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Opera馮正虎訪談：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二） / 翟明磊
Wednesday, March 3, 2010 3:38:38 PM
壹報馮正虎訪談（ 11）
這是進步時代：既當婊子，又立碑坊
壹報：為何你能堅信法律，堅信改良的路？
馮正虎：我們很多東西。包括我們改良的路，堅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沒有堅持下來，你沒試過，你憑著歷史記憶，人家說到一半的東西，你就說沒有用，就要放棄。其實你堅持一下，現在環境畢竟不是過去。現在是什麼時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時代，要比只做婊子的時代要進步了，你要承認這一點。你把牌坊壓壓實。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們的工作就是壓實牌坊。我坐監牢，我跟他們對話的語言全是法律。我的觀點是這個時代是個講利益的時代，所以任何個人信仰與主義都要回歸到個人領域中去，公共的領域就是法律，雙方要用共同的語言在談話。毛澤東時代是毛澤東語錄。我們現在知識分子戰鬥也是這樣，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東方的，你是資本主義，大家如果講主義，互相沒有人理睬。現在很務實，我現在很務實。當政者也很務實了。所以都可以爭論，都沒有絕對標準的，資本論在日本大學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嗎，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從事的政治的方式都過時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學習，我們現在看不起他們。其實他們新，他們講利益，因為講利益才有維權平台。
我和國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現在，因為和胡佳處理方法不同。胡佳和他們講信仰，講主義，一個天一個地，一個南，一個北，說服不了，顯得他們討厭，我不和他們講這個，我和他們講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為對不對？所以他們對我沒辦法，又很尊重。所以社會變了，我們公共的領域當中，政治就是公共行為，就是應當講法律。法律是我們所有老百姓進行協商妥協的結果。
現在你說這個憲法不好，還是三千人通過的，還是有影響的。我看看我們的憲法，除了四項基本原則有人不滿意，其它都滿意。我對民運的人說，你為什麼要把這四項基本原則拔掉才舒服，我們的法是大陸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講四項基本原則，你不舒服，你不要動它。為什麼，因為現在是他掌權，他掌權，他寫他的歷史，你幹嘛難受，以後你掌權，你拖一筆就是了嘛。人家掌權，你硬讓人家拿掉，——你還沒有這個資格和能力跟他去講話，你看它後面的權利義務對你有用嗎，你把這個實施起來。就可以了。我的護憲維權就是走這條路，我為什麼支持《零八憲章》，因為他也是走這條路。國內互相在影響。從人權作為出發的角度，對了，因為從傳統民運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實體，變成你死我活的問題。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沒把你打倒，你什麼都是假的，我什麼都不做。他們幹活是很輕快的，不用乾活的。只要寫一個文章，打倒***。他們認為做其它活也沒用，我們要做很多實實在在的維護公民權利的事。我們從人權的角度，你也有你的生存權利，他聽了放鬆了一下——你也讓我活下來了。但你的權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權利，而且是在憲法法律上規定的，你不能阻攔我的。他也不能顯得太霸道，當公民力量強大時，你也不用消滅他了，他也到了一個相應的位置。所以我們好多政治理論工作者，可能他們的學問比我深，他們好多口號都有很大錯誤，要求選舉，要求選舉法。這個法，那個法，誰定，要現在的人大定，他們怎麼會制訂對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這樣去做，這樣有了矛盾。你說不相信他，做的時候，又要依靠他給我們一個好的。潛意識把共產黨看成一個上帝一樣，他能給我什麼什麼好的。儘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觀上的請求就是把他看成救世主，要求他給我們一個民主。要求他給我們一個出版法自由法什麼，你沒看到民間的公民力量。
我開玩笑對一些朋友說，你們學問比我深，看歷史書比我多。我歷史書看得少。你們說這個像誰，那個像誰。我說這個對改良不起作用。
中國改革，你說三權分立，我說行政這一塊，你根本不用管，不用你操心的，當家人會把行政這一套改得好好的。沒有一個老闆想把倉庫搞爛的，行政就是管倉庫的。現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員受到製約，公務員越來越中立。現在是司法與立法越來越腐敗，法官無法無天。你要促進政治體制改革，體制外體制內的人應當把精力放在這個上面。
壹報馮正虎訪談（ 12）
訪民是政治改革推動力
讓他們推動人大代表
壹報：現在有個比方，你來聽聽。一架飛機，被劫匪綁架了。劫匪殺掉了駕駛員，有人說應當起來反抗，殺掉劫匪，有人說應當教會劫匪開飛機，還有人說當瞭望員，告訴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們根本不聽。怎麼辦？
馮正虎：當然現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衝進皇宮，把政權推翻。為什麼說不能革命，這是與民主設立的目標有關係。我在研究生時是學戰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個什麼政治目標，你要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目標，那麼你達到這個目標的確要經過議會鬥爭吧。過去的議會鬥爭是錯誤的。
我以前做企業發展研究會講的是以中國企業發展與中國企業家成長為目標。當時沒有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家嘛，當時從哪轉變過來，從大量的國有企業轉變過來。國營企業還是主體。中國要完成政治體制改革，誰來做，中國現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還是官僚，從哪裡轉化過來，從現有的人大代表。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總是認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國體制改革是要人來改的，你這樣一個團體，這樣一個機構，人決定的。我就在考慮如何改變它。我現在不斷地通過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視法律。
壹報：有人說中國政治改革已經結束，中國未來政治走向何方？
馮正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找到一個希望，體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會中誰是你基礎的力量？我現在發覺，我為什麼能幫助這些維權的人。國保說得沒錯，馮正虎是搞政治的，鄭恩寵是半個搞政治的。現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鄭恩寵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為什麼？維權上訪的人確實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推動力，就像農村里的遊民，城市中的遊民，城市遊民擺擺攤，農村里不務正業的，但經濟體制是他們推動的。他們推動以後，知識分子形成觀點，國有企業才動起來。推動是這些遊民，主力卻不是他們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這些你看不起的維權上訪的人在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他們個人不計成本，不一定意識到自已在做什麼，在客觀的過程中卻反映出推動法制化建設，他們不斷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遊行示威，整個社會就適應了。如果上訪的人他們哪一個學會找人大代表了，中國這盤棋就活了。 ——現在的人大代表什麼樣子呢？人有兩個耳朵，現在人大代表一個耳朵是閉的，和人民聯繫的耳朵是閉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沒有，你找不到他。他當然這個耳朵聽官方的，又有好處不斷地給他。你在這個位置聽誰？誰都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叫他把那個關掉的耳朵打開來，那麼他馬上接受雙方的壓力，壓力之後，他覺得很煩。聽誰的好呢？那麼他會想這樣一個問題：“聽法律吧！”兩頭都不理。你老百姓這邊聽了犯錯誤，聽了你當官的也保不了他—— 現在當官的也不行了，不像老毛時代還保你的。於是人大代表他自己進行改造了。
我們知識分子現在做了什麼事呢，叫皇帝不急太監急，什麼呼籲“人大代表專業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還沒有人響應。人大代表何時會第一個方案考慮人大代表的待遇問題？現在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說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關係。”——其實現在人大代表很有實力的，都是教授，當官的，是的，不是過去工農兵，不是橡皮圖章，都是鋼印圖章，只是這個圖章，沒幫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負起責任，靠誰呢？靠你翟先生？靠你馮先生，都不行，我們沒有這麼多精力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個群體，訪民，一個無處可走的人，他們在所有的地方碰壁，還有一個地方，是他們觀念上沒改變所以沒有去找。什麼觀念：人大代表沒用的。技術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裡？但是觀念上理論上，人大代表在會議上喊打倒共產黨都不會抓他的——當然沒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發出的信函，政府絕對要處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沒幫你做，如果我們把觀念改變了，技術上告訴他訪民。我們找到這樣一些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這樣的就有上千上百訪民，紛紛找人大代表。
我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說不見你訪民，也沒關係。人家訪民最多說“馮老師派頭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見你訪民不得了，人大代表不接見人民，還把人趕出來，你訪民寫這篇文章，絕對可以登。現在網絡監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裡就變化了——我心裡不能說，我先把材料轉轉。然後我找部下解決，否則煩不過。 ——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來。
我對朋友開玩笑：“老婆能推動一場改變中國政治的革命。”為什麼？來訪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說話了：“老李，你當什麼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當你教授，當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來，退又不能退，進又不能進，這些人都圍到我家裡來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當了，現在有很多滿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這個麻煩，你不想當了——但還有人想當了，真的想為百姓辦事的人有興趣當人大代表。他就說“幫我們找個辦公室，找個秘書，局長都有辦公室，我們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們真心想辦事了，人的層次就改變了——現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變了。你看：這裡全部過程不牽涉到什麼改變憲法什麼的——改變憲法這是在觀念誤區中。這樣一場革命不僅在兩三年中完成了。裡面動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聽老婆，觸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觀念一改變，事情就變了，而且這完全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現成的。
這對中央政府也好，對胡錦濤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學憲法，是因為只能用憲法來統一中國，沒有其它資源了。
而且這個改革沒有很大動作，人改變了，人大代表傾心於民有什麼不好？人大改變，法官也在改變。人大決定法官的。法官不負責，老百姓一直盯著你，不斷糾正你——訴訟，知道是不會贏的，但我們在法庭上可以申張我們的權利。給你壓力。這兩條線都需要維權群體的。我和朋友說：我給他們上訪維權群體幫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錢，但是我認可他們這個群體，作為整體來說是很偉大的。不少人作為個體，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麼樣。但整體上來說是推進中國前進的很健康的力量。在找人大代表時，我會勸維權上訪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萬別穿寫著“冤”的衣服，他沒得罪你。所以說全國都這麼做，就改變了。 ——現在只有上海有條件，因為上海人大代表地址是公開的。
壹報馮正虎訪談（ 13 ）
來福士廣場接待訪民
壹報：你如何接待訪民？
馮正虎：我每週三中午出現在來福仕廣場大時代餐廳，很大的地方，離市政府二百號也近，我就在那邊吃飯，邊接待訪民。已經成為維權人士聚會的地方，已經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開玩笑說，公安局也允許。我做事都是公開的。我們國家是特務國家，你做事沒有什麼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開。我選擇這個路線很舒服，我做事公開，公開也給周圍的人以信心。周圍的人都成為正常的人，用文縐縐的話說是公民意識樹立起來了。我在監獄裡已覺悟，所以我出來照樣做，外面的環境比里面好多了，在監獄裡，你就像一個嬰兒，隨時隨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嬰兒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沒有人可以救你。這麼惡劣的環境中，我以我的勇氣與智慧堅持這些法律，你信就信他。法律就像信仰，你用就得信他，所以我屬於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後產生一種力量。
壹報：改革需要具體辦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徑呢？
馮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歡孫中山革命，我們現在要有孫中山勇氣，但不用孫中山方式。孫中山，人稱孫大砲。他看到清兵在練兵，他說要調轉槍頭，清朝就會倒台。現在你們要看一看，現在也要挾天子以令諸侯，現在天子是誰，不是你們想的這個皇帝，那個皇帝，現在天子就是《憲法》。誰利用他，所有的國家機器就跟著你走。確實是這樣。現在訓練下來，以法治國。確實是這樣，現在完全是實力對局，是權力製衡權力，現在百姓也是這樣。我說：“官為什麼聽你們的話呢？官位是人大授與的，又不是老百姓授與的，他們幹嘛要聽你們的。和他們搞，肯定搞死的。誰聽你們的，你們的權力授與過誰？你想過這個問題嗎？人大代表權力是你授與他的，不管選不選，以你們的名義當的。比如市級人大代表，不是選的，總是楊浦區，靜安區的人民代表。是你們授與的，當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當然的。官的權力是他給的，所以也真聽人大代表話。農村來的姑娘都知道要綁一個城裡的大款。為什麼？要立足下來。你們也綁二個：交兩個人大代表朋友，（他們）不就為你工作了，還是免費的，而且在法律上也應該為你做的——不就好了嗎？
我和很多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是從書齋到書齋裡去，我在考慮具體的做法。你哪一個派與我無關，我只關心政府寫出來的東西。我不關心哪一派。你成文東西哪一個，成文東西改了，就說明方向性的東西改了。我不關心你抓了誰。你把我抓進去，我還是這樣。這也是越來越與西方法治社會接近的想法。
壹報:曹思源建議政治改革從同意人大會議電視直播開始。你認為呢?
