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with "转载的"
Friday, 1. June 2007, 04:04:47
重要文件, 转载的
刚刚在论坛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的，说的是做学问（或者学习做学问），可是如果干别的事情，或仅仅是过日子，这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很能给人以启发。50岁不到就当上中研院院士和史语所所长，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想来牵扯的方面也不只学术而已的。为了以后翻看的方便，转将过来。原始出处应该是这个：
http://www.nhlue.edu.tw/~gice/epaper/08/edit.htm
花研橋語－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電子報第八期，2005/12/25出刊。
不过我初看到并据转的则已经是下面这个简化版（倒是没怎么缩水的样子——刚发现开头转的那个漏了两段……赶紧补上，希望不再有残缺）了，呵呵。另外文中提到“这个题目还可以再发挥一两次”，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王院士不知道又作了什么精彩的演讲呢。
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王汎森，1958年10月25日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本科（1980）和硕士（198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题目，对大家多少都有实际的帮助。如果下次我必须再登台演讲，我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再发挥一两次。我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所以我的硕士是在台大历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硕士、有博士，因此我以这两个阶段为主，把我的经验呈现给各位。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位有成就的学者，我也必须跟各位坦白，我为了要来做这场演讲，在所里碰到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同事，因为他们刚离开博士生的阶段，比较有一些自己较独特的想法，我就问他：「如果你讲这个问题，准备要贡献什么？」结合了他们的意见，共同酝酿了今天的演讲内容，因此这里面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生，因为我也总还有其它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硕士论文是二十年前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你说有特别好吗？我不敢乱说。我今天只是综合一些经验，提供大家参考。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二）尝试跨领域研究，主动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得了诺贝尔奖。他曾经在中研院的周报写过几篇文章，在他的言论集里面，或许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复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为读了一个叫做马亨教授的教科书而去美国柏克莱大学念书，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师只给他一张支票，跟他说你要花钱你尽量用，但是从来不教他任何东西。可是隔壁那个教授，老师教很多，而且每天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学习。他有一次就跟那个老师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教我点东西呢？」那个老师就说：「如果我知道结果，那我要你来这边念书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共同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他说其实这两种教法都有用处，但是他自己从这个什么都不教他，永远碰到他只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老师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长。所以这两方面都各自蕴含深层的道理，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两个方式结合起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强调在这个阶段，学习是一种「self-help」，并且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self-help」，而不能再像大学时代般，都是纯粹用听的，这个阶段的学习要基于对研究问题的好奇和兴趣，要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来探索这个领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学习而已，而是学习如何学习，不再是要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学习拿起那一根针，学会绣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学习把目标放在一个标准上，而这一个标准就是你将来要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学去读书，你会觉得我这一篇论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问题的人相比较。我想即使在台湾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情，你的标准不能单单只是放在旁边几个人而已，而应该是要放在领域的普遍人里面。
你这篇文章要有新的东西，才算达到的标准，也才符合到我们刚刚讲到那张拉丁文的博士证书上面所讲的，有所贡献与创新。
二、一个老师怎么训练研究生
第二个，身为老师你要怎么训练研究生。我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哪怕是自然科学的训练，到研究生阶段应该更像师徒制，所以来自个人和老师、个人和同侪间密切的互动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学部坐在那边单纯听课，听完就走人是不一样的，相较之下你的生活应该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识与解答相结合，并且你往后的生活应该或多或少都和这个探索有相关。
（一）善用与老师的伙伴关系，不断Research
我常说英文research这个字非常有意义，search是寻找，而research是再寻找，所以每个人都要research，不断的一遍一遍再寻找，并进而使你的生活和学习成为一体。中国近代兵学大师蒋百里在他的兵学书中曾说：「生活条件要跟战斗条件一致，近代欧洲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这个来说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条件与你的战斗条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着老师与同学共同成长的，当中你所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给你无限的启发。
回想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随便在楼梯口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帮忙解答你语言上的困难，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腊文……等。所以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单只是你的老师，还包括所有同学以及学习团体。你的学习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当我看到有学生呈现被动或是懈怠的时候，我就会用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跟他讲：「作研究生不是请客吃饭。」
（二）藉由大量阅读和老师提点，进入研究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
到了硕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论文，其规模都远比你从小学以来所受的教育、所要写的东西都还要长得多，虽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论文情况是如何，但是史学的论文都要写二、三十万字，不然就是十几二十万字。写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如何才能有条不紊、条理清楚，并把整体架构组织得通畅可读？首先，必须要从一千字、五千字、一万字循序渐进的训练，先从少的慢慢写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到可以从一万字写到十万字。这么大规模的论文谁都写得出来，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写作，有这么许多的脚注，还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论述一体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铜钱；是一间大礼堂，而不是一间小小分割的阁楼。为了完成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的架构模型，必须要从小规模的篇幅慢慢练习，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受计算机的影响，我发现很多学生写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
到了硕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论文，其规模都远比你从小学以来所受的教育、所要写的东西都还要长得多，虽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论文情况是如何，但是史学的论文都要写二、三十万字，不然就是十几二十万字。写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如何才能有条不紊、条理清楚，并把整体架构组织得通畅可读？首先，必须要从一千字、五千字、一万字循序渐进的训练，先从少的慢慢写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到可以从一万字写到十万字。这么大规模的论文谁都写得出来，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写作，有这么许多的脚注，还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论述一体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铜钱；是一间大礼堂，而不是一间小小分割的阁楼。为了完成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的架构模型，必须要从小规模的篇幅慢慢练习，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受计算机的影响，我发现很多学生写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导原则，经过慢慢练习会使你的文笔跟思考产生一致的连贯性。我常跟学生讲不必写的花俏，不必展现你散文的才能，因为这是学术论文，所以关键在于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笔当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个人的生命一样，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个人一样带有一点点天生。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内容陈述清楚，从一万字到最后十万字的东西，都要架构井然、论述清楚、文笔清晰。
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史、英国史的大师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经过世了，曾经有一本书访问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学家，我记得他在访问中说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话，他说他英文文笔相当好，所以他一辈子没有被退过稿。因此文笔清楚或是文笔好，对于将来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达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这里不是讲究漂亮的style，而是论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
（一）尝试接受挑战，勇于克服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二）论文的写作是个训练过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尸或是这个礼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 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资料非常熟悉。
2.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资料。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 John Nash 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 search 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John Nash 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画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
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资料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1960年代台湾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谓ibid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et.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The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台湾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四、用两条腿走路，练习培养自己的兴趣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两只脚，我们不是靠一只脚走路。做研究生的时代，固然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业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问题，可是那只是你的一只脚，另外还有一只脚是要学习培养一、两种兴趣。很多人后来会发现他的右脚特别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就是因为忘了培养左脚。很多很有名的大学者最后都陷入极度的精神困扰之中，就是因为他只是培养他的右脚，他忘了培养他的左脚，他忘了人生用两只脚走路，他少了一个小小的兴趣或嗜好，用来好好的调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亚洲周刊》要访问我，我说：「我不想接受访问，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把一个简单的对话刊出来了，里面我只记得讲了一段话：做一个研究生或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强，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个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爱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页里面，他花了一千小时和另外一个人只花了十个小时，相对于来说，当然是那花一千个小时所写出来的文章较好。
所以为什么说要赶快选定题目？因为如果太晚选定一个题目，只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好好耕耘那个题目，早点选定可以有二、三年耕耘那个题目，是三年做出的东西好，还是一年的东西好？如果我们的才智都一样的话，将三年的努力与思考都灌在上面，当然比一年还要好。五、营造卓越的大学，分享学术的氛围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何谓卓越的大学？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学校生活的一大部份，以及校园的许多活动，直接或间接都与学问有关，同学在咖啡厅里面谈论的，直接或间接也都会是学术相关的议题。教授们在餐厅里面吃饭，谈的是「有没有新的发现」？或是哪个人那天演讲到底讲了什么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沉浸在这种氛围中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卓越大学。那种交换思想学识、那种互相教育的气氛不是花钱就有办法获得的。我知道钱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东西。一个卓越的大学、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表示里面有一个共同关心的焦点，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学校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大学。[/size=3]
Saturday, 13. January 2007, 18:37:36
有感而发, 转载的
再瞎转一篇，最近实在懒得写新东西。
这篇其实本质也是转贴的文章，开头按语说陈平原老师的讲演“慷慨激昂”，让我不禁想笑。以我听课的经验，他讲这些东西，说得带劲是肯定的，“慷慨激昂”却可能有点小小的夸张。正如最后的总结，他在“精神”（此处作形容词讲）了的同时，不会忘了保存“趣味”的。
有些觉得精彩的地方，随手加了黑体；有些错字看到了，就改了改（估计记录的同学不习惯他的口音，把吕东莱写成了李东莱，倒让人想起当时有次看到一块去的同学笔记时写错字，提醒她，还死不认账，我都把方言学的证据搬出来了她还说“义亦可通”呢，呵呵，差点下课拉着她去找陈老师）。
这个讲演比较的散，或许是题目大，不像讲课那么有明确的主题可以凭依吧；而转贴也并不表示我完全认同。比如他说他所感兴趣的是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情怀的学者。在我，则有有情怀的文人和有学问的学者就不容易了。比较有意思的，是陈老师在此前仅仅提了一句“无文的人文学者是不可接受的”，而没有接下半句，想必他也想起了严沧浪的那句“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吧，呵呵，那么我倒是又要问一句，为什么被省略的那句“可接受”（由所谓“默证”得到的结论，呵呵），这一句却“不可接受”呢？
我在这里还联想到另外一个人。前段想过要转过来的，是《新京报》把余英时先生作为2006年度“致敬人物”后发的一篇“致敬辞”，后来没转，其中写的一段话我倒一直记着：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我十分认同余先生的这个观念。当时给转贴的那个台湾朋友（他觉得余先生二十多年未回大陆，而且经常批评大陆政权，虽然得了个克卢格奖算是华人的荣誉，大陆媒体公然向他这样“致敬”还是要有所顾忌的）写回复时，说：“在这不长并且有三段话是平铺直叙或者程式文章的‘致敬辞’里，单挑出‘批判’两字来再三致意，就不仅仅是余先生得奖出名这么简单了——向余先生这样的学者致敬，我想其实是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克卢格奖给了他们（或许应该‘无耻’一点，说‘我们’，呵呵）这个机会。”
另外有两句，算是夸新京报的，也贴在这儿吧：“如果新京报的用意和我上一段分析的一样的话，那我想这一个致敬的意义胜过这一年各家对于三国、论语的炒作多多，媒体（作为一个整体）也才算成点样子，虽然我也知道大家都不容易……”
不多扯了，大家看陈平原老师的讲演吧！
*****************************
陈平原：人文的“魅力与陷阱”
中国网 | 时间： 2006-11-27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人文精神是国学与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随着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持续走高，人文精神也日益成为知识界与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近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刊》之邀，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在明德楼作了一场题为“人文学的魅力与陷阱”的演讲。陈教授立足自身及北大学人，深度分析了人文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从而为人文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演讲慷慨激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现将演讲内容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人文学术的转型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及八九十年代的一场争论，作为引子。著名学者李泽厚曾经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动向是“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从而引发了八九十年代有关人文学的争论。甘阳也说，我敢于和第一流的学者对话，但不敢和二流的学问家接招。这种论争使我们感觉到人文学术的转型。从五十年代由于所谓的“资产阶级色彩”的学科决定论，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到八十年代的慷慨激昂，干预、介入社会，再到九十年代的隐居书斋，静而治学，“广场语言”开始退场，曾经占据舞台中央的人文学科被社会科学所取代。社会科学家们强调实证、补充而不是批判，因而受到政府的重视。而人文学科重在批判，日与主流疏远，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得以参加政府的决策过程中，而人文学科则被排除在外。应该说这一转型体现了时代的一种需要，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缺乏人文精神，社会学家的某些决策往往较少地考虑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经常自信的过了头，比如说张五常主张打开秦始皇陵，以增加收入，只考虑经济不考虑后果，荒唐之论。经济之风不仅盛行于社会，而且影响到了大学校园，大学走向分裂，走向拜金主义，教师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催生出了各学科的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值差距。对此我非常担忧。我们的社会需要两种人，一是现实的改造者，二就是文化、价值的守护者。第二种才是我们的天职之所在。
160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问无新旧、中西、用与无用之别，先感觉到了学科巨大隔阂之痛。今天，殖民主义的提出者赛义德也看到了人文学科在大学校园中的地位之衰落。面对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落差，华伦其斯坦在《开放的社会科学》中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要走向对话，但现在看来华氏的说法不容乐观。我们如何应对，是将人文与现实社会相附合吗，不，这显然背离了人文学的初衷。如何消弥学科分界带来的危害呢，我们北大已经在这方面尝试做一些试验，比如说大一不分文理科，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相比较复旦大学的改革，北大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是比较谨慎的。
重建人文学的自信
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人文学的自信。华伦斯坦说现在重要的不是改变学科的建制，学科建制不可能从根本上限制智慧和心灵的自由活动。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斯诺《两种文化》的中译本，斯诺认为西方50年代以来形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对立的“文化”，他提出要“构建第三种文化”，以超越文理之争。基础学科与实用性学科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现在大学的基本矛盾。有人坚守书斋、有人介入社会、有人凭借传媒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人文学者是坚守边缘，还是重回舞台的中央？选择文史之学就是选择了寂寞。“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人文之学就是无待之学，我们要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人为中心的学问
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都是关注人，但人文学科更加注意个体，关注人描写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是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学问。钱穆先生说过，人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人才能穿越历史事件的流最终保存下来。他还认为中国的历史有三种书写模式：纪人、纪事、纪言，其中纪人即以写人为中心是中国史的最大特点，这也使中国的史作走向了过于的道德化。19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创作也谈人，但是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论述。鲁迅先生谈历史也讲“士人心态”，《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大作无论是在思维向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许寿裳说过，这只是鲁迅的尝试，鲁迅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学史是要从文字写起，然后是“诗无邪”，一路写下来，“药、酒、女、佛”是不可少的。有人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是一大遗憾，实际上鲁迅曾经有创作长篇的计划，他准备写三部长篇，一是关于杨贵妃的，一是关于长征的，还有一是关于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苦于相关生活体验的缺乏，前两篇自然写不出，写也了也写不好，后一篇其实是可以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实现。
