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北島：憶柏林
Thursday, June 18, 2009 2:12:13 PM
北島：憶柏林- [ 拾零 ]
我和顧彬（Wolfgang Kubin）面對面坐在波茨坦廣場附近一家連鎖餐廳裡。 我們是最早的顧客。 午餐很簡單：色拉、金槍魚外加啤酒。 雨沙沙地敲打著玻璃窗。 昨晚在市政廳開幕式的酒會上，柏林詩歌節組織者托馬斯跟我說，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們的龍王爺）祈禱，明晚千萬別……可諸神讓位給天氣預報，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誦會趕進室內。 我和顧彬來參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詩歌節。 午飯後，他要趕去參加一個關於翻譯的專題討論會。
柏林是我到過的第一個外國城市。 1985年夏，我從北京出發，在巴黎換機前往柏林。 顧彬在機場大門外等候。 我跟顧彬1981年在北京相識。 那時候跟老外接觸還得有點兒膽——擺脫影子對人的跟踪與其說是現實的，不如說是心理的。
那時柏林還有東西之分。 剛到西柏林，我就問一位德國人柏林牆在哪兒，她回答倒簡單：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會撞上。 我們來參加“地平線藝術節”，看來地平線的確是柏林牆以外的想像。
中國作家代表團由王蒙帶隊，浩浩蕩盪，我是編外人員。 王蒙一掃官場作風，帶著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場，自己先買了件棕色皮夾克，得意洋洋去見西德政要。 我花30馬克買了套西服，送出去乾洗，價錢翻了兩倍。
顧彬那時住在土耳其移民區，他尚未得到教授職位，過著清貧的日子。 他給我們做麻辣豆腐湯，不怎麼正宗，卻讓遠離故土的中國胃激動不已。 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協在一家餐廳請客。 色拉和帶血的牛排——中國作家們大眼瞪小眼，基本沒動就撤了。 最後是甜食。 得，回旅館飢腸轆轆，眾人又去中餐館找補了碗湯麵。
那時候膽大。 我跟孔捷生逛街，餓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廳。 等侍者拿來菜單——光一道菜就30多馬克，我們傻了眼，只好說聲對不起，撒腿就跑。
德國漢學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開車去東柏林看她妹妹，約我和孔捷生同行。 在戒備森嚴的邊境檢查站，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受到禮遇，走不同通道。 莎沛雪請我們把一份當天的西柏林報紙藏在身上，連同我們在西柏林低價兌換的東德馬克“走私”過去。 我們成了大款，請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飯，體驗到西方遊客去“過渡時期”中國的優越感。 剛過中午一點半，飯館就關門了，我們不禁會心地笑了。 於我，這笑有一絲酸楚。
二十一年彈指間。 顧彬依然皺著他那著名的眉頭向我微笑。 他這憂鬱的面具，讓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 要說他過了耳順之年，卻像憤青般奮筆疾書，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 他是那種很難歸類的人，可這個世界非把他歸入漢學家和譯者，讓他惱火。
柏林建於1237年，是個多災多難的城市。 它曾於1806－1808年被拿破崙佔領；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時夷為廢墟，由美蘇英法四國共管；1948年，蘇聯對西柏林實行隔離，英美法聯軍用飛機空投物資保住對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在地平線上出現，西柏林成了孤島；此後至少有239人在試圖翻越柏林牆或渡河時喪命……
柏林牆於1989年11月9日倒塌。 就在那一刻，西方媒體的所有鏡頭都對準狂歡的人們。 那時我剛離開西柏林不久，搬到奧斯陸，在電視前目瞪口呆。 據說，德國少數知識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籲東德人在統一問題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併”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為攻擊的對象。 那時只顧追逐西德馬克的東德人，很快就領教了那玩意兒的厲害：兔子轉身變成猛虎，逼得他們走頭無路——東德工業全面破產，失業率居高不下，全體老百姓淪為“賤民”。