馮正虎:他們提了好的方法，但他們沒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後推動力量在哪裡。力量靠人群。推動的力量與利益有關的。我們知識分子可以寫兩篇好文章，寫完了不寫了。共產黨利用痞子運動，農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據利益跟著你幹革命吶。維權上訪人士沒有知識分子考慮那麼圓滿，他探索一條道路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動社會。我感謝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來了，坐到維權人士這裡來了。現在維權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一塊。
這樣的推動談不到顏色，沒有顏色。顏色不變也變了。也不需重新立法。無非知識分子有了這樣的想法，事情也推動了。中共也無可奈何，也樂意接受。也需要這些人制約地方。你靠什麼制約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現在人大代表力氣沒有，是因為席位是官方分給他的。如果百姓授與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國家法制統一，經濟利益的統一，因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官僚做大。現在也是兩條政治路線，一條是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路線。一條是以官為本，執政為權貴的路線。有人問我，以何人為代表。不要問我，要靠誰。胡錦濤、溫家寶以民為本，還是江澤民以官為本？或者以後也會變。但是兩條路線客觀存在。
知識分子要做的是跟這些訪民宣揚這種改良主義。許多改良主義者是在看，看習近平，看李克強，像我這樣的改良主義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間力量。所以我很獨立。我現在對胡溫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為中央的政策法律與地方官僚是衝突的，是限制他們權力的。我現在能做很多事，我體會，這跟時機很好有關，中央維持國家，他也需要從法律維持，對地方制約。我們這些民間人士幹什麼，有人說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讓我們帶出來用。所以現在是這樣一個好的時機。
有這種想法到做起來，不需要很長的時間。老百姓紛紛找到人大代表，你這個人大代表，一個月就吃不消。以前為什麼不做，以前沒有群眾，這個事總是要人做的。這些人不是你叫來的，或你教育出來的。這個群體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潮流。還有一種知識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沒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這些人通過民間改造社會，通過現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經很完整了。所以這個進程是很快的。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4 ）
督查簡報是維權的中央文件
壹報：《督查簡報》堅持了很長時間。今年工作的重點在何處？
馮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點放在推動人大代表這裡。所以我這次把人大地址向訪民發掉了。你點拔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簡報》寄給全國人大八百個代表。有時每期印一千份，有時三百份。這種形式，他們喜歡嘛，因為他們一輩子看文件看慣了。很舒服，所以我們要為客戶服務——用他們舒服的方式。我寫文章，要讓維權的人看得懂，不是與政府辯論爭吵。我舉這樣的故事做比方：我們的中共與這個體制是個吝嗇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幫助他，他老不領情的，有一天這個吝嗇鬼跌在河裡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說：“你把手給我呀！”他拒絕給你，寧死不給你，因為你不明白吝嗇鬼老是要佔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來了。我們不是救人，是救中國。但現在中國統治者就是這個心態。他就是覺得你反對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寧死也要反對你。我們知識分子都想成就中國。我們不能改變他，只能小小地改變我們的一種方式。其實我提出的“護憲維權”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壹報馮正虎訪談（ 15 ）
司法不作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報：這個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馮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個手。”我們很多朋友就是這樣。要求伸個手。你要承認這個狀況，現在有中共這樣一個吝嗇鬼領導中國不願放棄一點點東西給你，死都不放棄。你怎麼救他。救不了他，中國一切也死掉了，就像飛機一樣，不能讓飛機跌下的。我採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現在能寫東西，能公開，他們不來惹我，因為我沒有確切主張。國保警察認為：“你說的是這樣，但做的好像不是這樣。”只有一步步做。我現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無賴，不受理也不裁定。無賴？好的，你認為我一個人沒用。我讓民眾拿出一本書叫《司法不作為案例集》 ——讓你無賴。書出來，你就感覺壓力。我來一本《司法不作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無賴行為全部放在外面去。讓整個民眾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不可能發生的。 ——但事實確實是樣的。我把你這些行為全部拿出來，你就不要說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關門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個問題上——你聽誰的？還是聽法律的。你現在聽官的，因為官給他位置，老百姓給他的壓力不到位。如果兩個都到位後，就變了。
不要跟老百姓說共產黨沒有法的。錯，西方社會法官也有權力壓力的，不是沒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負起責任心的。否則我們把什麼壞事都往共產黨三個大字上一推，每一個人都可以不負責任做事，所以每個人應該負責任負到自己頭上去。自己負責任。不斷地推他，讓他負起責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責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責任。你起來了，不就三權鼎立了嗎，否則你給他壓力沒用，再來一批人打天下打下來，也是這樣。我說共產黨解放前提的民主口號提的比現在民運人士還要漂亮，都好。
這就是我們公民社會，我們老百姓，懂得維護自己權利。讓老百姓在權利擴張的基礎上真正確立公民意識。到時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誰了，讓選票決定了，或許還是共產黨當家，或許不是共產黨，不要把共產黨不當家作為一個前提來搞定。你理論上都是對的——共產黨是要消滅的，一百年，一千年總要消滅的，永遠是對的。但你從改革的路怎麼走法，又碰到蛋和雞，雞和蛋的問題了。沒辦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權力可以改變？
一個胡錦濤就可以把四項基本原則取消掉嗎？現在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需要什麼，一個人做不了主，九個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個人討論討論。三千人人大代表，個個是各地大小諸候，你以為都聽胡的話？只有靠民眾自己的力量去做。這個憲法倒退倒不了。現在國家人權行動綱領拿出來了。講得很好嘛。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報：如何讓人們在失望中找到行動的力量？
馮正虎：現在的共產黨跟李敖說的一樣——“和小孩子一樣”，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亂搞，要表揚表揚他，好的東西樹立起來，讓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實對我們反對派，你說他好的東西，是給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東西多起來的過程，也是你推動他進步的過程，你把中國看成一無所有，一無是處的，其實你也沒有信心的。一無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像這樣的人，海外沒有一個人像過去汪精衛能出來搞暗殺的。 ***在國內寫兩部小說，要把窗戶關得緊緊的。寫兩部小說有什麼稀奇。激烈的人其實是最軟弱的人，你把他一關，你看看。過渡政府沒做幾天，霸道倒蠻足的。我所做的是讓周圍人感到快樂就可以了。
妥協也很重要。就拿獄中斷信的事來說，我告到監獄長那兒要求通信，他們派了個人和我對話，他說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種“個別的情況”在檔案裡規定的，我們沒辦法。我說：“這種情況對我不存在，因為我剛進來時，是通過一次信的。”他們就問我：“那我們查一查，你有什麼要求。”我說“我沒什麼要求，至於警官們私壓我的信，是你們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通就好了。”他說“你很爽快”。我在裡面還追究什麼警官責任啊，我們弱勢群體有時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過分要求。隔一天，全部開通。 ——也看過幾次，壓過幾次。我很犟的，我把過去寫過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這麼多信在外面。
壹報；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呢，我試過和他們講公民社會常識，好像效果不大？
馮正虎：起先他們給我夫人說我還沒有吃過苦頭，知識分子嘴老。後來吃過苦頭，他們說這個知識分子不像其它知識分子那麼軟弱。那裡面犯人發生什麼事情，他們獄警會把我叫進來問， “這樣處理對不對？” 我說不管我的事啊。 ——我都成監獄裡的檢察官了，我成了犯人頭了。
後來我的一封信，使得他們嚴管室所有的東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時綁著犯人的刑俱全拿掉了。他也怕了。我說“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訴你，你這是犯罪。”我一直告訴警察，“你是犯罪。”我不像高與胡佳跟他們講信仰，我就講你違法，嚴重的可判多少多少年。我有一個簡報刊登了《擾亂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沒有反應，“你阻擋我的行為按照治安管理法規，行政處罰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罰五百元。這是輕的。如果是國家工作人員犯這一條加重處罰。嚴重的變成刑事了。”我講給他，“我說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東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輩子逃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攔截。其它免談。” 我們是無神論者，跟他說來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訴他幾條幾條，他害怕。運動搞多了，知道運動會反反复复的。我這期寫《嚴懲截訪》。我就談法律，你已經立起來的法律，我就會搞你。民眾去製約他，誰當家都一樣，民眾自己的公民力量也會壯大的。官方說我傳經授法。幾百人上訪戶讓我講課去，我對官方說：“我講課，你們應當感到高興，我上課，你們派幾個公安，幾便衣，錄音下來，哪幾句是推翻共產黨，一銬判我三十年，不解決了嗎？”他們苦笑。
壹報：對維權老百姓有何建議？
馮正虎：我對老百姓說“你幹嘛要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呢？你口口聲聲說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對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換個思維理解，他們都不代表共產黨，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府的東西，是法律上規定的東西，他這樣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是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說以人為本的路線，沒欺壓老百姓，才代表共產黨。否則這些個人都是違法犯罪分子，我們要堅決反對，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機關去。如果你們是這樣的心態，我們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與國家機器都站在我們這裡的，其實就是換位思考。我為什麼對中國有信心，好話都給他政府說光了嘛，我們就實現幾個，你也不用再說好話了。你把好話都兌現就可以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7 ）
坐牢的包隨時放在門口
壹報：你最讓我吃驚的還是你的心態。
馮正虎：他們問為什麼，別人幹不出，你幹得出。我說我幹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門口的。牙杯牙刷都準備好的，換洗衣服放在一個包裡。因為過去被抓後，我夫人曾經很痛苦，就像胡佳夫人一樣，東西送不進去，刁難你的。我被關了十天，夫人給他們玩了四五天，東西還沒拿進去。不如我自己帶點東西就好了。這包裡有可以維持二個星期的東西。
刑拘一個月時，我和夫人說，“我進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們總會交出一個人的。你們放心，我在裡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說，“你在裡面看你的書，把身體調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講什麼有罪無罪啊。”我在裡面血壓高，當時限制所有的藥帶進來，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調整，這關過去了。
坐牢靠自身的心態，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對抗的。心態好了，就好。坐牢是個好時間，可以讓你反思很多問題。讓你看書，我不贊成在監獄裡絕食。我和張青說：“絕食能說明什麼問題？你微笑，他們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維權的人說你們哭哭鬧鬧沒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們沒方向了——你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監獄是實驗地，是專制社會的縮影。你在監獄裡完全靠你的能力，培養你的智慧，你的勇氣。你沒辦法借力。赤膊一個人。靠你冷靜判斷問題。有的人監獄出來廢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穩，很有力量，監獄出來是兩類人。大多數被嚇得很怕。但監獄裡也練出一部分人。我與他們鬥，我比高智晟胡佳幸運的是我是出牢來以後和他們鬥。高如果出來了，和國保在門口鬥，肯定不是這樣的格局。我是經過訓練的。耐心就耐得下來。他們就玩不過我，我在那麼狹小的空間生活下來了，在家裡算什麼事。平常人給他堵在家裡，他會發怒的。阻礙你，極力反抗。他們看挑鬥成功，就繼續搞。這種方法對付不著我。坐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鍛煉，你的心態是很輕鬆的。恐懼是無知，你對很知曉的事物，就不會有什麼恐懼了。所以我和夫人和警察說：“什麼時候，讓我坐牢，我可以療養療養。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點鐘，生病還沒醫療勞保。我進去看病不花錢，吃飯吃皇糧。八點半就睡覺，看看書。”他們覺得用坐牢嚇我沒有用。
上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說：“端午節，你們回去回去。”在一個審訊室，警察應當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給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來，我說“哎，你去，你去，這個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較像樣。”他連說“馮老師，馮老師，不是這樣。”我說：“你想通了嗎，你要做得對了，就不用來找我，”他說我不知道你這麼出名。你一抓，整個網上都知道。我也是一個六四這麼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長說，“你這個人不得了，提藍橋監獄也蹲過，老前輩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8 ）