文人有不少缺点，但文人也是对社会对人生最为敏感的一部分人，他们以文字的形式来保留社会变迁的痕迹。了解敏感文人的生活范式，进而了解社会，是我们治学的目的所在。
关于读书
谈到了治学就必须谈谈读书。一般来说，读书有两种方式：高山仰止式与居高临下式。那么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去读书呢？我们来看看徐复观的读书历程。徐早年读书，多以挑剔眼光看到缺点所在，后拜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为师，经其指点，休官十几年，潜心读书终有所成。所以读书之要在于先悬空自己搁置自己的成见，方能有所获。五四，我们从盲目信古到疑古、叛古、批古。如今，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当代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读书不细。朱子在论吕东莱读史时，就提到了由读史入手不细之缺点。以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面对资料我们应该有保持清醒的能力。现在，人文学中大量地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发现、质疑、品鉴的能力反而衰退了。这种对言语、修辞的审视能力，也即“语文学”，才是人文学的根本。
读书不必替古人担忧，要先关注自己的。知道了古人的优长的所在，选择其中贤能精英者，置之案头日夜相处，这就是与古人“结缘”，“尚友古人”。这正如周作人《结缘豆》所描述的，结缘亦师亦友，喜欢其生，其著、其言行，此事带有温情，亦有偏见。来往于古今中外大哲之间，说寂寞亦不寂寞。自然会感到“其中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黄宗羲《思旧录》）。清人归有光一生困于场屋，袁枚入文苑还是入儒林，代表了古人的困惑。文与学的分治愈演愈烈，学者与文人的隔阂日益严重，需要重新沟通。无文的人文学者是不可接受的。对于我来说，所感兴趣的是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情怀的学者。
学者如何成为“风景”
由于大学体制与居住区的原因，学者和学校、学生的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正在逐步减弱，“风景”正在慢慢地消失。有20岁的数学家，但却没有20岁的人文大家。人文学者往往是老而弥笃、老而弥坚的。现在的退休制度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人文学者尤其是有独到贡献的老一辈，退休时间应该适当的延长。末了我说一说几个北大前辈学人的轶事。黄侃黄季刚，“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黄氏以为“汉学可贵者，在于一字都不放松。”他是革命斗士转变为学者的典型。刘师培号称中国激烈派第一人，做学问、做事情都要说到“顶”，自成一家之言，可为一代鸿儒，却也难免一时醉心名利。金克木隐身图书馆，自学成才，学识渊博，晚年文章老更成。
最后我以三句话作为今天演讲的总结：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谢谢大家。
(曲水兰亭 撰稿)
Thursday, 21. December 2006, 16:02:19
转载的
呵呵，又看到一篇星座分析的文章，好玩好玩。
爱因斯坦跟俺一天生日俺早就知道，Quincy Jones也是，这个前两年也知道了，不过巴黎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的Sylvia Beach我倒是今天才注意到（因为前段刚刚跟人说我觉得莎士比亚书店不怎么样来着，所以一看到就惊了，哈哈）。
*********************
3月14日 现代爱因斯坦
在3月14日出生的人有利用与他人的相处之道来了解自己的倾向。在家庭中或社会上的地位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地位证明了他们丰在的价值，而这也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意识形态上来说，这天出生的人相当开明，可以接受许多不同的想法观念，但是又很奇怪地无法完完全全地欣赏某一种观点（并不奇怪啊～）。不过或许是因为3月14日出生的人原本就很容易改变看法的缘故吧，即使他们曾经坚信某种人生的大原则，但如果遇到环境上的重大变化时，他们还是会视情况去调整自己。
许多在3月14日出生的人，可以同时从各种不角度去思考精神上、实质上或感情上等等的存在价值。他们对人际关系很有兴趣，非常关切身边的日常琐事；不过，他们对宇宙的问题更有兴趣，比如说那些不变的、永恒的道理等。大多数在3月14日出生的人，的确很相信某些绝对真实的原则，例如神学、科学或人类学方面的真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理念却往往不是那么笃定，所以，有可能会穷毕生之力与自己的原则或立场进行一场拉距战（看来是这样的……）。他们将会了解到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若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些，对他们而言，想要统整自己各个不同角度的观点，实在是挺有挫折感的。
他们喜欢保持独立的感觉，很有幽默感，又能勇敢而热切地表达想法，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真感情时，却往往过于小心了。而且他们也不是那种能在一开始就去参与团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别人误以为自己是那种高傲或冷漠的人。
3月14日出生的人在私下很开放（呵呵，原来如此），接受度高而且又有一颗包容的心，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对的一面，因此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应该被重视。
另外，他们有个毛病，就是会把想要却得不到的人理想化了。在3月14出生的人中，也有少数人会因为老是爱在亲人之间当个最受宠的人，而给自己惹来一堆麻烦。他们喜欢将亲戚们的评价排等第，比来比去的结果，便会使被比下去的人无形中受到伤害。而那些出生在3月14日最成功的人中，都是不须经由比较，就能欣赏别人优点的人。不过，他们也最好能了解人是有特殊见解、感受的独特个体。
幸运数字和守护星
3月14日出生的人受到数字5（1+4=5）与敏捷的水星的影响，水星使他们得以发展精神力量。不过，3月14日出生的人同时受到海王星的影响（双鱼座的主宰行星），所以他们对外在的刺激十分敏感而且也很喜欢，特别是颜色、味道、声音等等的刺激。不过幸运的是，3月14日出生的人也受数字5的影响，使他们很有弹性，能够很快地从人生的打击中痊愈。（以上几段看得很晕……）
健康
大多数3月14日出生的人很自然地会不断地付出。由于他们是以家庭为重心的人，所以会关切家中成员的健康，因此平常对医学或治疗方面的知识便很有兴趣。不过，他们最好别过度担心或对别人过于挑剔，以免造成别人的反感。他们可能会有内分泌与循环系统方面的毛病--尤其是他们的脚（这个……怎么都这么说？），年纪越大就得越小心。3月14日出生的人一向是个好厨子（呵呵，这个看来是正确的！），厨房是他们生活中发挥创造力的场所，同时也是夜晚时段的社交重镇（？社交还是在客厅吧……）。由于天性喜好轻松与舒适的生活，所以很难真正有毅力地从事每日或每周的规律性运动计划（唉……ft……这不是因为脚嘛……）。最适合他们的是温和的运动，例如散步与游泳。
建议
在自我成长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可以高一点（What do you mean?）。发掘自我最完美的部分。要小心，不要因为喜欢某一个人，就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掏空给对方。对一些基本的原则设法放轻松一点。
名人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德裔美国科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提出超越时空的相对论。
日本演员栗原小卷，代表作《望乡》。
德国免疫学者埃利希(Paul Ehrlich)，曾获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同时也是现代化学疗法的创始人。
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德国作曲家，他号称为最多产的音乐家，是18世纪德国最多才多艺和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
法南克包曼(Frank Borman)美太空人，后来在航空界任职。
爵士乐手昆西琼斯(Quincy Jones)，也是号手、键盘手、编曲、作曲、乐团领队、制作、唱片界总经理。
巴黎出版商西维亚贝琪(Sylvia Beach)，她是莎士比亚书店的所有人，也是第一个出版爱尔兰小说家乔艾斯的小说《尤里西斯》的人。
喜剧演员比利克里斯托(Billy Crystal)，他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最佳主持人，近年已创纪录地连续主持6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电视指南》、《费城询问报》，并创立安伦伯格传播学校、曾任驻英大使。
塔罗牌
大秘仪塔罗牌的第14张是“节制牌面上是一位守护天使，他能够保扩我们，并使我们稳定。牌面正立时，节制正好调适我们的热情，不致过分越轨，帮我们获得新的趔，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不过牌面倒立时，意思是轻浮和过度追求时髦。
静思语
我们相似却又有着如天壤之别的差异。
优点
包容、有弹性、深情。
缺点
犹豫不决、自大自满、缺乏定性（！！！）。
出自 Tom星座
Tuesday, 5. December 2006, 11:12:35
转载的, 重要文件
凑个首尾呼应。
还是挺愤青的。
另外觉得梁思成碰到袁项城的话，北京城许就留下来了，呵呵，只是玩笑，这事想来打死梁先生也万万不会去干的。
*********************************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据蔡元培手稿
选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Monday, 4. December 2006, 12:23:45
重要文件, 转载的
偶然在读书中文论坛看到的。以前应该看过（大图台湾文献室有一本书收录了解放前各大学校长的治校文字，见识都太高了，直看得心潮起伏），但只剩一点印象了，于是重新温习了几遍。
时间一晃过了90年，现如今的情况自然不一样了。但说到根本，翻来覆去还得是这些东西。肄业三四年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文中的“专门学校”，这或许是社会进步、知识昌明的表现；而此之后再肄业三五年的不少也早早的为稻梁谋，所谓“高深学问”也少有人提，则我总还是觉得有稍许的遗憾。我的陈旧腐朽的理想里，那些人总得是“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才“出而仕事”的，老祖宗说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固然他们也知道践行，可不是用到那个地方。当然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实际的问题不解决，“高深学问”要讲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好几年了，我这决心也一直没能下瓷实……
至于做官一途，赖学术进步社会发展之力，外聘兼职的老师即使在政法科也算不上主流，读政法科以干禄似乎也并不那么顺当了；可有朋友跟我抱怨说同读研究生的里面大部分都想靠关系留校当官，这就让人奇怪。在学校里头当官有那么有趣嘛？或许这里头真的有些妙处，或许他们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我不知道。
或许这一切都不是“本心所愿”吧？其下所讲的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做到的自然好（虽或也可能因此吃些苦头）；做不到，就也不是“本心所愿”，很好解释的。
而蔡校长上任之初首先要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不去说它，第二件倒是可以提提。昔年在大图借书，多是联机目录上查不到的，只能去查卡片，这也渐渐成了一个消遣。因为集中了过去好几个学校的书，卡片各种编排方式的都有，我一般就是用按作者或者书名编排的，想找的通常都能找到，倒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等到有一次闲来无事去翻主题目录，才看到以前找过的那些零本著作都是在一整套一整套的丛书里面的。我找的多是印度学方面的书，印数少价格高，而且从过去到现在都只有有数几个人借阅的，而老北大的图书馆（或许里面也有院系调整来自清华的一部分书，也或许就是以前陈寅恪先生建议购置的）肯花钱把好几个重要的系列买全了，实在让人惊佩。这些书的购入固然在蔡先生卸任校长之后，但他当时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提倡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唯这种大气象，可以使得大图真的当得起“百年书城”四个字。只可惜这些书的存留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几十年的光阴，有目无书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东语系的印度学书这种情况就更突出，甚至毕业前还在的书，时隔两年再去看却已经无迹可寻的，也为数不少，真不知道都什么人如此看得起这些故纸的。这其中，一本L. Renou的Grammaire védique到现在都让人放心不下，呵呵，或许我应该在这儿搞一本回去吧？
ps. 在想以前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到老师家里抄家，那些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应该也被同等对待了吧？
pps. 一下子忘了……想起来再补上。
*******************************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1917年4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Tuesday, 21. November 2006, 13:03:50
转载的
还是余英时教授写的。
说的问题挺好的，分析也还有趣，只是我这一转有些小小的无聊。
不过还是转吧，就当是存档。
另外，这是1988年的文字了，可看着还跟新写的似的，真不容易。不知道是余教授做的罐头（法语conserve）好，还是咱们的形势变化得太慢了——怎么就这么慢呢？
「创新」与「保守」
余英时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就说:「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狄更斯所刻画的是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人的内心感受，但是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这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是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和18世纪末年的法国颇为相似。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像狄更斯所形容的两歧的心理现象自然是避不了的。这种矛盾并不必然是分别地存在于不同个人的心中，譬如说，革命派认为「这是最好的日子」，而保守派则说「这是最坏的日子」。相反地，矛和盾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胸头。除了头脑特别发热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较平衡的人总不免对我们这时代抱著复杂的矛盾感。他们既不会毫无保留地讴歌它，也不会一味地诅咒它。
狄更斯如果生在今天，他的对比的词语也许还要加上一句:这是创新的时代，也是保守的时代。「创新」和「保守」正是20世纪中国人所最关心的问题。「创新」和「保守」当然是任何时代都并存的文化现象，不过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阶段，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或20世纪的革命中国，两者的对照更为突出，也更为强烈。
革命可以说是创新的最高形式。无论我们说「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或「科学革命」，我们所指的都不只是其激烈的变动过程，而是其全新的结果。因此在革命时代，主张变革的人在价值取向往往是偏在「创新」的一面，「保守」则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20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大致正是这样。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的篇幅大概都给了讲「变法」、「维新」、「革命」、「进化」、「进步」、「创造」、「启蒙」……之类的创新人物。至于唱反调的保守人物，能够列名其间己属不易，他们的思想则很难得到同情的了解。从历史的影响来说，这种处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创新」的价值取向确已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
在专门的学术研究方面，这种偏向近来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现在渐渐也有学者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保守人物及其思想了。但是这一风气似乎是从西方学术界开始的，然后才传回到中国的。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两方对于「创新」和「保守」一对观念，是抱著不同的态度的。西方人并不把这两者看作「善」与「恶」或「好」与「坏」那种不能共存的敌对关系。在西方人眼光中，「创新」和「保守」毋宁是相反而相成的互倚关系，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个别的思想家也许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或「保守」的。然而细加分析则「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者的思想也未尝没有「革命」的因子。马克思是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但人人都知道他在思想上承继了黑格尔的衣钵。后者「保守」立场是毫无可疑的。柏克(Edmund Burke) 是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但他在《法国革命的反思录》那部名著中说: 「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著一种危险: 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企鹅丛书，页106) 这是一位「保守」者强调「变革」的必要。
以整个文化来说，也是一样: 有宗教革命，接著便有反宗教革命；有启蒙运动，而几乎同时便开始了反启蒙运动。在西方文化史上，一般这两种相反的发展是同时加以重视的。西方的「容忍」观念最初起于新教和旧教之间的争持，教会和俗世思想之间的冲突，最后则成为俗世社会中一项最高的原则。这正是因为「创新」和「保守」两种倾向永远是并存的。其实不但西方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把「创新」和「保守」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价值。中国文化整体而论固较偏于保守，但孔子已说三代之礼虽相因而都各有「损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态。(清代学人恽敬写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论》。) 中古以下重视保存传统的人无过于朱熹，然而他又特别欣赏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之说，故曰:「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杜甫论诗，也说「不薄今人爱古人」。甚至现代有识量的学人如蔡元培依然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但其中也有传统的因素。
现代中国人对「创新」和「保守」两种价值的极端对立化，以及价值取向的主流偏在「创新」一边，其造因是很复杂的。不过我相信政治所负的责任要比思想、学术来得大。近代中国人要求「变」首先是从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上开始的。戊戍变法的康有为上书光绪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说这话时，其身份是政治改革家而不是思想家。等到民国初年，他重回到思想家的地位时，他却要说「利不十，不变法」了。(《中国还魂论》) 。这不是单纯的先后矛盾，而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观点和长治久安的文化观点之间的冲突。今天大陆上在「速变」、「全变」之后，竟有学人惋惜中国没有走戊戍变法的渐进之路，而这一观点还博得不少知识分子的同情，其道理正和康有为的先后矛盾是一样的。民国以后，一次一次的政治革命接踵而至，两极化的发展终于成为无可挽回的狂澜。这真是价值偏向在中国史上所造成的最大悲剧了。
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是相持不下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主义者固然以「创新」而自负和自傲，保守主义者也同样以维护传统的价值而引以为荣。英、美的两党政治正是建立在「保守」和「创新」的两大原则之上，英国的保守分子更毫不迟疑地自称为「保守党」。中国的政党则不然，个个都向「革命」争宠。甲党要取代乙党，它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比乙党更能「革命」。乙党要想继续执政，其所持的理由也完全相同。这真是名词的妙用。只是这里面含有一个绝大的讽刺: 这些最「革命」的中国党派都没有跳出两三千年的「名教」传统，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迷信「革命」之「名」。政党如此，个人亦然。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是要「革命」的，因此听到有人恭维他能「创新」便欣然色喜。「保守」的帽子是谁也不肯沾的，而打击敌人的最厉害武器也莫过于赠以「保守」或「反革命」的恶谥。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个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我们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革命情结」。
我们在上面曾说，「创新」和「保守」在西方已提升为政治原则，其实何止政治，应该说是普遍的文化原则。即使在纯学术界，「创新」和「保守」的相反相成也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号称日新月异，其实是「异」远多于「新」。许多所谓「新」观念、「新」思想不过是变名词的把戏而已。而且即使真是「新」的东西也未必便为大家所接受。至少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面倒的「趋新」的风气，一味「趋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作是浅薄的表现。西方人诚然重视「创新」，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创新」之前必然有一「保守」的阶段，「创新」之前必然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限历程。只有上帝的「创造」才是「无中生有」的，人的「创造」永远是以前人的业绩为起点，这便是牛顿「站在巨人的肩上」一语的真涵义。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创新」和「保守」的本身，而在于「创新」什么、「保守」什么。在西方观念中，凡是提升为原则性的东要都必须经得起理性的严格检查，又必须在经验中获得证验。这是西方人的公、私之辨；「保守」或「创新」都是从「公」的立场上出发，不是为了便利于一己或极少数人的「私欲」。所以在公共事务上，诉诸理性的公开辩论而最后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抉择，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人民的感觉，有时倾向于「创新」，有时则倾向于「保守」，这是难以预测的。「创新」带来程度不同的变动；「保守」则使社会趋于安定。其间的利与害都不是绝对性的。这很像中国人所说的「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朱熹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我们正可借来讲文化或社会的「生命之流行」。文化「生命」是循著「创新」(「动」) 和「保守」(「静」) 互相交替的方式而「流行」的。中国虽然没有民主的传统，但同样严于公、私之辨；中国人虽然不说「理性」，但同样重视「理」，因为「理」是公共性的东西。而西方人所说的经验，在中国则大体称之为「人情」。所以中国人必同时兼顾情和理两方面。戴震说「理」是「人心之所同好」，但他的「理」中已包括了「情」，故又说:「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这是中国近代性的思维，是涵有民主意味的。一个社会或文化在某一历史阶段中究竟是该「创新」呢? 还是「保守」呢? 这在中国人来说，唯有取决于「人心之所同好」，也就情、理兼到。
如果我们把「创新」和「保守」理解为中国哲学观念中的「动」和「静」，这便与这一对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有位置和关系相去不远远。西方的观念，整体看来，是以「保守」和「创新」为属于同一层次但迭相交替的价值，正如中国人讲「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敦颐语) 一样。「创新」是20世纪多数中国人的「心之所同好」，所以我们才有这六七十年的不断「革命」。但今天的风向似乎变了，无论是大陆或台湾，多数人都是「心好」安定的。这是「动极复静」的朕兆。不过我们的价值偏向一时好像还转不过来，我们仍然以「革命」或「创新」为至高而绝对的价值，并且以「保守」为可耻。我们「动」了以后便「静」不下来，恐怕和我们在观念上的混乱不无相当的关系。
心须说明，我决不是在宣扬「保守」，反对「创新」。这两个价值在我的内心中是完全具有同等的地位的。此文的论点似乎偏向「保守」，其实这完全是为补偏救弊而发。我希望心向「创新」的人能够尊重「保守」的价值，心向「保守」的人也懂得「创新」的意义。最重要的，我们绝不能继续把这两个价值误认为「善」、「恶」、「好」、「坏」的誓不两立。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也许是人能创造文化和历史，因此拥有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永远地「保守」。让我引一位大科学家和一位大文学家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论。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
记住: 你们在学校中所学得的那些了不得的东西是世世代代所积起来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经过热心的努力和无穷的劳苦而产生出来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放在你们的手中，成为你们的遗产了。你们要好好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有一天你们可以忠实地把它交给你们的孩子。我们共同创造出永恒的东西，这便是我们这些会死亡的个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们能记住这番话，你们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并且你们也获得了怎样看待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正确的态度。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
你不是有一份遗产吗?
认真地把它当作任务吧!
