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理想主義者
Wednesday, May 2, 2012 12:07:02 PM
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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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志永| 評論(11) | 標籤:北京, 理想主義者, 青龍湖, 公園, 戶籍限制
今天教育平等志願者去青龍湖公園植樹，這是我們能想到的最溫和最友善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可是公園被臨時封鎖了。我也失去人身自由，就像過去兩年中很多次教育平等較大的活動時一樣。無論我們多麼真誠和善意，都不能融化這個體制根深蒂固的戒備和恐懼，七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你什麼動機》，可這個國家陰謀論的傳統如此深遠，七年後我不得不重複這個話題。
每月去教育部請願，擴大簽名支持團隊，起草隨遷子女高考方案，給人大代表寄信，組織研討會……兩年多來很多很多努力只為一個簡單的目標——取消高考戶籍限制，所有納稅人的孩子，不分戶籍、貧富、地位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中國正在現代化，數以億計的人口必須來到城市從事其他產業，他們已經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可是，無論一個人在這個城市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沒有一紙戶口，他（她）就永遠是外地人，即使孩子在這裡出生長大到了高中也要告別父母回到陌生的戶籍地參加高考，數千萬留守兒童的家庭溫暖、數百萬隨遷子女的人生前程被這吃人的戶籍教育體制斷送。我們的社會存在如此嚴重的問題，必須有人站出來吶喊了。
可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他們問。我有北京戶口，這和我的現實利益沒有關係，但和我們的使命有關。
2003年4月25日當我在電腦前得知他死難的那一刻忍不住眼睛濕潤了，我知道這背後“昌平挖沙子”的故事，知道1999年國慶節很多人被警察當面撕掉暫住證然後強制帶走，也知道更漫長的苦難1958年城鄉間戶籍高牆築起後成千上萬進城尋找生活希望的人們死在收容遣送的路上。這一年6月18日，我在天津收容遣送站聽到國務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即將廢除的消息，禁不住在日記本上寫下“我愛你，中國！”
但歷史傷痕的癒合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後，本來可能被隨機抓捕的“流動人口”解放了，流浪乞討者也更為自由了，但那些曾經在收容遣送站裡被歸為“病號”的上訪人群常常被任意拘禁毆打。 2005年我們開始做信訪問題調查，我本人在國家信訪局門口和上訪者一起挨打，後來圍觀黑監獄也和他們一起挨打。
2006年北京發生強拆打工子弟學校風潮，我和其他幾位海淀區人大代表質疑教委，之後公盟立項開始研究戶籍歧視問題，發現就業、社會保障等一共有19種附加在戶籍上的歧視政策，而其中最為迫切的是孩子教育問題。
2009年6月，我們注意到不僅打工子弟學校，大量北京公立學校的非京籍孩子也受嚴重歧視。秋天開始的調研中，我見到了從園園，一個非常優秀的女孩，國子監中學年級第一名，市三好學生，爺爺當兵轉業到北京，奶奶沒有北京戶口，爸爸媽媽也沒有，她作為這個城市的移民第三代，初三畢業不得不回到完全陌生的戶籍地，她姐姐本來和她一樣優秀，回到戶籍地由於身邊沒有親人生活不習慣成績已滑落到中下。還有從園園的鄰居章旭東，他父母八十年代因為親戚關係來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出生長大，在班上前幾名，但初三畢業不得不託關係到了張家口一個中學，在班上成績倒數前幾名。幾個月後我們再見到張旭東，幾乎認不出來了，他變得又黑又瘦，先前的青春朝氣完全消失了，坐在小凳子上一言不發，母親在一旁流淚。想起2004年在美國紐約的唐人街那個非法移民的聚居地，我曾和當地華人聊起非法移民問題，那裡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故事。
當然，選擇教育平等作為一個項目，不只是因為我們對個體命運的感傷，更重要的，這是兩億多中國人共同面臨的困境，僅在北京這樣的“二等公民”就有700多萬。 2010年1月，王功權先生提議，公盟例會討論通過正式作為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三年，在當時看來多麼漫長，尤其是對於一個隨時可能遭遇打壓的民間組織來說。可是很快兩年多就過去了。
