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9. April 2007, 15: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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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猪年的来历[2007金猪年?]
最近流行一种说法:2007年是60年一遇的农历“金猪年”,是个难得的吉利年份!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我也感到疑惑,于是在网上google了一下,终于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按中国人将的五行学说,分金木水火土五行,每年都有不同的属性。五行中的“金”,是60年轮回一次,加上十二生肖中的“猪”,就构成了“金猪年”。
附:天干、地支与五行的对应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 │ │ │ │ │ │ │ │ │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金 水 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 │ │ │ │ │ │ │ │ │ │ │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不知从何时开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些说法,引发了各地新人纷纷忙于结婚。按照中国传统历法,2006年既有“双春”又有“闰月”,为大吉之年,尤宜嫁娶。而2007年颇有争议,有的人指2007年没有“立春”,是“寡妇年”,不宜结婚;有的人则说2007年含有2008年的“立春”,所以2007 年是有立春的,且还是60年一遇的“金猪年”,适宜生育。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参照西汉五铢标准而进行了货币改制,易铢为宝,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促使定都长安的唐朝进入长治久安的盛唐时期。因“铢”而现的贞观盛世年,由于财富之盛被誉为“金铢年”。贞观之治恰逢丁亥猪年,“金铢年”便被民间流传并等同于金猪年,于是必有祥瑞之事发生的丁亥火猪年自此被改称为丁亥金猪年。
原来2007年应该是丁亥火猪年,并不是金猪年;只是民间流传的“金铢年”被讹传为金猪年而已。
Saturday, 31. March 2007, 09: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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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由于新华书店元旦优惠买100送40,我觉得颇为划算,便和老鼠一起去逛逛,恰逢那时我正在看当年明月的
《明朝那些事儿》,便想看看些与大明王朝有关的资料,正好在历史区看到这本书,便买了回来。但由于一直比较忙,就只能在闲余时间才能得以翻阅。到昨天晚上我才终于把它看完了,

呵呵,从去年的12月31日到昨天(3月30日),整整看了三个月。
它是黄仁宇先生所著的关于大明王朝的衰亡的历史书。书中从帝国的最高执政者——万历皇帝、推进改革的首辅——张居正、协调皇帝与文臣关系的首辅——申时行、清廉模范的官员——海瑞、推行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位当时社会中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及介绍从而描述了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明代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的”。朱元璋在开国之时便定下了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等上层结构,这些制度结构下的社会却只是洪武皇帝的理想社会;并且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已不能适应庞大帝国的发展并且束缚了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进行革新却受到了各级官员谨慎和维持现状的逻辑而加以反对。国家的灭亡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如黄仁宇先生的总结:统治者是尽职尽责,还是嬉戏怠政;官僚们是诚实清廉,还是贪污腐败,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明亡于万历,把万历时期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作为大明王朝走向灭亡,满清王朝崛起的转折点。而我以为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并非是大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通过黄仁宇先生的介绍及评价以及书中附录的《神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到万历皇帝在他还不足九岁便即位成为皇帝,他除了要学习书法、历史和经学;还要履行各种礼仪仪式。而且即使有个人爱好也被他的老师及大臣所禁止。而且稍有所放松,即受到文官的上疏指责。作为一位普通人来说,他完全不能决定自己事情。加之他所深信的老师张居正,一位以强势推行改革的铁腕首辅,在死后即受到大多数文官的攻击;他的信念也受到了动摇。最后由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众文官完全决裂,导致他长期的怠政,与文官的消极对抗。这也是神宗皇帝的悲哀。
