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慎扣“纏訪、鬧訪”的帽子 / 郭宇寬
Sunday, February 7, 2010 8:25:03 AM
語言是有魔力的，有時候用語言侮辱了別人，別人還難於自辯，這種扣帽子方法，百戰百勝。比如說過去有些水品不高的男人，講道理講不過女人，就來一句“婦人之見！”人家就沒話說了，女人嘴裡說出來的話當然是“婦人之見”，但壓根兒就沒人管婦人之見又怎麼了？到底錯在哪兒了？
2002年前後，我剛做文字記者，那時候的報紙上常有這樣的標題“撒潑打滾不靈了，**法院狠拔釘子戶”，給人感覺就是一幫壞人為人個人利益，胡攪蠻纏要挾政府。那時候在北京2環左右一個四合院要拆遷，名義是“危房改造”，強制性地只給兩三萬塊錢的安置費，把人搬到5環外的房子住去，這塊地皮轉手一拍賣，買平米就是兩萬多。人家當然不樂意了，不搬就給扣個帽子“釘子戶”，按照政策給你們家“危房改造”，你還不同意，那不是無理取鬧麼？於是拆遷公司，警察出動，強制執行，這樣“撒潑打滾”當然是不值得同情的。一些被拆遷的家庭，受到這樣的委屈，自焚的，跳河的都不鮮見。
這種現象社會學裡有專門的研究，出生在德國的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力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注意到這一現象，把它稱作“污名化”。這個現象體現了社會群體之見的權力關係，一種強勢的團體或者勢力可以單向的給弱勢的一方“命名”，而且這種命名有對人格的侮辱性含義。而強勢的一方可以利用權力，使這種命名被不斷強化，最後固化，使被壓制的群體被社會貼上標籤，形成無法擺脫的刻板印象，而掩蓋其具體訴求和其他特徵。比如當時法國天主教徒對法國加爾文宗新教徒的蔑稱，有“嘿，你這拉幫結夥者”、“你這外來戶”，一個宗教團契，確實說拉幫結派也沒錯；加爾文宗興起在日內瓦，所以說是外來戶也有道理。總之這都是讓人家百口莫辯的。
今天聽新聞聯播裡蹦出兩個詞——“纏訪”、“鬧訪”，一位領導在面目嚴肅的做報告,我相信這種報告是秘書們還有“信訪問題專家”們給他寫的,大意是迎接世博會、亞運會，要加強信訪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同時對“一小部分”“纏訪”、“鬧訪”的要依法給予懲處云云。這兩個詞語，讓我不寒而栗，因為我曾經很熟悉，過去到下面採訪的時候，經常聽到基層的干部把到北京上訪申冤的訪民稱作“纏訪戶”。你一想也很好理解，這些花這麼多時間精力甚至傾家蕩產跑到北京來上訪的人，很多撿垃圾為生，嚴寒酷暑在鐵道邊，地道下過夜，飢寒交迫的在各個信訪部門之間奔波，要下多大的決心。他們常常都是這個社會最底層的人，有幾個不是被逼的，在他們下這麼大決心之前，肯定已經窮盡了在當地協商解決問題的全部途徑。他們最後的希望就寄託在在從上級政府能找到“青天大老爺”，替他們申冤、做主。他們沒有關係、沒有後台，甚至沒有文化，他們所有的就是他們的堅忍和耐心。在我的調查報告《悲憤的朝聖之路——上訪者群體調查及對造成上訪的製度文化土壤的思考》（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用google 檢索來看）一文中，曾經分析上訪是一條不歸路，因為訪民一旦選擇越級上訪，就是在宣誓和當地基層官員撕破臉皮，甚至要和當地的勢力魚死網破。所以他們即使一遍又一遍的找上級領導“討個說法”都沒有效果也不會放棄的，甚至他們最絕望的時候也懷著幻想，因為中央電視台塑造了一個榜樣，一個幸運的農婦遇上溫家寶就輕鬆地解決了全部的問題。這樣來說有哪個上訪者怎麼不是在“纏訪”呢？
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有一本著作《弱者的武器》用來描述這些上訪者的狀態，是最合適不過的了。這些上訪者都是無權無勢的弱者，他們手無寸鐵，卻為什麼麼常常讓地方政府的官員緊張的要死，每到重大節日或者兩會就會不惜成本的來北京截訪。就是因為這些弱者反抗的方式，更加觸目驚心，我知道的上訪者會寫血書，會披上冤衣，會在烈日雨雪中長跪不起，他們這樣做就是一個信念，他們覺得自己是冤枉的，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作為一個弱者，希望喚起這個體制的同情。他們不會穿上和省會首都形象相吻合的西裝革履，到信訪辦門口，彬彬有禮地提交一份材料，然後回家耐心地等待消息。於是這又可以被扣上一頂帽子“鬧訪”。
幾年前我曾經廢寢忘食的關注過上訪問題，看到的，聽到的實在太多了。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十年以上持續關注中國訪民，而自己沒有神經錯亂，他不是一個神仙，就是一頭畜牲。因為神仙才能有那麼強健的神經，畜牲才能麻木不仁到看了這麼多苦難依然情緒正常。北京是個圈子活躍的地方，到現在每年對信訪問題還經常有一些各種名義的研討會，但我從來不去參加，讓那些“專家”去說吧，因為我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我能安慰自己的是，我一個迂腐的書呆子，我是廢物，我是臭知識分子，我百無一用，我還是少說些話好，我說出口的也都是廢話。我更不是“信訪問題專家”，我也無意拿這種話題去圈課題費。我只是一個孤立的人，我只是從事實和邏輯出發認識身邊的問題而已，中國可說的事兒太多，顧不過來，我算老幾啊？
