多个参加新政军垦的老兵被淹死。

   1936年,PATMAN议郎再度提出法案,要给那些老兵兑现战争奖金。罗斯福的亲信,元老院议郎杜鲁门毅然和总统唱反调,也大声疾呼要给老兵钱。那杜某人也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法案终于通过,到了6月份、又是春夏之交的季节,一战老兵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 1942年,日本帝国来袭、米国投入二战。这时候,当局没有太多犹豫,就通过了大兵权利法案。当兵打仗、复员之后,上学和找工作都有优惠。罗总统在1944年6月,签署了这项法案。如何对待复员军人的问题,拖拉机进城10年之后,历史做出了结论。没人再把讨奖金的老兵称为暴徒了。不过,也没听说有人闹着要评反。就在罗主席为大兵权利法案签字画押之际,当初镇压老兵的先锋官巴顿正挥师塞纳河,而整个欧洲战场的主帅,则是当初的副官艾森豪威尔;那个麦克阿瑟呢,此时即将反攻菲率宾,不久就成了坐镇东亚的大帅。再后来在高丽国,又来了一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铁案如山、永不翻案;也没有什么平反昭雪。历史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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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美国肯特大学枪杀学生案

秋实

一、“割据”白宫广场

话说1968年美国大选中,尼克松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第37任总统。这位先生在竞选中信誓旦旦,承诺结束越南战争。然而他上台不久的1969年,却出动庞大的 B-52机群,对柬埔寨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狂轰烂炸,实际上将战争扩大到了柬埔寨境内。此举被许多人看作是对选民的欺骗和愚弄,立刻引发了席卷全国各地的抗议浪潮。参议院也嚷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并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美国军队在7月份之前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而尼克松却自恃有广大持保守立场人士的支持,对此不予理会,仍旧自行其事。美国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分裂之中。

抗议最为激烈的一群,自然非大学生莫属。1969年5月9日至10日,十万多学生直捣首都华盛顿,“非法割据”了白宫前的广场,日夜据守在那里。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组成屏障,将这片地方变得象个武装兵营。

尼克松总统的最初反应十分傲慢,对抗议者不屑一顾,并且私下里称他们为“游民”。然而作为民选首脑,他毕竟不能表现得太无动于衷。周五晚上,他摆出和解姿态,亲自来到林肯纪念堂,同睡在那里的学生谈话。

“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是否喜欢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小姐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总统出面以后,白宫前的“非法割据”,不久就和平结束。而大学校园里的罢课浪潮却持续不断,数百所高校教室空无一人,形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自发性全国学生总罢课。

第二年,学生们的不满尚未平息,尼克松总统又于4月30日,宣布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柬埔寨。大学里的激烈反应,自在意料之中。

在肯特大学,象其他学校一样,5月1日星期五,中午12时,一群历史系研究生组织了一次反战集会,大约有500名教员和学生参加。他们认为,尼克松的决定,无视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无视宣战权属于国会的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即擅自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开战,实际上等于谋杀了美国宪法。作为象征,与会者决定将一部宪法下葬,并哀悼宪法的死亡。他们提议,下周一(即5月4日)正午,再举行一次集会,抗议美国参与越战并入侵柬埔寨。整个过程进行得平和有序,既未上街,也没有任何过激行为。

这样一所向来平静且没有闹事传统的学校,竟会在几天后闹出人命惨案,是谁也没想到的。


二、午夜骚乱

肯特州立大学坐落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个大学城----肯特市。学校与城镇相连,城不大,几万人口中,两万是大学生,其中85%又都是本州附近各大高中的毕业生,可以说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地方性学院。此校一向十分安静,每年的大事,就属足球赛了。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公共草坪上聚集欢呼,鸣响胜利钟。周末的时候,学校有同学舞会,几个街区以外的闹市区,还有连片的小酒吧,可供闲聊喝啤酒,乃是学生们常去的所在。

1970年 5月1日星期五晚,是这年的第一个春暖之夜。闹市区北水街(North Water Street)上的酒吧区,照例聚集了成百的学生,在那里狂饮啤酒。与往常不同的是,有人树起了反战标语,还有一些人手里拿着酒瓶,在街上聚集喊口号。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巡逻的警车从那条街上经过了好几次,虽然每次都遭到学生们起哄,却也没有别的事发生。

快到11点半,许多人开始从酒吧出来,在大街上跳舞。当警车第4次或第5次通过的时候,一些人向警车投掷啤酒瓶玻璃瓶,警车没有理睬,径直开走,没再回来。此后就乱象大生了。更多人来到街上,在街上狂呼乱舞,故意堵塞了街道。一个发怒的司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干脆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并且在街上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又有人沿途去砸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政治性目标”的商家,包括银行、电气公司等等。43家橱窗被砸烂,一家珠宝行遭到抢劫。一群骑摩托车的飞车族,据说他们与学生毫无关系,也乘机在街上横冲直撞。

市长勒鲁伊·萨特罗(Leroy Satrom)得报,宣布肯特市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全市从晚6点到晨8点之间实行宵禁。在这段时间内,不得出售酒类、枪支、弹药、汽油等等。市长并且召集全体警察,亲自赶赴现场。警察勒令所有的酒吧停止营业,将喝酒的人通通赶出来。这时街头一下子聚集了成百上千人,局势更难控制。警察们动用了催泪弹和电棍,才将人群驱散,将酒吧区闹事的学生赶回校园。


三、向国民警卫队求援

第二天,5月2日星期六上午,市府官员与大学校方以及州地方武装----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的一位代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校方不同意向国民警卫队求援,认为本地警力就足以控制任何可能局势。但是市长、市府官员以及国民警卫队代表都十分担忧局势失控,决定先请国民警卫队待命,视情况再决定正式求援与否。

在举行这个会议的同时,肯特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市区,主动帮助清理昨晚闹事现场。整个白天,在平静中度过。

