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8. June 2009, 16:56:32
邓玉娇, 被骗, 美女, 父母
警方陪邓母回家“取拿物品”
放置11天衣物被突然清洗
21日晚上9时，夏霖律师还到检察院请求检方接见，要求保存邓玉娇案发时的内衣内裤。令夏霖不解的是，“邓玉娇在案发现场换下的内衣内裤被母亲张树梅带回家中放置11天，都没有动过，21日当晚，却全部被张树梅清洗完毕。22日上午，警方才封存了邓玉娇一批内衣内裤。“已经没有任何取证价值了，所有的指纹和物证肯定没法取得了。”夏霖对记者叹了一口气。他说，21日下午，他还特意在电话里交代张树梅，千万不要动邓玉娇的任何物品，结果还是这样。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在野三关镇的住地，邻居告诉记者，21日下午4时左右，张树梅在警方陪同下回到家中“取拿物品”。“前后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住在楼上的一个邻居说，他上楼的时候，张树梅家门大开，好多人“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昨日，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华一律师事务所又增派了两名女性律师来到巴东。夏霖说，自己有多年刑事侦查经验，这个案子他依然“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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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8. June 2009, 16:52:47
被骗, 经济, 美女, 父母
那么，邓玉娇遇到“言词侮辱”的另外之意，就是邓玉娇依法“只能选择离开发案现场”，向当地的人民法院去告发，以追究不法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如果邓玉娇对侮辱人造成人身伤亡，就不得以正当防卫来论，左看右看，只能是故意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通报里着重强调“言词侮辱”的第二层意图。不过，这一层也是本案的“精髓”，是谁在步步进逼让邓玉娇别无了选择！？邓玉娇当时没有那奋力一割，是否能保住贞洁和逃脱发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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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8. June 2009, 16:49:48
被骗, 美女
首先，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扰办案。从公安机关前后矛盾的侦查结论，人们不难看出，巴东县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独立侦办案件，而是时时根据领导的指示“修改案情”。若非此案影响大，舆论共同关注，后交由恩施州公安机关直接侦办，在巴东县领导的指示下，被“按倒”的邓玉娇可能真的就“故意杀人”了，衣袋里装有安眠药的邓玉娇可能真的就“患”精神病了。
其次，要将邓贵大等人“洗白”。邓贵大、黄德智等三人皆为当地政府官员，其在“梦幻城”遇刺，这让当地政府很没面子，也让当地领导的“政绩”很受影响。为了不使此案影响巴东县的“大好形势”，该县有关领导宁可让“故意杀人”的邓玉娇免受法律制裁，也要让其“患”上精神病，以便为邓贵大、黄德智等人“洗白”，以“塑造”巴东县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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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8. June 2009, 16:46:37
被骗, 美女
以下是巴东县警方5月12日的通报：邓玉娇欲起身，却被再次按倒在沙发上，她拿出一把水果刀向邓贵大连刺三刀，黄德智见状欲上前阻拦，右手臂被刺中一刀……
以下是湖北警方5月18日的通报：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
注意，在两份通报中，水果刀都是（从某处）“拿出”而不是（随手）“拿起”。当时，笔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经疑惑，而邓玉娇的律师（夏霖）揭开了答案“死邓贵大的水果刀是邓玉娇自己买的，一直放在包里面……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不去提取，这就是案子的疑问之处。”
是的，这个被省略的过程，可能正是关键。而且，邓贵大被刺中的部位，都是在身体的前面。
反常之下必有隐情。邓玉娇被推倒在沙发上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性侵害行为是否在这个时间段发生？否则，很难理解邓玉娇何以在在杀人后依然愤怒难平。而且，邓玉娇说的很明确“那些人是畜牲”，很显然，被邓玉娇称为畜生的，除了邓贵大，必定另有其人。
奇怪的是，在5月2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对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的访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关于水果刀也有争议，之前的消息是修脚刀。
杨立勇：修脚刀这个出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从来没有认定那是修脚刀，那还说她是修脚女呢，好像是听的一位退休人员说法，然后刊登出去了。我们能确定的是，邓玉娇从商店买过刀，究竟是洗浴中心的刀还是她带的这把刀，还是平时带来随手扔在那里，需要甄别，这些细节问题，没多大意义。
刀是洗浴中心的，还是邓玉娇带的，是侦破此案的非常关键的因素，甚至决定着此案的性质，然而，在这里，却被视为“这些细节问题，没多大意义”。这本身不值得玩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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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November 2007, 06:46:16
被骗, 外出, 打工, 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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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戛纳之前，《盲山》经数次修改，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
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曾经在南方周末专访中说到李杨的头一部电影：“如果《盲井》用正常的程序申报，它就是一部非常正常的国产电影。”李杨笑说他也看见了。
“现在的体制，从我来说要比以前进步一些，至少可以对话，而不是命令你———有好几处，让我修改，我说不能改，原因是什么什么……那就不修改了。”
《盲井》是走了“地下”，倒也相当有名。在陕南拍戏，一个很小的县城，李杨碰见一家音像店，“我问他卖过《盲井》没有，他说卖过，当年还很火，他都卖了上千张。国内最少我估计卖了100万张吧。所以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盲山》在戛纳放映，国外记者多数关心：这种状况今天是否依旧？李杨必须一再提醒：影片交代了时间是在1990年代初；现在已经好多了，一是外出打工已经非常容易，二是信息不像过去那样闭塞，被骗的少多了。
《盲山》续写残酷的社会现实，恐又落入“拿家丑给外人看”的舆论窠臼，对此李杨倒是理直气壮：“一个自信的国家是不怕批评自己错误的。
一个民族要自强自立，首先是要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毕竟都在逐步解决，电影说的是1990年代初的事。比如农民税收问题，现在取消了农业税，教育问题，我们恢复了义务教育……如果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在外国的形象(不好)，都是因为中国的电影在外边揭露了中国人的不好，我觉得不是。可能中国人在外边的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更直接。我们有钱了，在外边摆阔……这种形象(的作用)比电影强太多了。”
“美国给我们看了那么多枪战、黑帮片，为什么美国使馆前边还是排了那么多人，没谁说美国那么乱我们不去？都知道那是电影，不是真的。可是因为我们不自信，自己电影里说点什么就紧张。”
《盲山》开拍前，原来的投资人因故退出了，李杨自己筹集400万元拍了这个电影。他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两个弟弟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都不希望我拍这样的电影，希望我拍冯小刚、张艺谋那样的，挣钱呗。我老借他们的钱。”李杨笑道，“今年过春节回家他们还在说，老拍这个干嘛呀？”
但是“盲”字头的电影还没完，他还要拍一部，“不多，三部就够了。”
李杨说，救回来的被骗妇女，大多不愿回到村里，因为这事很丢人，有的连家里人都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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