大明王朝真正衰亡的原因是其税收经济政策、重文轻武以及依靠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制来统治国家的思想。而最后一点也是中国最落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太祖皇帝建国初期,为一时便利,国内税收供应的道路和交换均建立在简单的原则上,侧面收受,短距离运输。这样就近收受供应的方式就使得其调配效率低下,甚至连武器军需也是就近获取调配。而且在征收及调配过程中也容易让贪官污吏从中牟取私利;这样就导致了各地税负的差异不均衡,调配的武器质量无法保证。这样的状况在明末尤其突出,直接导致明军在与后金军交战时经常处于下风。明军士兵装备落后,而后金士兵装备精良,经常能以一当十与明军作战。而且明军拥有火器及火炮,但装备的粗糙,经常出现发射火器时,火器爆炸导致士兵死亡的情况;而后金士兵则完全不畏惧明军的火器,因常有士兵身中数弹而毫发未伤的情况。努尔哈赤也是由于忽视火器的威力,最终饮弹而亡的。而后的满清王朝则完全忽视火器的发展,直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才发现火器的威力。而作为火药的发明国,在明初时火器便已运用于和蒙古人的作战中,到鸦片战争中满清军队惨败于西方联军的火器之下;实在是令人惋惜啊!倘使大明王朝能采用与秦王朝类似的国家统一监督武器生产,物勒工名,也许明军在与后金军的作战中也不会常处于下风了。
洪武皇帝具有和宋太祖赵匡胤的相同的思想,都担心自己的权臣会夺了自己的江山;因此都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从而导致了其后代在军事上与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中均处于下风的局面。宋太祖对功臣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则赶尽杀绝,甚至连各朝一直延用宰相一职也取消了。明代的军事将领兵作战时均有随行的文官或宦官督察,以致经常备受肘制。且一旦战败则要成为文官攻击、君主泄愤的对象。因此在明末,就有大批的明军高级将领投降后金和大顺政权(李自成)。
大明王朝则是以程朱理学来指导文官统治国家的。明代采用了科举考试来任用文官。而考试的范围则限制在朱熹所注解的四书五经。处在帝国底层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进入上层阶层。这样的考试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都热衷于考取功名,希望维持祖宗的法制,任何针对的改革都被众多的文官所反对。这也是革新在帝国中经常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从而使国家失去了改革发展的机会。到了帝国的后期文官们又热衷于利用各种事件来互相攻击,以牟取自身的政治利益,并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而这些文官则以道德来代替法制,而道德是无法衡量的,处置起来弹性很大;这至今能深深影响到我国的司法。也许是由于秦帝国的法制过于严厉,导致了后续各个朝代均改以道德来治国,到了明朝则达到了顶峰。
Wednesday, 30. August 2006, 05:06:20
China, Reference, History
来源:http://www.ywbk.com/ywjx/printpage.asp?BoardID=42&ID=5990
翻开中国著名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告诉读者,作者曹雪芹曾“经历过一番梦幻”。在大起大落中,他饱尝了人间冷暖,看透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耗尽心血,写出了封建社会末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所以,曹雪芹的成长、《红楼梦》的创作,与曹家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
曹雪芹的先祖,原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裔,明朝初年随着军队到了辽东,从此就在辽阳住了下来,世代继承军职。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八旗兵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被俘投降,沦为满洲贵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曹世选父子后来被分配到多尔衮属下,充任多尔衮的仪仗亲兵。
曹振彦能武能文,受到主子多尔衮的赏识,将他提拔为旗鼓牛录章京,也就是由汉人家奴编立的兵民合一基层组织的军政长官,率领亲兵保护多尔衮行军征战。
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6年),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随着大军入了关。此后,曹振彦考中贡士,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盐运使,成为三品高级文官。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
