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禁區（The Forbidden Zone） 《紐約客》2009年7月20日
Thursday, August 6, 2009 6:31:47 AM
禁區（The Forbidden Zone）
《紐約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譯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財經》雙周刊創始人、主編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賓館主持一場獎學金項目學員典禮。一條短信告訴她：四川省發生了強烈地震。她向身邊的錢鋼湊過去，請這位曾經報導過唐山大地震的資深新聞人估計這場地震帶來的破壞情況。錢鋼判斷：至少這場地震沒有發生在大家熟睡的時候。但很快，他就意識到：學校正在上課，“學生們的傷亡將會很慘重。”
胡舒立出發前往北京市區，在車的後座上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工作。她指揮員工租賃一台衛星電話，並派出一隊記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談、好鬥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記者在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覺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決定報導這場地震，儘管在中國，報導這樣規模的災難將有政治上的風險。當這個國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場大地震時，政府將報導死亡數字的新聞壓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經因洞察言論自由的邊界而成名。自從創辦《財經》十餘年來，她尖銳地挑戰了中國媒體夢遊般的形象。 《華盛頓郵報》的David Ignatius對我說，她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復仇天使”。當其他頑強的中國記者被拘捕或噤聲之後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在中外媒體上，她經常被描述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而她仍在從事自己的事業。
不到一小時，第一位出發的《財經》記者已經在前往四川的飛機上，在他之後還有九名同事。當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強調地震“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心弦”的時候，《財經》正在調查死傷者的大致人數，並指出“許多受災者仍然在等待救濟物資”。
學校坍塌在鋼筋水泥的廢墟中。中宣部，一個有權力開除編輯、取締報刊的政府部門禁止對學校的救援行動進行報導。幾家中國報紙質問：為什麼有這麼多校舍倒塌？它們針對建築問題和遇難學生數量做出了嚴厲的報導（人們認為至少有5300名學生遇難）。胡舒立聽說地方當局正在批評那些繼續就校舍問題進行報導的媒體，但她相信《財經》可以找到報導此事的方法。她認為，一篇用正確的口吻和事實寫成的報導將能夠被刊出。 “如果這事不是被絕對禁止的，”她說，“那我們就要做。”
6月9日，《財經》雜誌刊出了一份長達12頁的調查報導，語言冷靜，事實可靠。根據這篇報導，輕率的經濟增長，被揮霍的公款，以及對建築標準近乎猖獗的忽視共同導致了災難的發生。報導詳細介紹了地方乾部是如何偷工減料的，但並未提及相關責任人的名字。當我向胡舒立詢問政府的反應時，她說：“他們生氣了。非常非常生氣。”但她和《財經》雜誌都沒有被懲罰。
在中國記者（或者按照黨的語言說，“新聞工作者”）的世界裡，五十六歲的胡舒立有著獨一無二的輪廓。她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扒糞者，1989年曾因同情廣場示威者而被中止記者職務，但她已經和一些中共最高權力領導人結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親密關係。
5.2英尺高，身材苗條，精靈短髮（pixie haircut），一櫃子色彩協調的衣服，她經常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北京鬧市區的泛利大廈19層，整潔而開放的灰色磚砌空間構成了《財經》雜誌的編輯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腳步聲預告了胡舒立的到來。她迅速穿過編輯部，滔滔不絕地發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後再次走出門去——“就像一陣風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錢鋼說。
我認識的不止一個人都將與胡舒立聊天的經歷比作接受機關槍連珠炮般的攻擊。一些人對她的這種強度不太對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經濟日報》編輯汪郎曾經再三謝絕她加入《財經》一起工作的邀請，因為汪認為“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我們的友誼更好”。在有的觀點看來，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驚心動魄，要么令人喪失勇氣。她的老闆，財訊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開玩笑地告訴我說：“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兩台電腦和一個借來的會議室創辦了《財經》。從那時起，她已經在領導這本雜誌的過程中展現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斷——判斷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釁是這個政權能夠容忍的。這意味著決定報導什麼——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詐，政府對SARS病毒的隱瞞，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敗；但同時也決定不報導什麼（Fa輪gong，廣場週年紀念）。當美國印刷媒體處於衰退的時候，中國的傳媒正在成長，《財經》是第一份有望躋身世界級的出版物。 “它與你在中國見到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前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為《財經》寫專欄的謝國忠說，“它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奇蹟。”
《財經》雜誌印刷光潔，版式設計和《財富》雜誌類似。它很沉，廣告很多，包括卡地亞手錶、信用卡、奔馳SUV。它的寫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僅僅擁有二十萬發行量的雜誌，中國的宣傳官員們更可能對電視和銷量巨大的報紙進行壓制，後者有著以百萬計的受眾。但這份雜誌進入了中國政府、金融機構、學術機構的許多最重要的辦公室，這為它帶來了非凡的影響力。最近幾年，它開始通過中、英文的一對網站延伸自己的影響範圍，網站對《紐約時報》的網站進行了少量的模仿。這兩個網站每月吸引320萬獨立訪客。胡舒立為雜誌和網站寫作專欄，並被廣泛引用。她還管理著一系列吸引了共產黨的經濟領導來參加的會議。 《財經》最新未公開的計劃，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瓊斯為目標：和香港大亨李澤楷合作一個英文通訊社，該通訊社將發布《財經》記者的報導。
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政治學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報導的時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書對《紐約時報》記者RW Apple的描繪：“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個電話。”Popkin說：“她總是在想辦法弄清到底是這個體制裡的誰有權力知道發生了什麼。”Popkin補充說： “她是一個人體U盤，你寫入信息，然後她繼續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競爭對手當然記得最清楚。近20年前，時任一家主要商業報紙記者的林力博努力與她競爭對一輪閉門會談的了解程度。他回憶說：“她甚至搞到了他們的菜單！”
1992年，胡舒立是國內第一份全國性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的國際版編輯，她開始報導一小群在西方經濟制度下接受訓練的中國人回國後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工作。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與她同齡，是高乾子弟。這群人將自己的團隊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他們在崇文門飯店租用了一些房間，搬出床鋪，設立了辦公室。其中一張辦公桌屬於高西慶，他在杜克大學獲得了法律學位，回國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於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另一張桌子屬於王波明，作為前駐外大使、副外長之子的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金融，並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門擔任經濟學家。他們贏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總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家後裔周小川。