只有如此，你才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1988年3月15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1-7，三联书店，2005年2月15日第2次印刷。
Saturday, 4. November 2006, 16:10:30
转载的, 外行评论, 遗少小语
还是继续转。中文论坛上看到的，一直想转来，只是最近中文系几位老先生仙逝，论坛上气氛很沉重，我心情也不太好，就不太过去。
今天蜗牛说我转文章是懒的表现，索性就破罐破摔（这句话基本上属于口头禅加座右铭的性质），把这篇讲京剧的东西贴上来。前面历来要写评论的，因为当时re过一个（写得老长，还希望跟那里的人讨论讨论呢，结果没人理我），就也省得重写了
刻画人物在京剧中即使有，也是次要的。这一点文章论证得很充分，很多例证也发人深省，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
不过文章尽力要撇清戏曲实际与西方理论的干涉，心情可以理解，观点却有点极端。用西方理论来观照中国戏曲，本身并无不可，甚至也有些好处，可惜这种观照竟然鸠占鹊巢成了“主流”、“权威”，其弊病就不可避免了。
其实想想也挺可笑的，中国戏曲理论界以及戏曲界的主事者，一方面把梅先生的表演体系捧到和斯氏、布莱希特表演体系并列为“三大”的地步（这一点是可以商榷的，但斯布二氏看过梅先生的表演之后都有极高的评价却是事实，据说布莱希特还说梅先生已经把他追求多年而未得的境界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了），一方面又强京剧本身的表演体系以就斯氏的框架，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请话剧导演来主导（这词或许有些重了，但看看现在众多的新编新排剧目，则也不能算太过）戏曲的改革，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还有一个事，当年听一个朋友讲的，就是给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讲文学史古典戏曲部分的时候，她本人对通行的理论框架十分反对，但要完全用戏曲本位的思路来讲又行不通。这行不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当然是她的导师不会同意，二则是学生也会大为骇怪，难以接受，可见这种思路的先入为主。现在人对于京剧很难欣赏，一个原因就在于从小被灌输了这种思路，即使有机会看戏，也要顺着它的指示对号入座一番。传统京剧不会去迁就这个思路，失望的他们也就只好抱怨看不懂。
联系上面提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我又想到，中国戏曲在国外还是很受欢迎的，照理外国人应该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更深，唱词又更加的不懂，怎么他们就少有像国人那样抱怨的？完全用“瞧个热闹”来评价他们是讲不通的，我有些爱好theatre（怕太乱了，索性用个外文词）的外国朋友看京剧后，虽然说的是“外行话”，可是都还言之成理，证明他们从他们的知识背景出发，有了自己的理解。那么，如果说是西方的理论本身跟中国戏曲方凿圆枘，那么咱们这些也受了西方理论熏陶的观众为什么反而显得比外国人还看不懂呢？如果说只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中国戏曲有矛盾，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当年受他影响很深的苏联戏剧理论界怎么也如此欣赏中国的戏曲呢？不太想得通这个问题，只好怀疑起译介、应用这些理论的学者、专家们，以及咱们这些“受众”来了。
另外一点，文学史的讲法，或许有它的道理——毕竟不是戏曲史嘛。可是如果是中国文学为本位的中国文学史的话，似乎也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放弃戏曲文学本位而用外来的理论作为框架。话说回来，现在常见的文学史，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的并不很多，像本人这样读了几套文学史仍然不知道怎么读文学的也大有人在，那么这个问题又值得好好考虑了。
ps. 前两天其实还想到某点，要补充上面的说法的，可现在忘了，就候补吧，哈哈。
pps. 这应该也算是即将再度展开的re收集运动的先声吧，马上一批散落各处的re就要被打捞上来了。
京剧：与“刻画人物”无关
李玉声 邬可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传入中国，一时被奉为圭臬。斯氏理论蔚为大观，言其荦荦大端，是为“体验”：演员在表演状态中应尽量忘掉演员“第一自我”，而变成角色“第二自我”；演员在演出前需做的功课是体验角色的内心，由内而外，化“我”为“他”。斯氏表演理论自成体系，自有框架，我们无意指摘其短长。在斯氏体系影响之下，“刻画人物”之说铺天盖地而来，氤氲之气，弥漫京剧界数十年之久，时至今日，京剧演员在谈论表演时仍以“刻画人物”为最高境界，评论界在考量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时仍以“刻画人物”为不二法则。
如果说“刻画人物”是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京剧艺术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以下简称“五功五法”）只是为“刻画人物”这一宗旨服务的手段，显然不免南辕北辙。我们知道，由五功五法所构成的京剧表演程式不是以接近或还原生活本真为追求，而是以背离生活真实而产生空灵的艺术美感为指归。经典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二者是一层皮的两面而非两层皮。既然“刻画人物”是内容，其所决定的“形式”——五功五法、程式却何以与“刻画人物”的真实性要求背道而驰？初进戏院的观众常抱怨，京剧舞台上的旦角哭起来只“喂呀”一声，老生只“哎”一下，实在太假，不能入戏。这不正是所谓的“形式”与“内容”不合拍的活例吗？
种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京剧表演艺术与“刻画人物”的关系。我们认为，京剧表演体系其独到之处正在于表现美、传达意境神韵，其核心内容是五功五法，人物是演员表演艺术的元素，京剧表演与“刻画人物”毫无干系。
一 京剧人物之特性
我们认为京剧人物无须“刻画”，理由何在？先举一个实例引出思考。
某京剧院编创了一出以诸葛亮七擒孟获为题材的新编历史剧，在戏近尾声时，为表现诸葛亮与少数民族的情谊，编导安排诸葛亮与少数民族民众载歌载舞的场面。此戏一演，观众对诸葛亮跳舞颇持异议，大为反感。
我们先设想从“刻画人物”角度考虑。刻画剧中人的根据何所从来呢？应该是剧本。既然演员根据剧本刻画剧中人，那出新编历史剧安排诸葛亮跳舞平心而论不违反剧情逻辑，不违反剧中人情感逻辑，顺理成章。然而，观众何以对诸葛亮跳舞表示如此不满？
由上一例，提出一问。显然，此一疑问是持“刻画人物”论者无论如何也解答不了的，有之亦不免强词夺理，勉为之解。我们反对“刻画人物”，因为京剧的“剧中人”无须刻画，他（她）们早已存在、定型。只有不存在的、任何人从未见过的“剧中人”才需要“刻画”，但这样的剧中人在京剧剧目中无迹可寻。京剧人物既已定型，演员“刻画”之则变形，变形则走样，走样则不合原形，观者必然非议。这样的人物，我们不妨称之为符号、概念。符号化、概念化的京剧人物可以分两类情况来考察，一类是传统人物，或史有其人，又经民间文化传统丰富而成，或史无其人，但世代累积、集体创作亦已定型；一类是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中的全新角色。
一、 传统人物
（一） 史有其人而经传统民间文化丰富定型
此类人物例如诸葛亮。诸葛亮何许人也？史学家会从《三国志》等史料中钩沉考稽其籍贯出身、生卒年月、行状年谱、交游履历等等，这还不是京剧中作为符号、概念的诸葛亮。符号化、概念化的诸葛亮，不完全甚至完全不是历史真实的诸葛亮，他是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是坊间说唱中的诸葛亮，是杂剧传奇里的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在千百年口耳交接之间业已塑像定格：羽扇纶巾、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庙廊重臣。也即是京剧《失空斩》中老生扮诸葛亮上场所念的引子和定场诗：“（引子）羽扇纶巾，四轮车，快似风云；阴阳反掌，定乾坤，保汉家，两代贤臣。（定场诗）忆昔当年在卧龙，万里乾坤掌握中，扫尽狼烟归汉统，人云男儿大英雄。”“引子”和“定场诗”虽由扮诸葛亮的老生口里念出，但这明显不是剧中人的话（没有人会说自己是“贤臣”“大英雄”的），而是类似于说书、话本小说中的“有道是”“有诗为证”，乃“叙事体”痕迹的残留。这几句引子和定场诗，就是民间传统文化对诸葛亮的考语，是世代累积、集体“刻画”的，不是某个京剧演员贪天之功“刻画”而成的。换句话说，在京剧《失空斩》出现之前，“羽扇纶巾、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庙廊重臣”这四个概念已经构成“诸葛亮”这一文化符号；大家说起诸葛亮，脑子里、意识中出现的无非是四个概念、一个符号，舍此无他。在此形象确定之后，如果后人演出或描摹孔明时，不遵此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观者必不能接受。
再如关羽。关羽的艺术形象早在民间形成，不但忠义千秋的精神性格深入民心，即如其外貌特征，亦成为概念化的符号，有之即为关老爷，无之则非关老爷。《三国演义》为关羽“开相”道：“身高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加之青龙刀、赤兔马，这些已凝固为关羽的独特艺术形象，京剧舞台上要演“老爷戏”，只有按照这个既定模式来处理、设计。我父亲李洪春先生在王鸿寿师爷的创造基础之上，完善了关羽的舞台形象：关羽的脸谱系用银朱勾脸，勾画出卧蚕眉、丹凤眼，以及脑门上两道弧形纹，鼻窝两边各一道纹，左右鬓角勾两个“水葫芦”。“眉攒勾一个形似蝙蝠的花纹，把七颗痣改成两颗，就是左眼角下边一颗，右颧骨下边一颗。”①关羽的“夫子巾”上有绒球和泡子（另有两种略小的“夫子巾”分别用于《斩华雄》之前的戏和老爷穿箭衣时戴的“夫子巾”），绿大缎平金绣掩心甲（云肩、下甲、前扇儿、后扇儿、战裙、兜包、软带、三尖儿）系于平金绣龙绿大缎箭衣，掩心甲云肩的肩头、软带腹部、护腕、前扇儿下方，四处增加虎头装饰，另有宝蓝箭衣、宝蓝褶子、平金绣龙海水江牙大缎绿蟒、孔雀翎软靠（肩、肚、前扇儿、靠腿均增大小不同的虎头装饰；加绣孔雀翎“后兜”）、平金绣二龙戏珠红斗篷等服饰。老爷封王以前穿三蓝八宝图案的红彩裤，封王以后改穿淡黄色绣深浅三绿图案的彩裤。靴子为靴头绣云头靴腰绣拉云的厚底绿靴子。髯口是戴头发黑三，《水淹七军》、《走麦城》等戏则戴黪三。这一切的设置，不是去“刻画”关羽这一“人物”，而是根据已经“刻画”定型的关羽来创设京剧舞台艺术形象。在编演老爷戏时，关老爷这一“人物”也是作为一个内涵固定的概念、符号而存在的：忠义千秋、人神合一。从三老板王鸿寿传授编写和我父亲编写的共计四十多出“老爷戏”来看，情节的编排均以关羽这一概念、符号为依据，老爷戏的独特身段、念法、唱法，也是从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接受的文化精神——概念的内涵外延而来的。“关羽”并不因为京剧演员的“刻画”而使作为文化符号的概念内涵有任何的丰富，观众、接受者也不会从京剧舞台去认识、了解关羽这一“人物”。观众、演员、剧本中的“关羽”是三位一体、完全同一的，他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关羽，而是民间传统文化层累叠加起来的关老爷，是关帝庙中的金身塑像；他已经从具体的历史个人剥离、抽象出来，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成为一种概念、符号，也可以说是“具象化的抽象”。
（二） 史无其人而经世代累积集体创作定型
京剧荀派有《红娘》，张派有《西厢记》，其中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个形象既非史有其人，与前揭孔明、关羽不同，亦非京剧表演艺术家“刻画”出来的，在京剧《红娘》、《西厢记》出现之前由前代无数文人、艺术家不断丰富、创造、积累，也已定型。众所周知，《西厢记》故事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以张生始乱终弃莺莺收场，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自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②还不是后来的张生、莺莺形象。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载当时“说话”已有《莺莺传》之目，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官本杂剧段数”有“莺莺六幺”，但这些文本都不曾流传下来，因而今人无法确知宋代的“西厢故事”进行了哪些加工、增损。金代章宗时期出现了据说由董解元创作的诸宫调《弦索西厢记》，这部《董西厢》不但改编了原来的故事情节，基本形成今日所习知之“西厢故事”规模，更重要的是人物形象有了较大改观：张生从始乱终弃变为坚贞不渝，莺莺突破“门当户对”的斗争意识更显强烈，红娘富于正义感的形象亦树立起来。至王实甫写杂剧《西厢记》，又把《董西厢》中尚有和红娘“权作夫妻”欲念的张生进一步描绘为书剑飘零、痴情忠贞的“傻角”，莺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更加果敢刚毅、坚定反抗，同时又有动摇、羞怯、反复，而红娘不仅为促成莺莺与张生的爱情而奔忙，还敢于和老夫人进行义正词严的辩驳斗争，身为卑贱，品格高洁。《王西厢》之后，虽然尚有《南西厢》等后出者，但艺术形象并无大异，直至京剧《红娘》和《西厢记》，仍然赓续的是《王西厢》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脉络。《王西厢》之成书，旧称元朝，今人或考定乃金朝作品，无论如何，到20世纪30年代荀慧生编演《红娘》，其间总在六百年以上。可以这样说，今天京剧舞台上的红娘、莺莺、张生等艺术形象在六百多年前早已塑造完成了，在“西厢故事”的流传播扬过程中这些艺术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根植民间，何劳今人费尽心机，重新“刻画”？除非今人要编一出全新故事情节的《西厢记》，彻底颠覆红娘、莺莺、张生等形象的传统定位，则另当别论。
二、全新角色
传统老戏中如此，成功的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亦然。这样说也许不易为人所理解，因为传统戏的剧中人或史有其人，或久已成型，京剧加以演绎，可以看作是概念、符号；但新编古装戏、现代戏的剧中人是剧作者创造的艺术形象，没有经过民间弦诵、集体“刻画”，怎说也是概念、符号呢？当代的文艺评论家多谓“样板戏”的正面人物均为“高大全”，不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表面化的抽象概念。窃意评论家所云，从文学创作而言是批评，从京剧艺术剧中人之特点来看却歪打正着，切中肯綮。无论是《沙家浜》之郭建光，《智取威虎山》之杨子荣，还是《奇袭白虎团》之严伟才，《平原作战》之赵勇刚，都由英勇顽强、忠于革命等概念构成，剧本提供的这些形象，从一出场到最后结束，性格、脾气、禀赋、身份等等都是固定不变的。反面人物也同样，《红灯记》里的鸠山与《平原作战》里的龟田，很难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当现代戏中的剧中人被按照某种时代精神来塑造、图解时，他（她）们便成了概念、符号；说得确切一点，是负载时代精神的思想概念、文化符号。
讲到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京剧人物、情节与演员表演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此三者的关系研究清楚，便能确定人物在一出戏中的位置，有助于弄清京剧人物究竟是怎样的特性，与叙事文学、话剧影视的人物形象有何差异。
有思想艺术深度的叙事文学作品，一般先考虑人物性格、心理，然后设置情节来展现人物；作家常说脑子里先有一个形象，甚至先有细节，再敷衍故事；也就是说，叙事文学的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京剧剧本的创作却反其道而行之，高明的京剧剧作者，在构思剧本时，首先须从演员本身的艺术特色考虑来编排故事情节，设置结构场次，然后再安排穿插故事中涉及的人物。京剧艺术中，演员表演是“皮”，剧本是“毛”，“毛”附于“皮”。京剧武戏《雁荡山》，便是设置一个两军交战的情节线索，让演员有展示各种技巧技法的艺术表现空间，每个演员根据自己的艺术特长，演出来的《雁荡山》路子、风格亦不尽相同。至于《雁荡山》的人物，是谁，什么性格，何种心理，可以不予考虑；孟海公换为张海公、李江公、王河公……，均无大碍。又如《戏迷传》这样的玩笑戏，大致情节是戏迷整日口不离曲，父母无奈告之县令，孰料县令亦为戏迷，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编创情节，是为展现演员模仿各种行当、流派的艺术本领服务的，而其中人物可增可减，甚至可男可女，并无一定之规。《小商河》这出戏原是八本《洞庭湖》的一本，八本包括《赐绣旗》、《苦肉计》、《金兰会》、《洞庭湖》、《镇潭州》、《栖梧山》、《小商河》、《康郎山》、《隐贤庄》、《长沙王》、《五方阵》、《荼陵关》、《凤凰山》，即全部《岳飞传》，可以单演，亦可连演。《小商河》由王鸿寿老前辈传与我父亲李洪春先生，我父亲又传与我。由于“文革”蹉跎，日久生疏，《小商河》的一些身上动作我给忘了，跟我四弟复习重温，竟又遗忘。于是，我干脆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了一出《小商河》，大概用四个上午的时间，编定《小商河》的几场走边、开打，各种技巧均安排停当。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表现杨再兴陷马时创造了“跳叉”技巧。“跳叉”创于1961年，我曾用在新编古装戏《高亮赶水》③上，二十年之后又用在了我演的《挑华车》、《小商河》之中。《挑华车》跳叉，向前直行；《小商河》跳叉，向右横行；《高亮赶水》跳叉则是前后左右行。待《小商河》杨再兴的东西编好以后，我根据我所在的浙江京剧团的演员情况，修改剧本：我将原来戏中岳飞一方的其他人物全部删除，去了一些琐碎的过场，减掉杨再兴与牛皋在军帐之中斗口争功的情节，保留并丰富了杨再兴的三场走边和小商桥畔与金兀术的大战。我这样改编，完全是从我个人的艺术条件和艺术追求出发，从剧团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的是“移步不换形”的艺术原则，大家看后无不认可我演的《小商河》为传统骨子老戏，只是艺术风格有所变化而已。因此，今天武生演员演出的《小商河》，大都以我的修改演出路子为范本。从上述我修改创造《小商河》的过程来看，沿续的乃是演员“五功五法”的安排展现决定情节的设置、情节的设置决定剧中人物的增减这样的创作思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天津京剧团把《镇潭州》、《小商河》连起来演，名曰《岳飞与杨再兴》，厉慧良的岳飞、张世麟的杨再兴。演出前，张世麟来京向我父亲学《镇潭州》、《小商河》两出戏的杨再兴，重点学了《镇潭州》杨再兴的蝴蝶霸、与岳飞颇具特色的对枪、开打和《小商河》全出戏。《岳飞与杨再兴》在天津、北京各演一场后就搁下不演了。1984年王金璐把《镇潭州》、《小商河》两折戏串起来改编为《义收杨再兴》，为北京京剧院杨少春排练、演出。无论是张、厉二先生合作的《岳飞与杨再兴》，还是王金璐改编的《义收杨再兴》，应该和我修改创造《小商河》一样，也是从演员的艺术风格考虑编创情节，从情节增删考虑设计人物，决不可能是逆向而行的。据此，我们不妨将京剧的表演、情节、剧中人物三者关系定位为：人物服从于情节，情节服从于演员表演。这与话剧影视的创作过程恰好颠倒过来，话剧影视的表演是从属于人物的，故事情节也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而人物往往寄托了编导的某些理念和思考。所以说话剧影视是编导的艺术，而京剧是演员、角儿的艺术。既然京剧人物须服从情节安排，那么说人物为摆设、符号、概念、元素，应该比较接近京剧的本质。
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成功的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里的人物亦为概念、符号，虽然这些人物在京剧演出之前从未存在过，但由于他（她）们是情节的“道具”，演员在阅读剧本、观众在看戏时，只要根据戏情戏理便能明白人物（符号）的概念内涵，何尝需要演员的“刻画”？譬如程派名剧《锁麟囊》、《荒山泪》、《春闺梦》，乃是新编古装戏，薛湘灵、张慧珠、张氏三个人物前所未见，却因剧中人物从属于情节的缘故，观众在领会剧情的同时，完成了对这三个人物的定型，如果演员的气质、表演略有出格，观众同样会批评这样演法不是薛湘灵的样儿，因为此时薛湘灵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概念、符号了，成为观众衡量演员表演的标尺。确切地说，《锁麟囊》是翁偶虹根据清代焦循《剧说》中的故事敷衍而成，《春闺梦》可以溯源自杜甫的《新婚别》和陈陶的《陇西行》，也并不完全是独出机杼，还是可以找到其文化原型的。或问：此类新编戏中的全新角色是否会因为理解的不同而导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答曰：不会。人物是情节的“道具”，情节是明晰固定的，不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人物也是明晰固定的。关老爷只有一个，是演员、观众心中的文化符号；观众会说张三的老爷亮相像姜维，没有老爷的法儿，可见观众在看戏之前已有了老爷的概念，不然谁也没见过关羽，焉能信口雌黄？关老爷的唱法、念法、做法可以不尽一律，这是同一行当的演员不同艺术风格和表演技法的体现，不是“一千个演员、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关老爷”，此系两个范畴的概念，持“刻画人物”论者常混而同之，实未窥京剧艺术之堂奥。
现在，若回过头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个疑问，可谓水到渠成。观众所以对诸葛亮跳舞表示异议，用我们所倡的京剧人物是概念、符号的观点来解释，完全能够迎刃而解：上面举例时说过诸葛亮这一符号由四个概念构成：羽扇纶巾、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庙廊重臣。观众不能接受孔明跳舞，乃是因为“跳舞”这一行为与“庙廊重臣”这一概念相冲突。观众脑海中早已有了诸葛亮这一文化符号，新编戏在情节设置上只有符合这一概念符号的既定内涵，才能为人所接受、肯定，反之必遭唾弃。这一事例，也再次证明我们所说的京剧人物不是有待刻画的未定形象、而是已经成型的概念符号的观点，是经得起看戏顾曲的实践检验的。
二 行当是京剧表演的起点
因为京剧人物是概念、符号，所以前辈先人将这些类似的概念按不同的标准加以合并，遂形成传统戏曲的各个行当。倘若京剧人物的内涵尚未确定，有待于演员的“刻画”乃成，就不可能有同类人物合并概括而得的“行当”。行当是客观存在、世代传承的民族戏曲艺术的宝贵经验，只有承载着时代精神、文化传统的概念、符号式的人物才能提炼上升至更高逻辑层面的行当。反过来论证，亦能沟通京剧人物与行当的内在关系，可见上述提法庶近事实。不承认京剧人物是概念、符号，非要将其与文学作品、话剧影视中的剧中人等同起来，其结果必然沦为漠视行当的存在，否认行当的价值。某些外行导演批评京剧演员“只会演行当，不会演人物”，正是基于对京剧人物错误认识的前提之下所作的不实之毁。
在京剧表演艺术中，最小的单位不是人物，而是行当。我们说行当是京剧表演艺术的起点，言下之意，演员学戏、排戏、编戏、演戏都是从行当出发，由行当入手。认为京剧演员“只会演行当、不会演人物”的先生们大约主张演员学戏、排戏、编戏、演戏都须从人物出发，由人物入手，然而这只能是先生们的黄粱一梦耳。京剧没有“人物”的“五功五法”，只有“行当”的“五功五法”，戏校科班的老师教的不是“人物”的“五功五法”，学生学的、台上用的也都不是“人物”的“五功五法”。例如“拉山膀”这一程式动作，只有武生“山膀”和武旦“山膀”的位置、劲头、法儿的不同，没有赵云“山膀”和高宠“山膀”的不同。再如唱，也只有老生的发声方法、共鸣与花脸的发声方法、共鸣的不同，没有包拯的发声、共鸣与姚期的发声、共鸣的不同。诚不知主张从“人物”入手的先生们让京剧演员如何学戏、练功、演出。某些新编戏的导演要求京剧演员须“刻画人物”，不能“演行当”，演员只得抛弃旧学基础，一切重新创造，向壁虚构，还美其名曰“突破了行当的局限”“完全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塑造”，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念、做、舞、手、眼、身、心、步却几乎全是话剧的念、做、舞、手、眼、身、心、步，只有唱尚不是话剧的，（因为话剧没有唱）可惜也已经失去了京剧的韵味，变成了一种“四不象”式的怪腔。近年来，京剧舞台上涌现出不少新编戏，这些戏的共性是“话剧+唱”，无法流传。有识见的评论家和懂行的观众对此不乏严词批评，但在这些批评之中，很少能点中造成新编戏尽失京剧味儿的根本原因，则令人颇感遗憾。依我们愚见，话剧味儿代替了京剧味儿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演员、编导在创作时找错了艺术的起点：把“人物”当成了表演的起点，而忽略了“行当”的重要作用。正由于找错了起点，以“人物”为基石，舞台上的念、做、舞、手、眼、身、心、步只能是“这一个”人物的，京剧传统中找不到现成的，于是只有向话剧、影视俯首称臣了。若以“行当”为起点，把剧中人当作一个概念、符号的存在（其前提为剧本是合乎京剧艺术规律的好剧本，否则另当别论），根据戏情戏理将符号人物准确地归入相应的行当，于是，本行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如万斛泉涌，不择而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一定不失传统京剧的韵味。当今的某些新编京剧，演员在舞台上频频“失语”，正是以演行当为耻辱、以演人物为时尚所致。