這是中國，必須有足夠多的人同時吶喊，聲音足夠強大領導者才能聽到才能重視，也才有希望推動改革，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通過徵集簽名等方式擴大團隊，兩年多時間這個團隊從最初4個人壯大到近10萬人。而人多，不可避免面臨維穩部門的壓力，第一階段爭取小升初平等過程中，每次和大家見面最常說的話題是如何坦然面對警察。經過和教委八次“協商”，志願者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2000多人，到6月小升初大體實現了平等，7月我們開始第二階段努力——取消高考戶籍限制。
如何發出強大的聲音但又足夠溫和理性不至遭受太大挫折，這是整個維權道路上我最常憂慮的問題。 2010年9月，簽名支持人數過萬，媒體大量報導，11月給數百名全國人大代表寄信，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長回答“正在研究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但直到6月23日那次較大規模請願後qq群和網站沒有被關閉，我才基本放下心來，這個群體已經足夠龐大能夠代表新移民的聲音，政府也保持了理性克制。 2012年清明節大家去植樹，這是公民行動的第三階段——在北京，愛北京——我們以最溫和最友善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可是很遺憾。
兩年多了，我看到志願者團隊已成長壯大，已能獨立組織活動，政府也已明確承諾將要出台新的政策，作為一個項目，我們的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了。如果說還留下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可能還有一些誤解，比如有家長害怕在qq群和網站上提及我的名字。看著這個團隊在公盟顛沛流離的辦公室從無到有一天天成長，當有人刻意迴避這個團隊和我們的關係我也會有難過，但我理解大家面臨的壓力，即使有一天不得不和我們劃清界限，我也能理解。但是，面對一直以來的刻意挑撥和恐嚇，我還是想再一次跟大家解釋，我們做這些究竟是為什麼？
為了錢？ 2月23日自稱人民日報網絡輿情分析師的胡瑞說，當家長們在教育部門口冒著巨大風險，我這個“臭名昭著的維權律師”大概正在家里數錢呢，我看到後淡淡苦笑，從2009年公盟稅案到去年競選人大代表，一直有人說我“身價千萬”，如果真的為了錢，我沒那麼愚蠢選擇這種對抗特權的方式。推動教育公平的收支是透明的，大家曾經給我捐一台電腦我立即退回作為辦公用品了。對於我個人而言，生活來源是北郵的工資，如果有一天為了服務社會而失去學校的工作，我可以坦然接受大致相當於現在工資的社會捐贈。生活過得去就可以，盡力把上帝賦予的智慧服務社會，這是我的信仰。
為了名？如果一個人捨棄了很多物質利益獲得了聲望，就像比爾蓋茨，這應當是人類的追求。可我天性喜歡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過自己的生活，從小就木訥內向，我喜歡自由，不被打擾。然而上帝也賦予了我另外一種天性，那就是對正義的渴望與執迷，它驅使我走上了一條追求公義的道路，從心靈的角落裡被趕到公共領域，分擔弱者的遭遇和不幸，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誤解和謾罵……只因這個社會需要，具備一定影響力不是目的，而是無法逃避的責任。
為了權力地位？公盟做什麼的你知道嗎，有警察恐嚇志願者。是的，公盟不只推動教育平等，我們還幫助三聚氰胺奶粉患兒尋求賠償，為被判死刑的無辜村民尋求正義，圍觀黑監獄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上訪者，推動人大大代表選舉，就動車事故賠償標準提出批評和建議……可這一切基於良心和正義的陽光行動在某些人眼中都是自私貪婪邪惡的，在一個強權無處不在的國家，這一切都和“政治”有關，而“政治”是自私貪婪陰謀詭計不擇手段的代名詞，“政治”被如此的妖魔化，這是我們民族至深的悲哀。如果說政治就是為權力不擇手段，那我此生注定和政治無緣，可這個國家不能永遠在叢林政治泥潭里掙扎，必須有人堅守美好政治的理想，恢復政治應有的樣子——政治是為公眾謀福利的美好事業。我們從不隱瞞政治理想——這應當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一個真誠簡單的社會，強者有製約，弱者有保障，沒有那麼多特權、猥瑣、憤怒和絕望，每一個人臉上純真的笑容。