“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康熙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玺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继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就在曹寅去世的前一年,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公元1711年),曹雪芹在北京诞生了。他的父亲是曹寅的长子,已在当年的三月间不幸早逝,年仅24岁。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曹寅进京述职,将还不满百日的曹雪芹,带到他任职的南京去抚养。曹雪芹便在江南度过了锦衣玉食的少年时期。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特地在曹頫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頫“乱跑门路”是十分不满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雍正皇帝还是出于好意的。
雍正四年,曹頫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重新补偿并罚掉一年俸禄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頫一年的俸禄。曹頫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满和失望。
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頫问罪,决定将他招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頫送来。不料曹頫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终于招致雍正“龙颜大怒”。十二月初四雍正下令将曹頫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在曹頫被撤职受审的时候,雍正又得知曹頫转移财物、企图隐蔽,于是新罪旧账一齐算,雍正五年《内务府满文上传档》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传旨查封曹頫家产。他命令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封存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捉拿。
范时绎接到谕旨,立即将曹頫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第二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頫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頫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頫戴上木枷示众。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
曹雪芹从赫赫扬扬的官宦世家,坠入“绳床瓦灶”的地步,特别是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的衰败破产,这一急剧的转折,对曹雪芹来说更为痛苦。如果曹家不是这样的结局,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也就没有世界名著《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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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诞辰290周年,据红学家考证,晚年他曾在北京西郊香山一带著书,至今还流传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传说———
■“黛玉”的由来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据说在最初的《石头记》里不叫这个名字,而是曹雪芹后来改的。
--> 相传曹雪芹的家原来住在城里,搬到西郊时,家里已经很穷了。为了写书,他省吃俭用,可有时还是买不起纸墨。一天,他正写着书,墨用光了,这下他可犯了难。正在这时,好友鄂比先生来访,便对他说,在樱桃沟里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叫黛石,当地的女人们常用它描眉,所以也叫画眉石,自己曾试着用它画过画,何不找来试一试?曹雪芹听他这么一说,当天下午就去了樱桃沟,果然找到一些黑色的石头。拿回家一试,还真能写字,只是颜色浅了点儿。于是找来一些碎墨兑在一起,再一试,字迹清晰,接着便用它写起书来。
自从有了“黛石”,曹雪芹再也不愁没有墨了,一有空儿就到樱桃沟里捡上几块,然后兑点儿碎墨混合着用。因黛石给他写书提供了方便,为了记住它,便在修改初稿时,把女主人公的名字改成了“黛玉”。在《红楼梦》第三回中,就有关于黛石的描写。
■《好了歌》原名《神仙调》
《红楼梦》里有一首著名的《好了歌》,传说是曹雪芹根据民间的打夯调改写成的。
那是乾隆年间,皇帝为了检阅八旗军,便在香山脚下开始修建演武厅。一天,曹雪芹来到工地,往四下里一看,好不热闹。这时,一阵打夯的调子声把他吸引了,连忙侧耳细听:“人人那个都说呀/神仙好呦/我说那个呀/功名那个呀/他忘不了呦/古有多少帝王将呀/死了只有土盖了呦/嗨呦!……”这打夯调来回唱了三遍,曹雪芹听得入了迷。回到家里,他还反复琢磨着那首打夯调,觉得挺有趣,既上口,又很有哲理,于是就找出纸笔,想把那打夯调的词记下来。可想了半天,也没有把那词记全。第二天他又去了工地,找到了昨天那位领号的师傅,想问问那首“人人都说神仙好”的调子,叫什么名。那位老师傅告诉他这调子叫《神仙调》,是很有名的打夯调,接着又唱了两遍,这回曹雪芹把词全记了下来。