出獄後追著打官司
壹報：出獄後你又告法院，詳情如何？
馮正虎：到了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罰金，但判決書中沒有寫對警方查獲物品的處理。按法律，沒有判處沒收，應當返還，還不出則應當賠償。
判案時，司法會計中心已核算：我的書值二百零七萬。於是我就上訴，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賠償。 ——我現在和你講法，講得很認真啊。
這個體制就是這樣，老百姓，你硬他就軟。公民要自己站起來，在站起來的過程中，肯定要對你進行打壓的。你衝過這一關，屬於你的東西還是你的，我們的法律已經樹立了這個東西，無非是我們的法律很軟弱。這種軟弱需要我們血汗讓他強硬起來。我去做示範，看看都是我個人的案子，其實是很典型的。
壹報：聽說你還告過提藍橋監獄？
馮正虎：我出來就告提藍橋監獄，標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對警察沒有什麼怨恨，我是表達公民的訴權，對他的管教場所是很大的製約，因為我出來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沒錯這是法院判決的，但法律沒有說我的健康我的名譽權可以被剝奪。你對我的虐待就是對我的健康、名譽權進行侵犯，所以我狀告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壹報：之後你又告監獄侵犯財產權？
馮正虎：告他侵犯我財產權，因為我出獄時非常特殊，是脫光式檢查，一張紙都沒帶出來。我出來時給他們幾箱東西，包括報紙《南方周末》，《南風窗》，我寫的日記和東西。在牢裡是不能用本子寫日記的，馬上會被偷走，我是一張紙一張紙寫日記，然後把紙東躲西藏甚至放到別人的地方，最後臨出獄時再抄在一個本子上。他們檢查以後不給我了，出獄當天我不出去，說三年都坐下來，不在乎這一天，你們可以請我喝咖啡。最後有人說了好話。我就走出去了。回去當天，我根據記憶寫下九頁紙的扣留物品清單。一個月後，我就把清單寄到監獄裡去。不睬我，我寄給司法局長繆小寶，告訴我要起訴。這招蠻靈的。十天以後，我收到提藍橋刑務處的通知，讓我領我的私人物品。他們說話就軟下去了，說什麼為了還給我他們還加班加點工作。他們留下幾樣東西沒還給我，一個是日記本。一個是英文材料。我說日記本你們需要可以復印，這的確是一個無罪的罪犯在提藍橋的紀錄，但本子是我買的私人財產。
所以起訴他。法官說我很厲害，從來沒有過人能告監獄的。當時時間也湊巧，要是再過兩天，我的起訴期限就沒了。我對國保警察說，我打那麼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來的，本來我只想打一場官司就是出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們堵我的路，我就啟動第二場官司，告新聞出版局當時的撤項（即當年撤銷日本在華企業名錄的書號的文件）。這場官司只要立案我就贏了。根據行政訴訟是被告舉證。我就逼新聞出版局說出當年撤項的理由，讓背後的東西浮出水面。
壹報：然後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了官司？
馮正虎：過幾年以後，我又用自己的電子書《日本企業》攻新聞出版局。就是這本書，我同時在日本做繁體字版，這本書反映了兩個國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態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寫了，我就出版了。這本簡體版本，按程序，我不賣，我先辦了版權證書，在中國版權證書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版權證書的辦公人員說這是打官司用的。沒想到我是真的用這個版權證書來打官司。我版權申請花費了一個月時間。然後，我就開始向新聞出版局發出申請，要求自行發行這本書。我有著作權，根據著作權享受的權利就是可以發行，可以賣買，我要新聞出版局來認可我，他的電子出版物條例說，電子出版物發行要他許可的，我是多老實的公民，雖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讓你許可。根據這個法律是有這個權利，著作權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難題出給他，他進退二難。他要批我，中國從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賣，你也能賣，真正的著作權有了。不批，他就違反著作權法。結果，起先他電話打給我，“你要銷售辦個出版發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說“不要誤導我，我沒興趣辦發行公司去賣人家的書，我只發行我的書。我賣我自己的書是著作權的問題。”後來他們下了一個文：答非所問，避開不談。我就到國務院新聞出版局复議，受理了。其實我知道我要自己賣了，也沒有人管你。這叫選擇性處罰，他要搞你了，他就說你破壞了出版管理條例，很多人為什麼沒感受到，因為賣了也沒有人管他。但這其實對每個人都是一個威脅。因為一旦他要報復你，就會把這個作為理由，我們在法律上叫選擇性懲罰。他不能批，也批不了。這說明新聞出版局的條款與法律衝突，所以我挑戰他的這個體制。國家新聞出版署复議出來了。我再起訴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審二審不受理，我就要申訴了。我寫了萬把字訴狀，相當於中國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這又是一個經濟類的案子。法官回過來說“每個國家都有國情。”
胡錦濤到日本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個民族在創新，我們這樣的製度怎麼創新？這本書2007年九月出來，到現在一年多不能發行，公眾很需要這個信息，這個體制讓人沒法創新，公眾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書店看一看就知道我們與日本的差距在哪裡？日本大小書店，關於中國的信息有一大排。我們為什麼弱於其它國家，是我們的官僚阻礙了我們，是幫外國人打擊我們。我這本書對中國貢獻，沒有人這麼詳細地介紹日本企業。”
這樣的案子，就是讓我們要爭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權利。為什麼？因為發表政治的，千分之一還少的人。這種權利先不要碰他，我們先維持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權利，讓知識分子爭取出版自由，這牽涉不到政治。
我們雖是大陸法國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罰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這個很重要，我每一場官司能贏，中國就改觀，出版自由就來臨了。你出版了，沒有人關你，沒有人罰你款，你就自由了。
沒書號難打官司是2002年。現在社會是進了一步。我提出一個問題，我不要書號。我根本不買書號，我不需要出版社，難點與焦點是個人要出版。書號是管理編號，國際上沒有花錢的，我在日本辦過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們給我一個出版號，號碼是你自己編的，你要發行，你就加入一個發行協會，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幣，就行了。很規範。就可以進入流通。 ——中國這種體制是害了民族創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盜印點有多少！你妨礙的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的創造性。你在中國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國這個體制是教人違法的，你做盜版是可以的。而規規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給胡錦濤的信給胡辦轉到新聞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賴皮，根本不受理，連行政復議也不受理。
出這個書都不讓人出，更說明問題。這些法官還想用國情把我們的出版不自由真相都掩蓋了。
我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實際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來推進法制進步。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9）
在牢房中教訓中隊長
壹報：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護自己？
馮正虎：在監獄中確要妥協，他們不來找你，你也不要找他們麻煩，因為你畢竟是弱勢群體，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確是犯了罪進來的。我始終做法與其它人不同，為什麼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個很嚴格的區別，如果在警察辦公室裡面，我和警察地位絕對平等，任何問題我可以跟你爭論。犯人從邊上走過，很害怕，馮正虎這麼厲害。但在外面，我對你警察絕對尊重，警察做執法者代表。例如巡邏時走到我面前，我會站立起來。其它犯人不會的。他們說你為什麼，我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做法。我對他的不對之處會嚴厲對質，公開的場合，我遵守。警察對我很尊重，因為你敢於反映問題，有時也給他們這麼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個平衡。在薩斯期間，年輕的中隊長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個犯人，教育犯人過程中，犯人不服，中隊長就打他，警棍敲頭，腳踏，還遊街。 ——好，我開始管你了。 ——我就找到他辦公室去了。我說“王中隊長，我發現一個問題，根據《監獄法》，犯人的勞動時間是參照《勞動法》，一天八個小時，一個月加班不能超過三十多小時，你現在看看，我們每天晚上勞動到十一點多，星期天都沒有休息的。我們這樣犯人身體要壞掉的。這是違反《監獄法》的，我只負責提出來，改不改由你。”
他緊緊拿著警棍，想動作。我接著說“我還有個問題，警察動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毆打犯人，這種情況是違法的。我提出來，改不改由你。”
他問“你對他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對具體問題，我沒有什麼意見，你自己和檢察院交待去。”
中隊長又問“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我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只有半個月就要出獄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個好的服刑環境。我們這些人不是天生下來坐牢，是有各種原因的。今天在大牆外的，也不能說他一輩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覺得我們要求過高，其實是公平的。”我還說：“你現在沒有打我，你打我，絕對不放過你。”他盯著我。
我走出去後，他立即叫兩個犯人看住我，其實這兩個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監獄裡有二種犯人對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賴的，一班是最搗蛋的犯人。警察做什麼我都知道。
我在獄中任何週記報告都不寫。但這回我寫了，我在周記中把我說的話寫下來送給中隊長看一看，把他氣得要死。
第二天，教導員來了。 “你怎麼啦。”
“他對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當人。我現在教育他，讓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麼好欺的。”“要么，他給犯人賠禮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隊長又找我。最後把我調走了。我是犯人頭。我換到樓下中隊。
我沒到時，犯人就很高興了，把我照顧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們的牢房三點三平方，三個人住，這是英國人日本人建的。我坐牢睡覺時一直與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時，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運我有睡過老監獄的體會，知道那種味道。最差的東西都嚐過了，還怕什麼。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裡想好的，走什麼路線，很堅定。
壹報馮正虎訪談（ 20 ）
維權者的力量
壹報：和上訪戶結合起來的知識分子很少，在這個過程中你有何體會？
馮正虎：改造社會，光靠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不行，要靠社會的力量。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行，老毛的這個群體跟現在的維權人士差不多。個別分開來，一個個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是為了自己的。但整體上社會需要這些人不停推動。而且這個群體的人也有很多很優秀的人，許多人自學法律，身處這個階段，他們互相幫忙做公民訴訟人，他們精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進步。如果把中國這麼大的上訪群體引到守法的軌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現在上海有個不錯的風氣，維權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還有維權者一起參加開庭，每次開庭，警察很緊張。比如這次開庭，只給我們五張票子，其它三十張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團。他們很怕局面失控。
壹報：你的護憲維權網是如何建立的，為何會選擇建網站的方式？
馮正虎：我一開始找媒體，媒體沒有用。找律師也沒有用，我完全靠自己，在網上不斷發一些東西，2005年我建立網站，“護憲維權”網。為什麼辦自己網站？因為投稿，媒體不一定用，海外媒體可以報導你，但不一定發你的文章，所以我要確立自己觀點與道路。你看我的網站不是一個新聞網站，更像雜誌，把我認同的文章觀點放進去，都是選擇性的，這是對公眾負責任的東西。其實大部分公眾是你影響他的，而不是開個論壇，瞎談。談到最後什麼結果沒有，公眾需要選擇性的東西，我的文章選擇標準是不論你屬於什麼派，只要主張是我理念相近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沒有用的。網上走動太快。能指導人，影響人就可以了。
網站建立以後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國內建網站，因為封掉，2006年打過官司——因為我是用付費的服務器。封掉後我就搞游擊戰，我簡報上有網址。我的目標是一直要讓國內人看到，所以服務器放在外面，但我域名轉移。也碰到一個問題。出來一個封掉一個。到後來，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這個服務器送八個IP地址，我可以換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還是出書面的《督察簡報》，我的做法和路線有關係，我改良，就要為國內人開的，為以前的同盟軍開的。我有一定影響，可信度。我的簡報在訪民影響很大。二三百份，高的上千份，但複印的很多。
這一期馬亞蓮寫的截訪人員被打，國家信訪局下來調查了。其實在國內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簡簡單單一句口號如打倒＊＊＊，就被封住了，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21 ）
上訪戶是中國未來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報：你為什麼說上訪戶是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馮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遷上訪，還有新疆回滬的問題，徵地農民的問題，上訪戶文化程度一開始並不高，我看他們還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訪戶提升一步了，不僅僅是關心自己，也有幫其它人寫，幫其它人呼籲了。層面上相對提高，這些人也是將來人大代表候選人，將來政治家是來自多方面，有來自原來的人大代表，也有來自現在這些訪民裡面的。為什麼？維權上訪已在各地結成了人的聯合，在維權上訪過程中學會了組織，學會了聯繫人，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這對民主建設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斷：如果二三年後上海區級選舉，我可以說民間推得出七八十人。一個地方，一個人參與選舉壓力很大的，如果一個地方上百人來同時參與選舉，就不怕了，選舉就順利了。這個選舉基礎就在什麼地方——維權上訪的人。這個人群對政治改革是很有意義的。這些力量，有些知識分子確實沒接觸，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大的人群。