這理想當屬於每一個中國人，它和我們在此世的世俗利益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它和我們個人，其實和13億中國人的關係一樣——為了我們子孫後代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來到這世上有自己的使命，我不在乎權力地位，只在乎生命的意義。如果非要說我利用什麼達到個人目的的話，那就是修行——我利用這個社會實實在在的痛苦，改變痛苦為幸福以達到在此世修行的目的。其實這樣說也不准確，我只是順應天命，改造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我沒有自己的任何目的。當有一天取消了高考戶籍限制連那最偏遠山村的留守兒童也能來到城市和父母團聚，當有一天司法實現了獨立公正多年奔走呼號的人們得來哪怕是遲到的正義，當有一天這個國家終於實現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先輩們追求的民主自由之夢，當驕傲的時刻來臨，我只想找一個安靜的角落，感恩上蒼。
我知道有的人永遠不會相信，他們生活在叢林法則太久患有嚴重的警惕恐懼強迫症，職業病就是滿世界尋找敵人，他們不相信夢想，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好人”，不相信一切美好的東西，他們甚至說我綁架了家長群體利用這個群體。我不在乎他們是否相信，他們有自己命定的角色，我曾當面怒斥他們，但平靜下來只能表示深深地悲哀，救贖這群絕望的靈魂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這正是我們要做的。
可是我想讓你們——和我同行兩年多的志願者們以及所有我們曾經努力幫助的人們相信，我們的事業不需要任何人感到害怕，這個偉大的國家需要並且已經擁有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活著不為世俗利益，而是為了使命，為了人生而平等，為了陌生人的自由和尊嚴，為那命定的生命終極意義的榮耀。
很多年來我們被命運驅使如此執迷，在自由公義的道路上不斷承受壓力，被誤解，被毆打，被監禁，辦公室一次次被迫搬離，一次次失去人身自由，請相信不是因為我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一直做正確的事，我們順應良心和正義的方向，順應上帝指引的方向浩然前行，為了自由中國，為了這個偉大國家世世代代光榮與驕傲。
201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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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志永| 評論(11) | 標籤:北京, 理想主義者, 青龍湖, 公園, 戶籍限制
今天教育平等志願者去青龍湖公園植樹，這是我們能想到的最溫和最友善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可是公園被臨時封鎖了。我也失去人身自由，就像過去兩年中很多次教育平等較大的活動時一樣。無論我們多麼真誠和善意，都不能融化這個體制根深蒂固的戒備和恐懼，七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你什麼動機》，可這個國家陰謀論的傳統如此深遠，七年後我不得不重複這個話題。
每月去教育部請願，擴大簽名支持團隊，起草隨遷子女高考方案，給人大代表寄信，組織研討會……兩年多來很多很多努力只為一個簡單的目標——取消高考戶籍限制，所有納稅人的孩子，不分戶籍、貧富、地位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中國正在現代化，數以億計的人口必須來到城市從事其他產業，他們已經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可是，無論一個人在這個城市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沒有一紙戶口，他（她）就永遠是外地人，即使孩子在這裡出生長大到了高中也要告別父母回到陌生的戶籍地參加高考，數千萬留守兒童的家庭溫暖、數百萬隨遷子女的人生前程被這吃人的戶籍教育體制斷送。我們的社會存在如此嚴重的問題，必須有人站出來吶喊了。
可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他們問。我有北京戶口，這和我的現實利益沒有關係，但和我們的使命有關。