然而萨特罗市长的心情,却越来越不安。不安的原因,是各方面都向他报告一个传言:已经有激进革命分子混入了肯特校园,他们要摧毁校园内的“预备军官训练队”办公楼,并且攻击大学与城市的其他目标。

这个传言不能不叫人紧张。当时激进革命者在美国十分活跃,制造了不少恐怖事件。几个月前,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激进分子,就在数学研究中心放了一颗炸弹,炸塌了一片楼墙,炸死一位物理学家,炸伤四人,造成6百万美元损失。

以肯特市和它所在的波特县(Portage County)现有的警力,对付学生闹事固然不成问题,但是用来应付武装激进分子所可能造成的复杂局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萨特罗市长不仅忧心激进分子的暴力攻击,而且还担心,就算没有攻击,假如任由这些传言散布而不作反应的话,本市商业也将会遭到沉重打击。

下午5时,萨特罗市长经过一番考量,终于接通州长办公室电话,正式向州长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提出请求,要求派国民警卫队来,“协助恢复肯特市与肯特大学的法律与秩序”。这项请求同时以书面形式送达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司令官。罗兹州长当即口头授权国民警卫队出动肯特市。

3个多小时以后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萨特罗市长的求援决定,好象是有些先见之明的。


四、校园大火

不知为何,市长的求援决定,并未通知学校当局。5月2日这天,对市长决定毫不知情的学校当局,仍旧同意反战学生傍晚在校园公共草坪举行集会。集会于晚上8点举行,刚开始时约有300多名学生参加。一些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参加者对着教职员和校警高喊:“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吊战争!”

很快,激烈的言辞变成了行动,集会演变成了混乱的游行,行动失去控制。学生们冲散了一个舞会,游行到宿舍区,加入了更多学生,变成2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回来,穿过公共草坪,包围了草坪西面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

这所ROTC房屋,乃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建的老旧单层木板房,不少窗户都破了。它被用作征兵训练的办公楼,自然成了绝佳的反战目标。学生们向房子投掷石块和垃圾,点燃了美国国旗。有人企图点燃ROTC房屋的窗帘布,不果,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8点30分左右,房屋终于起火。与此同时,现场一位摄影师遭殴打,相机被抢走,胶卷被扯出曝光。

晚9时左右,消防队员抵达现场,示威者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以致救火无法进行。9点17分,肯大校警与波特县警察赶到,用催泪弹将人群驱散,才令火势得到控制,并保护消防队员离开现场。然而,消防队离开不久,人群再度聚拢。10点过后,ROTC房屋突然再度起火,烈焰飞腾。等消防队于10点20分之前再度赶到之际,房屋已经在示威者的欢呼声中,化成了灰烬。

10 点30分,第一批增援的400名国民警卫队员抵达校园。他们用催泪弹和刺刀驱赶人群,人群则以石块、瓶子、垃圾还击。半个小时后,示威者被完全驱散,校园重归于平静。凌晨3时,在确认局势已得到完全控制,没有别的新动向之后,警察解散回家,国民警卫队员除留下少数人站岗巡逻外,其余的在校园内扎营休息。

第二天是星期日,整个白天在平静中度过。晚上从8点开始,陆陆续续又有1000余名学生聚集,他们向市中心进发,要用违抗宵禁令的方式,抗议宵禁,并且要求国民警卫队撤出学校,赦免昨晚被捕的学生等等。他们在途中受到警察与国民警卫队员拦阻。军警动用了直升飞机照明,投掷了催泪弹,经过长达三小时的冲突,最后于12时左右,将示威学生全部驱赶回学校。至凌晨1点,校园再度寂静。


五、胜利钟旁

5月4日星期一,太阳升起的时候,驻扎在肯特校园的850名国民警卫队员,除少数人巡逻警戒以外,绝大多数队员都在校园内的体育馆与足球场中安睡。

这天,肯特大学仍旧正常上课。一大早,家长们照常驱车将他们回家过周末的孩子送回学校,其中就有丁卡乐(Dean Kahler)的父母。前两天的骚乱,本来已经使得他们十分犹豫。但是转念一想,肯大毕竟是校园而不是大街,一旦开始上课,这些以蓝领学生为主的孩子们,应当不会闹出什么危险来。抱着这种想法,卡乐夫妇开车45分种送儿子到学校,临下车还再三叮嘱。丁卡乐很轻松地挥挥手:放心吧,我会离国民警卫队远些,不惹麻烦,会很安全的。

丁卡乐保证远离国民警卫队,有的孩子却主动去接近他们。那天上午,有人看见历史系那位文静腼腆,长着秀丽的杏仁眼儿,笑起来如春花般灿烂的19岁女生爱丽笙(Allison Krause),跟一位警卫队员打招呼。她把一束鲜花插在他的枪管里,而他则报以友好的微笑。“插满鲜花要比填满子弹美好地多。”她温柔地对大兵说。

这天在十分和平的气氛中开始。无论是丁卡乐,还是爱丽笙,抑或其他11位受害学生,都没有想到,不过几个小时以后,国民警卫队的子弹,竟会射入他们的身体。

但是校园中大部分学生都知道,今天中午在公共草坪有一场集会。这是上周五中午举行反战集会时定好的。虽然学校下令禁止,但反战学生显然已准备将禁止令置诸不理。

上午11点,有学生开始在公共草坪的胜利钟旁聚集。随着胜利钟敲响,人越聚越多,很快就达到了3000多人。爱丽笙和她的男友巴里(Barry Leving),还有其他大约500人核心示威者,环绕在胜利钟周围。有人在演讲,号召大家罢课。在他们四周,另有约1000多名自称为“拉拉队 cheerleaders”的支持者,为之摇旗呐喊。

草坪另一头,烧塌的ROTC楼废墟上,站着99名头带钢盔手执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员,紧张地注视着公共草坪上的动态。99人中,53人来自第145步兵团A连,25人来自该团C连,另有18人来自第107装甲骑兵团的G中队,由坎特伯雷准将(Gen. Canterbury)、法欣格上校(Col. Fassinger)和琼斯少校(Major Jones)三人率领。随行的只有一辆吉普车,没有坦克。此外在现场的就是一些校警和县警,但他们未参与警卫队的行动。

再外面,周围的小山和道旁,又有1500多位看热闹的旁观者,丁卡乐也在其内。他和他的几位室友,从怀特楼下课出来,爬上公共草坪旁的毯子山(Blanket Hill),一面俯瞰草坪上黑压压的人群,一面听旁人高谈阔论什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一面心下纳闷,闹不明白这主义那主义的,跟入侵柬埔寨和国民警卫队撤出校园有什么关系。

11点50分,国民警卫队找校警要来一只手提话筒,对着学生喊话,但是音量在噪杂声中显得很弱小,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三个队员和一位校警跳上吉普车,在人群旁来回行使,不断喊话:注意,命令你们立即解散!立即离开此地!注意,这是命令,立即解散!