我至今還能回憶起初讀東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說《分裂的天空》的感覺，那還是遠在我去柏林以前。 在我看來，所謂“分裂的天空”，絕不僅限於政治含義，深究起來其實是人類內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 後來我半遮半掩告訴德國朋友，我還是更喜歡統一以前的西柏林。 居然他們全都讚同，嚇了我一跳。 當年那是藝術家和窮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當年樸素寧靜的生活方式，被大國首都的野心和商業化的喧囂所取代。 說到底，我更喜歡的是當年的特殊氛圍——末日感，那是人類處境的一種真實隱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來柏林，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 我住在一個小單元里，常在樓道碰見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禮的老太太。 西柏林初夏的平靜和客廳那台小電視機裡的風暴恰成對比。
6月3日晚，一個姓周的北京小伙子和我一起看CNN，我們把一瓶威士忌全都喝光了。 我在和北京的通話中聽見了槍聲。 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絆絆爬上樓梯，和我抱頭大哭。 說來我們素昧平生，但我相信那一刻就像同樣的戳記永遠烙在我們身上。 也正是從那一刻起，我知道，回家的路斷了，我再也沒有家了，只能背井離鄉越走越遠。 第二天上午，由一輛廣播車開路，西柏林人陸續加入進來，遊行隊伍浩浩蕩盪，延綿數里。 廣播車播放著貝多芬的《悲愴》交響樂，人們默默在為地平線以外的某些年輕人送葬。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個家，如果家這個概念還有意義的話。 我獨自漫步在街頭，看紀念教堂廣場那些街頭藝人的表演。 我其實也是個街頭藝人，區別在於他們賣的是技藝，我賣的是鄉愁，而這個世界上鄉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過四十歲生日。 那天在一個台灣朋友開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國漢學家當·斯達（Don Starr）一家，他們專程來柏林看我。 有照片為證：我端著一盤魚朝鏡頭傻笑，好像推銷廣告。 對，那魚就是鄉愁，關於大海的鄉愁。
17年過去了，我依然喜歡漫無目的地滿大街溜達。 如果說巴黎是陰性的話，那麼柏林就是陽性的，它像德國古典哲學一樣迷戀空間和秩序——街道寬，屋頂高，公園大；我從未見過有這麼多綠地的城市。 如果說一個城市是放大鏡，那麼一個人則是塵封的書中的某個字，兩者本來毫無關係，除非上帝或歷史的慾望要藉助城市尋找那個字，並鎖定其含義。 一個漂泊者甚至連字都不是，只是字裡行間的潛台詞而已。
詩歌節結束了，我從旅館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開車送我去機場。 我當年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後一線聯繫。 我幾乎每年都來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樣招待我。 記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國學生會的頭頭們在餐館相聚，其中也有Y。 她的一對耳環在燈下閃爍，露水般晶瑩易逝。
Y現在吃的是職業翻譯這碗飯。 她17歲從中國到柏林讀書，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還溜。 作為單身母親，她帶著8歲的女兒和德國男朋友在一起。 他們和別人合住一個大單元，這種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縮寫），從名到實都有點兒像當年插隊的“集體戶”。 這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物，保留著原始共產主義的某些因素。 比如，除了按比例繳房租外，每週按人頭繳25歐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夠再分攤；大家做飯打掃衛生分工合作。 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職業翻譯，穿梭於英德西班牙文之間。 她的男朋友前兩年由於中年危機搬到另一個“集體戶”去了，大概由於距離帶來的新鮮感，他們倆又和好如初。 這裡除了Y一家，還有個剛搬進來的研究生，專門研究老年人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剛搬進來，蕾娜特正要出門採購。 原來她和幾個相識多年的女人定期見面，互相傾訴，相當於一種免費的心理治療。 這種關係的先決條件是不能成為朋友，否則就不可能知無不言了。 據她說，五年來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夥伴們，到目前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廳上網時，門鈴陣陣，蕾娜特的心理夥伴高矮胖瘦魚貫而入，像拉洋片一樣。 蕾娜特在去廚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訴我：“她們照樣喜歡我的通心粉。”
Y的德國男朋友J是音響發燒友，一個房間專門安頓那些帶藍眼睛的昂貴設備。 他內向寡言，但音響這話題有如開關，一下打開話匣子。 J和幾個朋友合夥開了兩家自行車鋪。 這也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物。 那時為了提倡環保，十個年輕人，五男五女，合夥投資開自行車鋪，同時也出售代表女性權利的毛線。 後來女合夥人紛紛離去才撤下毛線，只賣自行車。