2003年4月25日當我在電腦前得知他死難的那一刻忍不住眼睛濕潤了，我知道這背後“昌平挖沙子”的故事，知道1999年國慶節很多人被警察當面撕掉暫住證然後強制帶走，也知道更漫長的苦難1958年城鄉間戶籍高牆築起後成千上萬進城尋找生活希望的人們死在收容遣送的路上。這一年6月18日，我在天津收容遣送站聽到國務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即將廢除的消息，禁不住在日記本上寫下“我愛你，中國！”
但歷史傷痕的癒合需要更為漫長的時光。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後，本來可能被隨機抓捕的“流動人口”解放了，流浪乞討者也更為自由了，但那些曾經在收容遣送站裡被歸為“病號”的上訪人群常常被任意拘禁毆打。 2005年我們開始做信訪問題調查，我本人在國家信訪局門口和上訪者一起挨打，後來圍觀黑監獄也和他們一起挨打。
2006年北京發生強拆打工子弟學校風潮，我和其他幾位海淀區人大代表質疑教委，之後公盟立項開始研究戶籍歧視問題，發現就業、社會保障等一共有19種附加在戶籍上的歧視政策，而其中最為迫切的是孩子教育問題。
2009年6月，我們注意到不僅打工子弟學校，大量北京公立學校的非京籍孩子也受嚴重歧視。秋天開始的調研中，我見到了從園園，一個非常優秀的女孩，國子監中學年級第一名，市三好學生，爺爺當兵轉業到北京，奶奶沒有北京戶口，爸爸媽媽也沒有，她作為這個城市的移民第三代，初三畢業不得不回到完全陌生的戶籍地，她姐姐本來和她一樣優秀，回到戶籍地由於身邊沒有親人生活不習慣成績已滑落到中下。還有從園園的鄰居章旭東，他父母八十年代因為親戚關係來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出生長大，在班上前幾名，但初三畢業不得不託關係到了張家口一個中學，在班上成績倒數前幾名。幾個月後我們再見到張旭東，幾乎認不出來了，他變得又黑又瘦，先前的青春朝氣完全消失了，坐在小凳子上一言不發，母親在一旁流淚。想起2004年在美國紐約的唐人街那個非法移民的聚居地，我曾和當地華人聊起非法移民問題，那裡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故事。
當然，選擇教育平等作為一個項目，不只是因為我們對個體命運的感傷，更重要的，這是兩億多中國人共同面臨的困境，僅在北京這樣的“二等公民”就有700多萬。 2010年1月，王功權先生提議，公盟例會討論通過正式作為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三年，在當時看來多麼漫長，尤其是對於一個隨時可能遭遇打壓的民間組織來說。可是很快兩年多就過去了。
這是中國，必須有足夠多的人同時吶喊，聲音足夠強大領導者才能聽到才能重視，也才有希望推動改革，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通過徵集簽名等方式擴大團隊，兩年多時間這個團隊從最初4個人壯大到近10萬人。而人多，不可避免面臨維穩部門的壓力，第一階段爭取小升初平等過程中，每次和大家見面最常說的話題是如何坦然面對警察。經過和教委八次“協商”，志願者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2000多人，到6月小升初大體實現了平等，7月我們開始第二階段努力——取消高考戶籍限制。
如何發出強大的聲音但又足夠溫和理性不至遭受太大挫折，這是整個維權道路上我最常憂慮的問題。 2010年9月，簽名支持人數過萬，媒體大量報導，11月給數百名全國人大代表寄信，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長回答“正在研究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但直到6月23日那次較大規模請願後qq群和網站沒有被關閉，我才基本放下心來，這個群體已經足夠龐大能夠代表新移民的聲音，政府也保持了理性克制。 2012年清明節大家去植樹，這是公民行動的第三階段——在北京，愛北京——我們以最溫和最友善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可是很遺憾。
兩年多了，我看到志願者團隊已成長壯大，已能獨立組織活動，政府也已明確承諾將要出台新的政策，作為一個項目，我們的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了。如果說還留下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可能還有一些誤解，比如有家長害怕在qq群和網站上提及我的名字。看著這個團隊在公盟顛沛流離的辦公室從無到有一天天成長，當有人刻意迴避這個團隊和我們的關係我也會有難過，但我理解大家面臨的壓力，即使有一天不得不和我們劃清界限，我也能理解。但是，面對一直以來的刻意挑撥和恐嚇，我還是想再一次跟大家解釋，我們做這些究竟是為什麼？