后来,他把这首《神仙调》的词,经过一番改编,又加了不少新词,写成了歌谣,既上口,又好记,日子不长,就在香山一带传开了。再后来他又把这首歌谣的词仔细地修改了一下,叫成了《好了歌》,并写进了《红楼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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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风筝
曹雪芹心灵手巧,还是制作风筝的好手儿,他糊的风筝不但样式多,而且造型独特,飞得很高,人称“曹氏风筝”,在乾隆年间曾被誉为京城“四大流派”风筝之一,与当时著名的哈氏风筝、金氏风筝、马氏风筝齐名。同时他对风筝颇有研究,专门写了一本有关风筝的书,叫《南鹞北鸢考工记》。
据传,曹雪芹十几岁的时候,家里还很富有。佣人中有位姓刘的花匠,会糊几十种风筝,于是曹雪芹很快也学会了。后来曹家被抄,曹雪芹回到了北京。当他搬到香山以后,家已经很穷了,有时连写书用的纸墨都买不起。一天,他见有人在河滩里放风筝,忽然想起自己曾学过的糊风筝方法,就糊了几个。那做小买卖的邻居见了后,就要帮他拿到集市上去卖。曹雪芹一想自己正缺钱买纸墨,就同意了。因曹雪芹的风筝做得独具一格,刚拿到集市上,就被卖完了。那邻居把赚来的银子递给曹雪芹时说:“您只管做,这卖就包在我身上了。”于是曹雪芹便放下正在写着的书稿,用了三天的工夫赶制出了十几个新颖别致的风筝,让那邻居去卖,结果赚了不少银子,给他写书解了燃眉之急。
因为这风筝出自曹雪芹之手,又做得独具匠心,所以就被人们称为“曹氏风筝”。没出两年,这种风筝就出了名。后来,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还专门写过放风筝的事,不信您翻开第七十回看看,准能找到。
■后四十回书稿的由来
提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一般都认为是高鹗续写的,可在香山一带却传说那也是出自曹雪芹之手。
据传,曹雪芹用了近十年才写完了《红楼梦》,然后进行反复修改,前前后后修改了五次。可他对书的后四十回总是不太满意,于是就将书稿的前八十回拿给亲朋好友看,谁知不久就传抄开了,而那后四十回却一直在修改之中。这时候他的身子骨越来越差了,不久就去世了。
在料理他的后事时,有人找出许多写满字的纸张,可一想人都没了,留着这些纸也没有用,于是就都剪成了纸钱。就在要烧的时候,被曹雪芹的好友鄂比看见了,连忙抢了过来,展开一看,正好是《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书稿,虽然被剪得很乱,好在所有的纸都不缺,只要小心拼对,能够复原,于是将所有带字的纸收集起来。
给曹雪芹办完丧事后,他就开始修补那些被剪坏的书稿。可谁知,他修补了没几天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两年多。等他的病刚有好转,就接着修补起书稿来。因为这书稿剪得太乱,数量又多,于是就找来一位叫高鹗的私塾先生帮助修补,二人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将书稿修补好。高鹗先将书稿拿回去阅读,他是越看越爱看,真是从心里喜欢,于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整个书稿重抄了一遍,并在上面写下许多眉批。可他还没来得及还给鄂比,就又叫几位朋友借去了。从此,《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开了。因为曹雪芹已去世三年多了,那书的前八十回早已流传到了民间,而那高鹗的眉批写得颇有文采,人们就误以为这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所以传抄时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了曹雪芹的后面。其实这《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全部出自曹雪芹之手。 (北京西山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传说 来源于北京青年报)
Monday, 28. August 2006, 05: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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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困惑:中国劳工是“动物”还是“人”
来源: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
2005年11月8日,俄罗斯移民局宣布,将放宽对外籍劳工留居权和归化权的限制,从2006年1月1日起,俄罗斯移民局将给予100万外国劳工合法身份。俄罗斯当局的“大赦法令”,为1400万在俄的外国劳工带来了希望,也为1.4亿俄罗斯公民带来了骄傲:本国绿卡炙手可热,最能带给这个国家公民荣光和优越感。
然而,这一法令,还特别宣布,中国人排除在外。这是继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后,第二宗直接的排华法令。长期从来,不断声讨、谴责一百年前美国排华、歧视中国劳工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俄罗斯这次排华,歧视华人,藐视中国政府的行为,采取了沉默。
一个月后,12月8日凌晨,莫斯科移民局会同全副武装的特警,围剿了享受不到与其它国家的人同等待遇的中国劳工聚居点,抓捕了200多名中国人,并将这些中国人统统驱逐出境。