離開柏林的當天上午，我和Y談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殺紀念碑，她馬上開車帶我去參觀。 紀念碑位於勃蘭登堡門和希特勒自殺的地堡之間，是由2700個大小不同的水泥塊組成的，散佈在兩個足球場那麼大的空地上。
萊亞·羅施（Lea Rosh）是主要推動者之一。 她今年70歲，父親在二次大戰中入伍死於波蘭。 她曾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雜誌的讀者評為“最令人難堪的柏林人”。 這不僅因為她髮型怪嗓門大脾氣壞，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風格。 二戰結束後，德國人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別是對猶太人有一種極其複雜的感情。 而羅施偏要觸動這最敏感的神經。 她花了17年的時間到處遊說，逼著政治家們做出承諾，終於在二戰結束六十週年建起這座紀念碑。 它與柏林雄心勃勃的擴建工程是多麼不和諧——在那些修復的古老建築和閃閃發光的玻璃鋼管大廈中，陰森森的紀念碑觸目驚心。 關於這一點，羅施說得很清楚：“這不是為猶太人而是為德國人建的。”
紀念碑設計者是美國著名建築師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對把紀念碑簡單解釋成墓地不滿，按他自己的解釋是“起伏的原野”，沒有入口沒有出口，地勢的起伏和水泥塊的高低給人一種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這水泥迷宮中。 越往深處走就越讓人恐慌，好像被某種東西所控製而不能自拔。 我們像孤魂野鬼出沒，尋尋覓覓。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對德國的理性主義一種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解釋為什麼德國人會陷入戰爭的瘋狂。 偉大的俄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認為有兩種認識的方法，一種是外在的，即經驗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現象的世界，獲得是相對的知識；一種是內在的，它面向的是絕對的存在，與無條件的神秘的知識相聯繫。 在索洛維約夫看來，理性主義最終把存在等同於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實在，即絕對的存在。 按這一批判精神，即與心靈無關的知識必導致精神的殘缺，這恐怕也是我們深陷在現代化陷阱中的緣由之一。
一個穿綠衣服的殘疾人突然出現，他少了條腿，架著雙拐走在我前面。 蒼天在上，其實我們都是精神上的殘疾人，不可救藥。
原載：《 青燈 》
我和顧彬（Wolfgang Kubin）面對面坐在波茨坦廣場附近一家連鎖餐廳裡。 我們是最早的顧客。 午餐很簡單：色拉、金槍魚外加啤酒。 雨沙沙地敲打著玻璃窗。 昨晚在市政廳開幕式的酒會上，柏林詩歌節組織者托馬斯跟我說，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們的龍王爺）祈禱，明晚千萬別……可諸神讓位給天氣預報，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誦會趕進室內。 我和顧彬來參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詩歌節。 午飯後，他要趕去參加一個關於翻譯的專題討論會。
柏林是我到過的第一個外國城市。 1985年夏，我從北京出發，在巴黎換機前往柏林。 顧彬在機場大門外等候。 我跟顧彬1981年在北京相識。 那時候跟老外接觸還得有點兒膽——擺脫影子對人的跟踪與其說是現實的，不如說是心理的。
那時柏林還有東西之分。 剛到西柏林，我就問一位德國人柏林牆在哪兒，她回答倒簡單：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會撞上。 我們來參加“地平線藝術節”，看來地平線的確是柏林牆以外的想像。
中國作家代表團由王蒙帶隊，浩浩蕩盪，我是編外人員。 王蒙一掃官場作風，帶著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場，自己先買了件棕色皮夾克，得意洋洋去見西德政要。 我花30馬克買了套西服，送出去乾洗，價錢翻了兩倍。
顧彬那時住在土耳其移民區，他尚未得到教授職位，過著清貧的日子。 他給我們做麻辣豆腐湯，不怎麼正宗，卻讓遠離故土的中國胃激動不已。 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協在一家餐廳請客。 色拉和帶血的牛排——中國作家們大眼瞪小眼，基本沒動就撤了。 最後是甜食。 得，回旅館飢腸轆轆，眾人又去中餐館找補了碗湯麵。
那時候膽大。 我跟孔捷生逛街，餓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廳。 等侍者拿來菜單——光一道菜就30多馬克，我們傻了眼，只好說聲對不起，撒腿就跑。
德國漢學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開車去東柏林看她妹妹，約我和孔捷生同行。 在戒備森嚴的邊境檢查站，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受到禮遇，走不同通道。 莎沛雪請我們把一份當天的西柏林報紙藏在身上，連同我們在西柏林低價兌換的東德馬克“走私”過去。 我們成了大款，請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飯，體驗到西方遊客去“過渡時期”中國的優越感。 剛過中午一點半，飯館就關門了，我們不禁會心地笑了。 於我，這笑有一絲酸楚。