“我決定採訪中國所有的頂級金融家，”胡舒立回憶說。她稱之為自己的“家庭作業”，而時任《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的James McGregor也開始注意到，胡“與他們中的所有人交談，從他們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個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們談話一樣。”作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連串的獨家新聞，並逐漸和那些後來的高官建立了聯繫，這串名單是無人能比的：今天，高西慶掌管著中國兩千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王岐山是副總理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則是央行行長。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來的這些關係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胡舒立。但她堅持認為，人們高估了她和權力的接近程度。 “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日，”她說，“我是一名記者，他們也把我當作記者對待。”
胡舒立的關係網看上去發揮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將自己置於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邊緣，置於共產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現實的邊緣，置於維護中國利益和擁抱世界的邊緣，並已成為一名無價的溝通者、翻譯者。 2008年奧運會的幾週前，中國政府麻煩纏身，看上去開始變得粗暴起來。她利用一篇社論譴責了發生在警察和記者之間的衝突，勸誡大家“自信、開放、友好”。 “用英語來說，”她補充道，“（中國的奧運組織者們）應該'take it easy'。”這是一種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為廣受矚目的年刊選擇一幅封面照片。編輯們將選項縮小為兩個：一幅是古板的新聞圖片拼貼，另一幅則是一個看起來尖銳的鏡頭：一個女子走進沙塵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歡那副看起來挑釁的，但最後一刻她又猶豫了。
“這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嗎？”根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她這樣問道。 “它是否太負面？”有人爭辯說，它展示了中國最好的一面——它的決心，胡舒立笑了。 “我能解釋它，”她說。
中國的媒體不再完全是溫順的綿羊，但在這個喧鬧的經濟體中，媒體的自由度仍然低於其他行業。 《財經》和它對新聞價值的判斷是少數派。去年九月，新華社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則報導，詳細介紹神舟七號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繞地飛行的。這則報導有相當多吸引人的細節，比如“調度員堅定的報告聲，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時火箭都還沒發射。 （後來新華社道歉說自己誤發了一篇“草稿”。）在中國兩千份報紙和八千份雜誌中，《財經》和其他幾份金融報紙是少數具備獨立聲音的私營出版物。 （所有中國媒體都被要求擁有一個挂靠單位，儘管挂靠單位對各媒體的干涉情況各不相同。而作為香港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財訊傳媒集團是由十五名個人投資者控制的。）
自從廣場事件以來，中國的領導層對媒體改革一直謹小慎微。 “中國的報紙、廣播和電視永遠不再會被允許成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戰鬥前線。”根據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中國媒體研究專家Anne-Marie Brady收集的黨內文件，江澤民曾經這樣宣告。中國記者不會像俄國同行那樣被黑社會謀殺所困擾，但記者無國界組織在它最近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將中國排為173個國家中的167位——位於伊朗之後，越南之前。中國憲法第35條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媒體，但在法庭上，它總是輸給那些誹謗和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保護記者委員會在2008年的報告中指出，有28名記者被關進了中國的監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 （這個月早些時候，伊朗超過了中國，十年來的頭一遭。）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中宣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總部沒有標誌，也沒有公開的電話號碼表。它給編輯和發行人下達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線是固定的，禁忌的內容包括軍事、宗教、民族爭議以及政府的內部運作。但其他一些邊界卻是靈活可變的。 2005年秋天，媒體人在報導松花江污染事件時享受了自由。幾週後，他們卻又被要求停止報導一起外科醫生手術時打電話致使病人面部癱瘓的事件。 （對於一名中國記者來說，甚至連披露這些指示的內容都會帶來危險。《當代商報》記者師濤就曾因在一封發往國外的電子郵件中描述當地宣傳部門的指示而被判處十年徒刑。）
當一家媒體第一次觸犯宣傳禁令時，會得到一張和足球比賽中類似的“黃牌”警告。有記者說，如果一年之內得到三張黃牌，那麼這家報紙或雜誌就要被關了。 （根據國家通訊社的報導，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發布“內部”信息而被關停。）但編輯們需要自己猜測他們可以走多遠，需要自己計算越過一個未經定義的界限的風險——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名譽教授Perry Link將這種審查方式比作“盤在頭頂吊燈上的一條巨蟒”。 “通常，巨蟒不會動彈，”他在2002年的《紐約書評》中寫道，“它不需要動。它覺得沒有必要明確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們自己決定'。在它的陰影下，每個人都往往會作出或大或小的調整——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車去胡舒立家的時候，我確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編輯記者同事不同，她並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層住宅樓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國傳媒大學影視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樓中擁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葉茂的花園。 1950年代，這裡的房子是提供給共產黨幹部的專用住所，政府將一部分空間分給了胡舒立的父親。隔壁則是中國的舊媒體要塞，住著國家廣播台的總部人員以及電影電視的審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開20分鐘的車，這段車程將她從一個世紀帶到另一個世紀。當她到達《財經》辦公室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北京辦事處就在她隔壁。最近一個下午，她上班遲到了，而遲到的原因則是一場特殊的約會：胡舒立決定給自己的高層編輯們換一身新衣服，她召來了一個裁縫。隨著《財經》雜誌的聲望越來越高，她的員工們也將更多的時間用來面對公眾或是海外人士。 “外國人總這麼穿，”她一邊匆匆走向自己的車，一邊滿意地拉拉自己的貼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編輯們達成協議：每人去買一套新衣服，雜誌社就掏錢再給他們買一套。裁縫抱著一堆套裝走進了會議室，員工們陸續進來試衣。
“這裡看上去太寬鬆了吧？”37歲的執行主編王爍正在試一套精緻的灰色條紋上衣時，胡舒立拉著衣服的腋下說。被老闆戳著自己身體的王爍展現出茫然忍耐的表情，這種表情我在被放進浴缸的狗身上看到過好幾次。
“已經很緊了。”王爍提出抗議。
“他已經感覺很緊了。”裁縫說。
“繼續！”胡舒立說，“想想電影裡的007。就要那樣！”
這種要求與其說是出自美學的，不如說暗示了胡舒立對國際化有些誇張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國教授曾經勸告她說：“如果你在中國當記者，你將永遠不能真正進入國際主流。”她看上去決定要證明他是錯的。
在母親的家族這一邊，胡舒立生於一連串共產黨記者和知識分子之後。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譯家，也是《申報》的編輯。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創建的出版社則出版了《魯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諾和約翰·斯坦貝克作品的中文版。魯迅是現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親曾是《工人日報》的高級編輯，父親早年在一所教會學校學習英語，後來成為一名激情燃燒的地下共產黨員，之後在工會任中級職務。他們將自己年幼的女兒取名舒拉，以紀念一位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烈士。 1970年代，她將名字改為舒立，一個更常見的女名。
