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一个不寻常的民事诉讼
Saturday, July 8, 2006 9:28:02 AM
南方周末 2006-07-06 14:46:34
一个不寻常的民事诉讼
在恐怖战争时代，政府权力不扩大，我们是否依然能度过危机得以生存？政府权力扩大，我们是否从此失去应有的个人权利？合理的界限又在哪里？
林达专栏
□林达
6月12日，位于底特律的美国联邦法院作了一次审前听证。
原来，著名美国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它的一些客户，把美国国家安全局告上了联邦法庭。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案子。
案子的背景
案子的起因是一件大家都知道已经很久的事情：布什总统曾经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预先取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监听了一些国内电话。这个消息，经《纽约时报》披露，一度成为轰动新闻。
很多国会议员表示，国安局的电话监听计划，是由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所确立的。而这个法案明确规定，没有法庭许可不能窃听国内电话。媒体当然更是炮声隆隆。
布什总统面对国会和媒体的质疑，不得不多次公开出来解释。布什总统说，这一监听计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宪法的。他的根据是，2001年，国会曾经授权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反击恐怖袭击，因此，在战争状态下，总统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监视敌方。也就是说，这是战争中的监听，相当于战斗行动。
于是，一些议员又批评说，国会是立法机构，这法律本来就是我们制定的，合法不合法，当然是立法的国会最清楚。总统是领导行政分支的，也就是说，只是个执行机构。合不合法，当然是立法者的国会来明示总统，怎么可以倒过来，让执法的总统来告诉立法的国会呢？
这听上去是万分在理。
可是道理偏偏就不那么简单。因为那些国会议员在指责总统的时候，谈的是“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布什总统辩解说，自己的行动依据是国会的“武装反恐授权”。假如大家讨论的是前者，总统对国安局的行动指示，明显违法。可是，假如总统的作为归于后者，在法律上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授权没有前一个法案同样的细则，并没有规定，你领导武装反恐，只能下令开枪不能下令打炮；只能监听国外敌方电话，不能监听国内敌方电话。因此，假如总统指示的监听，可以归在“武装反恐授权”，国会的指责就失去法律依据了。
即便如此，国会其实还有一个反扑的余地，那就是指责“监听滥权”：你说是监听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否也听了许多不应该监听的人。这样，就可以九九归一，再归到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侵犯民权”、“侵犯个人隐私”这一条上去。说到底，美国的分权和制衡，不就是为了防止政府不当扩权、侵犯个人权利吗？
可是，国会这个反扑还没有开始就马上撞在“保密”这堵墙上。因为行政分支宣称，反恐是一场战争，监听对象名单和监听情况是最高军事机密，怎么可以透露给你们国会。国会又不是军事保密机构，只是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代表，什么人都有。要是把最高机密告诉了国会，国会几百口人，泄密怎么办？
案子的起因
也许可以说，那很简单，不是国会立的法吗？国会现在追加立法，把布什总统指示国安局作的监听行为，明确定为“非法”，不就可以了吗？哪怕你布什总统狡辩，说这是在执行国会的“武装反恐授权”，国会现在明确“授权细则”，讲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监听国外，不能监听国内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国会大不了不能追究前面的责任，可至少可以防止未来民众被侵权啊。
很不幸的是，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不要说国会里是布什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占多数，就是民主党议员，也并非都斩钉截铁地相信，布什总统的辩解就没有一点道理。事件出来之后，国会有很多议员站出来反对，这正是国会的意义所在，一件大事出来，要反映出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而且越是反对的声音越是是响亮。可是，许多国会议员站出来，在电视中经常听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声音，也并不一定就表示，整个国会，或者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意见。真的见分晓，还是要看投票。
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所以，他们通常是在间接地反映民众的意见。那么，这件事情也一样，它的复杂性从民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民众一向的传统就是不信任政府，时时刻刻在警惕政府侵权，因此，和政府有关的阴谋论永远盛行。这一次，事情一目了然，连一点拐弯都没有，政府没有法庭许可，就大量监听了民众电话。这样的事情要是撂在5年前，说什么都马上就炸窝了。不要说是一个支持率在急速下降的总统，就是一个大众拥戴的总统，出这样的事情，也早就被看作是“丑闻”，被批得体无完肤。