二十一年彈指間。 顧彬依然皺著他那著名的眉頭向我微笑。 他這憂鬱的面具，讓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 要說他過了耳順之年，卻像憤青般奮筆疾書，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 他是那種很難歸類的人，可這個世界非把他歸入漢學家和譯者，讓他惱火。
柏林建於1237年，是個多災多難的城市。 它曾於1806－1808年被拿破崙佔領；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時夷為廢墟，由美蘇英法四國共管；1948年，蘇聯對西柏林實行隔離，英美法聯軍用飛機空投物資保住對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在地平線上出現，西柏林成了孤島；此後至少有239人在試圖翻越柏林牆或渡河時喪命……
柏林牆於1989年11月9日倒塌。 就在那一刻，西方媒體的所有鏡頭都對準狂歡的人們。 那時我剛離開西柏林不久，搬到奧斯陸，在電視前目瞪口呆。 據說，德國少數知識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籲東德人在統一問題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併”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為攻擊的對象。 那時只顧追逐西德馬克的東德人，很快就領教了那玩意兒的厲害：兔子轉身變成猛虎，逼得他們走頭無路——東德工業全面破產，失業率居高不下，全體老百姓淪為“賤民”。
我至今還能回憶起初讀東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說《分裂的天空》的感覺，那還是遠在我去柏林以前。 在我看來，所謂“分裂的天空”，絕不僅限於政治含義，深究起來其實是人類內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 後來我半遮半掩告訴德國朋友，我還是更喜歡統一以前的西柏林。 居然他們全都讚同，嚇了我一跳。 當年那是藝術家和窮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當年樸素寧靜的生活方式，被大國首都的野心和商業化的喧囂所取代。 說到底，我更喜歡的是當年的特殊氛圍——末日感，那是人類處境的一種真實隱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來柏林，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 我住在一個小單元里，常在樓道碰見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禮的老太太。 西柏林初夏的平靜和客廳那台小電視機裡的風暴恰成對比。
6月3日晚，一個姓周的北京小伙子和我一起看CNN，我們把一瓶威士忌全都喝光了。 我在和北京的通話中聽見了槍聲。 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絆絆爬上樓梯，和我抱頭大哭。 說來我們素昧平生，但我相信那一刻就像同樣的戳記永遠烙在我們身上。 也正是從那一刻起，我知道，回家的路斷了，我再也沒有家了，只能背井離鄉越走越遠。 第二天上午，由一輛廣播車開路，西柏林人陸續加入進來，遊行隊伍浩浩蕩盪，延綿數里。 廣播車播放著貝多芬的《悲愴》交響樂，人們默默在為地平線以外的某些年輕人送葬。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個家，如果家這個概念還有意義的話。 我獨自漫步在街頭，看紀念教堂廣場那些街頭藝人的表演。 我其實也是個街頭藝人，區別在於他們賣的是技藝，我賣的是鄉愁，而這個世界上鄉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過四十歲生日。 那天在一個台灣朋友開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國漢學家當·斯達（Don Starr）一家，他們專程來柏林看我。 有照片為證：我端著一盤魚朝鏡頭傻笑，好像推銷廣告。 對，那魚就是鄉愁，關於大海的鄉愁。
17年過去了，我依然喜歡漫無目的地滿大街溜達。 如果說巴黎是陰性的話，那麼柏林就是陽性的，它像德國古典哲學一樣迷戀空間和秩序——街道寬，屋頂高，公園大；我從未見過有這麼多綠地的城市。 如果說一個城市是放大鏡，那麼一個人則是塵封的書中的某個字，兩者本來毫無關係，除非上帝或歷史的慾望要藉助城市尋找那個字，並鎖定其含義。 一個漂泊者甚至連字都不是，只是字裡行間的潛台詞而已。
詩歌節結束了，我從旅館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開車送我去機場。 我當年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後一線聯繫。 我幾乎每年都來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樣招待我。 記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國學生會的頭頭們在餐館相聚，其中也有Y。 她的一對耳環在燈下閃爍，露水般晶瑩易逝。