為了錢？ 2月23日自稱人民日報網絡輿情分析師的胡瑞說，當家長們在教育部門口冒著巨大風險，我這個“臭名昭著的維權律師”大概正在家里數錢呢，我看到後淡淡苦笑，從2009年公盟稅案到去年競選人大代表，一直有人說我“身價千萬”，如果真的為了錢，我沒那麼愚蠢選擇這種對抗特權的方式。推動教育公平的收支是透明的，大家曾經給我捐一台電腦我立即退回作為辦公用品了。對於我個人而言，生活來源是北郵的工資，如果有一天為了服務社會而失去學校的工作，我可以坦然接受大致相當於現在工資的社會捐贈。生活過得去就可以，盡力把上帝賦予的智慧服務社會，這是我的信仰。
為了名？如果一個人捨棄了很多物質利益獲得了聲望，就像比爾蓋茨，這應當是人類的追求。可我天性喜歡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過自己的生活，從小就木訥內向，我喜歡自由，不被打擾。然而上帝也賦予了我另外一種天性，那就是對正義的渴望與執迷，它驅使我走上了一條追求公義的道路，從心靈的角落裡被趕到公共領域，分擔弱者的遭遇和不幸，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誤解和謾罵……只因這個社會需要，具備一定影響力不是目的，而是無法逃避的責任。
為了權力地位？公盟做什麼的你知道嗎，有警察恐嚇志願者。是的，公盟不只推動教育平等，我們還幫助三聚氰胺奶粉患兒尋求賠償，為被判死刑的無辜村民尋求正義，圍觀黑監獄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上訪者，推動人大大代表選舉，就動車事故賠償標準提出批評和建議……可這一切基於良心和正義的陽光行動在某些人眼中都是自私貪婪邪惡的，在一個強權無處不在的國家，這一切都和“政治”有關，而“政治”是自私貪婪陰謀詭計不擇手段的代名詞，“政治”被如此的妖魔化，這是我們民族至深的悲哀。如果說政治就是為權力不擇手段，那我此生注定和政治無緣，可這個國家不能永遠在叢林政治泥潭里掙扎，必須有人堅守美好政治的理想，恢復政治應有的樣子——政治是為公眾謀福利的美好事業。我們從不隱瞞政治理想——這應當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一個真誠簡單的社會，強者有製約，弱者有保障，沒有那麼多特權、猥瑣、憤怒和絕望，每一個人臉上純真的笑容。這理想當屬於每一個中國人，它和我們在此世的世俗利益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它和我們個人，其實和13億中國人的關係一樣——為了我們子孫後代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來到這世上有自己的使命，我不在乎權力地位，只在乎生命的意義。如果非要說我利用什麼達到個人目的的話，那就是修行——我利用這個社會實實在在的痛苦，改變痛苦為幸福以達到在此世修行的目的。其實這樣說也不准確，我只是順應天命，改造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我沒有自己的任何目的。當有一天取消了高考戶籍限制連那最偏遠山村的留守兒童也能來到城市和父母團聚，當有一天司法實現了獨立公正多年奔走呼號的人們得來哪怕是遲到的正義，當有一天這個國家終於實現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先輩們追求的民主自由之夢，當驕傲的時刻來臨，我只想找一個安靜的角落，感恩上蒼。
我知道有的人永遠不會相信，他們生活在叢林法則太久患有嚴重的警惕恐懼強迫症，職業病就是滿世界尋找敵人，他們不相信夢想，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好人”，不相信一切美好的東西，他們甚至說我綁架了家長群體利用這個群體。我不在乎他們是否相信，他們有自己命定的角色，我曾當面怒斥他們，但平靜下來只能表示深深地悲哀，救贖這群絕望的靈魂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這正是我們要做的。
可是我想讓你們——和我同行兩年多的志願者們以及所有我們曾經努力幫助的人們相信，我們的事業不需要任何人感到害怕，這個偉大的國家需要並且已經擁有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活著不為世俗利益，而是為了使命，為了人生而平等，為了陌生人的自由和尊嚴，為那命定的生命終極意義的榮耀。
很多年來我們被命運驅使如此執迷，在自由公義的道路上不斷承受壓力，被誤解，被毆打，被監禁，辦公室一次次被迫搬離，一次次失去人身自由，請相信不是因為我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一直做正確的事，我們順應良心和正義的方向，順應上帝指引的方向浩然前行，為了自由中國，為了這個偉大國家世世代代光榮與驕傲。
2012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