俄罗斯转型时期,恰逢油价不断下降,创下十块多一点美元一桶的历史低价,对俄罗斯而言,这是另一场“石油危机”,让俄罗斯转型,经受了更长、更多的阵痛。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感谢在他们困难时期给予善意批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国家和人民,对不怀好意地宣染、夸大、抹黑俄罗斯和斯拉夫其它转型国家遇到的经济危机,十分恼怒和厌恶。俄罗斯和东欧其它斯拉夫国家的社会转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转型最困难时期的俄罗斯,致力为民众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免费教育、共同福利、失业救济、财政补贴,加上影子经济高达国民经济统计值的50%,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远不是某些“专家”和媒体所描绘那样“悲惨”。相反,除90年代初有3、4年的阵痛和98年由油价跌至历史新低引发短期金融危机外,从1989年至1999年,社会转型中的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反而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也是大量外籍劳工,涌入俄罗斯打工赚钱的根本原因。某些媒体对俄罗斯的唱衰,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斯拉夫主义浸泡的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
可怜的中国劳工,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同是经济转型的牺牲品,就在这个背景下,被夹在国内官方媒体和俄罗斯民众的情绪中间,为了温饱和生存,离乡背井,来到俄罗斯,从事建筑、采矿、种植、伐木、清洁、修(擦鞋)等,拿比俄罗斯人低得多的工资,干俄罗斯人不愿意干的粗活、脏活、累活,不受欢迎是肯定的。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劳工在俄罗斯受到刁难、歧视、粗暴对待的报道不绝于耳。某种程度,不能排除某些俄罗斯人,将对中国媒体的忿恨,撒在来俄谋生的中国民工、下岗工人身上。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冲突,是中国劳工,到底是“人”还是“动物”的观念的冲突。两国政府机构、执法部门、企业、劳工自身,都卷进这场由观念冲突引致的争执之中。
马克思的说,当“人只有发挥动物功能……吃喝、生儿育女,最多在屋子里以及在个人装扮上……才感觉到能自由地活动,而他在发挥动物功能中就降低为动物”(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手稿》)。按马克思“异化论”的观点,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仅为温饱和儿女教育费用而挣钱劳动,只有生存权的时候,是连动物都不如的。如果他们在国内的工厂、建筑工地、煤矿打工,他们是“人”还是“动物”的矛盾不会凸现。但国内一个月收入几百到一千多人民币,且经常拖欠,相对于来俄罗斯打工,通常月入二至三千人民币,他们更愿意来到俄罗斯打工、练摊。迈出国门,也就必须接受是“人”还是“动物”的检验。
俄罗斯人权法和劳工法,对作为人的劳动者,有诸多的保障,不论他们是本国劳工,还是外籍劳工;不论是合法外劳、还是非法外劳;只要是人,就必须给予人的基本权利。对外籍劳工而言,这些保障包含在居住条件和环境、劳动时间、最低工资保障等规定中,并且,在劳务发包中,这些保障均在预算上予以兑现。但这些保护性权利,通常落不到中国劳工的身上。因此,政府部门和联邦人权委员会为改善人权记录和人权状况经常对执法强力部门施压,而强力部门一方面要承担执行法律的责任,一方面经常受到执法不力的批评,总是强制中国劳工执行法律规定,冲突由此而发。
典型的事例是2005年5月11日,发生在伊尔库茨克的俄罗斯警察与中国劳工暴力冲突事件。当晚,俄罗斯一个警察巡逻小组在街上挡住两位中国劳工检查证件,这两个没带证件的劳工跑回工地隐藏起来,俄罗斯警察追到工地后,发现工地住有数百中国劳工,有些十几个人住在木板床上。警察逐搜查住在工地中国劳工并检查证件,遇中国劳工反抗,警察小组随后呼吁警察特种部队增援,打了起来,有二十几个中国劳工和四个警察受伤。
俄罗斯法律规定,外籍劳工在俄罗斯工作,雇主必须为每一个劳工提供不低六平方来的居住面积,有采暖、水电、卫生设施等作为“人”生活所必备的设施。
但是,中国的劳务承包公司和工头,虽然从俄方发包人中收取了包含给劳工提供“人”所需生活条件的劳务费,却从来不遵守这一居住条件的规定。造成的后果,就是每次警察执法检查,中国劳工都过不了关,纵然证件齐全,也违反签证指定的居住限定。
住简陋工棚、睡木板大统铺、啃窝窝头、喝菜汤、超时工作、随处大小便。在国内习以为常的中国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给俄罗斯人的疑惑就是,这些劳工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中国的劳务公司、工头和民工,都不欢迎俄罗斯警察的执法检查,只要每个月吃喝能剩下一、二千人民币,中国的民工,愿意并很高兴接受劳务公司和工头给他们提供的这些条件。俄罗斯警察的执法检查,在这些民工看来是挑剔,坏了他们的生路,也经常让民工受到勒索和敲诈。
中国劳工都不懂俄语,俄罗斯警察进行执法检查时,通常会雇用懂俄语的中国人当翻译,趁火打劫、敲诈勒索,“中国翻译”因俄罗斯警察的频繁执法检查而成为中国劳工的一大祸害。
在俄罗斯,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这是谁不说不清的数字,二百万左右的估算被认为较为符合实际。二百万人的“非人待遇”影响了俄罗斯的人权状况,
问题出在中国的劳务公司、工头的身上,对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来说,每次执法检查的处理结果,劳务公司、工头最多罚点款,受伤害最大的却是这些承受“非人待遇”的劳工,他们往往面临拘留、遣返。