胡舒立對於中國對待知識分子變幻無常的態度有著敏銳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長，“但我們卻被告誡：不要對其他人談及此事。”胡舒立告訴我說。她的直率屢屢讓父母憂慮。 “我不太守規矩，總是想什麼就說什麼。”後來她進入了帶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學就讀，這裡曾經是很多共產黨幹部後代學習的地方。學生們可以有特權接觸到當時被禁的外國文學作品，包括專門為有限的黨內精英印刷的凱魯亞克、塞林格和索爾仁尼琴作品譯本。胡舒立還從家中拿書出來，藏在自己的枕頭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們交換書籍閱讀。
胡舒立13歲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她的學業也被迫中止。作為一名表現突出的編輯，胡舒立的母親在報社被批鬥，被軟禁於家中。她的父親被發配去做二線工作。和其他同齡人一樣，胡舒立成為了一名紅衛兵，在全國串聯。當運動陷入暴力的時候，她從書中尋找庇護，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樣子。 “那是一個非常困惑的時期，因為我們喪失了所有的價值，”她說。在16歲生日的前一個月，她被派往農村幹革命。
“很荒謬，”她發現農民們喪失了乾農活的所有動力。 “他們只想在地裡躺上兩小時。我問：'咱們什麼時候開始工作？'他們說：'你怎麼能想這個？'”她繼續說道：“十年後，我意識到一切都錯了。”胡舒立的姐姐當時在一個鄰村，她後來寫了一本書《走出熔爐（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鄉運動是如何永遠改變他們那一代人命運的。它“埋葬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夢。”她寫道。
兩年後，胡舒立參軍了——幾年之後，她又因此加入了共產黨——她被派往江蘇北部農村一所偏遠的醫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廳工作，養豬，幫忙看門，運作一個小小的廣播台，播放音樂和通知。 1978年高校復課，胡舒立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聞係並不是她的第一志願，但它是這所學校所能提供的最好專業。她是校園裡的風雲人物：系裡唯一一名穿軍裝上學的大一女生。 “班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是誰，”苗棣回憶說。當時，來自一個北京軍人家庭的苗在歷史系學習，一節英語課上認識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們都懷有一種類似的不滿。 1982年，他們結婚了。
大學畢業後，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報》。在進行了一些早期的調查報導之後，1985年，她被派往東南沿海城市廈門的記者站。這個地區被指定為發展市場經濟的試點。在那裡，她發展了自己建立關係網的能力，她與市政府的每一個人見面——包括和市長打橋牌。在她採訪的人當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輕幹部，當時擔任副市長，他就是習·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員之子。習是一名親市場的忠誠黨幹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題公園，這給他帶來了“財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稱號。今天，習是中國的副主席，並被認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獲得了前往位於明尼蘇達的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五個月研究的機會。這段經歷有如天啟。 “我整晚地閱讀聖保羅先鋒通訊社的新聞”，她說，她對這家通訊社的規模感到驚奇。 （那時的《工人日報》只有四個版。）她與《費城問詢報》的調查記者見面，並在《今日美國》實習。回國後，1989年春天的運動激發了北京新聞界的活力，在幾週的時間裡，報紙從審查制度中解放出來。包括胡舒立在內的許多記者加入了遊行隊伍。 6月3日晚軍人鎮壓，胡舒立回憶說，“我到街上去，然後回到辦公室，說'我們應該報導此事'。”但決定已經下達：“報社決定就此事不發一言。”和運動的牽連讓她付出了代價。許多說話的記者被解僱，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認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後，她被停職十八個月。
她利用這段時間寫作了《美國報海見聞錄》，這是第一本審視美國媒體與民主關係的中文圖書，內容包括對水門事件和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中，這曾是一本必讀書。她在書中向同行們提問：我們當中的誰“能夠身先士卒，做一些類似於美國媒體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電話，王是那個在賓館裡搭起辦公室的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創建者之一。他準備辦一份雜誌，想讓胡舒立來運作。胡舒立提出了兩個條件：王波明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兩百萬元人民幣的預算，用以支付嚴肅報導的差旅費用，以及給記者們提供高到能夠防止他們收受賄賂的工資。王波明同意了。這並不是什麼慈善施捨，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裡決意改革的同伴們將這份雜誌視為他們經濟現代化決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體的作用來向公眾揭示事實，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幫助政府發現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於《財經》總部樓下大而亂的辦公室對我說。他是那代人當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國接受教育然後回到中國。他頭髮濃密，黑中帶著點點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鏡，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具備中英雙語的幽默感。當他談起胡舒立的時候，臉上劃過一種不耐煩的表情，這是因為他最終得到的東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 “我們沒有料到一起到來的還有這種程度的風險，”他說。不過王波明的言談中也流露出：他敏銳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對中國的重要性。 “當年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需要自己掙學費，所以我給唐人街的一份報紙打工——《中華日報》，”他說。作為一位初出茅廬的新記者，他喜歡抓住每一次發掘一條線索的機會，他體會到了“無冕之王”的感覺。
《財經》很快就確立了自己的風格。 1998年4月，它的創刊號做了一則爆炸性的封面特稿，報導對像是瓊民源案：一家地產公司虛報利潤後股價漲了四倍。 《財經》報導說，散戶投資者損失了幾百萬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內部人員則早已賣掉股份。監管者憤怒了，他們指責《財經》無視新聞紀律，王波明的高管們不得不一起前往監管者的辦公室做檢查。
每一則報導都在修正著胡舒立對自己能夠走多遠的計算。 2002年，一名25歲的《財經》記者在瀏覽海關記錄時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股份在網上發布了一則偽造的8700萬美元利潤單據。這則報導的政治風險很高，因為一批高層領導已經參觀過該公司，並提出了表揚。王波明很擔心《財經》會因刊登此報導而被關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遠不會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給黨內一名高官打電話求得批准。 “他問：'這則報導是真實的嗎？還有沒有什麼疑問？'”王波明回憶說，“我說：'報導絕對真實，但會帶來政治上的影響。'他說：'如果是真的，就出吧。'”報導刊出幾小時後，銀廣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們先後被送進了監獄。
不過，奠定《財經》地位的決定性時刻還要等到幾個月之後。那時，記者曹海麗到達香港，發現火車站月台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戴著口罩。究竟是怎麼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國媒體當時已經在報導一種神秘的新型病毒，但衛生部官員向公眾保證：病毒得到了控制。廣東省的報紙編輯們被私下要求編髮讓大家對病毒放心的報導，一名編輯回憶說，有的要求甚至細緻到了用怎樣的字體。但這些限制並沒有影響到廣東省之外的媒體。 “我買了很多關於呼吸系統疾病、傳染病和病毒的書，”胡舒立說，她的員工們也開始尋找政府聲明中的謬誤。同時，《財經》的編輯們跟踪著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根據網站記錄，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國持續增長，而政府卻在繼續否認。 《財經》的報導口吻嚴肅，提出質疑，但並沒有真正指責政府在說謊。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了每週一期的SARS增刊。最終，雜誌碰到了底線。 “《財經》正準備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雜誌，”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成員David Bandurski說，“政府送來了禁令：'不，不能這麼做，現在就得停下。'”