這麼想，我就成熟了，我心情就比以前好多了。但當聽到新聞聯播裡聽到嚴厲對付 “纏訪”、“鬧訪”這樣的說法，我神經能承受的底線還是被強烈的刺激。
實在太欺負人了！ ！ ！ ！
2002年前後，我剛做文字記者，那時候的報紙上常有這樣的標題“撒潑打滾不靈了，**法院狠拔釘子戶”，給人感覺就是一幫壞人為人個人利益，胡攪蠻纏要挾政府。那時候在北京2環左右一個四合院要拆遷，名義是“危房改造”，強制性地只給兩三萬塊錢的安置費，把人搬到5環外的房子住去，這塊地皮轉手一拍賣，買平米就是兩萬多。人家當然不樂意了，不搬就給扣個帽子“釘子戶”，按照政策給你們家“危房改造”，你還不同意，那不是無理取鬧麼？於是拆遷公司，警察出動，強制執行，這樣“撒潑打滾”當然是不值得同情的。一些被拆遷的家庭，受到這樣的委屈，自焚的，跳河的都不鮮見。
這種現象社會學裡有專門的研究，出生在德國的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力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注意到這一現象，把它稱作“污名化”。這個現象體現了社會群體之見的權力關係，一種強勢的團體或者勢力可以單向的給弱勢的一方“命名”，而且這種命名有對人格的侮辱性含義。而強勢的一方可以利用權力，使這種命名被不斷強化，最後固化，使被壓制的群體被社會貼上標籤，形成無法擺脫的刻板印象，而掩蓋其具體訴求和其他特徵。比如當時法國天主教徒對法國加爾文宗新教徒的蔑稱，有“嘿，你這拉幫結夥者”、“你這外來戶”，一個宗教團契，確實說拉幫結派也沒錯；加爾文宗興起在日內瓦，所以說是外來戶也有道理。總之這都是讓人家百口莫辯的。
今天聽新聞聯播裡蹦出兩個詞——“纏訪”、“鬧訪”，一位領導在面目嚴肅的做報告,我相信這種報告是秘書們還有“信訪問題專家”們給他寫的,大意是迎接世博會、亞運會，要加強信訪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同時對“一小部分”“纏訪”、“鬧訪”的要依法給予懲處云云。這兩個詞語，讓我不寒而栗，因為我曾經很熟悉，過去到下面採訪的時候，經常聽到基層的干部把到北京上訪申冤的訪民稱作“纏訪戶”。你一想也很好理解，這些花這麼多時間精力甚至傾家蕩產跑到北京來上訪的人，很多撿垃圾為生，嚴寒酷暑在鐵道邊，地道下過夜，飢寒交迫的在各個信訪部門之間奔波，要下多大的決心。他們常常都是這個社會最底層的人，有幾個不是被逼的，在他們下這麼大決心之前，肯定已經窮盡了在當地協商解決問題的全部途徑。他們最後的希望就寄託在在從上級政府能找到“青天大老爺”，替他們申冤、做主。他們沒有關係、沒有後台，甚至沒有文化，他們所有的就是他們的堅忍和耐心。在我的調查報告《悲憤的朝聖之路——上訪者群體調查及對造成上訪的製度文化土壤的思考》（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用google 檢索來看）一文中，曾經分析上訪是一條不歸路，因為訪民一旦選擇越級上訪，就是在宣誓和當地基層官員撕破臉皮，甚至要和當地的勢力魚死網破。所以他們即使一遍又一遍的找上級領導“討個說法”都沒有效果也不會放棄的，甚至他們最絕望的時候也懷著幻想，因為中央電視台塑造了一個榜樣，一個幸運的農婦遇上溫家寶就輕鬆地解決了全部的問題。這樣來說有哪個上訪者怎麼不是在“纏訪”呢？
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有一本著作《弱者的武器》用來描述這些上訪者的狀態，是最合適不過的了。這些上訪者都是無權無勢的弱者，他們手無寸鐵，卻為什麼麼常常讓地方政府的官員緊張的要死，每到重大節日或者兩會就會不惜成本的來北京截訪。就是因為這些弱者反抗的方式，更加觸目驚心，我知道的上訪者會寫血書，會披上冤衣，會在烈日雨雪中長跪不起，他們這樣做就是一個信念，他們覺得自己是冤枉的，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作為一個弱者，希望喚起這個體制的同情。他們不會穿上和省會首都形象相吻合的西裝革履，到信訪辦門口，彬彬有禮地提交一份材料，然後回家耐心地等待消息。於是這又可以被扣上一頂帽子“鬧訪”。
幾年前我曾經廢寢忘食的關注過上訪問題，看到的，聽到的實在太多了。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十年以上持續關注中國訪民，而自己沒有神經錯亂，他不是一個神仙，就是一頭畜牲。因為神仙才能有那麼強健的神經，畜牲才能麻木不仁到看了這麼多苦難依然情緒正常。北京是個圈子活躍的地方，到現在每年對信訪問題還經常有一些各種名義的研討會，但我從來不去參加，讓那些“專家”去說吧，因為我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我能安慰自己的是，我一個迂腐的書呆子，我是廢物，我是臭知識分子，我百無一用，我還是少說些話好，我說出口的也都是廢話。我更不是“信訪問題專家”，我也無意拿這種話題去圈課題費。我只是一個孤立的人，我只是從事實和邏輯出發認識身邊的問題而已，中國可說的事兒太多，顧不過來，我算老幾啊？
這麼想，我就成熟了，我心情就比以前好多了。但當聽到新聞聯播裡聽到嚴厲對付 “纏訪”、“鬧訪”這樣的說法，我神經能承受的底線還是被強烈的刺激。
實在太欺負人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