Y現在吃的是職業翻譯這碗飯。 她17歲從中國到柏林讀書，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還溜。 作為單身母親，她帶著8歲的女兒和德國男朋友在一起。 他們和別人合住一個大單元，這種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縮寫），從名到實都有點兒像當年插隊的“集體戶”。 這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物，保留著原始共產主義的某些因素。 比如，除了按比例繳房租外，每週按人頭繳25歐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夠再分攤；大家做飯打掃衛生分工合作。 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職業翻譯，穿梭於英德西班牙文之間。 她的男朋友前兩年由於中年危機搬到另一個“集體戶”去了，大概由於距離帶來的新鮮感，他們倆又和好如初。 這裡除了Y一家，還有個剛搬進來的研究生，專門研究老年人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剛搬進來，蕾娜特正要出門採購。 原來她和幾個相識多年的女人定期見面，互相傾訴，相當於一種免費的心理治療。 這種關係的先決條件是不能成為朋友，否則就不可能知無不言了。 據她說，五年來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夥伴們，到目前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廳上網時，門鈴陣陣，蕾娜特的心理夥伴高矮胖瘦魚貫而入，像拉洋片一樣。 蕾娜特在去廚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訴我：“她們照樣喜歡我的通心粉。”
Y的德國男朋友J是音響發燒友，一個房間專門安頓那些帶藍眼睛的昂貴設備。 他內向寡言，但音響這話題有如開關，一下打開話匣子。 J和幾個朋友合夥開了兩家自行車鋪。 這也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物。 那時為了提倡環保，十個年輕人，五男五女，合夥投資開自行車鋪，同時也出售代表女性權利的毛線。 後來女合夥人紛紛離去才撤下毛線，只賣自行車。
離開柏林的當天上午，我和Y談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殺紀念碑，她馬上開車帶我去參觀。 紀念碑位於勃蘭登堡門和希特勒自殺的地堡之間，是由2700個大小不同的水泥塊組成的，散佈在兩個足球場那麼大的空地上。
萊亞·羅施（Lea Rosh）是主要推動者之一。 她今年70歲，父親在二次大戰中入伍死於波蘭。 她曾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雜誌的讀者評為“最令人難堪的柏林人”。 這不僅因為她髮型怪嗓門大脾氣壞，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風格。 二戰結束後，德國人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別是對猶太人有一種極其複雜的感情。 而羅施偏要觸動這最敏感的神經。 她花了17年的時間到處遊說，逼著政治家們做出承諾，終於在二戰結束六十週年建起這座紀念碑。 它與柏林雄心勃勃的擴建工程是多麼不和諧——在那些修復的古老建築和閃閃發光的玻璃鋼管大廈中，陰森森的紀念碑觸目驚心。 關於這一點，羅施說得很清楚：“這不是為猶太人而是為德國人建的。”
紀念碑設計者是美國著名建築師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對把紀念碑簡單解釋成墓地不滿，按他自己的解釋是“起伏的原野”，沒有入口沒有出口，地勢的起伏和水泥塊的高低給人一種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這水泥迷宮中。 越往深處走就越讓人恐慌，好像被某種東西所控製而不能自拔。 我們像孤魂野鬼出沒，尋尋覓覓。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對德國的理性主義一種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解釋為什麼德國人會陷入戰爭的瘋狂。 偉大的俄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認為有兩種認識的方法，一種是外在的，即經驗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現象的世界，獲得是相對的知識；一種是內在的，它面向的是絕對的存在，與無條件的神秘的知識相聯繫。 在索洛維約夫看來，理性主義最終把存在等同於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實在，即絕對的存在。 按這一批判精神，即與心靈無關的知識必導致精神的殘缺，這恐怕也是我們深陷在現代化陷阱中的緣由之一。
一個穿綠衣服的殘疾人突然出現，他少了條腿，架著雙拐走在我前面。 蒼天在上，其實我們都是精神上的殘疾人，不可救藥。
原載：《 青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