漸漸地，胡舒立能夠精確地感覺到一個敏感的話題何時才能夠安全地進行報導。 “你能感覺到她在作調整，”原《財經》編輯王豐告訴我說。 “比如說，在周一的編輯會議上她可能決定做某個內容，編輯記者們就去做。到了周三的會上，她可能會說：'知道嗎？我得到了關於此事的更多信息，我們不能談它了，或許我們應該把目標調低一些。'”在極其敏感的政治腐敗案中，《財經》的調查記者經常花幾週幾月的時間收集信息，然後等待機會。很多情況下，一旦新華社發布了關於某官員被捕的簡短消息，《財經》已經準備好了一則詳細的報導。 6月8日，新華社發布了一條一句話新聞，稱深圳市市長被調查；29分鐘後，《財經》就發布了一篇深度報導。
SARS之後，《財經》從未完全退至商業新聞的界線當中，儘管今天人們認為它“只是在監督經濟”的看法讓它獲益。隨著《財經》的獨家新聞不斷累積，銀行業監管者開始召集記者尋求指點，而不是記者去找監管者。更令人滿意的是，西方媒體別無選擇，只能選擇並相信《財經》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雜誌的成功和聲勢已經在自我強化：它已經走得夠遠，以至於政府裡的保守派已經無法確定其他哪些官員在支持著它。
緊接著，《財經》因為走得太遠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訓。 2007年1月，它的封面報導《誰的魯能》描述了一群投資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價換得對一個龐大集團的控制的，這個集團的資產從發電廠到足球俱樂部無所不包。 《財經》報導說，魯能集團當時市值超過100億美元，但一個鮮為人知的私營公司僅僅花了不到5.5億美元就得到了魯能92%的資產。國家監管者沒有得到這樁交易的通知——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亂重疊的董事會和股東看上去就是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們資金的來源。 《財經》發現，近一半的收購資本來自一個難以追踪的源頭。
在《財經》試圖刊出一個簡短的後續報導之後，當局命令網站刪除這篇報導，報攤撤下雜誌。據說《財經》上海記者站的員工被要求用手撕掉雜誌。 “每個人都覺得被羞辱了。”一個曾經的編輯說。
從那以後，《財經》不時因魯能調查而被談起，但胡舒立並不想談這一事件，她將與政府發生衝突視為雜誌“最大的災難”。一個熟悉《財經》及這則報導的人說，揭露從私有化中瘋狂獲利的行為太容易將中共高層領導子女捲入其中了——這是一個甚至會將改革派對開放媒體的意願徹底扼殺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授予胡舒立一個獎項，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這個獎項是完全應得的，但它卻將胡舒立置於稍微有些尷尬的同伴當中：之前的獲獎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編輯，她因自己雜誌的報導而屢屢被召至法院；還有一位津巴布韋的編輯，他曾被軍方逮捕並施以酷刑。
胡舒立並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編輯那樣生活在社會邊緣，也不在異見份子的宣言上簽字。她充滿懷疑精神並飽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卻引人矚目地很少帶有義憤。當她在專欄和社論中進行批評的時候，她使用的是忠實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的語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後，她並沒有質疑一黨政府的道德險境，而是強調中國脆弱的財產公開法律致使官員們的親屬和同僚獲利。在2007年一篇題為“中共十七大之公眾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當前民間積怨最大者莫過於官場腐敗蔓延，權力缺乏制衡。”她繼續寫道：“有些論者總是擔心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將導致社會不穩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會成為動蕩的溫床。”換句話說，政治體制改革帶來的是鞏固權力，而不是丟失權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後不久的一個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辦公室裡問她：為什麼其他媒體因為報導校舍坍塌而被處罰了，但《財經》沒有？ “我們從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語言說話，比如'你說謊了'，”她說，“我們盡力分析體制，談論一個好的設想或願景為什麼無法變為現實。”
如果一家中國報紙詳細列出了批准建設不安全校舍的官員名單，它可能會在承擔公共責任上為自己加上一分，但這種調查行動同樣會讓報紙非常容易受到小氣的政治報復。胡舒立說：“我們努力不給那些不願意被批評的干部們留下任何把柄。”最終，她說，重要的問題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沒有使用質量好的磚塊”，而是一些更深層的東西。 “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她說，“我們需要監督和製衡。我們需要透明。我們用這種方式表達，沒有簡單的說辭，沒有口號。”
這種方式能夠對那些真正想解決問題但又不願放棄權力的政府內部改革者產生吸引力。一些中國記者說胡舒立最偉大的能力是讓一個利益集團與另一個對抗，不論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剷除腐敗市長的努力，還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對另一派的計劃。根據這種說法，它能讓最具權力的集團留下來，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產生利潤的——新聞。然而危險在於，隨著《財經》的影響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長，雜誌可以選擇承擔更小的風險。最近，一位讀者在《財經》的網站上發表評論說：“《財經》越來越主流了……批判思維的味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讀者和訂閱者興趣的東西，但這些東西缺乏靈魂。”
在絕對的禁區上，《財經》被證明是相當注意中國政府觀點的。當上週烏魯木齊發生民族暴力事件時，雜誌派出了兩名記者，他們在當地的報導描述了暴力及其帶來的破壞，但他們的早期報導並沒有冒險去調查造成騷亂的深層原因。同樣地，西藏騷亂在少數民族中引發對當局的不滿15個月以來，《財經》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這個話題。
不久前，我和中國最活躍的報紙之一《南方都市報》的前主編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頓午飯。程益中因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報導而成名。當時該報記者發現，孫志剛被帶到了收容所，後來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為了安置流浪漢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卻廣受非議，因為它給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們出示身份證和暫住證，並可以沒有理由地關押他們的權利。那些不能繳納罰款的人可以通過為看守所運營的農田和工廠幹活而獲得釋放。後來人們發現，孫志剛在街上被警察攔住並逮捕，儘管他堅稱自己證件齊全。 《南方都市報》的報導引發了公眾對收容制度的憤怒浪潮，該報和其他報紙的後續報導顯示，收容制度對於地方警察來說有利可圖，並已孵化出一個全國性的網絡，包括七百個收容所。根據報導，最少在一個地區，收容站購買收容者以獲得更多的收入。 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廢除了收容制度，這是中國媒體影響國家政策的一個令人驚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兩個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編委會獎金”的罪名入獄。此案被廣泛認為是報導孫志剛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帶來的秋後算賬。程益中在獄中度過了5個月，現在做一份不太為人所知的媒體工作。他的兩個同事則被判了更長時間的徒刑。
我問程益中：為什麼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說，《財經》已經達到了一種高度，這將它置於低級官僚的勢力範圍之外。但他同時指出了差別所在：他的報導旨在從根本上消減警察的權力，而《財經》的關注點則是提升政府的工作。 “《財經》的話題沒有影響到根本的統治體制，因此它相對安全，”他補充說，“我不是在批評胡舒立，但《財經》在某些方面是在為一個更具權力或一個相對更好的利益集團服務。”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們不考慮這個或那個集團——我們考慮的是整個體制，以及所有能夠達成改革的東西。”
承認體制權威，然後謹慎地追求它的改進，這種策略決定了《財經》的過人之處，也決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經是新聞人的錢鋼告訴我說：“洪水兇猛，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中國，我們認為'水滴石穿'。”