可是，这次所谓的“监听门”事件出来之后，民众反应出奇地冷静。最初CNN公布的民意调查，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民众，竟然不到10％。现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反对派的宣传推动，认为绝对不应该如此监听的民众，仍然远不到一半。因此，可以想象，敦促国会追加立法解决，并不是一条马上能看到结果的捷径。
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持反对意见的民权组织，肯定不会罢休。他们的途径，就是美国的传统解决办法，诉诸司法机构，寻求司法仲裁。
于是，这个案子就这么开始了。
立案的特殊困难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的方式，是对国安局提出民事诉讼。任何人当然都可以提出告诉，可是还必须由法院确认立案，诉讼才能开始。6月12日联邦法院的审前听证，就是要解决此案是否能立案的问题。
可是，这个案子的立案确实很特别。
所谓的民事案的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才有资格上法庭，法庭才会接受你的指控。你反对国安局的监听计划，认定这一监听是非法的，却不一定有资格上法庭去告。起码的一条，要有具体到张三李四或某个机构的原告。
在这个案子里，国安局的监听计划本身是一种秘密作业，至今为止，外人谁也不知道到底窃听了哪些人的哪些电话。既然政府的监听名单从未公布，那么，哪里来的原告？现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代表的原告，其实是一些自愿出来做原告，却并没有被确认是监听对象的记者、学者、律师和非营利机构。
听起来这非常荒唐，就好像张三被窃听，李四出来提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正是监听名单保密的情况之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想出来的应对绝招。可是，现在，根本就没监听你，你又受的哪门子伤害，提什么赔偿？
这也是国安局代表提出的要求不立案的理由之一，他们声称原告没有资格。这一理由对于原告相当棘手。即使这些原告能够证明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了，但是如果不能证明“伤害”，法庭仍然可能拒绝接受。现在，他们至多能说是“怀疑”被窃听，如何证明“伤害”？
这时候，律师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当场回答，她的客户们受到了具体的伤害。窃听计划本身使他们害怕。由于害怕被窃听，她所代表的新闻记者的消息来源都不敢提供消息，代表涉嫌恐怖活动人士的律师，不敢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讨论案情，律师与客户的保密特权受到妨碍，必须花费更多的差旅来收集证据，如此等等。这么一来，这些人不仅有资格做“原告”，连“伤害”也有了。
一滴水反射出来的世界
这个案子，吸引了超越一般民事案的注意力。联邦法庭女法官泰勒主持的第一次法庭听证，据媒体报道，法庭爆满，几十个人不得不站在走道里。新闻记者们占了通常是陪审团的座位。因为此案从一开始，讨论的背景就是大问题。
这个案子一开始，国安局的律师就说，总统授权国安局监听电话的计划，不仅是反恐战争的需要，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而且是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之内，在国会立法对总统的授权之内。白宫此前已经发表了长达42页的说明书，来解释这一计划。但是，他承认，这一解释是空泛的。虽然国安局其实有“事实证据”来证明监听计划的合法性。可是，他们没有出示这些证据。因为这些事实证据都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法庭上公开这些证据，即使是部分地公开，也不可能不危害国家安全。他说，在当下的反恐战争时期，这些证据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法庭在这样的理由下，驳回原告，撤销此案。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主任答辩说，政府提出这种国家秘密特权，是“奥威尔式的胡说”。他指的是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描述的专制制度使用的论调。
国安局代表说，即使必须向法庭进一步说明这一监听计划的文件，也不能带到法庭来，而只能放在华盛顿的司法部。他邀请法官作出安排，自己到司法部去看这些说明。泰勒法官听到这里连连摇头，当场拒绝。
有意思的是，国安局的律师在听证会上一再说，监听计划的合法性确实需要进一步的事实证据来证明，然后又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些事实证据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能公开的。国安局代表还说，公布谁的电话遭到监听，或者明说谁的电话肯定没有遭到监听，都会泄露国家机密。国安局一方既不会肯定，也不会否定任何人是否受到监听。
眼看着转了一圈又绕回来了，其实又在面对大家已经面对了很久的问题：在恐怖战争时代，如何坚持原来的传统价值？恐怖战争攻击的特点是：战争状态和非战争状态没有本质差别，战场没有明确的内外区分，攻击者常常无分兵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不扩大，我们是否依然能度过危机得以生存？政府权力扩大，我们是否从此失去应有的个人权利？合理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问题再延伸下去，那么，不仅在国内，新时期的国际间的制约和平衡点，又在哪里？进一步说———且不论对敌对国家民众的人权，非敌对国家包括盟国在内的民众的人权应如何保障？众所周知的是，手机通信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监听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这是此案一开始人们就加倍关注它发展的原因。不是指望它能给出答案，却期待能引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一个不寻常的民事诉讼