回答他们的是一片有节奏的叫骂声。“权力归于人民,操你个臭猪猡!”“一,二,三,四,不要你们的吊战争!”“罢---课!罢---课!”一些学生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吉普车扔石头。石头击中车上一个大兵,幸好没造成伤害。吉普车再次喊话无效,然后就在学生们的叫骂欢呼中,在石块追击中退了回去。


六、13秒瞬间

于是,现场指挥国民警卫队坎特伯里准将,下令展开驱散行动。5发催泪弹射向人群。一些学生往后奔逃。另一些学生看来早有准备,立即掏出面具、手帕或湿毛巾蒙住口鼻。有人捡起催泪弹就向警卫队员方向扔回去,立刻招来一片喝采。“操你个臭猪”、“猪们滚出校园”的叫骂,更是彼伏此起。

12点15 分,警卫队员们上好刺刀,装满子弹,组成队形向集会学生进逼,同时再次施放催泪弹。学生们往后奔逃,大部分人退往东北角的毯子山。警卫队员紧随而来,上了毯子山后兵分两路。一路由C连中的23人组成,在琼斯少校率领下,从毯子山后绕泰勒楼(Taylor Hall)西北方向驱散小股人群。他们遇到的敌意较少,始终没有开枪。

其余73名警卫队员,组成另一路,由坎特伯里准将和法欣格上校率领,转向西南,由泰勒楼和约翰逊楼(Johnson Hall)之间驱逐大队学生。这片地方本来挤满旁观人群,见到警卫队冲来,大部分人只是向两边闪开,让他们从中间通过。等国民警卫队员冲下山脚,来到一个足球操场中间,忽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前面有两排栅栏挡住,两边都有学生向他们扔石块,有人喊“杀死他们!”

的确,警卫队员动武采取粗暴的驱散行动,让许多学生异常愤怒。丁卡乐本来只是袖手旁观,这时也禁不住捡起石块向警卫队员扔去。附近建筑工地上,有200多块砖头被搬走。人群中不时听到人叫:再运石头来啊!爱丽笙的男友巴里参加了扔石块。爱丽笙自己的裤子口袋里,也有石头碎末。

警卫队员向人群发射催泪弹,但由于风向缘故,没什么效果。一颗催泪弹被学生扔回去,军警捡起来再扔向学生,又被学生再次扔回,军警又扔过去,学生再扔回来。这场精采的“网球赛”,令得学生们高声大笑,喝采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警卫队员则显得万分紧张,有人蹲下来向学生瞄准,但没有开枪。

对峙了一会,国民警卫队员们一面向毯子山退去,一面不安地回头张望。原先在山上的学生闪向两边,大群学生追随在军警后面。12点25分,退到山顶的70多名警卫队员中,有28人突然转身开火,有人扫向空中,有人打往地上,也有人射向人群。枪声持续12.53秒,共计发射61到67弹。

13位学生躺在血泊里。爱丽笙和其他三人被打死,丁卡乐和另外8名学生被打伤。


七、为什么要驱散学生集会?

从5 月4日肯大枪击案发生后第四天开始,陆续就有100名联邦调查局警员进驻肯特大学与肯特市。他们之来的目的,不是对学生进行“大搜捕”。恰恰相反,他们要追查的主要不是学生,而是各级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在枪击事件中的责任。随后,尼克松总统又任命了一个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总统特别委员会,再次对事件进行了独立听证。此后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法庭又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进行一系列刑事及民事调查诉讼。其中不能不问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5月4日,究竟是谁下令或者请求出动国民警卫队驱散学生集会的?

调查结果令人惊讶:从州到县到市,没有一级政府下达过这样的指令或者向国民警卫队提出过这样的请求。国民警卫队表示,他们是应校方请求而出动的。现场最高指挥官坎特伯雷准将,在法庭接受盘问时说,那天上午肯大校长罗伯特· 怀特(Robert White)曾向他表示,担心学生示威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希望能想办法制止。但是怀特校长出庭作证,却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谈话,强调校方只是发过通知阻止学生举行集会,从未向国民警卫队提出过驱散集会请求。

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敏感与重要,原因乃在于,驱散学生集会的法律依据,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稳固。当初无论是学校当局,还是国民警卫队,都错误地认为肯特大学已经处于戒严状态,因此任何公众集会,无论是否和平举行,都已经被法律所禁止。这样,周一上午,学校当局就连续散发了一万两千多张布告通知,阻止学生举行早先规划的集会。而执勤的国民警卫队员,则不惜用强力驱散当天那个一开始相当和平的集会。

然而事实上,从法律上讲当时肯特大学并非处于戒严状态。戒严,这个被认为是强行驱散和平集会的最有力法律依据,其实是不存在的。

在这一点上,学校当局与国民警卫队,都对当时局势作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带来严重人命后果的悲剧性误判。

究竟谁应当对这样的误判负责?事后来看,第一个该负责的是州长罗兹。他当时正在角逐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出的政纲恰好就是“法律与秩序”。在他看来,肯特大学的局势,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星期日上午,他飞到肯特市,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用最坏的恶棍来形容那些在肯特校园闹事的人。他说,“我们将执行一切法律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土和自卫团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他以相当肯定的语气表示,他将要请求法庭下达戒严令。