以行当为起点，尊重行当的表演规律，掌握本行的五功五法，是京剧剧目浩瀚丰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京剧舞台剧目零落，演员会戏不多，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演员不重视行当的艺术作用，而热衷于追逐“刻画人物”的论调。梅兰芳先生晚年遴选加工成八出常演精品剧目，人称“梅八出”：《宇宙锋》、《贵妃醉酒》、《奇双会》、《霸王别姬》、《洛神》、《凤还巢》、《抗金兵》、《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但梅兰芳早年、中年演过上百出戏，所学盖不止于此，可见“梅八出”是在上百出的基础之上提炼打磨而得，没上百出的基础，也便不可能有八出梅派代表作。前辈艺术家以其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经历，学演了数百出的戏，今人所习只是怹们的零头而已。是前辈艺术家精力过人，或天赋异禀？当然不是。应该说是前辈艺术家认识正确，学戏刻苦。京剧剧目虽多，各出有其卖点、特色，但又有程式套路，往往能触类旁通，只要本行的五功五法瓷实，打基础的戏学实授，加之天资聪颖，刻苦好学，腹笥丰厚并非遥不可及。我武生开蒙戏是《石秀探庄》，茹富兰老师教授。茹老师教此戏教得极为细致，坑坎麻杂，毫不放松，一出戏教了足足一年（两个学期），却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面学戏就比较顺畅、容易了。如我分配到浙江京剧团后，有一回演《柴桑关》（《周瑜归天》），此戏乃南方戏，此前从未学过，承鲍毓春老师临时教我，我上午学会，晚上就上台演出，幸无大疵。八十年代，我还把《柴桑关》和《卧龙吊孝》改编合演，是为《隔江斗智》，前演周瑜，武生应工，后演孔明，老生应工，一赶二。我觉得，所以能够半天学一出戏，全得益于一年学一出戏的扎实基础。过去学戏时，家父李洪春先生常说：这戏的开打和哪出戏一样，就这一下不同。只要学不同的“一下”即可，很容易就能够学会练熟，登台奏技。因为演员学的是行当的表演艺术，表现的也是行当的五功五法，程式动作、乃至于某些段落，如唱腔、身段、开打等，均有雷同之处，可以执一驭万。这便是行当的最大魔力和价值，正是由于行当的存在，使得京剧成百上千的剧目不致成为一盘散沙，仿佛用一根线将粒粒珍珠串联成项链，演员易学，观众易赏。今人不讲究行当，企图从“刻画人物”入手，当然学不到每出戏的精妙之处，更无法掌握成百上千的剧目。因为“刻画人物”必须区别“这一个”与“那一个”，必须分析、研究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思想，必须体验、内化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如此这般，周而复始，慢说是几百出戏，就是几出戏也够演员折腾大半辈子的了。演员误入学戏歧途，艺术基础又不如前辈艺术家深厚，只能守着“老三出”不断翻头，艺术水平亦不能有所提高，良有以也。
三 五功五法是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
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是什么？一般有如下三种观点：一、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是“刻画人物”，五功五法是刻画人物的手段，为人物服务；二、“以歌舞演故事”，五功五法是演绎故事的手段，为剧情服务；三、五功五法是京剧表演艺术的灵魂、核心。
第一节已经论证，京剧中的人物是概念、符号，世上的任何艺术门类，从无刻画概念、塑造符号的先例，因而说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是“刻画人物”，其荒谬不辨自明。
王国维《戏曲考原》一书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王国维的论断，乃是针对宋元以来的古典戏曲而言。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在王国维的时代已不可复现其原貌，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案头剧本，故王国维的研究仅着眼于戏曲文献，他的论断不能反映真实的古典戏曲演剧盛况。更何况，京剧与杂剧、传奇等相比，又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以彼准此，不啻缘木求鱼。
我们粗略地考察京剧剧本，发现不少经典名剧的故事情节往往极其简单，如梅派《天女散花》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故事，乃是一出载歌载舞的歌舞剧。梅兰芳先生为此戏设计的“绸带舞”却是京剧史上“舞功”的典范。再如《三岔口》的核心情节，据《京剧丛刊》第十集所载，只有如下短短数十字：“刘利华拨门，进门，摸索；任棠惠惊觉，搏斗；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焦赞刘妻同上，黑暗中任棠惠与焦赞，刘利华与刘妻互相扭打。”⑤京剧《三岔口》最为精彩的“摸黑开打”华彩段落，表现为剧本，连标点算上，一共才58个字。剧情的疏落之处，反而是表演的精华所在。又如花旦戏《拾玉镯》，其剧情内容无非就是书生傅朋赠玉镯给孙玉姣，以为婚姻凭证。花旦扮孙玉姣在念引子之后、傅朋遗落玉镯之前，有大段喂鸡、做针线的身段表演，占了全剧表演的近一半。这些表演从“以歌舞演故事”角度衡量，恰恰是剧情的“盲区”，删去不演，不但于主题情节无损，反倒叙事上更显精练、紧凑。然而，喂鸡、做针线的身段，却是《拾玉镯》一剧演员着力表现、观众会神欣赏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演喂鸡、做针线的身段，观众也许就不承认这出戏是《拾玉镯》了。
从上面的三个实例，我们看到了五功五法与剧情的关系：不是五功五法为表现剧情服务，相反，剧情围绕展现演员本行的五功五法而设置，情节在演员的表演过程中自然流露。
从上面的三个实例，我们也当悟到：看《天女散花》，看的是演员载歌载舞的“绸带舞”；看《三岔口》，看的是武生、武丑的“摸黑开打”；看《拾玉镯》，看的是花旦喂鸡、做针线的手眼身心步……依次类推，京剧艺术的灵魂、核心自然浮出水面。
各个行当的五功五法是京剧艺术的核心，因为京剧把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发挥到了极点，无数艺术家千锤百炼，将五功五法锻造得精致、完美，它已经超越了剧情之传奇性、唱词之文学性而跃居为京剧的主干。骨子老戏《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许多唱词不知所云，文理不通，但因其成套唱腔悦耳动听、精彩纷呈，旋成为唱工老生、铜锤花脸、正旦所必修、必练的基础戏码，传唱不衰。《定军山》“来来来带过爷的马能行”，历来被讥为唱词不通的典型，但汪曾祺却说：“然而《定军山》的‘马能行’没法改，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花腔，‘行’字是‘脑后摘音’，改了即无此效果。”⑥不顾唱腔之婉转、唱工之挂味，斤斤计较于唱词之是否合理，可谓入了欣赏京剧艺术之旁门左道——抓住芝麻，丢了西瓜。
京剧的戏情戏理凭借五功五法展现，五功五法贯穿到一出戏的每个细节。这里，有必要区分“戏情戏理”与“人物”这两个概念。前面已经说过，在京剧中，人物服从于剧情，剧情服从于演员表演；人物不但是表演的道具、符号，为演员五功五法所用，也是剧情的道具、符号，为故事情节的叙述、展开而服务。戏情戏理是剧本、唱词所反映出来的戏的脉络、逻辑、情绪，演员可以根据戏情戏理安排、处理自己的五功五法（若剧本情理不适合五功五法的展现，宁可舍剧本情理而服从于五功五法。红生戏《斩颜良》中颜良大刀下场后，关羽有几句念词：“某观颜良，犹如插标卖首耳。”按照戏之情理，关老爷并不把颜良放在眼里，所谓“有名无实何足观”。所以完全根据情理来演，这几句话白只要轻轻带过，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情绪即可。但是我父亲教我此戏，“插标卖首耳”几个字的念法是其他行当所没有的，必须调门逐字往上长，情绪层层往上升，并在“插标”后加一锣经，同时配以老爷独有的身段、神气。这种念法在诸如《单刀会》、《走麦城》等其他老爷戏中亦常使用。这样处理，从表面上看恐怕是有悖于戏情戏理的，若从舞台表演的要求考虑，则非这样念词不可。因为前面颜良交战、大刀花下场，气氛极其热烈，观众抱以掌声，后头关羽的这几句念词必须把前面大刀下场所制造的舞台效果震住，把戏夺过来。“插标卖首耳”一句这样处理，不但可以盖过前面的戏，而且老爷的身段、神气非如此念法、使这个劲头不足以展现。这是舍弃剧本之情理而服从五功五法的一个实例），不是根据人物，体验人物内心，那不是京剧的创作方法。例如有的演员演《汉津口》的关羽，[导板]扎犄角儿一场，下场之前亮住不动，一味地“放份儿”，殊不知此时刘备正遭曹操人马围困，战情紧急，千钧一发，搬兵救援的关老爷若只知“放份儿”，就不合乎戏情戏理了。我父亲李洪春先生演《汉津口》，不上马童，为的也是突出戏情戏理。又如编创新戏，设计唱腔，剧情发展到紧急关头、生死之间，当然不能编大段慢板，这样便有悖于情理。《洪羊洞》杨延昭临死前，唱的全是散板，不能安排流水、快板，或者加一段反二黄抒情。若从“刻画人物”角度考虑，倒是唱大段反二黄更能抒发杨延昭垂危奄息之际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但那样处理，不符合此时此刻戏之氛围、节奏，烘托不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情绪、理路，前辈艺术家编创唱腔，各尽其用，无不合榫、妥帖，真乃用心良苦也。老先生说演戏，不仅得“身上有”，还得“心里有”。这个“心里有”，不是说心里有人物的思想感情，而是包括很多内容：心里得有戏情戏理，整出戏的节奏起伏、快慢顿挫，须全盘在胸；心里得有表演意识，表现身上或唱腔，须先出神气，神由心上来，以表演感觉、法儿引领唱念做打舞；心里还得有文化素养，以树山云海陶冶心境，以唐诗宋词充实内涵……把“心里有”简单归结为“人物”，可谓买椟还珠。
五功五法的气度、分量、火候、神韵，是衡量评价一个演员是否优秀的标准。但凡艺术大家，其五功五法必自然，看似率意为之，信手拈来，变化无常，不为陈规所囿，却无一招一势不合乎艺术法度，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自然松弛之中表现美。小家势做作，做作愈烈，则艺术格调愈低，甚至有做作而自得者，更是等而下之。演员在舞台上只有达到自然松弛之境，其五功五法才能传达悠远之韵。洒狗血之流，处处卯上，场场用十二分的力气，自以为表演生动、声情并茂，全然不管观众看着受累，心生厌烦，未出剧场已避之惟恐不及，何尝愿意回味？如同国画中的“留白”，画家有意在画纸上留出空白，不画满撑饱，激发观赏者的想象空间，品味其无穷神韵。画史上又有“深山藏古寺”的典故，高明的画家表现这一题材，只画深山丛林，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从上而下，走着一位挑水的小僧。画面上并无古寺，但“深山藏古寺”的意境却表现得非常巧妙，观者虽未见古寺，但从深山丛林之幽静，曲径小僧之古朴，可以想象到古寺之格调，其艺术效果决非直接画出古寺者所能媲美。诗、书、画、艺，异流同源，其源便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而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相互启发的。我们听余叔岩的老唱片，有些段落一带而过，点到即止，今人演来，却拼命抻长、拖腔，但不如余先生唱来富有远韵，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恐怕与“深山藏古寺”是同一道理：艺术之形须由意领，形尽意存，乃有韵味；意完形在，味之必厌。梅兰芳先生在评价谭鑫培、杨小楼的表演艺术时说：“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趋于完整，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艺术。”⑦梅先生所看重的，正是谭、杨二位大师五功五法所传达的神韵意境。马连良先生早在1938年就这样说过：“常人多谓国剧是象征化，究竟应当怎样的象征呢？这就有好多人解答不出了。我听见有些人家说，怎样象征化，这答案简单的很，就是动作处要合于舞学唯美主义。真是一语中的。所以根据这原则去做，歌唱得好，表演舞得好，便会意味无穷，领略不尽，越看越有味，越嚼越回甘。戏剧真正艺术价值全在这里。”⑧马先生的话，按照我们的说法，即演员表现的、观众欣赏的乃是精妙而富于神韵的五功五法。梅、马二先生的金石之言，值得我们反思。
京剧之简单剧情、符号人物，看之即懂，没有必要回味，也没有什么可回味的。只有演员苦练五功五法之技艺，知戏情懂戏理，从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和绵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丰富、点化五功五法，如此而表现出来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才是值得回味的艺术珍品。它以自然气象和文化传统作为深厚的支撑点，与古典诗、书、画等脉息相通，成为传统文化中“艺”类的集大成者，构筑了独特的中国古典审美意趣，舍五功五法而奢谈京剧之为国粹，怪不得无话可说，只能高呼“刻画人物”了。
一事物之本质核心，即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之特殊性。人的本质核心是人的社会性，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所在，同样道理，研究京剧艺术的本质核心，也应该着眼于京剧之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主张“刻画人物”论者认为，京剧的核心本质是刻画人物，而话剧、影视也是刻画人物，现在又听说相声、杂技、魔术也要刻画人物，如此说来，世上的一切艺术都是刻画人物的艺术，则一切艺术均已“大同”，岂非笑谈？单就京剧而言，其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就在于京剧的五功五法、以及由五功五法所构成的各种程式，去掉京剧的五功五法，京剧艺术便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就成了话剧、电影、电视剧，因而说五功五法是京剧的核心之核心、宗旨之宗旨，理所当然。马连良先生在上面引到的文章中还曾说：“中国戏组织，是以声色表演为主体，歌以示声，舞以示色。”⑨亦即马先生认为京剧的主体是歌舞表演。“歌舞”等于我们所说的“五功五法”；“主体”者，明明白白便是核心本质之谓。上揭梅兰芳先生的话亦可作为我们的理论支持：梅先生说谭鑫培、杨小楼代表着中国戏曲艺术，而谭、杨二先生艺术的精到之处在于无穷之意、不尽之韵，其实这话也已清楚表明：京剧表演艺术的精髓是以五功五法传递无穷之意、不尽之韵。夫“刻画人物”，干卿卿底事？
由于“刻画人物”说甚嚣尘上，以致演员以演人物、刻画人物为艺术追求，从而忽略了行当、忽略了本行的五功五法，是京剧艺术演出质量下降的根本病症。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的五功五法，如生行的唱念做与旦行的唱念做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为旦行，青衣与花旦的唱念做舞有异，虽尚可辨析，却已呈趋同之势，目前舞台上有些花旦，其唱念与青衣行无甚区别，还美其名曰“突破了行当”，殊不知这是对京剧艺术绰约多姿、丰富无穷的五功五法大作减法，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今日舞台上某些行当有趋同之势，本行的表演规范不太讲究，究其原委，盖演员基本功不过硬，对本行的五功五法没有熟练、精确地掌握。我们详细论证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是五功五法、京剧表演的起点是行当，也是基于京剧现状而痛定思痛：我们希望今天的京剧演员，不要再执迷于“刻画人物”的海市蜃楼，真正把精力放到修炼本行的五功五法上来。
四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京剧表演艺术的核心是五功五法，京剧的最高境界是以五功五法传递神韵意境，演员学戏演戏、观众看戏听戏，也是以五功五法为聚焦点。京剧不需要也不存在“刻画人物”的事，目前被视为“刻画人物”的做法，其实都是误解：把戏情戏理混同于人物，把演员表演带表情看作刻画人物，把五功五法误解为刻画人物的手段，把演员五功五法的精湛鲜活看作刻画人物的逼真生动，把洒狗血、傻卖力气当成刻画人物……某些自诩为“刻画人物”的演员，虽然可以夸夸其谈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脉络，但一俟教戏、唱戏，所教的、所表现的还是如何行腔、如何运气，怎样要锣经、怎样“给肩膀”，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并不统一，实为“刻画人物”这一“妖魔”横亘作怪乃尔。
我们说过，京剧不需要刻画人物，但不是说京剧艺术没有人物；我们主张演员在舞台上表现的是自己的五功五法，是“我”的技艺、“我”的路子、“我”的艺术处理，不是说演员在舞台上演的是自己，这是两个概念，切不可混淆。然则，“人物”在京剧艺术中究竟起何作用？
因为京剧人物是符号、概念，它左为剧作者讲述故事情节服务，右为演员表现五功五法服务，左右逢源。演员在排戏、演戏时，人物在脑子里一直是某种概念，它的内涵是既定的。这与“刻画人物”恰恰相反，“刻画人物”者，人物内涵是未定的，演员表演应尽可能地再现人物的真实性；我们把人物当作表演的元素，表现的是五功五法丰富多彩的美。出发点不同，艺术指向不同，审美价值亦不尽相同。
所谓的“人物”、“角色”，京剧传统称“活儿”。“活儿”就是要干的事，在某出戏里来个活儿，扮上戏，或张飞或孔明，都是为完成某个目的而干的活儿，其目的便是表现京剧艺术的五功五法。盖叫天演武松用盖派身段，演史文恭用盖派身段，演贺天保也用盖派身段；周信芳演徐策用麒派唱念，演宋士杰用麒派唱念，演宋江也用麒派唱念。武松、史文恭、贺天保……只是盖叫天武生艺术的表演元素、美的化身；徐策、宋士杰、宋江……只是周信芳老生艺术的表演元素、美的化身。陆游《梅花绝句》之一有云：“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具有冰清高洁品格的成千上亿的梅花，是陆游精神品质的化身。用陆游此诗来比拟人物与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实在再恰当不过了。
注释：
① 李洪春 述、刘松岩 整理《京剧长谈》第九章《关公戏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页269。
③《高亮赶水》由中国京剧院张云溪、张春华首演，是一出新编古装戏，取材于民间传说。
④ 王国维《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页201。
⑤ 李少春、叶盛章、范钧宏整理《京剧丛刊》第十集，新文艺出版社1961年，转引自陈多《戏曲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34。
⑥ 汪曾祺《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载1990年第2期《文汇月刊》。
⑦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朱家溍整理《我心目中的杨小楼》，载《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第三辑，引自《杨小楼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页16——17。
⑧ 马连良《京剧艺术化运动》，《立言画刊》1938年12月31日第14期。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Tuesday, 31. October 2006, 20:37:22
转载的, Reading
万圣节前夜，惨得很啊……一早上起来天就阴得特别奇怪，穿了风衣也还是觉得遍体生凉，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也准备装神弄鬼一把……
更难受的是前天竟然感冒了，还没好，晕晕乎乎的。本来晚上想去看邻区的万圣节游行，实在没这个精神去外边吹冷风了——后来还开始下雨。
本打算早点睡的，临了去几个名人blog转，发现陈丹青“犹豫再三”，还是把前阵子的讲稿贴了上来，unabridged edition，比起见报的自然更解气一些。
于是也顾不得身子不爽瞌睡朦胧了，将这一长篇从头至尾看完，然后第一时间转贴过来，感兴趣的就都读读吧，我个人是很欣赏的。其中讲他对所见西方人对于先贤的态度，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我深有同感。其实也不仅仅是先贤，对于传统的态度，也大抵如是。我想国内著作讲西方的种种思潮，怀疑经典、解构传统云云，大多是夸张了其与传统对立的一面，殊不知人家这个是“螺旋的上升”，中间学统（一直想用这个词来着，呵呵，今天逮着个机会，合适不合适的就是它了）始终未断，其所谓变革、决裂是某一派学说发展到极致以后出现的反动，而少有如吾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切推倒，另起炉灶的。亦职是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传统，恐怕除了“平静而诚恳的尊敬”外，也没有另外的路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六十年代，最受欢迎的Beatles还是唱着Roll over Beethoven and tell Tschaikowsky the news（这是翻唱的Chuck Berry），或者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But when you talk about destruction/Don't you know that you can count me out...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反叛，但其实不过如此。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 丹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2006年10月12日
Wednesday, 25. October 2006, 09:10:08
转载的
再转吧。
对任继愈先生的一个专访，论坛上的文章标题我觉得不太合适，所以就把标题空着了。任先生的书我没看过多少（不少著作又红又专，我不太看得下去），所以就不多评论了。毕竟是见多识广的老联大，一些见解还是很高的，所以也有一转的必要。
另外稍微加了几句评论，老先生的东西，本来不该妄评的。
**************************************************
编者按：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对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进行了一次专访。话题涉及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发表了坦率的看法。现刊出如下，以飨读者。
王丽（以下简称王）：您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基础教育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任继愈（以下简称任）：现在已经成了断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对古代的东西非常隔膜，尽管数理化考得非常好，奥林匹克竞赛得过奖。我去看过安徽的少年班。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少年班要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光学这个科技不行，这跟外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外国很多地方的孩子在数理化之外还是接触不少别的东西的，这边的很多大人也经常在做一些让孩子亲近传统的实事。以此，他们就与中国孩子有了区别。】
王：那您觉得跟语文课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任：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这个似乎有点过。要说痕迹那海了去了，凭什么现在中国的历史语言学没有到印欧语系的水平呢？要说字就是文化，给孩子一篇尚书，恐怕跟给外国孩子一篇西塞罗差不多吧？】
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汉字做了简化。今天除了中国台湾之外，大陆的孩子都不认识繁体字了。
任：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臺”，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结果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千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王：这是为什么呢？
任：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这一并就回不去了。比方“斗争”和“北斗星”的“斗”，“斗争”是简化字，但“北斗星”不是简化字。还有“干部”的“干”和“才干”的“干”，“大动干戈”的“干”，它们是不一样的。现在都变成一个，这样就乱了。