胡舒立則更喜歡一個更加喧鬧的比喻。她說：《財經》是一隻啄木鳥，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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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譯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財經》雙周刊創始人、主編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賓館主持一場獎學金項目學員典禮。一條短信告訴她：四川省發生了強烈地震。她向身邊的錢鋼湊過去，請這位曾經報導過唐山大地震的資深新聞人估計這場地震帶來的破壞情況。錢鋼判斷：至少這場地震沒有發生在大家熟睡的時候。但很快，他就意識到：學校正在上課，“學生們的傷亡將會很慘重。”
胡舒立出發前往北京市區，在車的後座上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工作。她指揮員工租賃一台衛星電話，並派出一隊記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談、好鬥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記者在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覺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決定報導這場地震，儘管在中國，報導這樣規模的災難將有政治上的風險。當這個國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場大地震時，政府將報導死亡數字的新聞壓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經因洞察言論自由的邊界而成名。自從創辦《財經》十餘年來，她尖銳地挑戰了中國媒體夢遊般的形象。 《華盛頓郵報》的David Ignatius對我說，她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復仇天使”。當其他頑強的中國記者被拘捕或噤聲之後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在中外媒體上，她經常被描述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而她仍在從事自己的事業。
不到一小時，第一位出發的《財經》記者已經在前往四川的飛機上，在他之後還有九名同事。當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強調地震“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心弦”的時候，《財經》正在調查死傷者的大致人數，並指出“許多受災者仍然在等待救濟物資”。
學校坍塌在鋼筋水泥的廢墟中。中宣部，一個有權力開除編輯、取締報刊的政府部門禁止對學校的救援行動進行報導。幾家中國報紙質問：為什麼有這麼多校舍倒塌？它們針對建築問題和遇難學生數量做出了嚴厲的報導（人們認為至少有5300名學生遇難）。胡舒立聽說地方當局正在批評那些繼續就校舍問題進行報導的媒體，但她相信《財經》可以找到報導此事的方法。她認為，一篇用正確的口吻和事實寫成的報導將能夠被刊出。 “如果這事不是被絕對禁止的，”她說，“那我們就要做。”
6月9日，《財經》雜誌刊出了一份長達12頁的調查報導，語言冷靜，事實可靠。根據這篇報導，輕率的經濟增長，被揮霍的公款，以及對建築標準近乎猖獗的忽視共同導致了災難的發生。報導詳細介紹了地方乾部是如何偷工減料的，但並未提及相關責任人的名字。當我向胡舒立詢問政府的反應時，她說：“他們生氣了。非常非常生氣。”但她和《財經》雜誌都沒有被懲罰。
在中國記者（或者按照黨的語言說，“新聞工作者”）的世界裡，五十六歲的胡舒立有著獨一無二的輪廓。她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扒糞者，1989年曾因同情廣場示威者而被中止記者職務，但她已經和一些中共最高權力領導人結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親密關係。
5.2英尺高，身材苗條，精靈短髮（pixie haircut），一櫃子色彩協調的衣服，她經常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北京鬧市區的泛利大廈19層，整潔而開放的灰色磚砌空間構成了《財經》雜誌的編輯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腳步聲預告了胡舒立的到來。她迅速穿過編輯部，滔滔不絕地發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後再次走出門去——“就像一陣風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錢鋼說。
我認識的不止一個人都將與胡舒立聊天的經歷比作接受機關槍連珠炮般的攻擊。一些人對她的這種強度不太對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經濟日報》編輯汪郎曾經再三謝絕她加入《財經》一起工作的邀請，因為汪認為“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我們的友誼更好”。在有的觀點看來，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驚心動魄，要么令人喪失勇氣。她的老闆，財訊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開玩笑地告訴我說：“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兩台電腦和一個借來的會議室創辦了《財經》。從那時起，她已經在領導這本雜誌的過程中展現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斷——判斷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釁是這個政權能夠容忍的。這意味著決定報導什麼——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詐，政府對SARS病毒的隱瞞，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敗；但同時也決定不報導什麼（Fa輪gong，廣場週年紀念）。當美國印刷媒體處於衰退的時候，中國的傳媒正在成長，《財經》是第一份有望躋身世界級的出版物。 “它與你在中國見到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前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為《財經》寫專欄的謝國忠說，“它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奇蹟。”
《財經》雜誌印刷光潔，版式設計和《財富》雜誌類似。它很沉，廣告很多，包括卡地亞手錶、信用卡、奔馳SUV。它的寫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僅僅擁有二十萬發行量的雜誌，中國的宣傳官員們更可能對電視和銷量巨大的報紙進行壓制，後者有著以百萬計的受眾。但這份雜誌進入了中國政府、金融機構、學術機構的許多最重要的辦公室，這為它帶來了非凡的影響力。最近幾年，它開始通過中、英文的一對網站延伸自己的影響範圍，網站對《紐約時報》的網站進行了少量的模仿。這兩個網站每月吸引320萬獨立訪客。胡舒立為雜誌和網站寫作專欄，並被廣泛引用。她還管理著一系列吸引了共產黨的經濟領導來參加的會議。 《財經》最新未公開的計劃，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瓊斯為目標：和香港大亨李澤楷合作一個英文通訊社，該通訊社將發布《財經》記者的報導。
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政治學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報導的時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書對《紐約時報》記者RW Apple的描繪：“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個電話。”Popkin說：“她總是在想辦法弄清到底是這個體制裡的誰有權力知道發生了什麼。”Popkin補充說： “她是一個人體U盤，你寫入信息，然後她繼續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競爭對手當然記得最清楚。近20年前，時任一家主要商業報紙記者的林力博努力與她競爭對一輪閉門會談的了解程度。他回憶說：“她甚至搞到了他們的菜單！”
1992年，胡舒立是國內第一份全國性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的國際版編輯，她開始報導一小群在西方經濟制度下接受訓練的中國人回國後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工作。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與她同齡，是高乾子弟。這群人將自己的團隊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他們在崇文門飯店租用了一些房間，搬出床鋪，設立了辦公室。其中一張辦公桌屬於高西慶，他在杜克大學獲得了法律學位，回國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於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另一張桌子屬於王波明，作為前駐外大使、副外長之子的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金融，並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門擔任經濟學家。他們贏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總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家後裔周小川。