实际上,这些话不过是竞选作秀,说过就置诸脑后了。他根本就没有向法庭提出发布戒严令的请求。但是他的话却在肯特校园各方面都造成了极为广泛的误解,以为当时已处于戒严状态。

问题不仅仅只是造成误判,罗兹谈话的最大问题,是在国民警卫队官兵中造成了对于学生的普遍敌意和恐惧,这才是导致枪击悲剧的最大因素。

更糟糕的是,有意无意助长国民警卫队员敌意和恐惧的,并非仅只罗兹一个人。司法部长米切尔同样激烈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作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在前一天,萨特罗市长也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的讲话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仇恨。

政客们既然种下了如此之多的恶根,星期一中午的恶果,看来就在劫难逃了。


八、为什么开枪?

惨案发生当天,坎特伯里准将为国民警卫队辩护,提出了三条理由:(1)有人打冷枪;(2)催泪弹用完了;(3)学生们离警卫队员太近,他们投掷的石块,构成了致命威胁。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总统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彻底推翻了这三条理由。

没有人对国民警卫队开过枪。在肯大这几天的冲突中,从未发现闹事者使用过枪支武器。联邦调查局还用金属探测器对现场作了严密搜索,找出来的子弹,证明全部来自国民警卫队员。

第二条理由同样不成立。现场好几位警卫队员,在调查盘问中证实,他们身上还留有共计近十发的催泪弹。

至于第三条,学生和国民警卫队员都有人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词。一些警卫队员声称当时“石头飞来遮天蔽地”、“学生以威胁姿态进逼”等等。也有学生认为当时大兵们确实有生命危险。

但是绝大多数学生,也包括一些警卫队员,在作证时都不认为士兵们受到致命威胁。联邦调查局对当时照片分析显示,离国民警卫队最近的学生也在60码开外,与坎特伯里所谓“学生离得太近”的说法不符。被打死的四名学生,头部中弹的20岁男生米勒(Jeffrey Glenn Miller),与军警相距270码;19岁少女爱丽笙身体左侧中弹,她与军警相距330码;20岁女生苏尔(Sandra Scheuer),在赴教室上课途中左背部中弹,距军警390码;19岁
男生施罗德(William Schroeder),远远旁观时被一颗子弹穿透脖子,他离军警390码。受伤的9名学生所在位置,最近的在60码外,最远的有750码之遥。

联邦调查局报告敏锐地指出,不仅现场士兵中有45人并未开枪,而且开枪的士兵在接受盘问时,没几个人曾特别指出自己开枪是因为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因为听到或看到别人开枪,就以为已经下达了开枪命令,是以开火。一般只在叙述末尾,才提到生命受威胁的话,象是一种事后的总结。

没有人提到,现场有谁下了开枪命令,也不知道是谁开了第一枪。看起来,开枪是完全自发、并且迅速相互感染的突然行动。

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民兵组织,与国防部管辖的正规军不同,有些民兵性质,战时可以由总统征招对外作战,和平时期则归州长全权指挥,负有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和控制骚乱的职能。因此,当年出动肯特大学的国民警卫队,都接或多或少受过一些控制骚乱训练。

然而,出动前念给大家的条例,关于开枪的规定颇有相互矛盾。其“武器”一章第二条规定:“严禁不加区别地开火。只可对已确认目标作单点射击。”但是在这一条之下的第三款又说:“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确信生命受到暴力威胁,或者当骚乱者无法用其他任何合理手段加以驱散时,就可以开枪。”这最后一句看来会造成混乱,使得警卫队员们对于何时可以开枪,很容易作出过宽的判断。

不管条例上对开枪条件怎么说,联邦调查局长达千页的调查报告最后认为,开枪是缺乏正当理由的。总统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更是直接了当:在当时情况下,“枪击是不必要、没有理由、且不能原谅的。”

在美国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委员会的结论,只代表行政分支的看法,不是法庭判决。此后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受害者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进行一系列民事诉讼。1974年联邦检察官,也正式对开枪指挥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诉讼,但是法庭审理结果,未能认定开枪者犯有蓄意谋杀罪。

30年后,当时在场法欣格上校,请求人们理解现场士兵们的恐惧:“不错,他们受过训练,但是训练并不能把他们的恐惧感统统抹没。我们不能不许他们感到害怕,那也是没有道理的。”


九、人性

几乎从第一声枪响开始,现场指挥官坎特伯里准将和法欣格上校,就不断高喊“息火!”并且跳到一些开枪士兵面前,把他们的武器往上抬。A连中士詹姆斯 (Robert James),一开始还以为下达了开枪命令,向空中开了几枪,等看到有人向人群开枪,立即察觉不对,赶紧把自己枪里的子弹全部卸掉。C连中士罗胡 (Richard Love)也向空中开了一枪后,瞥见有人向人群射击,一时竟不敢相信,从此未发一弹。A连士兵赫希勒(William Herschler),错乱中将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随后就精神崩溃,在救护车送医途中,口中不停地哭,“我打中两个孩子”,“我打中两个孩子”。

如果说,在开枪之前,关于国民警卫队士兵们是否受到生命威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还大可怀疑的话,那么,紧接着开枪之后,他们所受生命威胁之大,几乎是毫无疑问的。13秒瞬间造成四死九伤的惨剧,一下子使得现场所有人惊呆了:“天啊,这简直是屠杀!”学生们愤怒到了极点,如痴如狂,许多人冲上去要跟大兵们拼命。士兵们又紧张又害怕,缩成一团,且避且走退到公共草坪,再无退路。四周都有暴怒的人群紧追上来,双方紧张对峙。

毫无疑问,一旦人群再往前冲,士兵们必定会再度开枪。一场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眼看就要爆发。