他們為什麼管住我，是要把我與維權上訪的人隔開。我是公開的改良主義，不會激進的。我把這些人都教會了。我如果是激進分子，他們倒不怕，有人舉證，正好把我抓進去。我公開的說話都可以錄音下來。國保警察說“看你的東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錦濤一樣的嘛。都像中央口氣。”——他們越看越糊塗。
現在維權上訪戶不僅會學法，還會學電腦。也會用SKYPE。活躍的人都會買電腦。為民主建設訓練了一批人，這些人一轉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設。他們已經把恐懼衝破掉了。一個人進看守所，出來時，一大群人都來迎接，還要吃一頓。風氣已改了。這些反對派，官方也已經認可。所以說我們社會反對派已經形成了，各地方像我一樣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漸漸變化中，哪一天，黨禁開了，不是黨禁開了，而是本身黨就有了，他就接受了這個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這之前有馮正虎，李正虎都在出這樣的東西，包括你也編《壹報》，都是的。我們就是要把選擇性懲罰破除掉，你在編，他在編。他不過是偷偷叫網絡公司不讓你辦。要是以前還不是大明大白說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團有很多，按現在社團管理條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沒有主辦主管單位。但是還有選擇性處罰這把劍懸在那兒。所以要靠自己活躍起來，中國有句話法不責眾，大家都這樣乾了就成既成事實了，現在博客這種變化對我們出版自由是很大衝擊，其實都在出版了。現在定義你賣不賣。 ——現在沒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經營罪。
其實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於政治改革你的含義怎麼理解。政府主導的那個大的政治改革是沒有的，但生活中都在進行。如果你定義把共產黨打倒作為政治改革開始，那你永遠看不到。以後說不定共產黨還和蘇聯共產黨一樣，在蘇聯解體後還是一個黨。
壹報馮正虎訪談（ 22）
我們家是一國兩制
壹報：你的妻子對你的維權工作是什麼態度？
馮正虎： 我家裡從親人角度，像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當我要準備坐牢時，她倒很關心我。這就是親人，因為親人不希望自己的親人去做危險的事，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她對警察說“我沒有辦法說服馮正虎不做這件事。” 妻子不希望丈夫處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懼之中，不希望家裡是一個很不穩定狀態中。
他們對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認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處於不同環境中，我處在維權圈子中，她畢竟在正統大學圈子中。我們是一國兩制。我早就變成流民草民，我們享受一國兩制的好處。她說“我能守住一份安穩就是對你最大的支持。”
壹報：你的孩子呢，他對你的事是什麼態度？
馮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學讀研究生了，我們家人質沒有了。學習很好。當時他要去美國，但需要保證金，我們家是拿不出來的。我不喜歡兒子用我們政治這份光環去美國。他很獨立，靠自己免了學費，在國內讀大學也年年有獎學金，所以我說上帝很公平，我兒子不用我的錢，不就等於我賺了錢了嗎。我兒子公開不關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兒子只給我一封信過（也是寫給警察看的）很簡單一句話：“爸爸，我一切都好，請放心，看來你收到我這封信時，大概你已經要出來了。”當時他讀高中時，他很有個性。這次我關十天，我兒子也被帶過去，共產黨老搞人質這套東西。 “你為家庭考慮考慮”。就是搞恐懼的東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帶過去傳訊可以，但是要他在場。他們問我孩子對我有什麼看法，我孩子說：沒什麼看法。他們問：“你幫你爸爸做什麼事嗎？”兒子說“沒幫他做什麼事。”他連團員都不是。大學幾乎都是團員，組織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團，在高中就入團，你們就不要找我了。他剛到大學政治課不上，他其它成績很優秀，老師很急， “你就是做樣子，你也要做。否則獎學金拿不到。”中國這個社會，你還得要適應。
壹報馮正虎訪談（ 23 ）
珍惜我們的家屬
壹報：眾多走進牢房的維權人士，留給家屬的是破碎的家，我覺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馮正虎：我們要充分理解我們的親屬，對他們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們不支持我們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們比我們承擔的風險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師剛搞絕食時，我已經寫過類似的意見給他了。我們是走在鋼絲上的人，走在鋼絲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親人在旁邊看的時候，心裡著急，她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跌倒了，她是你的親人啊。所以她不贊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獄中寫信給我妻子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工作是因為放不下對中國的責任心，如果在一份認罪書與一份離婚書上簽字。我肯定在離婚書上簽。這是原則問題。等有難過去再回來，也很正常。她跟著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從六四就這樣過來了。被迫無奈到日本，學校給她很大難題，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來。一天之間把我的家全破壞了，學校很絕，第二天封條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東西都送掉。我兒子一直跟我提到遊戲機，因為他很小，不知道家裡發生什麼事，只記自己玩的最心愛的遊戲機沒有了。家就這麼破碎了，我讓哥哥從日本帶回一個遊戲機。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機會沒有了，他受到的歧視，他心裡很知道。我坐牢，四十萬罰款，當時已經沒有錢。我夫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錢的需要，她把我留下的電話卡都拿出去賣掉，也賣不了幾個錢。我一下子進去，我的資金全投入公司裡，是在我最興旺時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濟還沒到位，銀行催錢，房子賣了四十幾萬。在這方面我對家人負欠很多。
被抓進去的人，我從不呼籲，因為呼籲沒有用，對這些困難的人，最重要的是關心他們的家屬。儘管我與郭飛雄陌不相識，但我經常寄東西給張青，因為我經歷過。許多人不是他幫你，而是你幫他，借你的牌來打。
壹報：家里人有沒有感到一種恐懼？
馮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東西扔掉了。把房子賣掉。家的折騰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確實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懼的心理怎麼會沒有。我們這種專制與迫害是對我們周圍人的影響，比對我們還厲害，留下的是恐懼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機在身邊，拼命地找，在她記憶中，我突然會失踪過，這種傷害留給人甚麼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錢，放在銀行怕政府這個大強盜把你封了，放家中，怕小偷把你封了。還是沒錢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錢。這些現實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個充滿幻想的改良主義者。
壹報馮正虎訪談（ 24 ）
面對警察
壹報:馮先生,你如何面對國保呢?象胡佳這種被國保團團圍困的事是否經歷過?
馮正虎：我從沒說過。第一次和別人說。
胡佳經歷過的我都經歷過，而且我不會別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網上。我是寫總結報告的。這樁事情結束了。我們知識分子責任心很強，我們要給周圍一種信心。寫出的東西要對人有用。這很重要。所以我寫的東西很樂觀。
奧運會，我二十四小時有國保守住。朋友開車帶我出去。國保在街上攔我，與我辯論。我就寫了這篇文章。國保處長說你寫得到點。派出所所長這樣的人看不到網上的東西。我把國保稱為鴻門宴上的朋友。他們有句話，職務所在，位置不對。他們是公安，是職務。我肯定不配合，過去我說立場不對。他說立場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對。我說好，能用溫和的字我就用溫和的字，位置不對。所以肯定是對立的。
我和他們說，你們什麼忙都幫不上我，抓我的時候，你們跑得快一點可以的。看到我這樣的人，他們也沒辦法。
我的風格與胡佳是兩樣的，警察的車，我敢乘。奧運期間，我就坐他們的車。我就和年輕的大學生警察聊，“如果你兒子以後問，爸爸，你奧運期間在幹什麼，你怎麼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馮老師。”“兒子又問，這個馮老師怎麼樣啊，”“馮老師挺好的，在家看書什麼的。” “你兒子想不通了：你就乾這個事啊，哈哈！”“到兒子這一代是不理解你們的行為的。 ”
他們在這兒看守我，我就發《督察簡報》讓他們學習，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級待遇。奧運期間，我就寫了一篇《反對迫害》，我給派出所所長看，他人很直：“馮老師，你寫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寫他的，就不舒服了： “馮老師，你這樣不好，不符合事實。”其實他什麼不滿意？ ——是覺得形像不高大，又是請我們吃飯什麼的。我說：“你沒有英雄事蹟呀，這樣，你把我一攔，手銬一銬，我堅決反抗，我們倆都成為網上英雄了。”邊上國保都在笑。 ——你沒有英雄情結，我怎麼加進去啊。
“你作為一個比較自然的人，作為警察應當理直氣壯地，你為什麼坐到這兒，你也沒辦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這樣，我是這樣的公民，為什麼不能自由進出呢，也為了政治做了犧牲。我們董處長為什麼老是陪著我笑，他是那麼誠實的人，也是個警官，他沒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們都是為了政治做了犧牲啊。”他說： “啊，是這樣的啊。”
我和他們聊，聊法律。不聊套話。也沒有套話好說。國保說：“我們和你講情。”我說“你和我講情幹嘛，你有那麼多關心我嗎，你又不是我媽，又不是我老婆，你關心你自己，向領導交好任務，什麼情不情。我和你講法。法只有一條，你們錯了。”
壹報：他們也是人，與他們的溝通應當如何進行？
馮正虎：人和人還是能溝通的，現在畢竟不是文革時代，都是講利益的人。我說少扣你公安一元錢工資你肯定不想幹這個活。清醒看到我們周圍的圈子在發生變化，不能看成一直在對立。包括胡佳出獄後，肯定是不同的。胡佳這個人能適應，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這個人不是極端的人。裡面的人不會對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擔心他的身體，他會養好身體出來，裡面生活很有規律。不用激動，可以把自己身體調整好。出來再努力。和里面幾個小警察有什麼好爭的呢，你和他說：“我是無罪的人”——他看守著無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監獄裡與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談案子。有這個智慧，我們是可以做很多東西，包括對周圍的人都進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樂維權，公開、和平、快樂是我提的三大口號。我們把它當作快樂的事來做。我寫東西，給人以建設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個事情做完以後，告訴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楊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勵別人去做。
壹報馮正虎訪談（ 25 終結篇）
在一個變態的社會做一個正常人
壹報：有時候做英雄容易，做一個平常人難。
馮正虎： 我們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偉大的，不是一個正常人。金燕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偶爾的機會拿了一個獎，還是做普通人比較好。用普通的心態去做。在一個變態的社會做個正常人，這已經很偉大了。我們的老百姓心中沒有恐懼，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張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個人的權利都可以爭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人這樣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這一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寫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點零零零一的人在寫政治的東西。一個社會應當讓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獲得權利，現任體制應該能公開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都獲得權利，那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人自然獲得權利，那時別人會覺得寫這個政治的東西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現在是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寫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跟著他，他也有個理論：是有了我們寫政治的自由才有你們普遍的出版自由。這道理也不錯，最難的東西得到了，最容易的東西也就得到了。 ——但我認為在實踐中是不現實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幫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獲得權利，因為大部分人經驗觀念沒有改變。都覺得要出版社出的，要批准的，那他們更不能接受你。當他們知道國際上書號是沒有價值的，書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請專業出版社出時，當社會普遍接受這點，那麼再提出零點零零零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會就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壓制他。現在難度很大，因為現在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書，總像做賊一樣，還像準備坐牢一樣的。我們老百姓要克服這種沒必要的害怕心態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要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奮鬥。做這樣一個改良主義者。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錯。但現在的人都是聰明的，都是網絡時代的人，不會盲目的，他會遠遠看著寫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當然好，但你風險太大。有的人說，我們又不寫這個東西（政治類），幹嘛要爭取這個東西啊。你就沒有基礎，就不能形成一種公民力量了。
維權的人現在跟著我，是覺得我沒有風險，很快樂的，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在爭取權利過程中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都要用這樣一種方法，我們社會經過三十年改革都有變化，包括共產黨也到了一個常人政治的時代。他也不是毛澤東，胡錦濤是和我們差不多的人。都在變，其實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們四五十歲這一代人。兒子這輩不用你們擔心。
