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Spem et Metum

于是很理所当然地，萨达姆被绞死了，他没有看2007年的第一缕阳光。镜头上的老萨是一个续发灰白的老人--据说等到4月份他就会70岁，按照伊拉克法律他不能再被处死。年老的人总是容易被人原谅的，但有的人不会原谅，就像以色列人会执拗地跨越半个地球追捕前纳粹分子--尽管他已年逾古稀，是邻居眼中慈祥和善的老人。

萨达姆的死令我很满意--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萨达姆只用死一次这件事。如果说他的死对他的后来者们有着丝毫的意义的话，那就是"独裁者也会被人所杀死"这个事实--一觉醒来大家就会忘掉的事。

该死的人不死，世界上有很多麻烦事就是这么来的。

从技术上讲美国很愚蠢，白白成全了萨达姆光荣就义的形象。但我认为美国并没有做错。抛开伊拉克战争的合理与否（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开战的合法性是"争议中"而非"被否定"：这取决于你如何解读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441），从所谓的"建前"（大道理）的角度上讲，民主国家战胜独裁国家、独裁暴君被处以绞刑，总比反过来--独裁国家打败民主国家、民选政府的首脑被枪决--要更符合所谓"历史的进步"；从个人的角度上讲，我很难忍受萨达姆，以及其他那些什么东西和我一样是人类、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样的阳光和大气这一事实。很遗憾我自己没有打倒萨达姆的力量，拥有这样力量美国帮忙做了这样事，我自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

于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同情萨达姆，或者是呼吁美国不要处死老萨（不包括那些只是为了表现反美姿态而将萨达姆歌颂为殉道者的屏蔽字符）。欧洲的某些政客，包括梵蒂冈的教宗都将萨达姆的死称之为"一个悲剧"。这样的论调让我苦笑，史达林同志是对的，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只是统计数字。永远要成为加害者而非受害者一方。成为加害者一方，运气好你会成为伟大领袖、革命家、XXX人之父之类的，运气坏也会成为悲剧的主角；成为受害者一方的命运只有两个：要么成为统计数字中的一个，要么被统计所遗漏。

有人如此质疑：美国自己难道就是无可指责的么？--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也曾相信过消灭坏蛋的一定是正义使者，但渐渐地我明白，很多时候不过是大坏蛋剿灭了小坏蛋而已。以此来质疑这件事，这就是典型的argumentum ad hominem。"你也不干净"这句话貌似很多被推上审判台的人都会叫嚣的场面话，但这又能成为什么借口？退一步讲，狗咬狗一嘴毛，在旁观者看来岂不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么。

有人如此质疑：美国有什么资格来惩处伊拉克，审判萨达姆？--这是教义式的天真。或许这些人真的相信，恶贯满盈的人会被五雷轰顶而死，或是为千夫所指无疾而终。遗憾的是正如杀人的是人一样，制裁人的任务也只能交给人而非听天由命。穿着"Iraq"马甲作恶的萨达姆被穿着"USA"马甲的人所打倒，并不是那么不公平的事。力量本身就是资格，这样的事能够交给步履蹒跚的欧洲，或者是指望与金二胖沆瀣一气的中国来主持所谓的国际正义么？

我想不会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个国家会无耻到宣称自己是绝对正义的，但是反过来，绝对的邪恶却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坚信"没有绝对的正义，却有绝对的邪恶"这一点，就不会被拖入相对主义的虚无泥潭。当人们说"justice has been done"（正义得到了伸张）的时候，其语境绝对不是指正面的行为（positive act），而是邪恶/负面行为受到了惩罚（castigation of negative act）。换句话说，行善（do good）不过是个模糊（plausible）的概念，只有不为恶（do no evil）才是真实的；"正义"无法留存于世，只能借由毁灭"非正义"而在世间留下它的剪影（profile）--我的想法，很不幸地，与斯宾诺莎完全相反。

从这层意义上讲，美国看似不合法理的行动有其绝对的的意义所在。完全符合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与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的行为或许存在，但这样的行为必然是最无力的--它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多数非正义施施然的背影。