在恐怖战争时代，政府权力不扩大，我们是否依然能度过危机得以生存？政府权力扩大，我们是否从此失去应有的个人权利？合理的界限又在哪里？
林达专栏
□林达
6月12日，位于底特律的美国联邦法院作了一次审前听证。
原来，著名美国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它的一些客户，把美国国家安全局告上了联邦法庭。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案子。
案子的背景
案子的起因是一件大家都知道已经很久的事情：布什总统曾经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预先取得法庭许可的情况下，监听了一些国内电话。这个消息，经《纽约时报》披露，一度成为轰动新闻。
很多国会议员表示，国安局的电话监听计划，是由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所确立的。而这个法案明确规定，没有法庭许可不能窃听国内电话。媒体当然更是炮声隆隆。
布什总统面对国会和媒体的质疑，不得不多次公开出来解释。布什总统说，这一监听计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宪法的。他的根据是，2001年，国会曾经授权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反击恐怖袭击，因此，在战争状态下，总统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监视敌方。也就是说，这是战争中的监听，相当于战斗行动。
于是，一些议员又批评说，国会是立法机构，这法律本来就是我们制定的，合法不合法，当然是立法的国会最清楚。总统是领导行政分支的，也就是说，只是个执行机构。合不合法，当然是立法者的国会来明示总统，怎么可以倒过来，让执法的总统来告诉立法的国会呢？
这听上去是万分在理。
可是道理偏偏就不那么简单。因为那些国会议员在指责总统的时候，谈的是“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布什总统辩解说，自己的行动依据是国会的“武装反恐授权”。假如大家讨论的是前者，总统对国安局的行动指示，明显违法。可是，假如总统的作为归于后者，在法律上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授权没有前一个法案同样的细则，并没有规定，你领导武装反恐，只能下令开枪不能下令打炮；只能监听国外敌方电话，不能监听国内敌方电话。因此，假如总统指示的监听，可以归在“武装反恐授权”，国会的指责就失去法律依据了。
即便如此，国会其实还有一个反扑的余地，那就是指责“监听滥权”：你说是监听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否也听了许多不应该监听的人。这样，就可以九九归一，再归到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侵犯民权”、“侵犯个人隐私”这一条上去。说到底，美国的分权和制衡，不就是为了防止政府不当扩权、侵犯个人权利吗？
可是，国会这个反扑还没有开始就马上撞在“保密”这堵墙上。因为行政分支宣称，反恐是一场战争，监听对象名单和监听情况是最高军事机密，怎么可以透露给你们国会。国会又不是军事保密机构，只是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代表，什么人都有。要是把最高机密告诉了国会，国会几百口人，泄密怎么办？
案子的起因
也许可以说，那很简单，不是国会立的法吗？国会现在追加立法，把布什总统指示国安局作的监听行为，明确定为“非法”，不就可以了吗？哪怕你布什总统狡辩，说这是在执行国会的“武装反恐授权”，国会现在明确“授权细则”，讲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监听国外，不能监听国内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国会大不了不能追究前面的责任，可至少可以防止未来民众被侵权啊。
很不幸的是，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不要说国会里是布什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占多数，就是民主党议员，也并非都斩钉截铁地相信，布什总统的辩解就没有一点道理。事件出来之后，国会有很多议员站出来反对，这正是国会的意义所在，一件大事出来，要反映出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而且越是反对的声音越是是响亮。可是，许多国会议员站出来，在电视中经常听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声音，也并不一定就表示，整个国会，或者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意见。真的见分晓，还是要看投票。
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所以，他们通常是在间接地反映民众的意见。那么，这件事情也一样，它的复杂性从民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民众一向的传统就是不信任政府，时时刻刻在警惕政府侵权，因此，和政府有关的阴谋论永远盛行。这一次，事情一目了然，连一点拐弯都没有，政府没有法庭许可，就大量监听了民众电话。这样的事情要是撂在5年前，说什么都马上就炸窝了。不要说是一个支持率在急速下降的总统，就是一个大众拥戴的总统，出这样的事情，也早就被看作是“丑闻”，被批得体无完肤。
可是，这次所谓的“监听门”事件出来之后，民众反应出奇地冷静。最初CNN公布的民意调查，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民众，竟然不到10％。现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反对派的宣传推动，认为绝对不应该如此监听的民众，仍然远不到一半。因此，可以想象，敦促国会追加立法解决，并不是一条马上能看到结果的捷径。