“我決定採訪中國所有的頂級金融家，”胡舒立回憶說。她稱之為自己的“家庭作業”，而時任《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的James McGregor也開始注意到，胡“與他們中的所有人交談，從他們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個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們談話一樣。”作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連串的獨家新聞，並逐漸和那些後來的高官建立了聯繫，這串名單是無人能比的：今天，高西慶掌管著中國兩千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王岐山是副總理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則是央行行長。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來的這些關係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胡舒立。但她堅持認為，人們高估了她和權力的接近程度。 “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日，”她說，“我是一名記者，他們也把我當作記者對待。”
胡舒立的關係網看上去發揮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將自己置於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邊緣，置於共產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現實的邊緣，置於維護中國利益和擁抱世界的邊緣，並已成為一名無價的溝通者、翻譯者。 2008年奧運會的幾週前，中國政府麻煩纏身，看上去開始變得粗暴起來。她利用一篇社論譴責了發生在警察和記者之間的衝突，勸誡大家“自信、開放、友好”。 “用英語來說，”她補充道，“（中國的奧運組織者們）應該'take it easy'。”這是一種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為廣受矚目的年刊選擇一幅封面照片。編輯們將選項縮小為兩個：一幅是古板的新聞圖片拼貼，另一幅則是一個看起來尖銳的鏡頭：一個女子走進沙塵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歡那副看起來挑釁的，但最後一刻她又猶豫了。
“這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嗎？”根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她這樣問道。 “它是否太負面？”有人爭辯說，它展示了中國最好的一面——它的決心，胡舒立笑了。 “我能解釋它，”她說。
中國的媒體不再完全是溫順的綿羊，但在這個喧鬧的經濟體中，媒體的自由度仍然低於其他行業。 《財經》和它對新聞價值的判斷是少數派。去年九月，新華社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則報導，詳細介紹神舟七號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繞地飛行的。這則報導有相當多吸引人的細節，比如“調度員堅定的報告聲，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時火箭都還沒發射。 （後來新華社道歉說自己誤發了一篇“草稿”。）在中國兩千份報紙和八千份雜誌中，《財經》和其他幾份金融報紙是少數具備獨立聲音的私營出版物。 （所有中國媒體都被要求擁有一個挂靠單位，儘管挂靠單位對各媒體的干涉情況各不相同。而作為香港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財訊傳媒集團是由十五名個人投資者控制的。）
自從廣場事件以來，中國的領導層對媒體改革一直謹小慎微。 “中國的報紙、廣播和電視永遠不再會被允許成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戰鬥前線。”根據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中國媒體研究專家Anne-Marie Brady收集的黨內文件，江澤民曾經這樣宣告。中國記者不會像俄國同行那樣被黑社會謀殺所困擾，但記者無國界組織在它最近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將中國排為173個國家中的167位——位於伊朗之後，越南之前。中國憲法第35條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媒體，但在法庭上，它總是輸給那些誹謗和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保護記者委員會在2008年的報告中指出，有28名記者被關進了中國的監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 （這個月早些時候，伊朗超過了中國，十年來的頭一遭。）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中宣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總部沒有標誌，也沒有公開的電話號碼表。它給編輯和發行人下達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線是固定的，禁忌的內容包括軍事、宗教、民族爭議以及政府的內部運作。但其他一些邊界卻是靈活可變的。 2005年秋天，媒體人在報導松花江污染事件時享受了自由。幾週後，他們卻又被要求停止報導一起外科醫生手術時打電話致使病人面部癱瘓的事件。 （對於一名中國記者來說，甚至連披露這些指示的內容都會帶來危險。《當代商報》記者師濤就曾因在一封發往國外的電子郵件中描述當地宣傳部門的指示而被判處十年徒刑。）
當一家媒體第一次觸犯宣傳禁令時，會得到一張和足球比賽中類似的“黃牌”警告。有記者說，如果一年之內得到三張黃牌，那麼這家報紙或雜誌就要被關了。 （根據國家通訊社的報導，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發布“內部”信息而被關停。）但編輯們需要自己猜測他們可以走多遠，需要自己計算越過一個未經定義的界限的風險——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名譽教授Perry Link將這種審查方式比作“盤在頭頂吊燈上的一條巨蟒”。 “通常，巨蟒不會動彈，”他在2002年的《紐約書評》中寫道，“它不需要動。它覺得沒有必要明確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們自己決定'。在它的陰影下，每個人都往往會作出或大或小的調整——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車去胡舒立家的時候，我確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編輯記者同事不同，她並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層住宅樓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國傳媒大學影視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樓中擁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葉茂的花園。 1950年代，這裡的房子是提供給共產黨幹部的專用住所，政府將一部分空間分給了胡舒立的父親。隔壁則是中國的舊媒體要塞，住著國家廣播台的總部人員以及電影電視的審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開20分鐘的車，這段車程將她從一個世紀帶到另一個世紀。當她到達《財經》辦公室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北京辦事處就在她隔壁。最近一個下午，她上班遲到了，而遲到的原因則是一場特殊的約會：胡舒立決定給自己的高層編輯們換一身新衣服，她召來了一個裁縫。隨著《財經》雜誌的聲望越來越高，她的員工們也將更多的時間用來面對公眾或是海外人士。 “外國人總這麼穿，”她一邊匆匆走向自己的車，一邊滿意地拉拉自己的貼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編輯們達成協議：每人去買一套新衣服，雜誌社就掏錢再給他們買一套。裁縫抱著一堆套裝走進了會議室，員工們陸續進來試衣。
“這裡看上去太寬鬆了吧？”37歲的執行主編王爍正在試一套精緻的灰色條紋上衣時，胡舒立拉著衣服的腋下說。被老闆戳著自己身體的王爍展現出茫然忍耐的表情，這種表情我在被放進浴缸的狗身上看到過好幾次。
“已經很緊了。”王爍提出抗議。
“他已經感覺很緊了。”裁縫說。
“繼續！”胡舒立說，“想想電影裡的007。就要那樣！”
這種要求與其說是出自美學的，不如說暗示了胡舒立對國際化有些誇張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國教授曾經勸告她說：“如果你在中國當記者，你將永遠不能真正進入國際主流。”她看上去決定要證明他是錯的。
在母親的家族這一邊，胡舒立生於一連串共產黨記者和知識分子之後。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譯家，也是《申報》的編輯。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創建的出版社則出版了《魯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諾和約翰·斯坦貝克作品的中文版。魯迅是現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親曾是《工人日報》的高級編輯，父親早年在一所教會學校學習英語，後來成為一名激情燃燒的地下共產黨員，之後在工會任中級職務。他們將自己年幼的女兒取名舒拉，以紀念一位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烈士。 1970年代，她將名字改為舒立，一個更常見的女名。