壹報：謝謝馮正虎先生，你是中國人真正的良心與頭腦。
備註
如需轉載，請註明《壹報》出處。紅字小標籤如壹報馮正虎訪談（1）正是為了方便您按章節轉載，便於檢索。
《壹報》為公民媒體，意為一個人的報紙。創辦人，主編，記者，評論員，發行員為翟明磊一人。主旨：“有趣對抗無趣，微笑應對咆哮。”
這是進步時代：既當婊子，又立碑坊
壹報：為何你能堅信法律，堅信改良的路？
馮正虎：我們很多東西。包括我們改良的路，堅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沒有堅持下來，你沒試過，你憑著歷史記憶，人家說到一半的東西，你就說沒有用，就要放棄。其實你堅持一下，現在環境畢竟不是過去。現在是什麼時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時代，要比只做婊子的時代要進步了，你要承認這一點。你把牌坊壓壓實。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們的工作就是壓實牌坊。我坐監牢，我跟他們對話的語言全是法律。我的觀點是這個時代是個講利益的時代，所以任何個人信仰與主義都要回歸到個人領域中去，公共的領域就是法律，雙方要用共同的語言在談話。毛澤東時代是毛澤東語錄。我們現在知識分子戰鬥也是這樣，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東方的，你是資本主義，大家如果講主義，互相沒有人理睬。現在很務實，我現在很務實。當政者也很務實了。所以都可以爭論，都沒有絕對標準的，資本論在日本大學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嗎，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從事的政治的方式都過時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學習，我們現在看不起他們。其實他們新，他們講利益，因為講利益才有維權平台。
我和國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現在，因為和胡佳處理方法不同。胡佳和他們講信仰，講主義，一個天一個地，一個南，一個北，說服不了，顯得他們討厭，我不和他們講這個，我和他們講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為對不對？所以他們對我沒辦法，又很尊重。所以社會變了，我們公共的領域當中，政治就是公共行為，就是應當講法律。法律是我們所有老百姓進行協商妥協的結果。
現在你說這個憲法不好，還是三千人通過的，還是有影響的。我看看我們的憲法，除了四項基本原則有人不滿意，其它都滿意。我對民運的人說，你為什麼要把這四項基本原則拔掉才舒服，我們的法是大陸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講四項基本原則，你不舒服，你不要動它。為什麼，因為現在是他掌權，他掌權，他寫他的歷史，你幹嘛難受，以後你掌權，你拖一筆就是了嘛。人家掌權，你硬讓人家拿掉，——你還沒有這個資格和能力跟他去講話，你看它後面的權利義務對你有用嗎，你把這個實施起來。就可以了。我的護憲維權就是走這條路，我為什麼支持《零八憲章》，因為他也是走這條路。國內互相在影響。從人權作為出發的角度，對了，因為從傳統民運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實體，變成你死我活的問題。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沒把你打倒，你什麼都是假的，我什麼都不做。他們幹活是很輕快的，不用乾活的。只要寫一個文章，打倒***。他們認為做其它活也沒用，我們要做很多實實在在的維護公民權利的事。我們從人權的角度，你也有你的生存權利，他聽了放鬆了一下——你也讓我活下來了。但你的權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權利，而且是在憲法法律上規定的，你不能阻攔我的。他也不能顯得太霸道，當公民力量強大時，你也不用消滅他了，他也到了一個相應的位置。所以我們好多政治理論工作者，可能他們的學問比我深，他們好多口號都有很大錯誤，要求選舉，要求選舉法。這個法，那個法，誰定，要現在的人大定，他們怎麼會制訂對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這樣去做，這樣有了矛盾。你說不相信他，做的時候，又要依靠他給我們一個好的。潛意識把共產黨看成一個上帝一樣，他能給我什麼什麼好的。儘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觀上的請求就是把他看成救世主，要求他給我們一個民主。要求他給我們一個出版法自由法什麼，你沒看到民間的公民力量。
我開玩笑對一些朋友說，你們學問比我深，看歷史書比我多。我歷史書看得少。你們說這個像誰，那個像誰。我說這個對改良不起作用。
中國改革，你說三權分立，我說行政這一塊，你根本不用管，不用你操心的，當家人會把行政這一套改得好好的。沒有一個老闆想把倉庫搞爛的，行政就是管倉庫的。現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員受到製約，公務員越來越中立。現在是司法與立法越來越腐敗，法官無法無天。你要促進政治體制改革，體制外體制內的人應當把精力放在這個上面。
壹報馮正虎訪談（ 12）
訪民是政治改革推動力
讓他們推動人大代表
壹報：現在有個比方，你來聽聽。一架飛機，被劫匪綁架了。劫匪殺掉了駕駛員，有人說應當起來反抗，殺掉劫匪，有人說應當教會劫匪開飛機，還有人說當瞭望員，告訴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們根本不聽。怎麼辦？
馮正虎：當然現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衝進皇宮，把政權推翻。為什麼說不能革命，這是與民主設立的目標有關係。我在研究生時是學戰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個什麼政治目標，你要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目標，那麼你達到這個目標的確要經過議會鬥爭吧。過去的議會鬥爭是錯誤的。
我以前做企業發展研究會講的是以中國企業發展與中國企業家成長為目標。當時沒有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家嘛，當時從哪轉變過來，從大量的國有企業轉變過來。國營企業還是主體。中國要完成政治體制改革，誰來做，中國現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還是官僚，從哪裡轉化過來，從現有的人大代表。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總是認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國體制改革是要人來改的，你這樣一個團體，這樣一個機構，人決定的。我就在考慮如何改變它。我現在不斷地通過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視法律。
壹報：有人說中國政治改革已經結束，中國未來政治走向何方？
馮正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找到一個希望，體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會中誰是你基礎的力量？我現在發覺，我為什麼能幫助這些維權的人。國保說得沒錯，馮正虎是搞政治的，鄭恩寵是半個搞政治的。現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鄭恩寵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為什麼？維權上訪的人確實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推動力，就像農村里的遊民，城市中的遊民，城市遊民擺擺攤，農村里不務正業的，但經濟體制是他們推動的。他們推動以後，知識分子形成觀點，國有企業才動起來。推動是這些遊民，主力卻不是他們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這些你看不起的維權上訪的人在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他們個人不計成本，不一定意識到自已在做什麼，在客觀的過程中卻反映出推動法制化建設，他們不斷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遊行示威，整個社會就適應了。如果上訪的人他們哪一個學會找人大代表了，中國這盤棋就活了。 ——現在的人大代表什麼樣子呢？人有兩個耳朵，現在人大代表一個耳朵是閉的，和人民聯繫的耳朵是閉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沒有，你找不到他。他當然這個耳朵聽官方的，又有好處不斷地給他。你在這個位置聽誰？誰都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叫他把那個關掉的耳朵打開來，那麼他馬上接受雙方的壓力，壓力之後，他覺得很煩。聽誰的好呢？那麼他會想這樣一個問題：“聽法律吧！”兩頭都不理。你老百姓這邊聽了犯錯誤，聽了你當官的也保不了他—— 現在當官的也不行了，不像老毛時代還保你的。於是人大代表他自己進行改造了。
我們知識分子現在做了什麼事呢，叫皇帝不急太監急，什麼呼籲“人大代表專業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還沒有人響應。人大代表何時會第一個方案考慮人大代表的待遇問題？現在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說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關係。”——其實現在人大代表很有實力的，都是教授，當官的，是的，不是過去工農兵，不是橡皮圖章，都是鋼印圖章，只是這個圖章，沒幫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負起責任，靠誰呢？靠你翟先生？靠你馮先生，都不行，我們沒有這麼多精力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個群體，訪民，一個無處可走的人，他們在所有的地方碰壁，還有一個地方，是他們觀念上沒改變所以沒有去找。什麼觀念：人大代表沒用的。技術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裡？但是觀念上理論上，人大代表在會議上喊打倒共產黨都不會抓他的——當然沒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發出的信函，政府絕對要處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沒幫你做，如果我們把觀念改變了，技術上告訴他訪民。我們找到這樣一些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這樣的就有上千上百訪民，紛紛找人大代表。
我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說不見你訪民，也沒關係。人家訪民最多說“馮老師派頭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見你訪民不得了，人大代表不接見人民，還把人趕出來，你訪民寫這篇文章，絕對可以登。現在網絡監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裡就變化了——我心裡不能說，我先把材料轉轉。然後我找部下解決，否則煩不過。 ——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來。
我對朋友開玩笑：“老婆能推動一場改變中國政治的革命。”為什麼？來訪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說話了：“老李，你當什麼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當你教授，當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來，退又不能退，進又不能進，這些人都圍到我家裡來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當了，現在有很多滿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這個麻煩，你不想當了——但還有人想當了，真的想為百姓辦事的人有興趣當人大代表。他就說“幫我們找個辦公室，找個秘書，局長都有辦公室，我們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們真心想辦事了，人的層次就改變了——現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變了。你看：這裡全部過程不牽涉到什麼改變憲法什麼的——改變憲法這是在觀念誤區中。這樣一場革命不僅在兩三年中完成了。裡面動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聽老婆，觸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觀念一改變，事情就變了，而且這完全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現成的。
這對中央政府也好，對胡錦濤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學憲法，是因為只能用憲法來統一中國，沒有其它資源了。
而且這個改革沒有很大動作，人改變了，人大代表傾心於民有什麼不好？人大改變，法官也在改變。人大決定法官的。法官不負責，老百姓一直盯著你，不斷糾正你——訴訟，知道是不會贏的，但我們在法庭上可以申張我們的權利。給你壓力。這兩條線都需要維權群體的。我和朋友說：我給他們上訪維權群體幫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錢，但是我認可他們這個群體，作為整體來說是很偉大的。不少人作為個體，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麼樣。但整體上來說是推進中國前進的很健康的力量。在找人大代表時，我會勸維權上訪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萬別穿寫著“冤”的衣服，他沒得罪你。所以說全國都這麼做，就改變了。 ——現在只有上海有條件，因為上海人大代表地址是公開的。
壹報馮正虎訪談（ 13 ）
來福士廣場接待訪民
壹報：你如何接待訪民？
馮正虎：我每週三中午出現在來福仕廣場大時代餐廳，很大的地方，離市政府二百號也近，我就在那邊吃飯，邊接待訪民。已經成為維權人士聚會的地方，已經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開玩笑說，公安局也允許。我做事都是公開的。我們國家是特務國家，你做事沒有什麼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開。我選擇這個路線很舒服，我做事公開，公開也給周圍的人以信心。周圍的人都成為正常的人，用文縐縐的話說是公民意識樹立起來了。我在監獄裡已覺悟，所以我出來照樣做，外面的環境比里面好多了，在監獄裡，你就像一個嬰兒，隨時隨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嬰兒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沒有人可以救你。這麼惡劣的環境中，我以我的勇氣與智慧堅持這些法律，你信就信他。法律就像信仰，你用就得信他，所以我屬於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後產生一種力量。
壹報：改革需要具體辦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徑呢？
馮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歡孫中山革命，我們現在要有孫中山勇氣，但不用孫中山方式。孫中山，人稱孫大砲。他看到清兵在練兵，他說要調轉槍頭，清朝就會倒台。現在你們要看一看，現在也要挾天子以令諸侯，現在天子是誰，不是你們想的這個皇帝，那個皇帝，現在天子就是《憲法》。誰利用他，所有的國家機器就跟著你走。確實是這樣。現在訓練下來，以法治國。確實是這樣，現在完全是實力對局，是權力製衡權力，現在百姓也是這樣。我說：“官為什麼聽你們的話呢？官位是人大授與的，又不是老百姓授與的，他們幹嘛要聽你們的。和他們搞，肯定搞死的。誰聽你們的，你們的權力授與過誰？你想過這個問題嗎？人大代表權力是你授與他的，不管選不選，以你們的名義當的。比如市級人大代表，不是選的，總是楊浦區，靜安區的人民代表。是你們授與的，當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當然的。官的權力是他給的，所以也真聽人大代表話。農村來的姑娘都知道要綁一個城裡的大款。為什麼？要立足下來。你們也綁二個：交兩個人大代表朋友，（他們）不就為你工作了，還是免費的，而且在法律上也應該為你做的——不就好了嗎？
我和很多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是從書齋到書齋裡去，我在考慮具體的做法。你哪一個派與我無關，我只關心政府寫出來的東西。我不關心哪一派。你成文東西哪一個，成文東西改了，就說明方向性的東西改了。我不關心你抓了誰。你把我抓進去，我還是這樣。這也是越來越與西方法治社會接近的想法。
壹報:曹思源建議政治改革從同意人大會議電視直播開始。你認為呢?