王：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混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会认会写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比方像我，现在看古书是没问题，但具体让我说出今天某个简化字在简化之前是怎么写的，我也不清楚。 【这个……不合适吧？？？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似乎也不能这样吧？】
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识繁用简。这样念古代文学作品不会不认识。你比方唐朝诗人叫做“朱庆馀”，现在简化成“朱庆余”，那不变成“庆我”了吗？
王：那您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一点？
任：中学语文老师和编辑应该有这个责任，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字要加个括号注在后头。我说不用考学生，也不用叫老师教，就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2年熏陶,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他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王：那您觉得这样做的长远意义是什么？
任：就是普及啊。文化不中断，不形成断层啊。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王：我知道您主持整理了一批古代典籍，您觉得以后能有多少人看懂呢？
任：如果繁体字识繁用简能够做到，就能看得下去，就不会中断。
王：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教育部部长周济讲话，要求大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任：我觉得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问题，课程排得太满，没有学生自己的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好，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这样不会出人才，有人才也埋没掉了。我的孙子就是这样。在念中学，他没有自学的时间，课外看书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天到晚做题做题。 【蒸包子……其实蒸包子也有三六九等的。不过老先生这里把中学也带进来，还是挺对的。还是拿蒸包子作比方，中学就好像剁馅儿和面，大学就是包了上屉蒸，前一道工序做得不好，馅儿剁得不够细，或者盐搁多了（想起官场斗里刘墉给和珅家的轿夫吃的饼和肉来了……）；面里没搁酵母，或者碱搁多了，都会让包子变得不太合适，呵呵，而要是前面都准备得很好，包成什么样其实都还不大影响口味的。】
王：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想看书，因为在学校里整天对着书本，像一个人吃一样东西吃太多了，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损坏了孩子的阅读欲望。
任：还有中学应该有写字课。有了电脑以后，字都不会写了，提笔忘字。 【我见到很多大学老师，当年想来也上过写字课的，怎么也提笔忘字呢？】
王：您说得很对。其实写字课不仅仅是把字写得好看点，这里边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感情，对自己语言文字的感情，这本身也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啊。而且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具体的，是渗透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
任：我上学有写字课。我孩子那会儿也有写字课。她是老三届的。你可能晚一点？
王：我也有。印象中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就是写字课。我家就跟学校隔着一条河，中午回家吃完饭，要带着砚台、毛笔和墨上学校。下午第一节就写字，下了课还要到小河边去洗笔，当时感觉挺麻烦的。
任：只有汉字才形成一种独立的书法艺术。你看那个英文是不行的。还有那个日文，是从汉字演变过来的，它作为书法就差一点，所以他们的书法仍然是汉字。那个韩文更连不起来，好像一把把钥匙，书写的美没有了。
王：没有结构和韵律的美。
任：不过有些东西我们自己没有了，人家却还保留着。比方北京的馒头是没有馅儿的。《红楼梦》里头妙玉“几千年铁门槛，只剩一个土馒头”，这里的“馒头”其实是说包子。《水浒传》孙二娘开店卖人肉馒头，也是包子。日本现在把包子还叫馒头。
王：我们温州也管包子叫馒头。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看来叫“馒头”才是正宗的传统。
任：古代社会也是这样的，叫做“礼失求诸野”。 【这个好！】
王：我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您的采访。您当时说的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恢复科举制度”。为什么？
任：我说的是制度，不是内容。我觉得科举制度的基础是放在自学上。老师提出要求，怎么学我不管，我要你成果。我觉得国家不要办那么大的大学，也不要那么多的学校，不要国家都包下来。家长自己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现在没有自学了，都是灌输灌输，从幼儿园里就开始灌输。 【想想是蛮好的……不过已经这样了，能改吗？另外，科举考完了去干嘛？公务员？还是摊派到各个企事业单位去啊？】
王：我最近出差去了一趟长沙，去看了岳麓书院。我发现其实当时的讲学是质疑问难，带有研讨性质。书院请了各地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学，也是互相切磋交流。
任：科举制度很隆重，很严格的。凡舞弊，有腰斩的，有充军的。鲁迅的父亲就是因为受考试舞弊案的牵连，搞得倾家荡产。清朝已经腐败了，但教育还是抓得很严。现在我们这个舞弊无孔不入。你看看，从上到下，没法说。我在北大多年，胡适的孩子考了三次没考取，其实要是说一句话不就考上了嘛。蒋梦麟带着他女儿看榜，西南联大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我就看北大解放以后有变化，高干子弟可以随便进。你看看毛主席的女儿、邓小平的、贺龙的，多了。我想没有照顾就进不去的。我眼看着北大滑坡的。现在什么争创一流，那时联大就是一流。现在生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对自己没信心。 【这段也挺有价值的。】
王：您在西南联大读了几年？
任：九年。抗战八年，回来后又等了一年，因为清华被日本军队当做马厩，要修复。那时体育不及格不让毕业。诗人吴宓你知道吗？留学晚了一年，让他学游泳去。我的老师汤用彤，学了三年没学好，就留在清华。现在大家都讲“两弹一星“，其实文科也不少，只不过不重视，不提了，重理轻文。闻一多的《诗经》为什么讲得好，云南的少数民族最多，22个，那些民歌啊，舞蹈啊，帮助你理解《诗经》，是活的，活化石在那儿摆着呢，跟考据是不一样的。 【这段也好，现在应该也是体育不及格不让毕业吧？反正清华体育课挺狠的……我们北大就好点，不过不会游泳可真的有不能毕业的压力哦～呵呵，可怜的雨僧锡予两位先生……】
王：它不是几千年前的古董，而是活的历史，活的生活。
任：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很伟大，不是读了书才伟大，是文化传统的伟大。
王：那您觉得我们教育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传统？
任：学历史。历史可以补充政治课。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
王：可是历史也离我们今天生活很远啊？
任：可以讲故事。中国孩子不知道“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七七卢沟桥事变”怎么行？并不是60周年才纪念一次，那下一次该到120周年了。你看我那一辈人从国外回来，是放弃国外优裕条件参加抗战。北大化学系有个教授叫傅鹰。他说我为什么回来，我听见英国军舰叫“紫石英”号，在长江里头，解放军就开炮打它，把它打跑了。他说这样我可以回去了，因为国民党不敢开这个炮。长江是中国的内河，我们是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的。其实那时是一批人，不只是钱学森一个。北大冯友兰1945年去了美国，1946年回来。离港的时候，美国人说，你这个护照得留着。抗战期间，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出入不用签证，很宝贵。冯友兰说，我不回来了，我也不要了。
王：您觉得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任：我今年90岁了，好时光很少。
王：那应该还是有的吧。
任：那现在也是好时光。刚解放时是好时光。
王：为什么？
任：国家站起来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基层干部、党员作楷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北大校长，长工资时自己让一让。解放后最大的损失是文化大革命说假话成风，不敢说真话。过后要改过来也比较难，还是套话空话连篇，言不由衷，背领导讲话，而且专欣赏这种人，提拔这种人。 【这点以前每次去看一位老燕大的先生，他都要反复跟我感叹半天，学风的凋敝，事实上也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使然。】
王：那天在电话里您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汉语水平下降，要补救已经晚了。
任：是啊，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李广田、沈从文都教过大一国文，林庚在清华讲过大一国文。讲课闻一多讲，改卷是林庚改，就是当助教。
王：现在有一个现象，大学生毕业时，英语过不了四级就拿不到毕业证书，语文水平怎么不行却都可以。
任：民族自卑感。法国就不是这样的。2005年高考，广东的语文试卷有一道古文翻译，交白卷一万份。林则徐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去年大学生辩论，得第一的居然是留学生一方。惊心动魄！
王：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任：理想高中不用分科，学生视野广阔，不会过早地钻在数理化堆里。这样他们以后适应社会能力也比较强。现在我们那些专家是竹竿形的，很细很细，常识也不够。人是一个整体。
王：任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源自:中国青年报
Saturday, 21. October 2006, 17:09:14
转载的
再转。
算是偷懒吧，呵呵。不过看这些或许比看我诌的东西强，因为都是我觉得很长见识的东西，另外我转得也挺认真，呵呵。
这位智效民似乎还挺有名的，因为研究现代学术史，涉及了大学教育等现在很热的问题，一google就出来一大片，我却是今天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山西社科院的学者。浏览了几篇文字，觉得还是挺好的（至少从学术随笔的角度看如此吧），以后要关注一下。
这篇文章写的是贺麟先生，但并不仅限于此，作者还是很有意识地把他的视野扩大到这整整一代的学者的，引吴宓先生的例子，便是如此。另外，作者的“反省”也很有些针砭时弊的意思。对于“学术救国”，我个人是很有好感的（虽然我不觉得自己喜欢搞的东西能“救国”，但似乎也并不会像我所向往的那么与世隔绝）。虽然在那个需要革命的时代，这个理想或许太超前了；而在学术对外越来越不值钱，内部又千疮百孔的今天，来实践它的可能性又变得微乎其微。但是要说起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似乎还是一个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很难想象，没有研讨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一个社会的问题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而这种人文精神，似乎除了进行学术研讨和接受学术的熏陶，也还没有别的来源。
另外想起咱们政府说的一句话，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查了一下，英文翻成什么的都有，Revival，Renaissance，Rejuvenation，最后一个就不说了，前两个怎么都还是让人要想起来欧洲过去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叫Revival of Learning）。那个东西似乎不是那么强调经济发展的，可人家最后也真的“复兴”了，呵呵。话说回来，现在咱们光强调经济发展，过那么多少多少年，人文或许也会“复兴”吧？毕竟地球是圆的嘛……
以上说的这些自然又都是外行话，我从来都没好好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实在不够关心时事。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多多赐教。
“二唯”之间读贺麟
作者： 智效民
近年来，为了反思２０世纪与中国，现代学术史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中我发现，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没有哪一代人能像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如此复杂的命运和遭遇：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有幸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又赶上大规模出国留学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在思想文化上具备了融合古今、会通中外的条件和能力，一大批文坛骄子、学术巨匠由是而生；但是他们又不幸生活在一个战争不息、内乱不止的极具破坏性的时代，如果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三次国内战争在内的无数次内外战争已经给他们前半生的学术生涯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的话，那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的肆虐和政治运动的猖獗，则使他们的下半辈子如同置身于炼狱，不用说做学问了，有时连苟且偷生也不大可能。在这一代人中，贺麟的际遇算是好一些的，但恐怕就是为了“讨”这个“好”，他的损失和遗憾或许更大。所以，他的命运也更值得同情，值得关注。
其实，早在十年前贺麟就受到过很像样的关注。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９日，正好是“文革”结束整整十个头年，为记念贺麟从事教学、科研、翻译５５周年，有关单位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金秋十月本来就是收获的季节，选择这样的日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对贺麟来说可谓当之无愧。由于会议的规格“在中国当代哲学界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张岱年语），因而也就以其特有的含义，成为当代学人有生之年难得的殊荣。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打这之后贺麟仍然相当寂寞，与其相关的研究也十分冷落。浏览近十多年的书刊，大概只有在那次会议基础上结集出版的《会通集》是介绍其生平学术的一部力作；相比之下，当年与他齐名的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却在最近被炒得火热。这景象与六七十年代海外人士对贺麟推崇备至，其著作在台湾也深受欢迎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照。
《会通集》收集了当今哲学界与贺氏过从密切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的几十篇文章。阅读中，我不仅对贺麟的生平际遇、学术思想和人格风范有所了解，也注意到人们对这位昔日的唯心主义大师，在经过十几年思想改造和十年“文革”之后，终于在八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一名唯物主义战士的各种议论。其中，张书城的一段话尤其耐人寻味：“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我认为这倒是一件大好事。如果他设想的兼有中西哲学之长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过去完成体’，他很可能成为中国唯心哲学界的一位‘富人’，富人通过思想改造、社会主义这些关口，恐怕要比骆驼穿针孔还要艰难呢。”（《会通集》三五页，以下只标页码）这提醒我，“穿针孔”这个隐喻很可能就是解读贺麟的一把钥匙。
贺麟字自昭，１９０２年出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殷实的乡绅家庭。据其学生张祥龙所写的《贺麟传略》介绍，贺的父亲是秀才出身，在乡里和县里主持过教育事务。辛亥革命前夕，贺麟先在家乡读了一段私塾，不久就跟随在镇里教书的姑父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父母对年仅１３岁的儿子外出求学不放心，便拖了两年才让他进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１９１９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之后，在清华园一住就是７年，其间对他影响最大者当属吴宓。吴于１９２４年底来到清华时，贺已是高等科的学生。当时，吴除了筹建国学研究院外，还首次开设翻译课，以实行其培养西方文学语言“博雅之士”的人才方案。可惜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少，有时候课堂上只有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于是人们冠之以“吴门三杰”的美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贺的论文《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发表，“从这时起，他就想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四七页）让人感慨的是，三十多年后，即１９５７年４月反右运动前夕，当贺麟与十多位学界名流被毛泽东当作唯心主义的朋友请到中南海，极其荣幸地成为革命领袖的座上客时，他的恩师吴宓却蛰居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似乎早已被世人遗忘。难怪当毛得知贺才５５岁时，会情不自禁地说：“你还是一个少壮派嘛。”
在许多人眼里，吴的遭遇显然是“咎”由自取。因为即使在１９６１年，他还坐失了一个移居京城的机会。据吴说，那一年他曾到过北京。当时“贺麟君告宓：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住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贺麟欲陪导宓往谒周扬，宓惧祸，辞未往。”（《吴宓自编年谱》２３１页）吴何以如此多虑呢？我们不妨看看陈寅恪在类似问题上的态度。５０年代初，有关方面曾希望陈返回北京，出任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不料他竟然提出了两个匪夷所思的条件：
一、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否则，就继续避地广州，不去北京。陈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凡对陈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承认，此举并非有意与当局为难，而是基于如下两种考虑：第一，“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换言之，所谓宗奉马列，学习政治，实际上为那些巧者奸者提供了投机取巧、致身通显的一条捷径。第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就是说，陈是想用所谓挡箭牌，来保住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１０７、１１１页）吴宓与陈相知最深，抵京前还去拜访过陈。当他了解到“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的态度后，便认定“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才是应有的选择。可见其惧祸之虑，也是出于对学术真谛的理解和对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追求。
当然，不肖如我者也曾为此而困惑不解：作为一介书生，其兴趣如果是皓首穷经探求学问的话，又何必牺牲眼前的利益与几乎不可抗拒的势力抗争，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呢？直到读了贺麟的有关见解，才对其师长们的心迹和选择略有所悟：
一谈到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文化与人生》２４６、２４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１版)
多么精辟的见解，多么精彩的议论！贺麟此言写于１９４６年，那时我才出生。余生也晚，又孤陋寡闻，以至在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坦诚直率、如此鞭辟入里的议论，所以才不惜笔墨将它抄出，除了与学界同人共勉外，还想做点反省。在我看来，当今时代吃学术这碗饭的人也不算少，但环顾左右──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能够把学术领域视为一个自有其大经大法和神圣使命的自由王国？有多少人能够把人格的独立、学术的自由看得比评职称、升工资更重要？又有多少人在做学问时能够坚持操守、忠贞不二，既不做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也不被方兴未艾的经济大潮所左右？更不要说能有多少人“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了。当然，前些时人们也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学术研究的失范而忧心忡忡议论纷纷，但是你热闹你的，我干我的，也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就连颇具权威的《新华文摘》也刊出一则令人心寒的民谣：“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进社科院的”（１９９６年６期１４８页），尽管你可以说它不足为据，但是“失误”的有恃无恐，“滑坡”的日益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显然是当今学界不仅在上述问题的理解上远未达到贺麟当年的水平，就连周扬的“目光”（《读书》１９９６年４期１３页）也不具备。这就使人们一方面对要命的问题隔靴搔痒或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却又要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贵族沙龙式的话语体系和精神氛围。世纪末的学术界沦落到这种地步，若从知识分子的人格取向和群体意识的角度来剖析的话，一个足令当代学人汗颜的事实就是：陈、吴风骨，已成绝响；贺之所见，亦是空谷足音。所以我以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点燃的现代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的薪火，是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而贬损丧失了？这才是问题的关健。