伊尔库茨克警察与中国劳工暴力冲突后,中国劳工罢工抗议,伊尔库茨克检察院就此事正式立了两个案件,一是指控警方滥用职权;二是指控中国工人暴力抗拒警方执行公务。俄方警察头目因此被撤职,这或许是俄方对这些乐于接受“非人待遇”的,主要由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的中国劳工的无奈。把中国劳工唯一地被排除在放宽对外籍劳工留居权和归化权的限制之外,或许正是俄罗斯的困惑和无奈的体现。伴随着放宽对外籍劳工留居权和归化权的限制,今年2月1日,俄罗斯修改了刑法,规定雇佣非法移民为刑事犯罪。中国劳工在俄罗斯的快乐日子,将会越来越短。但是,只要俄罗斯人眼中的“非人待遇”,在中国农民工、下岗工人的眼里是天堂,是活路,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劳工的问题,还会长久地存在。2006年,世界银行宣布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历了继续七年高速增长的俄罗斯,被世界银行称赞为“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东欧和俄罗斯等斯拉夫国家,一方面存在5%至10%的失业,一方面对低层次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大。正在快速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俄罗斯,临对中国劳工,困惑也会越来越大。不知道1990年3月29日,发生在澳门的那一幕,会不会在俄罗斯重现。
附件一:澳门3.29特赦亲历记
来源: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
1990年3月29日的那一天,我正在澳门。当天十点左右,离开酒店,步行到附近一家公司办事,走在街上,发现街面行人比往常少很多,且多步履仓忙,平时已开始熙熙攘攘的店铺,大多不开门营业,而马路上却大塞车,感觉怪怪的。到了客户的公司,感觉冷冷清清,很多人没上班。问怎幺回事,才被告知,今日凌晨,澳门葡萄牙当局突然宣布特赦大陆劳工,只要当天下午六点钟之前,进入跑狗场,六点整,大门一关,被关在里头的非法入境劳工,就可以获得在澳门居住权。
大塞车就是当地居民开车送亲戚、朋友、同事往跑狗场去,加之跑狗场附近人流、交通管制造成的。只有十多万劳动力的澳门,数万人往跑狗场赶,多数的人请假不上班。
友人问我,去不去,如果要去,走路比坐车快,我一笑置之。
平时只有周未赛狗而开放的跑狗场,一下子涌进三万人,而且一关就三四天,吃喝拉睡都成问题。政府人手都抽调去协助登记、核实、办理临时居留条。这时,以教会、慈善机构、工会、行业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在救援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给跑狗场里头送进食品、水,搭建临时厕所,处理垃圾卫生。病倒在跑狗场里头的人死也不愿意离开跑狗场,教会和医生公会在里头设立救治所。志愿人员进入跑狗场,帮助这几万既饥、困、寒交逼,又焦虑不安的人群,陪同他们,走过对他们而言,是决定此生及子孙后代福祉的几天。事后,全球媒体一致赞扬澳门民间社会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中的优越表现。
二天后,我从拱北海关回来,拱北海关仍在戒严。葡澳当局宣布特赦时,武警在拱北、香山和珠海特区二线设置三道警备线,驱散从珠江三角洲各处,闻讯而来,多达数十万的冲关人潮。你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在动员警力,管理人潮,阻止人群冲关方面,同样地表现优秀,富有成效。
附件二:从台湾一篇有关大陆的报道看媒体的抹黑
大陆「贫困线」 日生活费台币6.84元
记者(赖锦宏/报导)
河北贫困小学生丁萧霞到广州荔园小学做客,吃晚餐时问:「今天我已经吃了两次饭了,怎么还要吃啊?」原来,她在家里每天只吃一顿饭。在上海,「汤臣国宝」一平方公尺要价四十万台币;八千万台币一辆的豪华跑车,在「奢华展」上卖出十辆。大陆贫富不均的现象,已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在今年两会上说,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大陆超过一百万美元资产的人有二十三点六万人。另项官方统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没有基本养老保险,一点四亿老年人、六千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福利。
联合国今年二月报告也显示,大陆百分之十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全大陆百分之四十一的财富。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人民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人民的三十三倍。
大陆以人均年净收入人民币六百二十五元(约二千五百元台币)为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约二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八。有人算过,以年收入人民币六百二十五元计算,每天生活费只有一点七一元(六点八四元台币),而在沿海城市,一碗米饭要价二元。也就是说,在大陆不住房、不穿衣,每天能吃上大半碗米饭就算是脱贫了。
「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大陆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造成机会不平等,一是腐败;二是垄断。」
Tuesday, 20. December 2005, 05:01:55
China
中国人自己的警世危言:不把科研放在首位,中国未来命比纸薄!!!