馮正虎:他們提了好的方法，但他們沒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後推動力量在哪裡。力量靠人群。推動的力量與利益有關的。我們知識分子可以寫兩篇好文章，寫完了不寫了。共產黨利用痞子運動，農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據利益跟著你幹革命吶。維權上訪人士沒有知識分子考慮那麼圓滿，他探索一條道路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動社會。我感謝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來了，坐到維權人士這裡來了。現在維權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一塊。
這樣的推動談不到顏色，沒有顏色。顏色不變也變了。也不需重新立法。無非知識分子有了這樣的想法，事情也推動了。中共也無可奈何，也樂意接受。也需要這些人制約地方。你靠什麼制約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現在人大代表力氣沒有，是因為席位是官方分給他的。如果百姓授與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國家法制統一，經濟利益的統一，因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官僚做大。現在也是兩條政治路線，一條是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路線。一條是以官為本，執政為權貴的路線。有人問我，以何人為代表。不要問我，要靠誰。胡錦濤、溫家寶以民為本，還是江澤民以官為本？或者以後也會變。但是兩條路線客觀存在。
知識分子要做的是跟這些訪民宣揚這種改良主義。許多改良主義者是在看，看習近平，看李克強，像我這樣的改良主義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間力量。所以我很獨立。我現在對胡溫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為中央的政策法律與地方官僚是衝突的，是限制他們權力的。我現在能做很多事，我體會，這跟時機很好有關，中央維持國家，他也需要從法律維持，對地方制約。我們這些民間人士幹什麼，有人說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讓我們帶出來用。所以現在是這樣一個好的時機。
有這種想法到做起來，不需要很長的時間。老百姓紛紛找到人大代表，你這個人大代表，一個月就吃不消。以前為什麼不做，以前沒有群眾，這個事總是要人做的。這些人不是你叫來的，或你教育出來的。這個群體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潮流。還有一種知識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沒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這些人通過民間改造社會，通過現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經很完整了。所以這個進程是很快的。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4 ）
督查簡報是維權的中央文件
壹報：《督查簡報》堅持了很長時間。今年工作的重點在何處？
馮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點放在推動人大代表這裡。所以我這次把人大地址向訪民發掉了。你點拔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簡報》寄給全國人大八百個代表。有時每期印一千份，有時三百份。這種形式，他們喜歡嘛，因為他們一輩子看文件看慣了。很舒服，所以我們要為客戶服務——用他們舒服的方式。我寫文章，要讓維權的人看得懂，不是與政府辯論爭吵。我舉這樣的故事做比方：我們的中共與這個體制是個吝嗇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幫助他，他老不領情的，有一天這個吝嗇鬼跌在河裡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說：“你把手給我呀！”他拒絕給你，寧死不給你，因為你不明白吝嗇鬼老是要佔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來了。我們不是救人，是救中國。但現在中國統治者就是這個心態。他就是覺得你反對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寧死也要反對你。我們知識分子都想成就中國。我們不能改變他，只能小小地改變我們的一種方式。其實我提出的“護憲維權”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壹報馮正虎訪談（ 15 ）
司法不作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報：這個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馮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個手。”我們很多朋友就是這樣。要求伸個手。你要承認這個狀況，現在有中共這樣一個吝嗇鬼領導中國不願放棄一點點東西給你，死都不放棄。你怎麼救他。救不了他，中國一切也死掉了，就像飛機一樣，不能讓飛機跌下的。我採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現在能寫東西，能公開，他們不來惹我，因為我沒有確切主張。國保警察認為：“你說的是這樣，但做的好像不是這樣。”只有一步步做。我現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無賴，不受理也不裁定。無賴？好的，你認為我一個人沒用。我讓民眾拿出一本書叫《司法不作為案例集》 ——讓你無賴。書出來，你就感覺壓力。我來一本《司法不作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無賴行為全部放在外面去。讓整個民眾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不可能發生的。 ——但事實確實是樣的。我把你這些行為全部拿出來，你就不要說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關門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個問題上——你聽誰的？還是聽法律的。你現在聽官的，因為官給他位置，老百姓給他的壓力不到位。如果兩個都到位後，就變了。
不要跟老百姓說共產黨沒有法的。錯，西方社會法官也有權力壓力的，不是沒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負起責任心的。否則我們把什麼壞事都往共產黨三個大字上一推，每一個人都可以不負責任做事，所以每個人應該負責任負到自己頭上去。自己負責任。不斷地推他，讓他負起責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責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責任。你起來了，不就三權鼎立了嗎，否則你給他壓力沒用，再來一批人打天下打下來，也是這樣。我說共產黨解放前提的民主口號提的比現在民運人士還要漂亮，都好。
這就是我們公民社會，我們老百姓，懂得維護自己權利。讓老百姓在權利擴張的基礎上真正確立公民意識。到時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誰了，讓選票決定了，或許還是共產黨當家，或許不是共產黨，不要把共產黨不當家作為一個前提來搞定。你理論上都是對的——共產黨是要消滅的，一百年，一千年總要消滅的，永遠是對的。但你從改革的路怎麼走法，又碰到蛋和雞，雞和蛋的問題了。沒辦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權力可以改變？
一個胡錦濤就可以把四項基本原則取消掉嗎？現在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需要什麼，一個人做不了主，九個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個人討論討論。三千人人大代表，個個是各地大小諸候，你以為都聽胡的話？只有靠民眾自己的力量去做。這個憲法倒退倒不了。現在國家人權行動綱領拿出來了。講得很好嘛。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報：如何讓人們在失望中找到行動的力量？
馮正虎：現在的共產黨跟李敖說的一樣——“和小孩子一樣”，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亂搞，要表揚表揚他，好的東西樹立起來，讓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實對我們反對派，你說他好的東西，是給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東西多起來的過程，也是你推動他進步的過程，你把中國看成一無所有，一無是處的，其實你也沒有信心的。一無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像這樣的人，海外沒有一個人像過去汪精衛能出來搞暗殺的。 ***在國內寫兩部小說，要把窗戶關得緊緊的。寫兩部小說有什麼稀奇。激烈的人其實是最軟弱的人，你把他一關，你看看。過渡政府沒做幾天，霸道倒蠻足的。我所做的是讓周圍人感到快樂就可以了。
妥協也很重要。就拿獄中斷信的事來說，我告到監獄長那兒要求通信，他們派了個人和我對話，他說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種“個別的情況”在檔案裡規定的，我們沒辦法。我說：“這種情況對我不存在，因為我剛進來時，是通過一次信的。”他們就問我：“那我們查一查，你有什麼要求。”我說“我沒什麼要求，至於警官們私壓我的信，是你們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通就好了。”他說“你很爽快”。我在裡面還追究什麼警官責任啊，我們弱勢群體有時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過分要求。隔一天，全部開通。 ——也看過幾次，壓過幾次。我很犟的，我把過去寫過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這麼多信在外面。
壹報；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呢，我試過和他們講公民社會常識，好像效果不大？
馮正虎：起先他們給我夫人說我還沒有吃過苦頭，知識分子嘴老。後來吃過苦頭，他們說這個知識分子不像其它知識分子那麼軟弱。那裡面犯人發生什麼事情，他們獄警會把我叫進來問， “這樣處理對不對？” 我說不管我的事啊。 ——我都成監獄裡的檢察官了，我成了犯人頭了。
後來我的一封信，使得他們嚴管室所有的東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時綁著犯人的刑俱全拿掉了。他也怕了。我說“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訴你，你這是犯罪。”我一直告訴警察，“你是犯罪。”我不像高與胡佳跟他們講信仰，我就講你違法，嚴重的可判多少多少年。我有一個簡報刊登了《擾亂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沒有反應，“你阻擋我的行為按照治安管理法規，行政處罰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罰五百元。這是輕的。如果是國家工作人員犯這一條加重處罰。嚴重的變成刑事了。”我講給他，“我說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東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輩子逃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攔截。其它免談。” 我們是無神論者，跟他說來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訴他幾條幾條，他害怕。運動搞多了，知道運動會反反复复的。我這期寫《嚴懲截訪》。我就談法律，你已經立起來的法律，我就會搞你。民眾去製約他，誰當家都一樣，民眾自己的公民力量也會壯大的。官方說我傳經授法。幾百人上訪戶讓我講課去，我對官方說：“我講課，你們應當感到高興，我上課，你們派幾個公安，幾便衣，錄音下來，哪幾句是推翻共產黨，一銬判我三十年，不解決了嗎？”他們苦笑。
壹報：對維權老百姓有何建議？
馮正虎：我對老百姓說“你幹嘛要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呢？你口口聲聲說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對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換個思維理解，他們都不代表共產黨，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府的東西，是法律上規定的東西，他這樣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是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說以人為本的路線，沒欺壓老百姓，才代表共產黨。否則這些個人都是違法犯罪分子，我們要堅決反對，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機關去。如果你們是這樣的心態，我們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與國家機器都站在我們這裡的，其實就是換位思考。我為什麼對中國有信心，好話都給他政府說光了嘛，我們就實現幾個，你也不用再說好話了。你把好話都兌現就可以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7 ）
坐牢的包隨時放在門口
壹報：你最讓我吃驚的還是你的心態。
馮正虎：他們問為什麼，別人幹不出，你幹得出。我說我幹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門口的。牙杯牙刷都準備好的，換洗衣服放在一個包裡。因為過去被抓後，我夫人曾經很痛苦，就像胡佳夫人一樣，東西送不進去，刁難你的。我被關了十天，夫人給他們玩了四五天，東西還沒拿進去。不如我自己帶點東西就好了。這包裡有可以維持二個星期的東西。
刑拘一個月時，我和夫人說，“我進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們總會交出一個人的。你們放心，我在裡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說，“你在裡面看你的書，把身體調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講什麼有罪無罪啊。”我在裡面血壓高，當時限制所有的藥帶進來，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調整，這關過去了。
坐牢靠自身的心態，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對抗的。心態好了，就好。坐牢是個好時間，可以讓你反思很多問題。讓你看書，我不贊成在監獄裡絕食。我和張青說：“絕食能說明什麼問題？你微笑，他們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維權的人說你們哭哭鬧鬧沒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們沒方向了——你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監獄是實驗地，是專制社會的縮影。你在監獄裡完全靠你的能力，培養你的智慧，你的勇氣。你沒辦法借力。赤膊一個人。靠你冷靜判斷問題。有的人監獄出來廢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穩，很有力量，監獄出來是兩類人。大多數被嚇得很怕。但監獄裡也練出一部分人。我與他們鬥，我比高智晟胡佳幸運的是我是出牢來以後和他們鬥。高如果出來了，和國保在門口鬥，肯定不是這樣的格局。我是經過訓練的。耐心就耐得下來。他們就玩不過我，我在那麼狹小的空間生活下來了，在家裡算什麼事。平常人給他堵在家裡，他會發怒的。阻礙你，極力反抗。他們看挑鬥成功，就繼續搞。這種方法對付不著我。坐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鍛煉，你的心態是很輕鬆的。恐懼是無知，你對很知曉的事物，就不會有什麼恐懼了。所以我和夫人和警察說：“什麼時候，讓我坐牢，我可以療養療養。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點鐘，生病還沒醫療勞保。我進去看病不花錢，吃飯吃皇糧。八點半就睡覺，看看書。”他們覺得用坐牢嚇我沒有用。
上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說：“端午節，你們回去回去。”在一個審訊室，警察應當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給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來，我說“哎，你去，你去，這個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較像樣。”他連說“馮老師，馮老師，不是這樣。”我說：“你想通了嗎，你要做得對了，就不用來找我，”他說我不知道你這麼出名。你一抓，整個網上都知道。我也是一個六四這麼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長說，“你這個人不得了，提藍橋監獄也蹲過，老前輩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8 ）