这时候,以弗兰克(Glenn Frank)教授为首的一批教职员工,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先是请求国民警卫队不要动手,由他们去劝说学生。接着又恳求学生们不要无谓地牺牲自己生命。神情惶急的弗兰克教授,在学生们包围中连续劝说20分种,直说得口干舌燥,最后总算劝得大家伙儿离开公共草坪。

弗兰克的儿子阿兰(Alan Frank),当时也是肯大学生,而且正在草坪上。事后阿兰说:“无疑地他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其他数百人的性命。”

当人群离开公共草坪的时候,留在枪击现场的人们正纷纷救死扶伤。救护车鸣着凄厉的笛声,不断将死伤者运往医院。

开枪之时,有位肯大新闻系学摄影的四年级学生约翰·费罗(John Filo),正对着士兵拍照片。子弹打在地上,他还以为是空弹。看到前面一个士兵用枪向他瞄准,他还傻乎乎地喊:“我不过想照张像!”等到子弹把旁边的雕像打下一块来,他吓得撒腿就跑。途中见到米勒躺在血泊中,14岁女生玛丽(Marry Veccho)在旁哭泣呼救,也顾不上停。直到跑过几步之后,才猛然想起:“你在干啥呀!这不正是你的工作吗?”于是转过身,将玛丽悲伤呼喊的形象摄入镜头。

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了学生反战运动的定格象征。


十、抗议浪潮

美国主流媒体迅速报导了5月4日肯特大学的枪击事件,大多数对军警持谴责立场。《时代》杂志说:“射向肯特大学学生的那些子弹打伤了这个国家。”5月5日,“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别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抗议军人枪杀反战学生。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罢课抗议浪潮,就此揭幕。5月8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国各地437所大学和学院因学生罢课而关闭。哀悼活动在全国上千所大学举行。威斯康星等7个州相继发生学生放火焚烧军事建筑、包括兵工厂的事件。在费城的独立宫前,1万多人参加了抗议集会。一位演讲人站在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前面,愤怒谴责尼克松政府。他说:“如果他们像在肯特干的那样继续迫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不仅关闭大学,而且还要把大学烧掉!”“如果他们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战争,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把白宫烧掉!”

5月9日,75000名示威群众在华盛顿举行反战集会。一些国会议员也对肯大事件提出谴责,并且再度提出要求美军撤出柬埔寨和限制总统作战权力的法案,引发了激烈辩论。从5月至6月,300多万美国人卷入了各种抗议活动。

基辛格博士说:肯大枪杀案“产生的冲击波把全国及其领导带到了心力衰竭的边缘”。尼克讼总统写到:“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引法了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象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肯特州立大学伤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于学生的抗议罢课或教职员的罢教而关闭。不到1个月,在16个州的21所大学校园,国民警卫队出动了24次。”


十一、对立的民意

虽然学生反战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充斥主流媒体版面,但是支持越战的民意,却仍然相当稳固。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当初约翰逊总统介入越战的时候,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战争。此后随着战争持续和升级,支持率一路下降,至1969年达到低谷32%。然而在随后的学生抗议示威中,支持战争的民意不降反升。到了1970年5月肯特大学枪击案发生时,支持战争者反上升了4个百分点。而学生动不动就上街闹事,更是遭到绝大多数市民反感。不少政客主张强硬对待激进示威,以此来争取选票。加州州长里根就公开声称:“如果有必要流血来解决问题,也就只好流血。”

肯特大学所在的波特县,当年十分保守,加上学生骚乱对地方秩序的破坏,居民们大多对反战学生抱有浓厚的敌意。5月4日枪击发生后,当地电台居然播报说,激进学生拥有武器,与国民警卫队对恃,枪战中两个军人和几个学生被杀死。地方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刊登骂学生的文章。许多群众都很同情军人,反认为死伤学生是咎由自取。不仅一般人这么想,就连一些受伤学生的父母,也这么想。

肯大一年级学生约瑟夫.刘易斯(Joseph Lewis),是九名伤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仅19岁。两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身体。一颗由他左下腹射入,从右后牛仔裤兜处穿出来。另一颗子弹打进了他膝关节上方约6英寸的腿骨之间。他被抬到医院时已经气息奄奄,九死一生,好容易才救活过来。然而当他的父母在加护病房看到他的时候,脸色却极为难看。不仅因为儿子受伤而难受,更难受的是他们觉得,国民警卫队开枪没错,儿子必定是干了什么坏事才有此下场。

“我父母就是因为读了报纸上的消息,才对我那个样子。”刘易斯后来回忆说,他费了好大功夫,才让他父母相信,他什么错事都没做。

这件事叫刘易斯对俄亥俄州与肯特大学绝望已极,大学没念完,就辍学离校,搬去了奥勒冈州,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肯大五年级学生吉姆.罗素(Jim Russell),大腿中弹,伤势不重,却受尽了周围邻居的白眼。他的父亲在一家百货商店上班,当他儿子受伤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就被老板借故炒了鱿鱼。

“我爸爸失去工作,就因为我被枪打了。”罗素说,“因为我被人看成败类,是国家的政治敌人,是个坏东西。”

枪击案后的一个傍晚,罗素在一个同班同学家,曾亲耳听见同学的父亲抱怨说,国民警卫队应当多杀死几个学生,---连他儿子在内。

后来,罗素为了逃避肯特城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步刘易斯后尘,也搬去了奥勒冈。

社会学系学生罗伯特.斯坦普(Robert Stamps),背部中弹。他在医院治伤时,受到医院职员的辱骂。“他们的态度粗暴已极,”他说,“我就象到了别的国家。他们对学校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却把一切罪过都怪到我们头上。”

但是斯坦普比刘易斯和罗素都幸运。夏天疗伤期间,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来慰问他。他的父母发现肯特大学对他很支持,因而鼓励他重返学校完成学业。