有人自以为看得通透地说：美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废话，我认为过了初中便不会还有人天真到认为国家的行为是为了"解放全世界2/3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之类的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指导原则是实用主义，其目标则是本国的利益--这实在是太了无新意（ad nauseam）的常识--不如说不这样反而是不合理的。我非常理解这一点：当国家面临战略决策的时候，从现实出发的逐利选择是很正确的，这并不会让我觉得讨厌。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何这又成了质疑美国的理由。

这很类似于一个"道德拷问"（moral dilemma）：当某人面临两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会损害他自己利益的时候，应否从道德上要求他选择这一个选项？当然没有理由，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方为合理。如果是我的话，一开始就会解除道德判断，避免让人陷入被"道德拷问"的境地。在冰山上遇险，又恰好碰到冻僵的人，扔下他独自求生是最合理的；帮助他、两人一起活下来是预算外的收获；两人一起死掉则毫无价值。同样的，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选择军事打击伊拉克非常自然，在此行动中顺便毁灭了萨达姆的统治则是预算外的收获（"justice has been done"），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公义"。单单以目的论/动机论来评价美国的行为的对错则是非常怪异的--天真有很多种，其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就是凡事以动机出发，以为只要有了良好的期望就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基于动机论的逻辑，因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于是骂美国；美国不干预索马里，是因为那里没有自己的利益，于是骂美国。苦笑，美国也真里外不是人。

美国人胜利了吗？伊拉克变得更好了吗？--问这样问题的人思维模式似乎还停留在三流动画之中：邪恶的大魔王挟持了公主，英雄必然地打败了大魔王，从此英雄与公主一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到此结束。可是历史写出来的剧本往往是第二流的，而且喜欢拍续集骗钱：大恶棍打败了小恶棍，然后？请看续集。公主？没有人有义务去救她。强加的民主不会有好结果，能够救伊拉克人的终究只有他们自己--美国帮他们打倒了老萨，这便足够了。更多地期待谁来救他们本身就是错误的。

福山非常乐观地认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了"历史的终结"。我没有那么乐观也没那么天真，所以我还不是"最后一人"。到现在历史尚未终结于某一个意识形态的胜利，不过或许我们可以说它已经终结于黑格尔所谓的永劫回归，其前提是我们承认：哪怕是暂时，历史也是可以被停顿乃至被倒退的，只要左右人们政治生活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只要维系国家的羁绊依然是"虚妄的先祖"（delusions about its ancestry）与"对于邻国的共同仇恨"（common hatred of its neighbours）。

扯远一点。

我曾经跟老爸讨论民主与独裁的问题，我说就算一个独裁者很能干很贤明，也不能保证他的儿子也是个英明的领导者（陈腐的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正统论）。老爸说，独裁政权又未必是父子相继的。

或许修正一下，"不能保证他的后继者也是个英明的领导者"更加准确。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修正的必要。只要稍稍了解一下现在的独裁者，就会让人不由得冷笑：除非自己绝后、或是太早死于非命，绝大多数的独裁者们总是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在家族传承之中。萨达姆如是，金二胖如是，享尽天年而死的阿明如是，刚刚死掉的尼亚佐夫如是，表面上姿态温和的卡斯特罗也如是。

很悲哀的是，20世纪以后独裁者的思考逻辑与公元前的封建领主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讽刺民主政治是群愚政治，同时他们推行愚民统治，因为愚昧的民众方便他们的统治；他们鼓吹个人崇拜，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们自己也相信自己是"舵手"、"伟大的明灯"、"雄狮"、"所有XXX人之父"、"21世纪的红太阳"、"我们行星的守护神"；法律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于是他们可以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总是非常具有危机意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可恶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要颠覆自己的统治，于是推行国家恐怖主义，镇压国内反对派、绑架他国公民、炸毁民航机、制造毒品、印制假钞。没有关系，别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帮自己说话。

卡扎菲上校是个特别的人，最近他表现出重回国际社会的积极态度，表示利比亚将放弃并不再试图拥有违禁武器。不过我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他或者是恐惧于老萨的下场、或者是谋求现实利益而做出姿态，完全与任何的善意无关。