这几天网上刊登了一则好消息,中国即将挤身于四大经济强国之列。并称2041年中国将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如果搞好科研,搞好创造发明, 中国在10至15年的时间里就完全可以超过美国,何须等到2041年。 相反,中国还象现在一样实质上漠视创造发明,十年后中国就会发现再过一百年也休想超过美国,甚至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未来命比纸薄!
在各级政府的眼里,只有三个英文字母“GDP”。在他们的意识里,就是将所有精力用在如何招商引资,如何扩大生产的规模——因为这样可以生产出更多的GDP,这就是他们政绩所在。
现实情况是,人类的经济形态早已发生变化。不是象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工业时代那样,一个国家只要建立一些工厂,就可生产出大量的财富。现在不再是工业生产的时代,现在及未来是创造的时代。我在《财富创造论》里早已指出财富的公式是I-F-W-G,而不是G-W-G`。我们中国花最大精力去办工厂,如果不发明拥有世界先进的产品技术,我们根本就不能开机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因落后根本就不会有多少人要。现代需求的品质是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需要不断创造发明出更新、更先进的东西才能满足需要。通俗地说,也就是需要研发出比竞争对手更先进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才能获得订单,才能获得生存。这种趋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这短短五年时间里我们已深深地感受到他来得是如此的迅猛。
我们的现状是,政府实质上漠视科研,企业实际上不搞科研。我国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仅为1.36%,而许多发达国家都超过了3%。我们的许多生产线、许多生产的产品专利是靠引进外资、或者花高成本直接引进国外二流技术而来。我们发展了五十六年,现在科技排名竟然居世界第28位,全球竞争力排名居世界第49位。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主要是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如2004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独资企业占34.7%,三资企业占46.6%,而中国的民族企业只占6.7%。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主导权基本上由外商控制,即使是中国民族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也不高,如我国是DVD出口大国,但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只掌握9项。在我们看来,只要建起一个工厂,然后从美国、日本(如果美日实行技术封杀的话,就从德国、法国)引进一条生产线,即可生产出大量产品发一把大财。而不是学习韩国具有长远的发展意识:引进是为了借助别人的科技来提升自己的科技研发水平以谋取超越。我们正在走日本索尼这几年来所走的衰败之路。在过去,索尼在世界电子行业号称龙头老大,是何等的风光。但后来,它的新的领导人认为科研是一项费钱、费力不划算的项目,只要有庞大的生产线、市场网络和索尼这一金字品牌,如果企业需要技术,可以向它人花钱买来直接生产就行了。才短短三五年的时间,索尼的核心技术优势丧失殆尽,整个技术、产品和市场被极为重视科研的韩国三星所超越,现正成为西宫南内之白发宫娥。
肯定有许多经济学人要辩解说:“中国二十五年来没太重视科研,同样取得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可见,科研并不重要”。实际上,1979年,当中国改革开放时,中国当时技术水平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个极大的财富势能落差,并且物质财富极度缺乏,我们存在极大的财富生产空间,这一空间所容纳的财富量是极庞大的。当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引进技术、一方面解放生产力时,足以推动中国经济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充分的解放,这两大发展动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力已快接近极值。这时候,只有从自主的、世界级的科研创新中才能寻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持久的支撑点。如果我们不从持续不断的、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中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再过五到十年,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低速增长,加之我们与美日科技距离的进一步拉大,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再过一百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美日之所以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其理由就在这里,遗憾的是我们还未发现其中的最大玄机。引进技术不消化不提高、漠视科研创造、以及以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我们均需要痛定思痛!