胡舒立對於中國對待知識分子變幻無常的態度有著敏銳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長，“但我們卻被告誡：不要對其他人談及此事。”胡舒立告訴我說。她的直率屢屢讓父母憂慮。 “我不太守規矩，總是想什麼就說什麼。”後來她進入了帶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學就讀，這裡曾經是很多共產黨幹部後代學習的地方。學生們可以有特權接觸到當時被禁的外國文學作品，包括專門為有限的黨內精英印刷的凱魯亞克、塞林格和索爾仁尼琴作品譯本。胡舒立還從家中拿書出來，藏在自己的枕頭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們交換書籍閱讀。
胡舒立13歲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她的學業也被迫中止。作為一名表現突出的編輯，胡舒立的母親在報社被批鬥，被軟禁於家中。她的父親被發配去做二線工作。和其他同齡人一樣，胡舒立成為了一名紅衛兵，在全國串聯。當運動陷入暴力的時候，她從書中尋找庇護，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樣子。 “那是一個非常困惑的時期，因為我們喪失了所有的價值，”她說。在16歲生日的前一個月，她被派往農村幹革命。
“很荒謬，”她發現農民們喪失了乾農活的所有動力。 “他們只想在地裡躺上兩小時。我問：'咱們什麼時候開始工作？'他們說：'你怎麼能想這個？'”她繼續說道：“十年後，我意識到一切都錯了。”胡舒立的姐姐當時在一個鄰村，她後來寫了一本書《走出熔爐（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鄉運動是如何永遠改變他們那一代人命運的。它“埋葬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夢。”她寫道。
兩年後，胡舒立參軍了——幾年之後，她又因此加入了共產黨——她被派往江蘇北部農村一所偏遠的醫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廳工作，養豬，幫忙看門，運作一個小小的廣播台，播放音樂和通知。 1978年高校復課，胡舒立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聞係並不是她的第一志願，但它是這所學校所能提供的最好專業。她是校園裡的風雲人物：系裡唯一一名穿軍裝上學的大一女生。 “班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是誰，”苗棣回憶說。當時，來自一個北京軍人家庭的苗在歷史系學習，一節英語課上認識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們都懷有一種類似的不滿。 1982年，他們結婚了。
大學畢業後，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報》。在進行了一些早期的調查報導之後，1985年，她被派往東南沿海城市廈門的記者站。這個地區被指定為發展市場經濟的試點。在那裡，她發展了自己建立關係網的能力，她與市政府的每一個人見面——包括和市長打橋牌。在她採訪的人當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輕幹部，當時擔任副市長，他就是習·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員之子。習是一名親市場的忠誠黨幹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題公園，這給他帶來了“財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稱號。今天，習是中國的副主席，並被認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獲得了前往位於明尼蘇達的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五個月研究的機會。這段經歷有如天啟。 “我整晚地閱讀聖保羅先鋒通訊社的新聞”，她說，她對這家通訊社的規模感到驚奇。 （那時的《工人日報》只有四個版。）她與《費城問詢報》的調查記者見面，並在《今日美國》實習。回國後，1989年春天的運動激發了北京新聞界的活力，在幾週的時間裡，報紙從審查制度中解放出來。包括胡舒立在內的許多記者加入了遊行隊伍。 6月3日晚軍人鎮壓，胡舒立回憶說，“我到街上去，然後回到辦公室，說'我們應該報導此事'。”但決定已經下達：“報社決定就此事不發一言。”和運動的牽連讓她付出了代價。許多說話的記者被解僱，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認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後，她被停職十八個月。
她利用這段時間寫作了《美國報海見聞錄》，這是第一本審視美國媒體與民主關係的中文圖書，內容包括對水門事件和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中，這曾是一本必讀書。她在書中向同行們提問：我們當中的誰“能夠身先士卒，做一些類似於美國媒體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電話，王是那個在賓館裡搭起辦公室的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創建者之一。他準備辦一份雜誌，想讓胡舒立來運作。胡舒立提出了兩個條件：王波明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兩百萬元人民幣的預算，用以支付嚴肅報導的差旅費用，以及給記者們提供高到能夠防止他們收受賄賂的工資。王波明同意了。這並不是什麼慈善施捨，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裡決意改革的同伴們將這份雜誌視為他們經濟現代化決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體的作用來向公眾揭示事實，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幫助政府發現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於《財經》總部樓下大而亂的辦公室對我說。他是那代人當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國接受教育然後回到中國。他頭髮濃密，黑中帶著點點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鏡，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具備中英雙語的幽默感。當他談起胡舒立的時候，臉上劃過一種不耐煩的表情，這是因為他最終得到的東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 “我們沒有料到一起到來的還有這種程度的風險，”他說。不過王波明的言談中也流露出：他敏銳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對中國的重要性。 “當年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需要自己掙學費，所以我給唐人街的一份報紙打工——《中華日報》，”他說。作為一位初出茅廬的新記者，他喜歡抓住每一次發掘一條線索的機會，他體會到了“無冕之王”的感覺。
《財經》很快就確立了自己的風格。 1998年4月，它的創刊號做了一則爆炸性的封面特稿，報導對像是瓊民源案：一家地產公司虛報利潤後股價漲了四倍。 《財經》報導說，散戶投資者損失了幾百萬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內部人員則早已賣掉股份。監管者憤怒了，他們指責《財經》無視新聞紀律，王波明的高管們不得不一起前往監管者的辦公室做檢查。
每一則報導都在修正著胡舒立對自己能夠走多遠的計算。 2002年，一名25歲的《財經》記者在瀏覽海關記錄時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股份在網上發布了一則偽造的8700萬美元利潤單據。這則報導的政治風險很高，因為一批高層領導已經參觀過該公司，並提出了表揚。王波明很擔心《財經》會因刊登此報導而被關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遠不會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給黨內一名高官打電話求得批准。 “他問：'這則報導是真實的嗎？還有沒有什麼疑問？'”王波明回憶說，“我說：'報導絕對真實，但會帶來政治上的影響。'他說：'如果是真的，就出吧。'”報導刊出幾小時後，銀廣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們先後被送進了監獄。
不過，奠定《財經》地位的決定性時刻還要等到幾個月之後。那時，記者曹海麗到達香港，發現火車站月台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戴著口罩。究竟是怎麼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國媒體當時已經在報導一種神秘的新型病毒，但衛生部官員向公眾保證：病毒得到了控制。廣東省的報紙編輯們被私下要求編髮讓大家對病毒放心的報導，一名編輯回憶說，有的要求甚至細緻到了用怎樣的字體。但這些限制並沒有影響到廣東省之外的媒體。 “我買了很多關於呼吸系統疾病、傳染病和病毒的書，”胡舒立說，她的員工們也開始尋找政府聲明中的謬誤。同時，《財經》的編輯們跟踪著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根據網站記錄，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國持續增長，而政府卻在繼續否認。 《財經》的報導口吻嚴肅，提出質疑，但並沒有真正指責政府在說謊。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了每週一期的SARS增刊。最終，雜誌碰到了底線。 “《財經》正準備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雜誌，”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成員David Bandurski說，“政府送來了禁令：'不，不能這麼做，現在就得停下。'”