出獄後追著打官司
壹報：出獄後你又告法院，詳情如何？
馮正虎：到了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罰金，但判決書中沒有寫對警方查獲物品的處理。按法律，沒有判處沒收，應當返還，還不出則應當賠償。
判案時，司法會計中心已核算：我的書值二百零七萬。於是我就上訴，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賠償。 ——我現在和你講法，講得很認真啊。
這個體制就是這樣，老百姓，你硬他就軟。公民要自己站起來，在站起來的過程中，肯定要對你進行打壓的。你衝過這一關，屬於你的東西還是你的，我們的法律已經樹立了這個東西，無非是我們的法律很軟弱。這種軟弱需要我們血汗讓他強硬起來。我去做示範，看看都是我個人的案子，其實是很典型的。
壹報：聽說你還告過提藍橋監獄？
馮正虎：我出來就告提藍橋監獄，標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對警察沒有什麼怨恨，我是表達公民的訴權，對他的管教場所是很大的製約，因為我出來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沒錯這是法院判決的，但法律沒有說我的健康我的名譽權可以被剝奪。你對我的虐待就是對我的健康、名譽權進行侵犯，所以我狀告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壹報：之後你又告監獄侵犯財產權？
馮正虎：告他侵犯我財產權，因為我出獄時非常特殊，是脫光式檢查，一張紙都沒帶出來。我出來時給他們幾箱東西，包括報紙《南方周末》，《南風窗》，我寫的日記和東西。在牢裡是不能用本子寫日記的，馬上會被偷走，我是一張紙一張紙寫日記，然後把紙東躲西藏甚至放到別人的地方，最後臨出獄時再抄在一個本子上。他們檢查以後不給我了，出獄當天我不出去，說三年都坐下來，不在乎這一天，你們可以請我喝咖啡。最後有人說了好話。我就走出去了。回去當天，我根據記憶寫下九頁紙的扣留物品清單。一個月後，我就把清單寄到監獄裡去。不睬我，我寄給司法局長繆小寶，告訴我要起訴。這招蠻靈的。十天以後，我收到提藍橋刑務處的通知，讓我領我的私人物品。他們說話就軟下去了，說什麼為了還給我他們還加班加點工作。他們留下幾樣東西沒還給我，一個是日記本。一個是英文材料。我說日記本你們需要可以復印，這的確是一個無罪的罪犯在提藍橋的紀錄，但本子是我買的私人財產。
所以起訴他。法官說我很厲害，從來沒有過人能告監獄的。當時時間也湊巧，要是再過兩天，我的起訴期限就沒了。我對國保警察說，我打那麼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來的，本來我只想打一場官司就是出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們堵我的路，我就啟動第二場官司，告新聞出版局當時的撤項（即當年撤銷日本在華企業名錄的書號的文件）。這場官司只要立案我就贏了。根據行政訴訟是被告舉證。我就逼新聞出版局說出當年撤項的理由，讓背後的東西浮出水面。
壹報：然後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了官司？
馮正虎：過幾年以後，我又用自己的電子書《日本企業》攻新聞出版局。就是這本書，我同時在日本做繁體字版，這本書反映了兩個國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態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寫了，我就出版了。這本簡體版本，按程序，我不賣，我先辦了版權證書，在中國版權證書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版權證書的辦公人員說這是打官司用的。沒想到我是真的用這個版權證書來打官司。我版權申請花費了一個月時間。然後，我就開始向新聞出版局發出申請，要求自行發行這本書。我有著作權，根據著作權享受的權利就是可以發行，可以賣買，我要新聞出版局來認可我，他的電子出版物條例說，電子出版物發行要他許可的，我是多老實的公民，雖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讓你許可。根據這個法律是有這個權利，著作權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難題出給他，他進退二難。他要批我，中國從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賣，你也能賣，真正的著作權有了。不批，他就違反著作權法。結果，起先他電話打給我，“你要銷售辦個出版發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說“不要誤導我，我沒興趣辦發行公司去賣人家的書，我只發行我的書。我賣我自己的書是著作權的問題。”後來他們下了一個文：答非所問，避開不談。我就到國務院新聞出版局复議，受理了。其實我知道我要自己賣了，也沒有人管你。這叫選擇性處罰，他要搞你了，他就說你破壞了出版管理條例，很多人為什麼沒感受到，因為賣了也沒有人管他。但這其實對每個人都是一個威脅。因為一旦他要報復你，就會把這個作為理由，我們在法律上叫選擇性懲罰。他不能批，也批不了。這說明新聞出版局的條款與法律衝突，所以我挑戰他的這個體制。國家新聞出版署复議出來了。我再起訴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審二審不受理，我就要申訴了。我寫了萬把字訴狀，相當於中國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這又是一個經濟類的案子。法官回過來說“每個國家都有國情。”
胡錦濤到日本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個民族在創新，我們這樣的製度怎麼創新？這本書2007年九月出來，到現在一年多不能發行，公眾很需要這個信息，這個體制讓人沒法創新，公眾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書店看一看就知道我們與日本的差距在哪裡？日本大小書店，關於中國的信息有一大排。我們為什麼弱於其它國家，是我們的官僚阻礙了我們，是幫外國人打擊我們。我這本書對中國貢獻，沒有人這麼詳細地介紹日本企業。”
這樣的案子，就是讓我們要爭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權利。為什麼？因為發表政治的，千分之一還少的人。這種權利先不要碰他，我們先維持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權利，讓知識分子爭取出版自由，這牽涉不到政治。
我們雖是大陸法國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罰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這個很重要，我每一場官司能贏，中國就改觀，出版自由就來臨了。你出版了，沒有人關你，沒有人罰你款，你就自由了。
沒書號難打官司是2002年。現在社會是進了一步。我提出一個問題，我不要書號。我根本不買書號，我不需要出版社，難點與焦點是個人要出版。書號是管理編號，國際上沒有花錢的，我在日本辦過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們給我一個出版號，號碼是你自己編的，你要發行，你就加入一個發行協會，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幣，就行了。很規範。就可以進入流通。 ——中國這種體制是害了民族創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盜印點有多少！你妨礙的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的創造性。你在中國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國這個體制是教人違法的，你做盜版是可以的。而規規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給胡錦濤的信給胡辦轉到新聞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賴皮，根本不受理，連行政復議也不受理。
出這個書都不讓人出，更說明問題。這些法官還想用國情把我們的出版不自由真相都掩蓋了。
我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實際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來推進法制進步。
壹報馮正虎訪談（ 1 9）
在牢房中教訓中隊長
壹報：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護自己？
馮正虎：在監獄中確要妥協，他們不來找你，你也不要找他們麻煩，因為你畢竟是弱勢群體，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確是犯了罪進來的。我始終做法與其它人不同，為什麼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個很嚴格的區別，如果在警察辦公室裡面，我和警察地位絕對平等，任何問題我可以跟你爭論。犯人從邊上走過，很害怕，馮正虎這麼厲害。但在外面，我對你警察絕對尊重，警察做執法者代表。例如巡邏時走到我面前，我會站立起來。其它犯人不會的。他們說你為什麼，我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做法。我對他的不對之處會嚴厲對質，公開的場合，我遵守。警察對我很尊重，因為你敢於反映問題，有時也給他們這麼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個平衡。在薩斯期間，年輕的中隊長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個犯人，教育犯人過程中，犯人不服，中隊長就打他，警棍敲頭，腳踏，還遊街。 ——好，我開始管你了。 ——我就找到他辦公室去了。我說“王中隊長，我發現一個問題，根據《監獄法》，犯人的勞動時間是參照《勞動法》，一天八個小時，一個月加班不能超過三十多小時，你現在看看，我們每天晚上勞動到十一點多，星期天都沒有休息的。我們這樣犯人身體要壞掉的。這是違反《監獄法》的，我只負責提出來，改不改由你。”
他緊緊拿著警棍，想動作。我接著說“我還有個問題，警察動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毆打犯人，這種情況是違法的。我提出來，改不改由你。”
他問“你對他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對具體問題，我沒有什麼意見，你自己和檢察院交待去。”
中隊長又問“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我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只有半個月就要出獄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個好的服刑環境。我們這些人不是天生下來坐牢，是有各種原因的。今天在大牆外的，也不能說他一輩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覺得我們要求過高，其實是公平的。”我還說：“你現在沒有打我，你打我，絕對不放過你。”他盯著我。
我走出去後，他立即叫兩個犯人看住我，其實這兩個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監獄裡有二種犯人對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賴的，一班是最搗蛋的犯人。警察做什麼我都知道。
我在獄中任何週記報告都不寫。但這回我寫了，我在周記中把我說的話寫下來送給中隊長看一看，把他氣得要死。
第二天，教導員來了。 “你怎麼啦。”
“他對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當人。我現在教育他，讓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麼好欺的。”“要么，他給犯人賠禮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隊長又找我。最後把我調走了。我是犯人頭。我換到樓下中隊。
我沒到時，犯人就很高興了，把我照顧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們的牢房三點三平方，三個人住，這是英國人日本人建的。我坐牢睡覺時一直與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時，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運我有睡過老監獄的體會，知道那種味道。最差的東西都嚐過了，還怕什麼。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裡想好的，走什麼路線，很堅定。
壹報馮正虎訪談（ 20 ）
維權者的力量
壹報：和上訪戶結合起來的知識分子很少，在這個過程中你有何體會？
馮正虎：改造社會，光靠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不行，要靠社會的力量。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行，老毛的這個群體跟現在的維權人士差不多。個別分開來，一個個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是為了自己的。但整體上社會需要這些人不停推動。而且這個群體的人也有很多很優秀的人，許多人自學法律，身處這個階段，他們互相幫忙做公民訴訟人，他們精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進步。如果把中國這麼大的上訪群體引到守法的軌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現在上海有個不錯的風氣，維權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還有維權者一起參加開庭，每次開庭，警察很緊張。比如這次開庭，只給我們五張票子，其它三十張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團。他們很怕局面失控。
壹報：你的護憲維權網是如何建立的，為何會選擇建網站的方式？
馮正虎：我一開始找媒體，媒體沒有用。找律師也沒有用，我完全靠自己，在網上不斷發一些東西，2005年我建立網站，“護憲維權”網。為什麼辦自己網站？因為投稿，媒體不一定用，海外媒體可以報導你，但不一定發你的文章，所以我要確立自己觀點與道路。你看我的網站不是一個新聞網站，更像雜誌，把我認同的文章觀點放進去，都是選擇性的，這是對公眾負責任的東西。其實大部分公眾是你影響他的，而不是開個論壇，瞎談。談到最後什麼結果沒有，公眾需要選擇性的東西，我的文章選擇標準是不論你屬於什麼派，只要主張是我理念相近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沒有用的。網上走動太快。能指導人，影響人就可以了。
網站建立以後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國內建網站，因為封掉，2006年打過官司——因為我是用付費的服務器。封掉後我就搞游擊戰，我簡報上有網址。我的目標是一直要讓國內人看到，所以服務器放在外面，但我域名轉移。也碰到一個問題。出來一個封掉一個。到後來，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這個服務器送八個IP地址，我可以換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還是出書面的《督察簡報》，我的做法和路線有關係，我改良，就要為國內人開的，為以前的同盟軍開的。我有一定影響，可信度。我的簡報在訪民影響很大。二三百份，高的上千份，但複印的很多。
這一期馬亞蓮寫的截訪人員被打，國家信訪局下來調查了。其實在國內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簡簡單單一句口號如打倒＊＊＊，就被封住了，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壹報馮正虎訪談（ 21 ）
上訪戶是中國未來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報：你為什麼說上訪戶是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馮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遷上訪，還有新疆回滬的問題，徵地農民的問題，上訪戶文化程度一開始並不高，我看他們還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訪戶提升一步了，不僅僅是關心自己，也有幫其它人寫，幫其它人呼籲了。層面上相對提高，這些人也是將來人大代表候選人，將來政治家是來自多方面，有來自原來的人大代表，也有來自現在這些訪民裡面的。為什麼？維權上訪已在各地結成了人的聯合，在維權上訪過程中學會了組織，學會了聯繫人，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這對民主建設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斷：如果二三年後上海區級選舉，我可以說民間推得出七八十人。一個地方，一個人參與選舉壓力很大的，如果一個地方上百人來同時參與選舉，就不怕了，選舉就順利了。這個選舉基礎就在什麼地方——維權上訪的人。這個人群對政治改革是很有意義的。這些力量，有些知識分子確實沒接觸，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大的人群。