十二、联邦调查局

按照美国的政府体制,有关控制骚乱、维护地方秩序的立法和执法事务,由各州及地方政府负责,而实施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确保它们所规定的个人自由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不遭破坏,则是联邦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肯大的枪杀,大有践踏学生公民权利之嫌。此案刚一发生,各界人士就呼吁联邦政府介入调查。5月5日,五角大楼说,国防部不会调查枪击事件,因为国民警卫队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而是由俄亥俄州指挥。俄州州长罗兹则表示,他已经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请求展开调查。

5月8日,100多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进驻肯特大学和肯特城,而国民警卫队和县巡警,则在此日全部撤离校园。联邦调查局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军警和地方首长有没有触犯联邦宪法和法律,并且提供证据,供有关当局决定,有没有必要对开枪军警等人员提出刑事诉讼。

调查持续了近两个月。7月23日,一家杂志Akron Beacon Journal发表文章,披露了调查报告摘要。文章引述司法部民权司主任杰瑞.里奥纳(Jerris Leonard)的话说,开枪“毫无必要”。警卫队员周围不过约200名示威者,完全可以用催泪弹和拘捕加以驱散。开枪的时候没有人扔石头或其他硬物,更没有示威者使用武器,警卫队员并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这份报告等于打了俄州官员和国民警卫队一大耳光。后者一直强调学生不仅有武器,而且当时还有人向警卫队员打冷枪。早在5月15日,波特县检察官荣.凯恩(Ron Kane)还专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展示了步枪、手枪、猎刀等等武器弹药,说这些都是在肯大校园里搜出来的,以此证明开枪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联邦调查局报告所列举的事实,却推翻了这些指控。

地方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异常尴尬。第二天,俄州国民警卫队准将德科索(Maj. Gen. Sylvester T. Del Corso)发表声明反驳说,联邦调查局所言,不尽属实,“没有把我们所提供的众多事实包括进去。”

更让地方和警卫队官员不安的是,联邦司法部在披露报告摘要的同时,还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他们的报告中还有对开枪者提出起诉的选项,但不能公布细节。声明说,“如果县检察官凯恩先生选择公布有关资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凯恩回应道,联邦调查局报告,将提供给大陪审团质证。“在提交给大陪审团之前,本官绝不会泄露任何资料。”

地方官员的反弹,看来产生了某种效果。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却于8月7日写信给Akron Beacon Journal,指控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歪曲事实,矢口否认调查报告作出了开枪不必要的结论。他强调,联邦调查局只是向司法部提交了报告,“既没下任何结论,也未提任何建议”。其实,联邦调查局报告虽然没有明言,却提出了充分的证据,非常明确地表明开枪是不必要的。胡佛的否认,大约是受到压力后摆出的姿态。

当年的反战学生和左倾教授,对政府机构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虽然对军警方面非常不利,并且招致了地方官员的不安与反驳,却也未能使得反战学生们稍感满意。不少人始终认定这项调查根本就是为了掩盖真相,替杀人凶手开脱罪责。胡佛的言论更加深了他们这种印象。更何况,在调查过程中,联邦调查局还询问过一些教授的政治信仰和授课内容。6月9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俄州分部,就此发表一份报告,抨击联邦调查局误导调查方向,企图将矛头指向教授和学生。显然,他们并不觉得这样的调查有何公信力可言。


十三、总统特别委员会

几乎从一开始,各方面都有人提出,除联邦调查局外,对肯大惨案还应当有更加独立的调查。早在5月5日,肯大校长怀特就呼吁联邦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收集所有证据和证词,作出完整全面的结论。5月6日,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曼斯斐尔德(Mike Mansfield),也建议组成更高层级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其他一些国会议员,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5月11日,肯特大学自己成立了一个由28名教授、员工和学生组成的委员会,展开对5月1日至4日事件的调查,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当天委员会即发出“紧急请求”,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相关资料。

“任何细节都是重要的。”委员会主席、地理学教授梅尔博士(Dr. Harold M. Meyer)说,“任何一个细节,哪怕资料持有者自己觉得微不足道,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就在同一天,联邦教育部长罗伯特.芬齐(Robert H. Finch)也来到肯大,会晤怀特校长之后,他给尼克松总统写去一信。信中说:总统阁下,我在此谨向您紧急呼吁,迅速成立一个高层委员会,以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方式,调查肯大事件,澄清事实,达成理解。

5 月19日,尼克松总统作出积极回应,表示准备着手筹备。至6月13日,总统终于宣布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由9名独立的专家、教授和学者构成,领头的是前宾州州长斯克兰登(William Scranton)。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发生在俄州肯特大学、密州杰克逊大学以及全国各地的校园暴力事件,提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

经过三个月调查,包括在肯特大学举行一系列听证会,总统委员会于9月26日正式提交了它关于肯大惨案的报告。与联邦调查局报告的吞吞吐吐不同,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警卫队员不加区别地向人群开火,完全是“不必要,没有理由,不可原谅的”。本来,全国公民骚乱处理委员会的建议以及美军指南等等,早就有条例规定,除非遇到武装反抗,执法人员在控制公民骚乱时不可携带实弹武器。如果当时驻扎肯特大学的执勤官兵严格遵循这些规定,本来是可以不死人的。

报告同时也指出,那些在肯特城内大肆打砸的人,那些放火烧毁后备预备役大楼的人,那些攻击国民警卫队并且投掷石块的人,以及那些为暴力行为摇旗呐喊的人,也应当对5月4日的死伤悲剧承担责任。

回顾过去几年的校园冲突,报告说,美国出现了暴力危机和理解危机。不仅学生的抗议出现了很多暴力行为,而且执法人员也倾向于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然而暴力只能招致更多的暴力,恶性循环不断。它建议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采取措施增进沟通与理解,不要拿学生的异议行为来搞竞选炒作,不要对他们作粗暴的评论,那样只会招致学生的反感与憎恨,刺激他们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它也对学生说,大学校园向来就是自由探讨与异议的园地,这是美国传统中最可贵的成分,但是异议必须以理性的行为来表达,才能得到尊重与承认。