漸漸地，胡舒立能夠精確地感覺到一個敏感的話題何時才能夠安全地進行報導。 “你能感覺到她在作調整，”原《財經》編輯王豐告訴我說。 “比如說，在周一的編輯會議上她可能決定做某個內容，編輯記者們就去做。到了周三的會上，她可能會說：'知道嗎？我得到了關於此事的更多信息，我們不能談它了，或許我們應該把目標調低一些。'”在極其敏感的政治腐敗案中，《財經》的調查記者經常花幾週幾月的時間收集信息，然後等待機會。很多情況下，一旦新華社發布了關於某官員被捕的簡短消息，《財經》已經準備好了一則詳細的報導。 6月8日，新華社發布了一條一句話新聞，稱深圳市市長被調查；29分鐘後，《財經》就發布了一篇深度報導。
SARS之後，《財經》從未完全退至商業新聞的界線當中，儘管今天人們認為它“只是在監督經濟”的看法讓它獲益。隨著《財經》的獨家新聞不斷累積，銀行業監管者開始召集記者尋求指點，而不是記者去找監管者。更令人滿意的是，西方媒體別無選擇，只能選擇並相信《財經》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雜誌的成功和聲勢已經在自我強化：它已經走得夠遠，以至於政府裡的保守派已經無法確定其他哪些官員在支持著它。
緊接著，《財經》因為走得太遠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訓。 2007年1月，它的封面報導《誰的魯能》描述了一群投資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價換得對一個龐大集團的控制的，這個集團的資產從發電廠到足球俱樂部無所不包。 《財經》報導說，魯能集團當時市值超過100億美元，但一個鮮為人知的私營公司僅僅花了不到5.5億美元就得到了魯能92%的資產。國家監管者沒有得到這樁交易的通知——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亂重疊的董事會和股東看上去就是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們資金的來源。 《財經》發現，近一半的收購資本來自一個難以追踪的源頭。
在《財經》試圖刊出一個簡短的後續報導之後，當局命令網站刪除這篇報導，報攤撤下雜誌。據說《財經》上海記者站的員工被要求用手撕掉雜誌。 “每個人都覺得被羞辱了。”一個曾經的編輯說。
從那以後，《財經》不時因魯能調查而被談起，但胡舒立並不想談這一事件，她將與政府發生衝突視為雜誌“最大的災難”。一個熟悉《財經》及這則報導的人說，揭露從私有化中瘋狂獲利的行為太容易將中共高層領導子女捲入其中了——這是一個甚至會將改革派對開放媒體的意願徹底扼殺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授予胡舒立一個獎項，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這個獎項是完全應得的，但它卻將胡舒立置於稍微有些尷尬的同伴當中：之前的獲獎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編輯，她因自己雜誌的報導而屢屢被召至法院；還有一位津巴布韋的編輯，他曾被軍方逮捕並施以酷刑。
胡舒立並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編輯那樣生活在社會邊緣，也不在異見份子的宣言上簽字。她充滿懷疑精神並飽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卻引人矚目地很少帶有義憤。當她在專欄和社論中進行批評的時候，她使用的是忠實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的語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後，她並沒有質疑一黨政府的道德險境，而是強調中國脆弱的財產公開法律致使官員們的親屬和同僚獲利。在2007年一篇題為“中共十七大之公眾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當前民間積怨最大者莫過於官場腐敗蔓延，權力缺乏制衡。”她繼續寫道：“有些論者總是擔心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將導致社會不穩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會成為動蕩的溫床。”換句話說，政治體制改革帶來的是鞏固權力，而不是丟失權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後不久的一個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辦公室裡問她：為什麼其他媒體因為報導校舍坍塌而被處罰了，但《財經》沒有？ “我們從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語言說話，比如'你說謊了'，”她說，“我們盡力分析體制，談論一個好的設想或願景為什麼無法變為現實。”
如果一家中國報紙詳細列出了批准建設不安全校舍的官員名單，它可能會在承擔公共責任上為自己加上一分，但這種調查行動同樣會讓報紙非常容易受到小氣的政治報復。胡舒立說：“我們努力不給那些不願意被批評的干部們留下任何把柄。”最終，她說，重要的問題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沒有使用質量好的磚塊”，而是一些更深層的東西。 “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她說，“我們需要監督和製衡。我們需要透明。我們用這種方式表達，沒有簡單的說辭，沒有口號。”
這種方式能夠對那些真正想解決問題但又不願放棄權力的政府內部改革者產生吸引力。一些中國記者說胡舒立最偉大的能力是讓一個利益集團與另一個對抗，不論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剷除腐敗市長的努力，還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對另一派的計劃。根據這種說法，它能讓最具權力的集團留下來，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產生利潤的——新聞。然而危險在於，隨著《財經》的影響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長，雜誌可以選擇承擔更小的風險。最近，一位讀者在《財經》的網站上發表評論說：“《財經》越來越主流了……批判思維的味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讀者和訂閱者興趣的東西，但這些東西缺乏靈魂。”
在絕對的禁區上，《財經》被證明是相當注意中國政府觀點的。當上週烏魯木齊發生民族暴力事件時，雜誌派出了兩名記者，他們在當地的報導描述了暴力及其帶來的破壞，但他們的早期報導並沒有冒險去調查造成騷亂的深層原因。同樣地，西藏騷亂在少數民族中引發對當局的不滿15個月以來，《財經》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這個話題。
不久前，我和中國最活躍的報紙之一《南方都市報》的前主編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頓午飯。程益中因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報導而成名。當時該報記者發現，孫志剛被帶到了收容所，後來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為了安置流浪漢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卻廣受非議，因為它給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們出示身份證和暫住證，並可以沒有理由地關押他們的權利。那些不能繳納罰款的人可以通過為看守所運營的農田和工廠幹活而獲得釋放。後來人們發現，孫志剛在街上被警察攔住並逮捕，儘管他堅稱自己證件齊全。 《南方都市報》的報導引發了公眾對收容制度的憤怒浪潮，該報和其他報紙的後續報導顯示，收容制度對於地方警察來說有利可圖，並已孵化出一個全國性的網絡，包括七百個收容所。根據報導，最少在一個地區，收容站購買收容者以獲得更多的收入。 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廢除了收容制度，這是中國媒體影響國家政策的一個令人驚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兩個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編委會獎金”的罪名入獄。此案被廣泛認為是報導孫志剛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帶來的秋後算賬。程益中在獄中度過了5個月，現在做一份不太為人所知的媒體工作。他的兩個同事則被判了更長時間的徒刑。
我問程益中：為什麼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說，《財經》已經達到了一種高度，這將它置於低級官僚的勢力範圍之外。但他同時指出了差別所在：他的報導旨在從根本上消減警察的權力，而《財經》的關注點則是提升政府的工作。 “《財經》的話題沒有影響到根本的統治體制，因此它相對安全，”他補充說，“我不是在批評胡舒立，但《財經》在某些方面是在為一個更具權力或一個相對更好的利益集團服務。”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們不考慮這個或那個集團——我們考慮的是整個體制，以及所有能夠達成改革的東西。”
承認體制權威，然後謹慎地追求它的改進，這種策略決定了《財經》的過人之處，也決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經是新聞人的錢鋼告訴我說：“洪水兇猛，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中國，我們認為'水滴石穿'。”
胡舒立則更喜歡一個更加喧鬧的比喻。她說：《財經》是一隻啄木鳥，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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