为更详细的说明问题,我需要对“科技是一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一段文字的阐述,以引起国人的思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应该是指科学发明创造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学家、研究人员发明创造了一种先进产品,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及国外市场的需要,也才能生产这一产品,生产才能发展。“科技”实际上应是一种动态的概念,是指发明创造,而不是静态的概念,不是指从西方引进的生产线和技术。但在我们中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实业界,甚至包括学术界大多数人士的眼里,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是指具有现代意义的技术是第一产力。大力发展了二十六年的今天,所谓的科技,还主要是指引进、学习、模仿国外的较先进的技术。其悲如此!
我非常赞同有学者的观点,现代的国际竞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去年6月曾经在网上发表过《实验室里的战争》(可在 www.law119.cn/fortune.htm 网站中查寻到),无论是血与火的战争,还是经济的、科技的、民族命运的、人民福祉的战争,早在实验室里打响。当我们不能发明出最先进的战机和其它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时,在实行不接触战争的今天和未来,我们不要还背着小米扛着步枪夜郎自大地说:“我们有的是血与意志,五十三年前就是证明。”同样,当我们不能发明出微软一样的产品时,整个60多亿人口的这一庞大市场我们中国人挣不到一个养家糊口的铜板;当我们不能研发出大型客机时,我们只好将无数人用汗水挣来的数千亿钱用来买空客和波音飞机;当我们不能发明超过丰田的汽车时,用一些网友的话说,我们中国每年仅汽车一项不仅不能挣到钱,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将几百亿的钱大把大把送给别人,尽管有网友指出每一千亿元的日货可能会有两百亿元未来被日本军国主义用来装备武器杀害中国人。
如果中国继续孱弱(主要决定于科技创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迟早的事。在提到日本时我们需要指出,有许多维护和平、捍卫正义的日本人是令人极为尊敬的,我们无意对其进行伤害,我们也认为,和平的日本与日本军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拥有数千年历史渊源的近邻,一个是不共戴天的魔鬼。现在,日本的科技水平远在中国之上,日本的海空军实力早比中国强大,日本拥有短时间制造装备7000枚世界先进核武器的潜力.......未来,如果还有战争,那绝不是飞机加坦克屠戮3600万人的战争,而是魔鬼使用核子的战争。以现在中国的科研发明态度和水平,当日本军国主义完全复活时——整个中国,命比纸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只有在实验室里打了胜仗时,我们才能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远。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为别人的“科技威胁论”而畏首畏尾,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是十足的可悲者。
将科研放在首位,在大多数领域发明创造出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产品,打赢实验室里的战争,不仅是我们中国把握未来命运的需要,还是迅速崛起的宏伟战略。
中国每年已能培养出世界数量最多的大学生、工程师,仅大学生每年就有近四百万毕业,这为中国的科研提供了世界最庞大的人才宝库。如果我们将科研放在首位,全面加大科研投资,激发创造性思维,鼓励创造发明,依托无比强大的人才后盾,相信10到15年后我们在大多数领域将会领先世界,创造出最先进的产品。另外,我们还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以世界技术最先进、价格最便宜的产品,将使我们不仅夺回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将以不可抗拒的优势获得整个世界市场最多的订单。也就是说,这时候,中国将生产出世界最多的产品,这时候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GDP、经济天下第一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国防,由于国家科研实力在大多数领域领先世界,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也就足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遏制和抗击任何魔鬼、野兽,以捍卫13亿人民的安全和维护世界永远的宁静与祥和。
在此,呼吁全中国人都来关注中国的科研大业。这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