关于执法人员,报告最重要的结论是,携带实弹枪支处理学生示威的做法,在肯大惨案之后,无疑是必须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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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督的作家任不寐写了一篇《李敖安得开心颜》,转贴如下,来自《观察》网站。

李敖安得开心颜
任不寐
9月21日台湾爱国作家李敖先生在北大的演讲,因为屡触“敏感话题”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褒奖——我想这正是李敖北上处心积虑所追求的真正目标。透过这次演讲,人们可以重新解读“秦制”之下士人存在的基本道德状况和心态。李敖是一面镜子,他在北京大学真正脱光了自己,也脱光了“公共知识分子”为利所繁殖出来的全部学术口红和文化装饰。

李敖这些年来因为过于贪图名利,并报复台湾那里的私敌,不断谄媚北京,似乎回光返照。然而,李敖自己最清楚这种道德上的堕落正在使他日益不安,他的骄傲和胡说不仅是哗众取宠的天性使然,也是掩盖耻辱的技术装备。我们首先感谢神,这位创物主将道德感或良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吹进了每一个人的里面,因此他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做恶犯罪之后都会受到内在的谴责并产生内疚感;这种内疚一方面通过死不认错来掩盖,另一方面则通过混淆是非标准和利害标准来掩盖(如用“聪明”这个工具理性掩盖“无耻”这一价值理性)。但所有这些掩盖却导致了进一步的内疚——这种内在冲突永远寻求释放的途径。

我不想把任何人描述为一个完全缺乏道德意识的犯罪机器,上述的“绝对谴责”无疑构成了李敖这些年的十字架。他不可能不知道外界关于他“欺软怕硬、唯利是图”的批评,而且他在里面无法真正回绝这些批评。这种精神状态在这十几年、几十年里,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状态。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上的自我不满,无论是大陆“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李敖,都选择了攻击“价值理性”作为自己的逃路。这种不断向底线放冷箭“边打边退”的逃脱战术,由于可以裹挟着贱民群氓的多数声援、互相利用而获得表面上的胜利,但却无法真正击败内在的追问——上帝问那人:“你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带着嫉妒的心情看着李敖北大的赎罪之旅,并抱怨李敖因为海外身份这一优势可以逃避“秦城”的恐惧。然而,李敖在北大的演讲真的是洗心革面吗?仔细研究李敖精心策划的表演内容,你会发现一个可怜的灵魂如何在玛门和上帝之间左右逢源却左右为难的。我看了这演讲只是为这灵魂难过,这被世界捆绑着的灵魂不配演说自由,因为他根本没有自由。李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演讲极尽拐弯抹角之能事,一改其长期标榜的嬉笑怒骂、汪洋恣肆之性情,何等可悲。李敖是跪在北大责备丁关根的,但因为摸到口袋里“硬硬的东西还在”,却在每次责备出口的时候马上用手去安慰丁关根的脸——与此同时却又拉着世界来看:我批评了,我不胆小;但紧接着,又压低声音用调笑去抚慰冲淡他的批评展览可能招致的不块……可怜李敖!

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不能既拜上帝,又拜玛门(财利)。“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标榜自己以真理为念,就不能同时把名利放在真理右边。如果想两方面都占,结果就会出现李敖式的囚徒困境——他奢望自己能逃离犹大的悲剧,可以一边数钱一边享受十字架的荣耀。这种道德上的贪婪和知识上的无耻,在中国文化界具有普遍性。李敖“与众不同”地通过“文化口淫”赢得群众,其实这种赢得群众的方式与伪君子们通过“圣洁”攫取注意力和贱民拥戴的伎俩如出一辙。这种上下表演,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内疚及其自我饶恕而已。

李敖守住了他的底线——表演自由向外在批评和内在不安声辩,但绝不得罪地主,后者意味着各种利益。为此他精明地做了如下技巧性安排:第一,用黄色笑话冲淡政治批评导致的紧张状况,以取得“老不正经”因此可以信口开河的政治赦免权。这也是给地主或财主一个台阶。第二、“打着大红旗反小红旗”,吹捧“最高”却嘲笑“校长”——这种二丑艺术实如鲁迅所言,男人看是女人扮,女人看是扮男人。第三、用“聪明”这一技术理性掩盖“自由”这一价值理性,不仅为坦克事件辩护,也为自己的机会主义事业辩护,同时兼顾“自由主义事业”——然而这种兼顾完全混淆了是非,把自由主义事件解释为“因不够聪明所以该杀”。这一辩护不仅在事实上颠倒黑白,而且在逻辑上归向自身——长期以来李敖所炫耀的自己遭遇的所有苦难或政治迫害,皆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因此本是“应该被迫害”之事。第四、通过宣传自己很多钱捐献给了“正义事业”来反驳外界关于他贪财忘义的批评,只是这种批评不知道是解决的问题还是把问题更深刻地展示出来了——我们无意责备一个人正当所得,但李敖近些年来的收入有不少确是“赃款”,这不是通过偶然挥金如土就可以销赃的。第五、通过相对主义为“坦克事件”辩护,这一点,使李敖的赎罪之旅大打折扣——玛门再一次击败了上帝,这是李敖的宿命,对这一悲剧需要同情超过需要责备。