贺麟在清华时正好是五四运动到北伐革命期间。也许是受到时代的浸染和文化的熏陶吧，他于１９２６年毕业时就树立了学术救国的信念。出国前，他与张荫麟握别时曾互相勉励：一个人没有学问要受人歧视，一个民族没有学问也要被歧视。随后，他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于怀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学者，并深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思潮的影响，先后对斯宾诺莎哲学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产生浓厚兴趣。１９３１年，他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占领我国东北的消息后，毅然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提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从此，他把教学研究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并以融合西方理性派哲学与我国宋明理学为己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他与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一起，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四大流派。抗日战争时期，贺麟为实践学术救国理想，曾赴中央政校授课，受到蒋介石专门约见，并接受其资助，创立“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这使他不仅得到一个“御用学者”的恶谥，也成为他后来不好交代的历史问题。抗战结束后，他以学者的身份和超然的态度，对国共两党均有批评。在与胡适的通信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乏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４０、４１页）他确信这些看法并非一已私见，故而也写入自己的文章中。内战再起后，他虽然是负有监控学生之责的北大训导长，却竭尽全力保护青年学生，因而被北大学生誉为“我们的保姆”。北平解放前夕，他与许多著名学者一样，既是南京政府“抢救”的目标，又是中共地下组织争取的对象。当时冯至来找他时曾用德文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后来南京方面也三次催他坐飞机离开北平，但他却作出留下来的选择。其根据是：“青年向往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七四页）
按照时下的说法，从３０年代初留学归来以后，到４０年代末政权更替之前，贺麟显然不是书斋式学者，而是一个学者型的思想家。他治学严谨，却从不故作艰深，更没有酸腐的学究气。抗战八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曾经用深入浅出、谈心论学的方式，写下了一大批有关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等思考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战后被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取名《文化与人生》，成为他的两大代表作之一。
贺麟最欣赏黑格尔的那句格言：“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因此，他的文章总充满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比如在谈到近现代中国至关重要的政治民主化时，他说：近代的民主法治“是基于学术的法治”，它意味着“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民个性的伸展”（《文化与人生》４８页）；一个学者，“假如因为自己由于性情、才能、环境地位的关系，不愿意做官吏，于是就绝对不抱任何政治信仰，认政治为污浊，讳言政治，以自鸣清高，这可以说是极不健康的名士态度。”（同上，９８页）在谈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又说：尽管“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但由于自由独立的学术是培植自由独立之人格的根本，是建立独立自由之政治的源泉，所以学者应该“象有守土之责的忠勇将士，须得拼死命以保卫祖国一样”，来维护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否则的话，政治就会被奸雄霸主所左右，陷入腐败衰朽的地步，政治工作人员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和依赖于人的玩物。他还说，学术和政治应该是体和用的关系，“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于饮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轻蔑、抹煞、鄙视学术，那么这个政府就渐渐会成为‘不学无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政府，（它）恐怕不久也就会塌台的。”（同上，２４６─２４８页）。贺麟的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也是振聋发聩的警策之见。难怪台湾学者徐佛观先生一直要把《文化与人生》作为“身边的书籍之一”，韦政通先生也以十分推崇的心情，说这本书在４０年后读起来“仍然有新鲜之感”，而贺麟本人直到晚年对这本书“也感到相当的满意。”（同上，新版序言）
贺麟始终记得思想进步的胡敦元（胡适的侄儿）在留学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第一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二要改变意识形态”（七五页）。进入５０年代之后，这个人生座标也成为他努力“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１０１页）的外在标准和内心动力。这时，贺麟已经开始步入知天命之年，现实的遭遇又常常使他无法掩饰难知天命的痛苦和迷惘。据杨子熙回忆：“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三一页）这短短几句话，便勾勒出贺麟在政治运动中的尴尬处境。
在《会通集》中，人们对贺麟学识渊博、作风严谨、坚持真理、谦虚谨慎、笃厚朴实等品质给予充分肯定，加之前述他对学术本质、学术使命的理解和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洞见，可以断定他不是追求时髦、趋炎附势之辈，更不是曲学阿世、插标卖首之徒。张岱年在谈到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的思想转变时，希望人们“体会一下五十年代老一辈学人思想转变的情况。”（四一页）但令人遗憾的是，翻遍全书，除了看到贺麟为维护起码的学术道德所表现出来的一点反抗──诸如当他听到苏联专家把康德、黑格尔诬为反动哲学家时，曾义愤填膺地说：“这简直是侮辱圣贤！”当他在听了陆定一关于“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的报告后，也不由得写文章为唯心主义辩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这位极富个性、又有强烈学术使命感的智者应该具有的声音和身影，也看不到他逐步出让学术尊严、放弃学术追求、丧失学术自信的痛苦心境。
当然，人们在贺麟终于没有完成其唯心主义体系的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不过，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也还不好妄断。且不说就贺麟而言，５０岁本来是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却为了“穿针孔”而虚掷了大好年华，成为人生的最大遗憾；也不说我们这个社会虽然多了一个唯物主义战士，却要为少了一位唯心主义大师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单说其人其事对于哲学的影响，就一言难尽。多少年来，教科书不是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吗？想当初贺麟不能完成其唯心主义体系，显然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即便如此，斗争的双方还有一种相互依存彼此消长的关系。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不就是说，倘若斗争的一方成了侏儒，另外一方也只能是矮子吗？更不必说如果一方被消灭，另一方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何况，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历史都是五色斑斓丰富多彩的。另外，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势必要引发思想的委顿、精神的委靡、人格的委琐等一系列可怕的社会疾病。难怪杨君游先生要说：“在海外，贺麟先生的新儒学甚至比他解放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哲学论著还更为知名。也有的研究学者提出，如果不是解放后的政治运动等因素打断了贺麟先生的思想发展的正常进程，而是任其自由发展的话，他或许会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完善的哲学体系，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七六页）
贺麟有言：“越是你最心爱的，便越是让你伤心。”纵观贺麟的后半生，他先后离开自己所爱的学生、讲台和学术研究，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文革”期间，作为“超一流”的“反动学术权威”，他遭受的冲击更是不堪回首。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日，还处在“未解放”状态下的贺麟突然接到周恩来签署的国宴请柬后非常激动，这或许是经历大起大落时的人之常情。
令人费解的是，８６年那次会议后，已经是共产主义战士的贺麟在《文化与人生》的新版序言中又委婉地指出，除了该书之外，《近代唯心论简释》也是他前期思想的代表作。可是这本书却一直未见再版。怅惘之余，又不免悲从中来：老人心爱的著作能否再版终归是个时间问题；相比之下，他后期思想的代表作又是什么呢？
Friday, 20. October 2006, 22:05:57
转载的
边听大鼓边在网上瞎逛，从一个博链接到另一个博，到半夜快去睡觉了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某博评论冯小刚《夜宴》的。
本人的不看电影是改不了了（可怎么电脑就戒不掉呢……），所以对于她所说的问题没有任何idea，所以看了以后开心到要转过来的原因，主要是她对“晕菜”作了一个让我感觉很妙的解释——我不知道从语源学的角度该怎么去解释这个词，但她的说法似乎也蛮合情合理的——尽管从上下文看似乎并不是多么有意要把晕和菜联系到一块：
这电影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各玩各的，摄像玩摄像的，舞美玩舞美的，化妆玩化妆的，武术玩武术的，美工玩美工的，音乐玩音乐的……每一个工种都尽职尽责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了最好——各路大师的专业精神天地可鉴！
然后问题就出现啦，鱼翅、鲍鱼、燕窝放在一起，怎么做啊？于是大厨晕了——以前没这么做过啊！
在电影里，晕菜的就是冯导演了。我觉得让他做那些抉择也挺难为他的，毕竟，这电影里的每一个元素单拎出来都精美绝伦无可挑剔，可真把好东西堆一起，出来的就不定是什么东西了。有些堆砌能锦上添花，有些堆砌就只能埋没精华了。
ps. 这段时间没写什么，主要是想给自己调整到一个读书的状态，可是两个礼拜了，似乎没有多大成功，继续的，慢慢调，一定不能这么耗着，呵呵。
Monday, 16. October 2006, 18:58:51
Reading, 转载的
转篇小文章，今晚偶然看到的。
读一本书的人
读书不读姑且不说，反正我是喜欢收集书的，就是现在我还经常抽空到书店林立的神田去走走。每当这样的时候，总要怀念起20年前的往事。
那是战后不久的事。当时人们生活之贫困简直无法形容，幸好我家是经营紫菜制造的，可以以物换物，生活多少还好过一点，像我这样十八九岁的青年还可以怀中揣着钱，跑到向往的神田去买书。
我拖着疲累的脚步转了好多家书店，好不容易发现了自己所希求的廉价的书，这时才洋洋得意地回家去。从此以后数年期间，经常去夜晚的神田逛书店，逐渐变成了习惯。
当时我体弱多病。有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一边晒太阳一边翻阅著书，“你，成为读一本书的人吧！”－－这句话强烈地烙印在我的眼底。
我也认为这话是正确的。“成为读一本书的人”就是要精读一部书，深深地挖掘下去。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读书方法。
有多少人受过一本书的巨大的影响啊！在大文豪中不论是歌德还是托尔斯泰，他们都有着一本书－－《圣经》。这本书巩固地支撑了他们的人生，成为他们伟大文学的厚实的基础－－这已成为有名的佳话。
这个方程式对于平凡的我们也是适用的。用什么书作为自己的一本书，那是各人的自由。但是，把一本书翻阅几百遍，使它成为自己的血肉，并在生活中加以应用，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越是处于像现代这样令人应接不暇的激烈的思想变动之中，恐怕越是要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思想立场。而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立场，我认为还只是成为读一本书的人。
精通一本书，把一本书作为人生的主心骨，最后肯定会引起亲近万卷书的兴趣。能够经常把书籍放在手边，随时翻阅的人，起码可以说他具备了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
我想起某个哲学家的话：“一个人家没有书籍，等于是没有主人。”读一本书的人如同在人生中插入了一根王钢筋，会坚强不倒的。
-池田大作，1971年4月26日
Thursday, 28. September 2006, 13:45:55
PhilGroupie, 转载的
因为续写上周末见闻的劲头还没攒起来，而今天又正好看到不少让人感动得那样那样的文字，就一下转了两篇。
不敢跟家里要钱买同学们都在吃的零食、都在玩的玩具的感觉，我小时候也常有。所以也约略能理解她的心情。
另外，想起她的《还是会寂寞》唱片封面，那"特别显眼的橘色"里，顶着可爱蘑菇头的绮贞，是也在回味小时候的寂寞吗？
你是怎么样的孩子？
看完了一本关于童年的书，关于信任、命运和友情，让人不得不想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让我们平安地长大、是什么让我们变成现在的样子？这股力量会持续多久，使我们还能继续像个好人，走未知曲折的路？
小学的时候，因为母亲非常坚持要我念音乐班，我混在家境都很好的同学里面，常感到不安。特别是某些时刻：每个月订营养牛奶、每学期购买新的运动服、报名课后补习的时候，凡是需要回家向母亲要钱的事情，都让我非常的惶恐。于是我从未参加课后补习，从未喝过盒装的牛奶，当然，就是身上那件与众不同、渐渐不合身的运动服，我也不曾换过。本来全年级的小朋友都穿橘色的运动服，某一学期开始，全年级都改成蓝色的，当然总是会有几个小朋友忘了跟妈妈说要买新衣服，或是买了但是总忘了穿，也有衣服没有晒干之类我都用过的谎话，所以老师总会责备这些迷糊的孩子，这些孩子里，一定会有一个其实并不迷糊的我在内。大操场上、教室里面、礼堂或是躲避球场上，几个特别显眼的橘色，因为特别，所以总是错的。渐渐地，人数越来越少，终于那一天到了，全班就只有我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开始了每个礼拜都有的这么一天，我像是被隔离的昆虫，一个被动的目标，我都祈祷这一天赶快过去。其实就只是不想让妈妈多花钱，也暗自生气学校怎么说改就改，光是学音乐就足以让她夜以继日工作，这么无聊的理由怎么告诉每天辛苦工作的母亲，一心想为她认定我拥有的音乐天份找一个出口，也弥补着她童年没能弹琴没有任何色彩的遗憾。
那让人难忘的一天，老师叫我站起来，我又是一身与众不同的橘色，大声斥责我说：“你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大家凑钱给你买一件新衣服？”我忘了我有没有流眼泪，我应该是低着头，只记得整间教室鸦鹊无声，班上有轿车接送可以买新乐器的同学们可能真的不懂，连老师都不懂，我在坚持什么，倔强的我当下决定，一直到毕业，不换就是不换。大操场上只有我是一片蓝色人海中的小红点，我张扬的展示我对母亲的保护，和我对整个校园体制不合理的叛逆，不甘示弱地拿着二手的乐器拼命练习，我在自己的眼中，连努力都是二手的，都是有间接的目的。只好放学后在书店，一本一本，让我把自己埋进别人幻想的世界，不再因为无法被归类而不自由，就这份倔强和幻想，也许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了。
你是怎么样的孩子，就会变成怎么样的大人吗？面对过去的无能为力，你用什么方法跨越时空来补偿？我的家人、我的同学和我亲爱的老师们，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在跟我的母亲一起旅行香港，这是我长大成人以后第一次有能力带她出远门旅游，买两件她想要的衣服、看看风景，我有一种弥补了某种特别时刻的遗憾。我为书中的故事感到感动，也为了我能平安地长大，并且还能充满感激地生活着，感到非常地骄傲。
*********************
附赠绮贞《还是会寂寞》唱片封面：
Thursday, 28. September 2006, 12:33:42
遗少小语, 转载的
这位因为《往事并不如烟》而家喻户晓的先生，本行是研究戏曲的。她这本书我还没买就被禁了，但网上出现书里与戏曲有关的回忆的片段摘选，一定每篇都看，有些话别人还真是不敢说的。像讲到张伯驹先生、马连良先生、尚小云先生，我都是感动得不行。今天正好又看到她一本新书的自序，也就拷贝过来。我想大部分戏迷的心理，实际上跟她文章中的感触是差不多的。她自谓此书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的，真的是不看戏的人，又“谁解其中味”呢？不过，作者虽痴，有一点或许却看得明白：在这个“什么都不配产生”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见她回忆言慧珠先生的文章），给谁看、不给谁看，不都是一样的吗？
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自序
我在剧团被管制多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从剧团开始，可算得尝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艺人始终是吸引我的，这吸引力还很强烈：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读了小说《青衣》，也想去学着写个中篇。连题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过去看戏是享受，是欢乐。而这些自以为享受过的欢乐，现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费，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一方面是艺术消亡。当然，我们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归。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京剧、昆曲，我以为自上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是越来越迷失了方向。数千年积淀而成、且从未受到根本性质疑的中国文明，在后五十年的持续批判与否定中日趋毁损。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如此悲绝？或许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后果。这也间接解释何以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他们在民主维新的风潮之后，看到一片庞大的文化、精神废墟。‘凭吊’成为时代的氛围。”如此看来，京剧《梅兰芳》的演出也许是成功的，倒是个人的观剧心理出了问题。
文化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早已不堪闻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谁都难以成为独立苍茫的梅兰芳。从老宅、年画到京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扬似乎都是一种憧憬或空谈。东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补，而某些方面则完全是对立、冲突。几个回合下来，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现代性之两难的生动显现。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国舞台真的成了“《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当然，继承传统文化的难题也非中国所独有。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这书是记录性的，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知道的，就写；知道多点，就多写点。即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书中的叙述与诠释，一方面是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触材料使然。某种程度的偏见是有的。我喜欢偏见，以抗拒“认同”，可怕的“认同”。
书名就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这书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艺人旧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
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
2005年11月于北京守愚斋
Tuesday, 22. August 2006, 14:12:40
转载的, Reading
前一阵下到了73年版的鲁迅全集（20卷，实际上是38年版的简体加注本。那个年代的书自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38年（73年）版虽然蒐罗未广脱漏尚多，却是收译文的，后来81版乃至新版就没有收，这是个好处；另外，一个时代的书有一个时代的风貌，我们80后的，看看那些注释，也能多了解点文革；最后一点，pdf图像版的似乎仅此一种，据称也有按81年版“精校”的chm，可我还是信不过，何况文革时的书籍装帧自有当时的艺术感在里面，虽不是纸本原书，却也大致可观，较之节选一二页而成的“书影”还更有使用的价值）。当时一见如获至宝，除了一直的好感，倒也未始不是因为丹青先生的大力鼓吹——我还比较欣赏他对鲁迅的解读方式。
然后搁了许多天，只是今早看了书前蔡校长给写的序而已。这篇序虽然短小，我却反复读了好多遍，以为甚妙。网上没搜到，所以对着电脑又给敲了一遍，贴到这儿。鲁迅先生之道德文章、新旧学术、翻译撰作全都说到了，既简练又深刻，而且前后照应如此严整，文字如此温润雅致，真不愧卓然大家。蔡校长的事迹略有所知，书却没怎么看过，不过就从他这篇序文，就不禁要佩服他是“何等风度”、“何等学力”了，呵呵。
标点是原封不动照打的，有些不合今天习惯的地方。文字呢校过一遍，但因为时常要分神，虽然豆腐块的文章，未必就没打错的。
鲁迅先生全集序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蔡 元 培
Sunday, 20. August 2006, 20:32:23
PhilGroupie, 转载的
论坛上碰到过好多次老师，这次似乎是她说话最没被打断的，不过这次我也是完全错过——我那时好像在煮面条。晚上她再回来，我倒是在。
今天在cheerchan上面才看到teresa同学贴上来的记录，看了以后觉得7月9号没能去球场看世界杯的决赛是个小小的遗憾——当然没怎么坐地铁更只是在地面上经过了la republique也是小小的遗憾，哈哈。不过有台湾的同学就能在去巴黎旅游时碰到她，何等凑巧！而像去年老师在北京办活动时我在上海，她来上海那天我又恰好改成从苏州回北京这样没缘分得何等凑巧的，就只好羡慕了。
而转这段记录（删了一些同学们无关或重复的话），主要就是因为她关于巴黎的那些话。她的眼光往往很妙。我或许能从她的观察为我在魏尔兰故居吃到的烤焦了的羊排找到解释吧？呵呵，还真是……礼拜一，正是伤心的时候，邻座的几个法国mm也都不停的在咒骂。9号晚上输球之后的香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同学聚会后，Marie劝我不要去冒险看热闹来着，我也有几分紧张，不过还是好奇，所以去了），人正在散去，都那么失魂落魄，死气沉沉的（当然除了少数意大利球迷），街面留着他们喷的“3：0”“Viera”“Zizou”。凯旋门上轮流打着队员和教练的头像，和“Merci les Bleus”（感谢蓝队）“Fiers de vous”（为你们骄傲）“Vivre et Renaitre ensemble”（活下去并一同重生），星形广场上，失望的球迷在冲击防暴警察，向他们投掷石块（怎么听着是Shir那边的事呢？呵呵）和酒瓶。
第二段是她给南方报业的《城市画报》写的“花的姿态”专栏的一篇，关于她在巴黎地铁的“侠女”经历（致敬ing），不止感人而已的。这个专栏的文章都没有现成的电子版，cheerchan上面就有买到期刊的同学自己打，这篇是旺财同学敲上来的，很感谢这些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同学（或许应该打听打听在南方报业工作的同学——必然是有的——开个小后门啥的呵呵）。
cheer@蘆洲 has joined.