他們為什麼管住我，是要把我與維權上訪的人隔開。我是公開的改良主義，不會激進的。我把這些人都教會了。我如果是激進分子，他們倒不怕，有人舉證，正好把我抓進去。我公開的說話都可以錄音下來。國保警察說“看你的東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錦濤一樣的嘛。都像中央口氣。”——他們越看越糊塗。
現在維權上訪戶不僅會學法，還會學電腦。也會用SKYPE。活躍的人都會買電腦。為民主建設訓練了一批人，這些人一轉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設。他們已經把恐懼衝破掉了。一個人進看守所，出來時，一大群人都來迎接，還要吃一頓。風氣已改了。這些反對派，官方也已經認可。所以說我們社會反對派已經形成了，各地方像我一樣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漸漸變化中，哪一天，黨禁開了，不是黨禁開了，而是本身黨就有了，他就接受了這個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這之前有馮正虎，李正虎都在出這樣的東西，包括你也編《壹報》，都是的。我們就是要把選擇性懲罰破除掉，你在編，他在編。他不過是偷偷叫網絡公司不讓你辦。要是以前還不是大明大白說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團有很多，按現在社團管理條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沒有主辦主管單位。但是還有選擇性處罰這把劍懸在那兒。所以要靠自己活躍起來，中國有句話法不責眾，大家都這樣乾了就成既成事實了，現在博客這種變化對我們出版自由是很大衝擊，其實都在出版了。現在定義你賣不賣。 ——現在沒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經營罪。
其實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於政治改革你的含義怎麼理解。政府主導的那個大的政治改革是沒有的，但生活中都在進行。如果你定義把共產黨打倒作為政治改革開始，那你永遠看不到。以後說不定共產黨還和蘇聯共產黨一樣，在蘇聯解體後還是一個黨。
壹報馮正虎訪談（ 22）
我們家是一國兩制
壹報：你的妻子對你的維權工作是什麼態度？
馮正虎： 我家裡從親人角度，像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當我要準備坐牢時，她倒很關心我。這就是親人，因為親人不希望自己的親人去做危險的事，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她對警察說“我沒有辦法說服馮正虎不做這件事。” 妻子不希望丈夫處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懼之中，不希望家裡是一個很不穩定狀態中。
他們對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認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處於不同環境中，我處在維權圈子中，她畢竟在正統大學圈子中。我們是一國兩制。我早就變成流民草民，我們享受一國兩制的好處。她說“我能守住一份安穩就是對你最大的支持。”
壹報：你的孩子呢，他對你的事是什麼態度？
馮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學讀研究生了，我們家人質沒有了。學習很好。當時他要去美國，但需要保證金，我們家是拿不出來的。我不喜歡兒子用我們政治這份光環去美國。他很獨立，靠自己免了學費，在國內讀大學也年年有獎學金，所以我說上帝很公平，我兒子不用我的錢，不就等於我賺了錢了嗎。我兒子公開不關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兒子只給我一封信過（也是寫給警察看的）很簡單一句話：“爸爸，我一切都好，請放心，看來你收到我這封信時，大概你已經要出來了。”當時他讀高中時，他很有個性。這次我關十天，我兒子也被帶過去，共產黨老搞人質這套東西。 “你為家庭考慮考慮”。就是搞恐懼的東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帶過去傳訊可以，但是要他在場。他們問我孩子對我有什麼看法，我孩子說：沒什麼看法。他們問：“你幫你爸爸做什麼事嗎？”兒子說“沒幫他做什麼事。”他連團員都不是。大學幾乎都是團員，組織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團，在高中就入團，你們就不要找我了。他剛到大學政治課不上，他其它成績很優秀，老師很急， “你就是做樣子，你也要做。否則獎學金拿不到。”中國這個社會，你還得要適應。
壹報馮正虎訪談（ 23 ）
珍惜我們的家屬
壹報：眾多走進牢房的維權人士，留給家屬的是破碎的家，我覺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馮正虎：我們要充分理解我們的親屬，對他們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們不支持我們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們比我們承擔的風險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師剛搞絕食時，我已經寫過類似的意見給他了。我們是走在鋼絲上的人，走在鋼絲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親人在旁邊看的時候，心裡著急，她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跌倒了，她是你的親人啊。所以她不贊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獄中寫信給我妻子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工作是因為放不下對中國的責任心，如果在一份認罪書與一份離婚書上簽字。我肯定在離婚書上簽。這是原則問題。等有難過去再回來，也很正常。她跟著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從六四就這樣過來了。被迫無奈到日本，學校給她很大難題，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來。一天之間把我的家全破壞了，學校很絕，第二天封條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東西都送掉。我兒子一直跟我提到遊戲機，因為他很小，不知道家裡發生什麼事，只記自己玩的最心愛的遊戲機沒有了。家就這麼破碎了，我讓哥哥從日本帶回一個遊戲機。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機會沒有了，他受到的歧視，他心裡很知道。我坐牢，四十萬罰款，當時已經沒有錢。我夫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錢的需要，她把我留下的電話卡都拿出去賣掉，也賣不了幾個錢。我一下子進去，我的資金全投入公司裡，是在我最興旺時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濟還沒到位，銀行催錢，房子賣了四十幾萬。在這方面我對家人負欠很多。
被抓進去的人，我從不呼籲，因為呼籲沒有用，對這些困難的人，最重要的是關心他們的家屬。儘管我與郭飛雄陌不相識，但我經常寄東西給張青，因為我經歷過。許多人不是他幫你，而是你幫他，借你的牌來打。
壹報：家里人有沒有感到一種恐懼？
馮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東西扔掉了。把房子賣掉。家的折騰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確實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懼的心理怎麼會沒有。我們這種專制與迫害是對我們周圍人的影響，比對我們還厲害，留下的是恐懼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機在身邊，拼命地找，在她記憶中，我突然會失踪過，這種傷害留給人甚麼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錢，放在銀行怕政府這個大強盜把你封了，放家中，怕小偷把你封了。還是沒錢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錢。這些現實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個充滿幻想的改良主義者。
壹報馮正虎訪談（ 24 ）
面對警察
壹報:馮先生,你如何面對國保呢?象胡佳這種被國保團團圍困的事是否經歷過?
馮正虎：我從沒說過。第一次和別人說。
胡佳經歷過的我都經歷過，而且我不會別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網上。我是寫總結報告的。這樁事情結束了。我們知識分子責任心很強，我們要給周圍一種信心。寫出的東西要對人有用。這很重要。所以我寫的東西很樂觀。
奧運會，我二十四小時有國保守住。朋友開車帶我出去。國保在街上攔我，與我辯論。我就寫了這篇文章。國保處長說你寫得到點。派出所所長這樣的人看不到網上的東西。我把國保稱為鴻門宴上的朋友。他們有句話，職務所在，位置不對。他們是公安，是職務。我肯定不配合，過去我說立場不對。他說立場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對。我說好，能用溫和的字我就用溫和的字，位置不對。所以肯定是對立的。
我和他們說，你們什麼忙都幫不上我，抓我的時候，你們跑得快一點可以的。看到我這樣的人，他們也沒辦法。
我的風格與胡佳是兩樣的，警察的車，我敢乘。奧運期間，我就坐他們的車。我就和年輕的大學生警察聊，“如果你兒子以後問，爸爸，你奧運期間在幹什麼，你怎麼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馮老師。”“兒子又問，這個馮老師怎麼樣啊，”“馮老師挺好的，在家看書什麼的。” “你兒子想不通了：你就乾這個事啊，哈哈！”“到兒子這一代是不理解你們的行為的。 ”
他們在這兒看守我，我就發《督察簡報》讓他們學習，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級待遇。奧運期間，我就寫了一篇《反對迫害》，我給派出所所長看，他人很直：“馮老師，你寫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寫他的，就不舒服了： “馮老師，你這樣不好，不符合事實。”其實他什麼不滿意？ ——是覺得形像不高大，又是請我們吃飯什麼的。我說：“你沒有英雄事蹟呀，這樣，你把我一攔，手銬一銬，我堅決反抗，我們倆都成為網上英雄了。”邊上國保都在笑。 ——你沒有英雄情結，我怎麼加進去啊。
“你作為一個比較自然的人，作為警察應當理直氣壯地，你為什麼坐到這兒，你也沒辦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這樣，我是這樣的公民，為什麼不能自由進出呢，也為了政治做了犧牲。我們董處長為什麼老是陪著我笑，他是那麼誠實的人，也是個警官，他沒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們都是為了政治做了犧牲啊。”他說： “啊，是這樣的啊。”
我和他們聊，聊法律。不聊套話。也沒有套話好說。國保說：“我們和你講情。”我說“你和我講情幹嘛，你有那麼多關心我嗎，你又不是我媽，又不是我老婆，你關心你自己，向領導交好任務，什麼情不情。我和你講法。法只有一條，你們錯了。”
壹報：他們也是人，與他們的溝通應當如何進行？
馮正虎：人和人還是能溝通的，現在畢竟不是文革時代，都是講利益的人。我說少扣你公安一元錢工資你肯定不想幹這個活。清醒看到我們周圍的圈子在發生變化，不能看成一直在對立。包括胡佳出獄後，肯定是不同的。胡佳這個人能適應，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這個人不是極端的人。裡面的人不會對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擔心他的身體，他會養好身體出來，裡面生活很有規律。不用激動，可以把自己身體調整好。出來再努力。和里面幾個小警察有什麼好爭的呢，你和他說：“我是無罪的人”——他看守著無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監獄裡與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談案子。有這個智慧，我們是可以做很多東西，包括對周圍的人都進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樂維權，公開、和平、快樂是我提的三大口號。我們把它當作快樂的事來做。我寫東西，給人以建設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個事情做完以後，告訴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楊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勵別人去做。
壹報馮正虎訪談（ 25 終結篇）
在一個變態的社會做一個正常人
壹報：有時候做英雄容易，做一個平常人難。
馮正虎： 我們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偉大的，不是一個正常人。金燕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偶爾的機會拿了一個獎，還是做普通人比較好。用普通的心態去做。在一個變態的社會做個正常人，這已經很偉大了。我們的老百姓心中沒有恐懼，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張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個人的權利都可以爭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人這樣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這一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寫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點零零零一的人在寫政治的東西。一個社會應當讓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獲得權利，現任體制應該能公開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都獲得權利，那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人自然獲得權利，那時別人會覺得寫這個政治的東西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現在是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寫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跟著他，他也有個理論：是有了我們寫政治的自由才有你們普遍的出版自由。這道理也不錯，最難的東西得到了，最容易的東西也就得到了。 ——但我認為在實踐中是不現實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幫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獲得權利，因為大部分人經驗觀念沒有改變。都覺得要出版社出的，要批准的，那他們更不能接受你。當他們知道國際上書號是沒有價值的，書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請專業出版社出時，當社會普遍接受這點，那麼再提出零點零零零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會就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壓制他。現在難度很大，因為現在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書，總像做賊一樣，還像準備坐牢一樣的。我們老百姓要克服這種沒必要的害怕心態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要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人奮鬥。做這樣一個改良主義者。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錯。但現在的人都是聰明的，都是網絡時代的人，不會盲目的，他會遠遠看著寫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當然好，但你風險太大。有的人說，我們又不寫這個東西（政治類），幹嘛要爭取這個東西啊。你就沒有基礎，就不能形成一種公民力量了。
維權的人現在跟著我，是覺得我沒有風險，很快樂的，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在爭取權利過程中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都要用這樣一種方法，我們社會經過三十年改革都有變化，包括共產黨也到了一個常人政治的時代。他也不是毛澤東，胡錦濤是和我們差不多的人。都在變，其實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們四五十歲這一代人。兒子這輩不用你們擔心。
壹報：謝謝馮正虎先生，你是中國人真正的良心與頭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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