李敖用美国1932年的事件来说明“人民逼政府开枪”,“哪个国家也不能容忍人民占据中央广场”这一道理;他说:“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李敖讲的假道理早已经被鲁迅在“3-18惨案”后驳倒了,因此不是什么新理论。因为按这一理论,和平抗议就成了政府开枪的充分条件了,就把“政府门前”看成了“可死之地”。因此也不能说:李敖进监狱是因为“局面造成了我逼他关我,我要不要反省,我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李敖,在用美国1932年事件来为57年后的悲剧辩护的时候,却精心裁减了基本事实。第一,1932年,美国军队驱散的示威人群并不在“华盛顿广场”,更没有“打枪,多少人死掉了”。美军也没有开枪屠杀,主要是释放了催泪瓦斯。“巴顿用自己马刀刀背把这个老兵砍出了华盛顿。”第二、从示威者这方面比较,情况同样大不相同。北京发生的示威完全是和平的,其目标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而美国那里爆发过暴力事件,由于美国共产党的介入,要求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呼声开始抬头。那时,不少文化人和“工人阶级代表”提出了“向俄国学习”、“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也谈到了“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还有研究者指控:美国共产党凑了进来,他们派出了约翰派斯去指导老兵怎样把事情闹大。共产党的介入引起了华盛顿权力层的警觉。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运动出现,有人就此评论说:在亞特蘭大等地區,出現了法西斯協會、什麼藍衣社、白衣社、黑衣社、褐衣社,還有民兵團、民族主義黨等等。還有人口出狂言:“如果美國什麼時候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現在。”“寧可接受獨裁者統治,也不要國家癱瘓。”第三、后果完全不同。美国那里,胡佛总统受到舆论的公开谴责,此举当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罗斯福在选举中大败胡佛,当上第32任总统。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此外,《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对美国总统及“戒严部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严正指出,“作为一个公民,我公开抗议这种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失业和饥饿的游行民众的行径。”西莱姆约翰逊参议员直称它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然而胡佛向麦克阿瑟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呢:“你立即带领联邦军队赶赴骚乱之地,包围受到影响的地区并且就地清场,不得延误。一切妇女和小孩应该给予照顾和友好对待。请运用一切人道手段来执行这个命令。”但是在远东,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是“稳定压倒一切”……

李敖面对北大学生对中美两起悲剧的诠释是历史学的羞耻,不过这种羞耻是为钱袋服务的。但公平地讲,李敖这次演讲总比在香港那里的口腔生产运动要令人尊敬得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李敖北上不过是“新政”借用的卒子之一。在目前新旧政治板块冲撞盘整、攻城掠地之际,李敖这种“体制外开明人士”大有利用价值,他可以用来“在底线之上把问题显明出来又不至于搞的你死我活,一损俱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官方媒体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上大做文章,其政治用意显而易见;而李敖进入北大,从这最敏感的政治地带发起向陈至立及其背后的力量的进攻,确实是“聪明”之举。正如笔者在相关文论中所言,大学及教育领域是中国江泽民主义化最彻底的部门。然而政治与金钱的互相利用,必然将“公共知识分子”塑造为丑角,他在这两种力量压挤之下,绝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如果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同时又捍卫存折的利益,就会陷入李敖这种可怜的处境。

就在李敖北大演讲第二天,北京主流媒体一方面封杀李敖演讲中的“敏感内容”,另一方面则一改前两日片面追捧报道的形势,开始出现“李敖演讲不及格”、“听众褒贬不一”等报道。另据东森新闻报导,李敖22日上午透露,他已遭到北京方面约谈,因为21日在北大的演说让中共台办与宣传部敏感。然而李敖却向媒体表演自己将继续“辛辣如常”,不怕“情缘已尽”。然而,9月22日,新华社转人民网报道,李敖在京接受访谈直言中国改变穷苦要谢共产党。这篇报道说,知名文化人士李敖22日在北京走进电视访谈节目的摄制棚,接受电视访谈。他在访谈中说:“中国曾经经过那么穷苦的日子,现在虽然还是会穷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个被新华社展出的滑稽镜头则是:李敖(看着自己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照片)问随行人员:“反分裂法是不是在这里通过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便要求在此地留影。见到这张照片,他连声赞扬摄影师:“拍得好!”……不过说李敖到北京确实做感恩之状或者是真的,因为“共产党”(部分通过香港“鸡雏卫视”)确实改变了李敖的“穷苦状况”。但李敖22日的谄媚,主要目的不是感恩,而是消灾(也帮助邀请他的人消灾),是为北大演讲那点可怜的勇气的后怕并“挽回经济损失”。京人一句,可怜李敖。

政治赵本山已经退了。政治超女在那里歌唱着民主。今天,文化“芙蓉姐姐”李敖来了——在他挺胸扭臀、搔首弄姿之际,“人民”得到了满足和快感,“公告知识分子”大得安慰和嫉妒,“地主老财”们在刘姥姥身上榨取了政治利润和娱乐消遣——只是李敖本人,正如从电视台返回家中的“芙蓉姐姐”一样,心地更为荒凉饥渴。让我们等待,更“超凡脱俗”的表演将用来掩盖这一天为自己赚得的新匮乏。

China in "halcyon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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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news有一篇taipeitimes.com的新闻,简要总结了一个扮演“斗士”的演艺界人士的表演,全文如下:

Li Ao says China in `halcyon days'
CNA , BEIJING
Saturday, Sep 24, 2005,Page 3


Writer, TV commentator, political gadfly and independent Legislator Li Ao (李敖) claimed yesterday that today's China is in its halcyon day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since the Han (206 BC-AD 220) and Tang dynasties (AD 618-907).

Li, in his second speech in China to Tsinghua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udents, laud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everal times, saying that while China was bullied by Western powers in its modern history, "no-one dares to bully China any more" and "only one party could have achieved that, which is the CCP."

He also claimed that afte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fled to Taiwan after being defeated by the CCP in 1949, it took "all the money" to Taiwan and left 3 million "bad elements" behind.

He said that after 1949, China was stripped and in poverty, and yet it has managed to stand up for itself.

He referred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his speech, claiming that it lists all kinds of freedoms to which the people are entitled.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them, then the stipulations in the Constitution are bona fide," he said without elaborating.

Li's first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which he advised the CPC to relax restrictions as he glorified freedom of speech, won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the students, but caused embarrassment to some school faculty and party officials.

Reports said that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were concerned about his speech and wanted to block it. The reports were unsubstantiated, but official Web sites such as Xinhua and other major media did not print the parts of Li's speeches that were deemed sensitive yesterday.

Hong Kong-based Phoenix TV, which arranged for Li's 12-day visit to China, aired Li's speech live on Tuesday, but taped the second one for later airing.

Li will make a third and last speech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before returning to Taiwan toward the end of this mo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