cheer@蘆洲 is now cheer@北京
亞米(偷懶): Cheer!!!!
老師~~~~
好開心呀!!!!
小星星: 老師好
外星人: 老師好
cheer@北京: hihi
橘子: 老師好
cheer@北京: 好啊
亞米(偷懶): 老師午安
亞米(偷懶): 還在北京?
Huan: 老師午安~~~XD
l i l i a: 老師><!
小星星(紫麗莎): 很想念老師~~
cheer@北京: 是啊
cheer@北京: 還在北京玩耍
亞米(偷懶): 你不回來揭幕啦?
偉: 老師好！
Huan: 老師有吃北京烤鴨嗎XD..
小星星(紫麗莎): 我可以把我們合照寄給妳嗎？
橘子: 我好開心阿
cheer@北京: 對啊 第一次用首頁首播 很緊張
好啊 可以寄給我
雪苗: 老師好，我們很掛念妳啊﹗
小星星(紫麗莎): 是cheer@cheerego.com?
橘子: 老師 北京好玩嗎
雪苗: 妳何時來香港？
Huan: @@...小賴的MV..阿不是...老師的新MV首次曝光
cheer@北京: 對
寄到這裡
☆小打@office♪♩♬♭: 綺貞!!!
cheer@北京: 香港會過幾天才去
小星星(紫麗莎): 好 謝謝老師
亞米(偷懶): 會留數天嗎?
cheer@北京: 這次是我媽媽要去香港玩@@
l i l i a: 對呀老師來香港開個唱吧！
亞米(偷懶): 是不是談演唱會的事情呀?
小星星(紫麗莎): 能幫我跟陶小姐打招呼嗎？
Tom@HK@work: cheer> welcome to HK~
偉: 來香港玩～！
☆小打@office♪♩♬♭: 綺貞> 香港有活動嗎?
雪苗: 香港個唱今年辦不到吧？
Huan: 在北京一定要試試看"烤鴨，涮羊肉，特牛B"
cheer@北京: 沒有耶 可能就是去海洋公園吧 哈
亞米(偷懶): 嘩嘩嘩 我下星期會去呀!!!
偉: 哪天去～我又要去！
l i l i a: 我也去我也去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has joined.
gigi: 老師早
小星星(紫麗莎): 髮哥來了
亞米(偷懶): 不要給我見到老師 我受不住剌激!!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是髮哥
poki: 老師下午安安阿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哈哈
Huan: 納到時候還會聽的到"一起去游泳"嗎XD
jeffrey: 大家下午安
cheer@北京: 哈
亞米(偷懶): 短髮 你很快呀
☆小打@office♪♩♬♭: 綺貞> 有哪個演唱會的時間落實了? 好讓我也安排一下時間
cheer@北京: 笑死我了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大家記得帶游泳圈
cheer@北京: 演唱會真的是要一點緣分
Huan: 去游泳~去游泳~~XD
cheer@北京: 目前沒有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哈
poki: 先游泳先游泳
亞米(偷懶): 那麼北京的也沒有?
小星星(紫麗莎): 老師和陶小姐一起嗎？
cheer@北京: 都還不卻頂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台北在下雨了 好詩意喔
偉: 啊～我竟然要在這時候出去工作！我先出去一會，很快回來
Huan: 現在不只台北...台南也大雷雨耶~XD
cheer@北京: 下雨就不熱了 北京也不熱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慢走
☆小打@office♪♩♬♭: cheer> 只去海洋公園? 會去disneyland嗎? 現在去委熱呀
☆小打@office♪♩♬♭: 很熱
l i l i a: 又看不到老師了... 每次老師來我都不在
亞米(偷懶): lilia 老師在呀
亞米(偷懶): h 老師在呀
Huan: 好幸運..(第二次看到老師~)
橘子: 老師在押
杜士诚: 真的 还是假的
橘子: 細金ㄟ
po: 哈哈 好開心啊
cheer@北京: 我還蠻怕迪士尼的
喵: 第一次遇到(樂)
cheer@北京: 真的真的
♪heroose: 是喔...hi~cheer
亞米(偷懶): 老師怕老鼠?
Huan: 因為有"老鼠"吗XD
l i l i a: 我是說老師來香港表演的事啊
dog: 老師好大家好~~~
cheer@北京: 怕娃娃
☆小打@office♪♩♬♭: cheer> 呀....對, 少爺占訪問你也說過
Huan: 你是俠女耶~ˋˊ
小星星(紫麗莎): 哈哈 老師身體好多了嗎？
cheer@北京: 曾經去過小小世界 比關渡的電動花燈可怕
亞米(偷懶): 俠女怕娃娃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哈哈
♪heroose: 怕小丑
cheer@北京: 最近沒有大演唱會 最近在腐朽
杜士诚: 老师，这个网站的背景是您亲自换得吗？很漂亮啊~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超愛娃娃說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哈
cheer@北京: 真矯情 呵
poki: 呵....最近在福朽
cheer@北京: 是啊
亞米(偷懶): 老師會來香港華健的演唱會嗎?
poki: 那什麼時候重生阿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那我最近在努力寫詩
Huan: ..短髮..你不是男生嗎~~XD
cheer@北京: 最近的網頁都是這一陣子的拍的照片
♪heroose: 腐朽完就是sentimental kills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男生也可以喜歡娃娃
cheer@北京: 香港的不會
Huan: 足球場是在哪裡拍的呀XD
☆小打@office♪♩♬♭: cheer> 上一次的照片是巴黎的哪裡?
cheer@北京: 對啊 重生要一陣子了
McFc: 難道是攝影大師?
cheer@北京: 哈
亞米(偷懶): thx 老師
丘萍: 老師午安 我在上班 快睡著
cheer@北京: 足球場是法國啊
Huan: 這些照片..都是老師拍的吗....(你真內行~~~)
cheer@北京: 法國的布隆涅球場
☆小打@office♪♩♬♭: cheer> 會在香港待多少天?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也要練我的拍照技巧了
cheer@北京: 這一場是總決賽
McFc: 廣角鏡頭~~
羨慕
☆小打@office♪♩♬♭: cheer> 上一張是 villes de paris, 是甚麼?
cheer@北京: 幾萬人一起看電視 很好笑
亞米(偷懶): 老師MV可不可以長放在這裡呀?
l i l i a: 老師身體好嗎？上次巴黎的事...
丘萍: 老師 妳有看我跟妳講的電視節目ㄇ
cheer@北京: 上一張是我住的那條街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嗯
cheer@北京: 後面有隱約的鐵塔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妹也住法國
喵: 老師好忙(笑)
cheer@北京: 是啊 席單頭垂場
亞米(偷懶): 老師有沒有去Before the Sunset的場景呢?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她跟我說 她朋友在地鐵有遇到老師妳喔
☆小打@office♪♩♬♭: cheer> 對, 就是看到鐵塔才知道是巴黎
cheer@北京: 比賽結束以後 全巴黎鴉雀無聲
小星星(紫麗莎): (趁亂告白)
McFc: ME TOO
Huan: ....(老師住的地方那條街~真的好漂亮唷~~~~)
cheer@北京: 巴黎的餐廳難吃了好幾天 廚師心情滴落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一定的
♪heroose: 哈哈哈
poki: 我們部門那時有一個法國人,隔天他早上就沒來上班~~
Huan: 那一場....在電視上的我..也一整個好蝦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妹她老公 快把電視砸了
杜士诚: 那还是吃传统的，大饼卷馒头就米饭吃
丘萍: 呵呵呵呵
cheer@北京: 有啊 before snuset的場景我幾乎都去了
☆小打@office♪♩♬♭: cheer> 哪天去ocean park?
Huan: 外國的東西~~哪有台灣的好吃呀~~~XD
亞米(偷懶): 那coffee shop又去麻?
啦啦啦: 老師在?
McFc: 恩恩台灣好吃的多
杜士诚: 对阿
老师在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法國隊輸球 是很可怕的
亞米(偷懶): 難找嗎?
cheer@北京: 有啊
pure cafe在巴士底附近
teresa(學習中)@廣州: 刚在看宗教的灵修资料 还好及时回过头来
cheer@北京: 就是在去的路上遇到台灣的同學
cheer@北京: 幫他們再地鐵拍照
cheer@蘆洲 has left.
丘萍: 天哪!!!我快...睡...著...了...!!!還有一小時多才下班
cheerlaw@hk: 有人應該問過...今晚播的是什麼歌的MV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聽我妹說 好像是她朋友
亞米(偷懶): 老師走了???
Huan: 原來...要在這麼小的電視上撥新的MV....(不厭其煩的放大鏡..各位要準備好摟~~XD)
McFc: 恩恩PM8:00??
cheer@北京: 今晚的 mv已經拍了快半年啦
☆小打@office♪♩♬♭: cheer> 巴黎最難忙是甚麼地方?
啦啦啦: 地鐵沒空調
cheer@北京: 希望播放成功
pollow has joined.
cheer@北京: 最難忘的喔
喵＊: 半年 拍好久
亞米(偷懶): cheer你變鬼了~~~
cheer@北京: 不是拍半年
是拍好了已經半年了
poki: 真是期待期待期待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我知道
cheer@北京: 鬼 為何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報紙有寫過
teresa(學習中)@廣州: 是哪首歌呢?
Huan: 挖..拍這麼久....應該很浩大唷~~
McFc: MV只會撥一次嗎?
亞米(偷懶): 沒有你的名字呀~~
cheer@北京: 沒有
Huan: 期待期待~~~
cheer@北京: 小品
☆小打@office♪♩♬♭: cheer> 右邊沒有你的名字
cheer@北京: 不是拍半年
☆小打@office♪♩♬♭: cheer> 難忘的地方呢???
cheer@北京: 我要出門啦 幾乎沒有真正輕鬆在北京的街上走路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嗯
pollow: 老師再見 :3
丘萍: 88 老師
☆小打@office♪♩♬♭: cheer> enjoy beijing
小星星(紫麗莎): 老師慢走唷
♪heroose: 我想確定一下..老師有沒有收到青蛙響板阿
teresa(學習中)@廣州: 玩得开心点 88 老师
橘子: 老師 好好玩喲
yushi: 老師掰掰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是阿
亞米(偷懶): 玩得開心呀老師
po: 掰掰喲
cheer@北京: 要把握天光
Huan: @@0
l i l i a: take care dear cheer!
杜士诚: 老师听过相声吗？
McFc: 88
吢のcHeEr.: 老師再見!
杜士诚: 老师好忙
cheer@北京: 響版
cheer@北京: 好像有
zoe: 老師~~88
McFc: 快回台灣
cheer@北京: 我喜歡相聲啊
亞米(偷懶): 海洋公園見~
teresa(學習中)@廣州: 有空来广州
gabber525 has joined.
cheer@北京: 對啊我真忙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呵呵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忙忙忙
Huan: 幫我跟故宮的管理員Say~Hi~壓
cheer@北京: 好低
亞米(偷懶): 老師我愛你~~
cheer@北京: 哪都想去勒
☆小打@office♪♩♬♭: cheer> 希望hk有演出
Huan: 我也好愛聽相聲說~
♪heroose: 88--cheer
poki has left.
gabber530: cheer打字現在變好快
橘子: 老師我愛妳
小星星(紫麗莎): 麻煩老師向陶小姐問好~~
McFc: ..............................8
gabber62: 老師八八
gabber530: 以前在話匣子都沒有這麽快
gabber62: 哭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88
不厌其烦: 老师
cheer@北京: 我會盡量趕在八點以前回來共襄盛舉(緊張)
亞米(偷懶): 老師抱抱~~
Huan: 不過聽說北京到哪都要錢~~老師可別太破費啦~~~
teresa(學習中)@廣州: 绮贞 你是我们最爱的人
短髮美女 愛小天使: 好開心喔
poki: 老師輕鬆玩輕鬆走喔掰
yushi: 等老師回來~~
☆小打@office♪♩♬♭: 嘩........要重播呀, 我今晚不在家
cheer@北京: 不管人在哪裡 還好有這個地方
丘萍: CHEER
亞米(偷懶): 老師抱抱~
小星星(紫麗莎): 老師 願妳一切都好 XD
丘萍: 愛妳
teresa(學習中)@廣州: 88 啦 晚上一起看首播
丘萍: 掰掰
cheer@蘆洲 has left.
cheer@北京 has left.
＝＝＝＝＝＝＝＝＝＝＝＝＝＝＝＝＝＝＝＝＝＝＝＝＝＝＝＝＝＝＝＝＝＝＝＝＝＝＝＝＝
城市画报第15期--------破窗
本來今天在去巴士底的路上
還想到要寫關於破窗理論
巴黎的破窗就是地鐵站
這個理論若我沒記錯的話
大致上是
當有一扇玻璃窗破了一個小洞
而沒有修補
人們就會選擇那扇已經破掉的窗戶
進行破壞
會保持其他窗戶的完整
所以 破窗就會越破越大
從原本的漏洞
變成完整的犧牲品
巴黎的地鐵就是這樣
沒有冷氣 髒亂 車門不會自動打開 充滿了強盜小偷扒手和公允的冷漠
再怎麼有禮貌的點頭微笑 美麗的鞋子 沉穩的埋頭讀書 拿著扇子優雅的搧著屬於自己的空氣流通
都無法點綴這無法修補的殘破
我今天從龐畢度回來
在republique轉車
上個禮拜迷路也是在這個地鐵站
一上車
一個我不想分辨人種的男人(因為我本來認為這不是種族的問題)
對我微笑問我
你有帶照相機嗎?可以幫我拍照嗎?