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持反对意见的民权组织，肯定不会罢休。他们的途径，就是美国的传统解决办法，诉诸司法机构，寻求司法仲裁。
于是，这个案子就这么开始了。
立案的特殊困难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的方式，是对国安局提出民事诉讼。任何人当然都可以提出告诉，可是还必须由法院确认立案，诉讼才能开始。6月12日联邦法院的审前听证，就是要解决此案是否能立案的问题。
可是，这个案子的立案确实很特别。
所谓的民事案的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才有资格上法庭，法庭才会接受你的指控。你反对国安局的监听计划，认定这一监听是非法的，却不一定有资格上法庭去告。起码的一条，要有具体到张三李四或某个机构的原告。
在这个案子里，国安局的监听计划本身是一种秘密作业，至今为止，外人谁也不知道到底窃听了哪些人的哪些电话。既然政府的监听名单从未公布，那么，哪里来的原告？现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代表的原告，其实是一些自愿出来做原告，却并没有被确认是监听对象的记者、学者、律师和非营利机构。
听起来这非常荒唐，就好像张三被窃听，李四出来提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正是监听名单保密的情况之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想出来的应对绝招。可是，现在，根本就没监听你，你又受的哪门子伤害，提什么赔偿？
这也是国安局代表提出的要求不立案的理由之一，他们声称原告没有资格。这一理由对于原告相当棘手。即使这些原告能够证明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了，但是如果不能证明“伤害”，法庭仍然可能拒绝接受。现在，他们至多能说是“怀疑”被窃听，如何证明“伤害”？
这时候，律师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当场回答，她的客户们受到了具体的伤害。窃听计划本身使他们害怕。由于害怕被窃听，她所代表的新闻记者的消息来源都不敢提供消息，代表涉嫌恐怖活动人士的律师，不敢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讨论案情，律师与客户的保密特权受到妨碍，必须花费更多的差旅来收集证据，如此等等。这么一来，这些人不仅有资格做“原告”，连“伤害”也有了。
一滴水反射出来的世界
这个案子，吸引了超越一般民事案的注意力。联邦法庭女法官泰勒主持的第一次法庭听证，据媒体报道，法庭爆满，几十个人不得不站在走道里。新闻记者们占了通常是陪审团的座位。因为此案从一开始，讨论的背景就是大问题。
这个案子一开始，国安局的律师就说，总统授权国安局监听电话的计划，不仅是反恐战争的需要，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而且是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之内，在国会立法对总统的授权之内。白宫此前已经发表了长达42页的说明书，来解释这一计划。但是，他承认，这一解释是空泛的。虽然国安局其实有“事实证据”来证明监听计划的合法性。可是，他们没有出示这些证据。因为这些事实证据都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法庭上公开这些证据，即使是部分地公开，也不可能不危害国家安全。他说，在当下的反恐战争时期，这些证据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法庭在这样的理由下，驳回原告，撤销此案。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主任答辩说，政府提出这种国家秘密特权，是“奥威尔式的胡说”。他指的是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描述的专制制度使用的论调。
国安局代表说，即使必须向法庭进一步说明这一监听计划的文件，也不能带到法庭来，而只能放在华盛顿的司法部。他邀请法官作出安排，自己到司法部去看这些说明。泰勒法官听到这里连连摇头，当场拒绝。
有意思的是，国安局的律师在听证会上一再说，监听计划的合法性确实需要进一步的事实证据来证明，然后又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些事实证据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能公开的。国安局代表还说，公布谁的电话遭到监听，或者明说谁的电话肯定没有遭到监听，都会泄露国家机密。国安局一方既不会肯定，也不会否定任何人是否受到监听。
眼看着转了一圈又绕回来了，其实又在面对大家已经面对了很久的问题：在恐怖战争时代，如何坚持原来的传统价值？恐怖战争攻击的特点是：战争状态和非战争状态没有本质差别，战场没有明确的内外区分，攻击者常常无分兵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不扩大，我们是否依然能度过危机得以生存？政府权力扩大，我们是否从此失去应有的个人权利？合理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问题再延伸下去，那么，不仅在国内，新时期的国际间的制约和平衡点，又在哪里？进一步说———且不论对敌对国家民众的人权，非敌对国家包括盟国在内的民众的人权应如何保障？众所周知的是，手机通信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监听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这是此案一开始人们就加倍关注它发展的原因。不是指望它能给出答案，却期待能引出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