我第一個念頭覺得他不懷好意
真正的法國人不可能這麼快如此熱絡
我裝作聽不懂
不到兩分鐘
我親眼看到他伸手進我前面正在聽隨身聽的人的背包理
扒手看到我的視線
他沒得逞笑著比了個不要說的手勢
我跟他搖頭
旁邊兩個說著普通話的女孩
一開始還笑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我轉頭跟她們說
[他剛剛在偷東西 妳們要小心]
其實我的用意 一方面也是想求援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看到 而且他看到我看到了
我希望他知道有人會站在我這邊
偏偏這兩個也只是小女生
而扒手聽到我說他聽不懂的話
也許是心虛了
竟然對我說
<<<妳這中國人有什麼問題?>>>
我怒視他 他竟然推我的頭
把我惹毛了 我於是很大聲的說 我看到了 用英文 用破碎的法文
我看到你拿人家的東西
他再動手拍我的頭
好幾次
還警告我 <<<你不怕嗎?>>> 比出割喉的手勢
沒錯 這時候我已經不怕了
妳他媽的有種在這裡殺了我
<<< 你,偷東西!!!!>>>
於是我們在車廂上打起來了
他高我一個頭
我知道沒有其他證人
地鐵也沒有警衛
重點是沒有任何人願意幫助我
旁邊的女孩還用中文對我說 <<<還是別理他>>>
我真是太失望了
我能不理他嗎?
我知道你們會說 為了這兩分鐘的正義被劃破臉 被傷害身體恨不直得
我知道這樣是不聰明的
但他大可沉默
就是因為他看輕我是一個女生
所以一直動手推我打我 破口罵我
我只能用聲音陳述事實用雙手擋住
在車門打開前一秒
在他踱步出去的前一刻
他吐了一口口水在我臉上
追出去狂罵
<<<fuck you, you thief!!!>>>
在整個地鐵長廊大聲的迴響著
這一口口水我頂住了
用停不住的眼淚把沒人願意幫助的屈辱抹去
但我真的不能看著自己變成共犯
我知道自己的衝動和不聰明
我知道有很多方法不需要直接跟他槓起來
現實生活中
有太多懶惰侵犯別人的人
用笑容在先 利用媒體吃豆腐 用言語佔便宜 侵占你的努力
各種不留下傷害的痕跡
就是那一口口水
就像扒手先偽善的向最有可能揭穿他的人 主動熱情的聊天
在試圖施捨你從你這裡踐踏過後的剩餘
只是道德這種事情
實踐在生活的範圍
永遠有被人複雜化到無法在最快時間判定對錯的機會
我從不貪
也能忍的住
但未必表示真正有能力的人有一天會願意為你打抱不平
那是偷竊藝術的最極緻
有正義感的人往往最慢才恍然大悟
然而這一分鐘太鮮明
不需要日夜思考對錯
要我在他警告我這個中國人該他媽的噤聲之後我就因此縱容他的不義
我辦不到
這扇沒得補救的窗
只剩下美麗的框
擋不住雨水和寒風
我還會在裡面穿梭好幾回
見識我美麗的勇敢
和你美麗的鼓勵
當然
下次我會更聰明
我會更小心
我這樣的一個人
還值得漂亮的再活下去
Saturday, 5. August 2006, 07:49:02
转载的
今早又上中文论坛，看到（估计应该是“重新看到”，两年前的帖子了，只不过新经提升）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觉得讲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的研究为一个“传统”（再加着重号~），这是相当有见地的概括。一直对这段时间的学术研究感兴趣，却又一直没想到这么直截了当的词来概括它的特点（说实话以我的学力也不能下此断语）。当然余先生论及西方科学对人文的冲击，从分析哲学、量化史学到解构主义等，也相当精彩，有兴趣观全豹的可以去以下的页面，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16217&extra=page%3D1
我这里则只是取一瓢饮了：
1、“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思想衝突十分激烈，尤以後現代論的攻勢蔓延最廣，而又經久不息。文學研究所受的衝激最大，史學、哲學、社會學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動。但可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一門學科曾因此潰不成軍；常態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繼續著。新觀點、新題目當然大量出現了，堅守舊壘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當其衝的文學領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魯姆（Harold Bloom）便奮起保衛《西方經典》（Western Canon,一九九四）。
“他的老師亞布蘭（M.H.Abrams)更是樂觀得很，因為後現代論集的編者已明白承認「傳統派」的文學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還源源不斷地湧現。史學領域更是如此，限於篇幅，不詳說了。這一現象對於我們極有啟示性。中國（包括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科學研究現在大致已趕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對較弱。為什麼呢？問題似乎便出在研究傳統上面。
“中國的科學研究是直承西方傳統而來，其中毫無間隔，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但人文研究則無法直接與西方掛鉤，除非所研究的是純西方的東西。中國在「五四」以後二十年間確曾出現過一個人文研究的傳統，成績卓著。當時文、史、哲各方面的創獲今天仍在日本與西方的「漢學」論著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戰亂關係，這個研究傳統中斷了。所以怎樣重建一個新的人文研究傳統，是我們的主要課題。這便引至本文的最後一個論點。”
2、“今天西方人文、社會研究的基調已變。去到每一個國家，我們不能以主流文化來淹沒或壓制少數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祇是許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領域中，人類學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識」(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學家的「普遍性知識」。以前服膺「現代化理論」的政治學家，今天也以「文明的衝突」代替以前的「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無論是一個社會內的少數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須從其內在的脈絡中去求瞭解。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預設，其中涉及許多理論上與方法論上的複雜問題，但這裡只好存而不論。
“我特別指出這一新動向，是因為它為中國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發的契機。這裡我暫且將「中國人文研究」局限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文明範圍之內，相當於「五四」時期所謂的「國故」。我立此範圍以自限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國故」是我自己的研究專業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國故」，是一個重要的運動，可惜四十年代以後因戰亂而中斷。以客觀條件說，這應該是中國學人最能有貢獻的領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國故」與中國人文研究之間劃上等號，甚至也不認為前者必然構成後者的最重要的內容。讀者幸勿誤會。
“當年胡適提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事實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學科分類系統，全面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科學方法」四字的提出則表示這一運動在觀念上將西方「科學的史學」搬到中國來了。但這祇是運動的口號而已。在實踐中，由於那一代的人文學者都出身於舊學訓練，或繼承清代經史考證，或偏好宋、明理學，或沉潛於晚清復興的佛學，他們的專門論著大體都能顯出對古書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運用了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地方實在微乎其微。他們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夠形成一個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舊學根柢有莫大關係。
“但「五四」以來，不少學人在自覺層面往往為西方理論與方法所鎮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心理對於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種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任何一門都是異說競出，莫衷一是。這正應驗了《易經》所謂「群龍無首」之象，西方學者則引《舊約》所謂「以色列已沒有國王」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論根據，研究中國人文傳統的人，自然再也沒有「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預設之下，研究者承認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獨立的主體，首先必須各就其內在脈絡進行深入的瞭解。（這是人類學者所謂"in its ownterms"。）但這絕不是說，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說自話」，不必與其他文明互相比較與參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國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開放。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對於同一類事象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現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這和以西方流行的現成理論當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胡適在「五四」時期曾揭櫫「輸入學理」的口號，然而他同時卻要求我們「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這句話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Friday, 16. June 2006, 20:33:22
转载的
今岁浙省高考之小作文题，大抵以一作家来校演讲，欲学生以听讲人身份拟一简短发言，述其对此作家作品之看法。吾友jlwatt君在西溪，既与阅卷之役，见其中可怪可笑可叹者不少，遂钞其中数十则公诸网上，名之曰“笑语”，而余知其非为博网上诸君一笑而已也。此类作文“语录”，余于水木、未名笑话版上见之夥矣，初不信以为真，今读jlwatt君实录，其感慨故不可以此简端数语尽之。
高考笑语录
金庸先生，我看过你的《侠客行》，从中我感到自己有很多侠客的品质。
老师可以成为学生的网友么？
句号像一个大操场，标志着你能征服任何一项运动。
装在套子里的人怎么样可以装得更严密一些？
我读了你的作品《变色龙》，感受是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社会。
安徒生先生，您的《伊索寓言》我非常喜欢。
句号，像个火葬场。
钱钟书先生，我非常喜欢你的《围城》，不是因为男主角那荒诞奇特的爱情经历，而是对男主角那份对爱情执着的喜爱。
（对鲁迅）尊敬的鲁教授，我是学识海洋中的一员，我曾驾着您的“海神号”去知识海洋中去淘金。
问号像一个加工过的锄头。
（对金庸）为什么美女总是要有英雄相伴呢？
（对余秋雨）您走过这么多城市和农村，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国农村和国外有什么不同？
感叹号像个孕妇刚生了个娃娃，带给人惊喜。
莫泊桑先生，您的《项链》让我明白了人不该爱慕虚荣。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摒弃这种不良风气，严禁攀比，让表面上的虚荣蒙蔽我们的双眼，我们要争做社会主义好青年。
您是否常常过于激动，以至于你有那么多的人生感悟？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你怎么想起写书的，如今在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跟你同类出书的人，你不觉得没有必要吗？
让我从您淡淡的笔下感到世上不止妈妈好，有爸的孩子也幸福。
当您收到通知，说您必须在一天之内交一篇不少于50000字的短篇小说，您会如何面对？
疑问句像无数颗星星一样多，伴随你等着你去解决。
舒婷老师您真能做到像《致橡树》的木棉那样吗？
现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真的很落后，以致许多人才在未成材之时便枯萎。
您写的几年前的袅袅炊烟和现在的煤气灶等生活方式，表现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鲁迅先生的作品都十分特别，《鲁滨逊漂流记》是我很喜爱的一部书。
句号就像水龙头，在适当时候将其关闭，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麻烦。
句号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你在做梦的时候会劳动吗？
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也越长越大，树也越长越粗，所以我用了“生命”一词。
毛泽东就像一轮红红火火的太阳，等你学他的丰功伟绩。
鲁迅先生，您塑造的阿Q形象直接反映了现存中国人的共性。您将中国人民朴实勤劳等性集中于他身上，他用精神胜利法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坎。而我们借用他的精神胜利法，避免诸多不必要的纷争。您的作品可谓是现代人的支柱啊。
句号像一个美丽的圆圈，祝愿你能打圆场，顺利办事。
是什么让你写出这样一部脍炙人心的作品？（评：脍炙人心，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您可以示范一下装在套子里的人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情景吗？
海明威老师，请问您是否可以现场为我校师生作诗一首呢?
括号好像邓爷爷画了一个圈，表示这就是我的地盘。
关云长的脸为什么会红，是他脸上的的毛细血管太多吗？
为什么邱少云边上也有战士，而他们身上没有起火，唯独邱少云身上起火了呢？
（古文默写“暴霜露，斩荆棘”）破霜露，斩荆轲。（难道是传说中的秦王宝剑？）
（对徐志摩）康桥边上是否住着一位您的老相好，这么让你念念不忘。
Monday, 12. June 2006, 13:43:47
乱写的, 转载的
这一个礼拜几乎啥都没写，从法网看到世界杯，本来说要从头好好地再念一遍Stenzler顺便当当被我"骗上了贼船"的Sindy（开玩笑，人家其实都还挺认真的呢）的老师的——我老在这几本书上打转，当年的同学都开始看Hitopadesha，Pancatantra甚至Siddhanta Laghukaumudi了，真是惭愧——也没有看多少。天热了，到下午就尽犯困，早上却一如既往的醒得早。比较麻烦的是，世界杯好像是越踢越好看了，要都像英格兰那场那样，我还能早点关电视睡觉去。今天晚上有意大利的比赛，自然还是得看。
前天Alain说他们报社对Justine Henin-Hardenne的翻译是贾斯汀·赫宁·哈登，让我吓了一跳。翻成海宁已经不对了，还给弄得这么威猛，就算现在女子网球越来越凶悍，咱们媒体也不至于这么跟随潮流吧？
今天的Alain就已经说撑不住了，呵呵，他虽然听了西门的话要保重身体，可是作为专业人士，在为世界杯熬夜的问题上应该是毫不含糊的……何况，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其实这么说Alain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回基本不用改作息规律（在国内的时候，除了关键比赛，从来都是自得其乐等着重播），而msn上老挂着却又没时间跟我聊的三位专业人士当中，除了他，两位都在德国呆着，只有他要在国内，像不再为足球疯狂的Odile说的那样，度过“晨昏颠倒日夜不分作息混乱时差严重的六月”。看在银子的份上，撑着吧。
另外，今天早上看法国2套的Télématin，里面介绍了法国人的一个测算结果，就是在家里呆着，整届世界杯64场比赛（是这数吗？本来想数数清楚的，一个世界杯的破主页半个钟头没打开）的转播看下来，如果每场都吃一份pizza和一杯啤酒的话，这个人就要增重5公斤。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也不明白从三点到十一点三场比赛八个钟头为什么此君就得吃三份pizza。不过不管怎么样，想增肥的沙发里的小土豆们可以借鉴一下——当然在国内的话就不必了，Alain同志有句经典语录“原来睡觉也是份体力活”，更何况比睡觉累得多的不睡觉呢，大家回头不花容憔悴就挺好的了。
最后，是刚才在陈丹青的blog上看到的，他去年在鲁迅纪念馆做的报告“笑谈大先生”，觉得有意思，或者用他形容鲁迅先生的词，好看、好玩，本来想全都转过来的，又看到他在下面的一段留言，说，“这两篇讲稿很长，很沉闷，各有一万三千字左右。在会场一气讲毕，费时约一小时余，但文本读起来会烦。这样长的稿子，不宜上博客，即便发表在杂志，也是望之生厌的篇幅。可是我不愿分段贴上，所以要劳累诸位。本人敬献一项绝佳建议，就是：不必读。由它这么贴着，表示桌上有饭菜，就可以了。”他讲的不错，我也不想再上一桌只是用来表示“存在”含义的饭菜，所以只是挑几段个人觉得尤其好看好玩的贴过来（一不小心，把篇幅又弄长了，呵呵）：
1、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2、我记得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精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能够蕴藉着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兄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象——早年的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八字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3、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油垢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孙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不恰当、不大方，都没必要。而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意搜寻着要去见一见的意思，倒也没有”，好，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老先生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意，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还有许多令人发噱发笑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两句话，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处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4、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关于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嘻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宿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它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当我在鲁迅纪念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么），可是我看夏衍回忆，就说“他有一个时候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照片弄错，翻译弄错，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郑。但有件事上两人又有同感，印笺谱，搞版本，非常要好”。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某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蛮开心，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间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去……我们今天的文人们，有为了学问而辩论到至于扭打起来的么？没有，都客气得很——总之不好玩。
5、历来我们的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幅——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捡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好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简直提前预告了江青的浮现与祸害。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篇篇讲快感。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的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读到结尾，鲁迅笔锋一转，忽而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晓得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诮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的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鲁迅所写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结尾：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发白。
这一段，适可看作他的天性的自白。我看鲁迅做文，便可以同时是李逵、张顺、张翼德、黄汉升……。
ps. 这里说鲁迅先生好玩，倒让我想起陈绮贞给陈升写的歌“你一直在玩”，“一直”这个词，加上接着的一句“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似乎正是这里陈先生想表达的意思，这也实在好玩。另外，本人也挺喜欢用“好玩”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算成陈丹青先生所谓“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一类的，呵呵。
pps.今天找了《看萧与看萧的人们》来看，才知道这篇讲演里还是有不甚精确的地方的。
Wednesday, 7. June 2006, 12:44:50
转载的
刚刚在Washing的blog上看到的，他当年是京昆社的头牌旦角，工梅派青衣，本事是相当了得。照新近出了本书并且明天要杀回北大开相声专场的徐德亮同志（以艺名行于世了，呵呵。在这儿顺便遥祝他演出成功，早日名扬天下）的名文《千年元旦通宵记》的说法，人家一曲《游园》方罢，“灯火齐亮，却不见众人动静。公子看时，却是一个个都乜乜呆呆，听得痴了。半响，众人方才回过神来，公子叹道：‘不意王名伶一唱之下，竟至如斯之境界。佩服，佩服。与笛师妙奏，可称双绝。’”有几年没听他唱过，想必水平又上层楼了。这场戏是早就让我把肠子都悔青了，早不看到晚不看到，偏偏在跟自己部门还有人事的领导把来比利时的日子敲定又订好了机票之后看到侯少奎先生5月27号在长安贴演《四平山》的消息，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幸好很多人都去看了，还有Washing的这篇观后感，让人能在万里之外想见少侯爷的风神。他的blog上还有录音的片段，不会使压缩文件合并的小软件，还没听到呢。
台下看戏·四平山
昨晚30元的戏票绝对物超所值，少侯爷老当益壮，演出非常精彩。
李元霸一上场，台下便响起了经久的掌声——北昆再无人能有此号召力，叹！那扮相真叫漂亮，黑金相融，缀以橙黄，再配上一幅雷公碎脸，尽现戏曲繁复的美感。身架工整威武，一句“恨天无把，恨地无环”，嗓音高亢而浑厚，颇有大英雄气概。我正暗自赞叹，北冥却逗了句歪哏“怎么跟类人猿似的”，被留在录音里以为罪证。前半出唱几句[二黄散板]，虽然简朴却很有气势，后半出唱[折桂令]套曲，边唱边舞，一对大锤上下翻飞，非常精彩，几乎看不出已年近古稀，只在个别地方略显力不从心。此外，少侯爷把少年英雄的心性描摹得十分生动，听从母训不忘报恩，又求战心切急于施展本领，傲气与憨态融为一体，很是可爱。
整出戏规模很大，人物众多，光扎靠的就有10个人。前面碎场子比较多，有些拖沓，也许是为了给李元霸留出时间扎靠。后面大战就很引人入胜了，开打并不多，也不算激烈，主要还是以气势取胜，且庄中寓谐，很有戏剧效果，就连秦琼都带了点丑角的意味。
配演中最出色的当属裴元庆，起霸等表演都很见功夫，很冲，恰当地体现了人物性格，颇有大武生的气度，只是一直认不出演员是谁。后来听说叫王锋，刚分到北昆不久，初出茅庐的青年和老艺术家同台交手也能撑得起来，实在不容易，当是可造之材，日后风光也未可知。不足之处是嗓子还不够亮，唱曲子不太从容，动作中还把翎子折了。其他配演都算称职，李渊头场使了个颇怪的腔，老旦的引子让北冥感觉略有些别扭，估计是旋律过于丰富婉转，还带着唱曲子的痕迹。柴绍和李世民两个小生也还是昆曲的劲儿，不够硬气。
开演前去得较晚，北昆印的节目单也忒少了点，没领到，很闹心，结果发现还有很多人都和我差不多闹心。散场路过VIP包厢，见里面领导们留下几张并未带走，眼疾手快，好歹索要到一张，了却一桩心事。少侯爷谢幕后接过话筒，感谢、祝愿观众，请大家包涵演出中不如意之处，实在是过谦了。
-------------------------------------------------------------------------
6月9日附记：终于听到了Washing录的片段，实在是棒。嗓子真冲，快七十的人了，一点儿听不出来。强烈建议大家都去弄来听听，就在右边点“戏梦人生”的链接就能去Washing的blog了。
1 2 Next »
Showing posts 1 -
20 of 28.
WIDGET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