记得这个恐怖分子头目蓄意制造洛克比空难炸毁他国民航机，被国际社会制裁之后不得不认罪道歉。最近他又出来搞三搞四了。他指控六名外籍医疗工作者（五名保加利亚护士一名巴勒斯坦医生）于1998年之后蓄意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超过400名儿童。国内的民众情绪激烈，要求立即处死这些"可恶的外国人"。尽管独立的国际研究小组以无可辩驳的分子生物学证据证明，这些儿童不可能是由这六人蓄意感染的，而很可能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医院因反复使用注射针头而感染（Tulio de Oliveira et al. Molecular epidemiology: HIV-1 and HCV sequences from Libyan outbreak. Nature 444, 836-837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444836a.html）；11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在Nature上发表致卡扎菲的公开信请求利比亚当局听取基于科学研究的证据，释放这六位无辜的医疗工作者（Richard J. Roberts and 113 fellow Nobel Laureates. An open letter to Colonel Muammar al-Gaddafi Nature 444, 146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444146a.html）。但在卡扎菲的授意下，利比亚最高法院拒不接受事实，仍旧判处这六人死刑（Medics sentenced to death in Libya News@nature.com (18 December 2006) http://www.nature.com/news/2006/061218/full/061218-3.html）。

我并不惊讶于利比亚当局的态度。显然如果它承认这六人无罪，不谛于自认管理无能（出事的医院是利比亚的"模范"医院）。独裁政权为了转嫁责任，就把国内民众的不满自然而然地引向国外--多么老套的伎俩，但正因为它屡试不爽才会成为老套。一切都是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方的阴谋。在这个信念下，什么科学的证据、什么权威科学家的呼吁、什么法律的公正，六个医疗工作者的生命与职业声誉、400名甚至更多的本国儿童的健康与生命，在独裁者的眼中屁都不顶。

而卡扎菲要的是什么呢？不久他就抛出了自己的条件：要钱。要的就是他赔给洛克比空难遇难者家属的钱（Garrett L, Six Imprisoned Health-Care Workers in Libya Are Pawns in a Far Larger Strategic Game. PLoS Med 3(11): e514 ）。一切就都很清楚了，卡扎菲不过是把这件事当作筹码向西方讨价还价而已。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恐怖分子行径感到过丝毫的歉意--甚至于现在他还无耻到想敲诈自己赔给受害者的钱。

每次我用"流氓国家"来称呼这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的时候，老爸总是非常反感，认为我是被美国的宣传所蛊惑。现在，连我自己也觉得错了，必须向流氓们道歉，拿利比亚同他们作类比实在是太不礼貌了。

美国把这些独裁者统治的国家--North Korea，Iraq，Libya（谨防我们伟大的GFW）称之为流氓国家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的国家行为直接体现了其统治者道德水准的低劣--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道德水准，很可能同样低劣，或者更加低劣，但是庆幸地，不会以如此低劣的形式表现出来。试图限制它们获得核武装也很自然：流氓会武术，挡也挡不住。

回顾历史，适合独裁者表演的舞台总是特别的相似：贫穷、愚昧、麻木、满怀不平与仇恨的民众；缺乏责任心与警惕心的知识分子；充满怨气的军队；磨刀霍霍的外敌。有这样的环境，接下来就只需要一个野心勃勃又机敏灵活的头脑与一条富有煽动力的舌头，外加一个小酒馆而已。而相反地，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要健全地成长，所需的条件远比这苛刻得多。于是，我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得出一个充满吊诡（paradoxical）的结论：虽然没有谁比谁更有权民主，但健全的民主总难以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土地上自发地建立起来，正如科学革命不会发生在至今仍笃信中医理论也是科学的土地上一样。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提出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避免随便作道德评价，这并不是特别有创见的提法，我也同意这一点（不过黄仁宇喜欢从动机出发评价人物这点我很不感冒）。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在历史的某些转折点上，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接下来一段历史的发展方向的话，就必须承认在这些时候，作为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具体表现，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是功成名就、大权在握、众望所归，辛辛那塔斯（Cincinnatus）、华盛顿就选择了还权于民主、归隐田园；卡斯特罗、穆沙拉夫选择以较为温和的军政府形式软化其形象；而萨达姆卡扎菲之流就选择以高压的手段长期维持其绝对专制（absolute monarch）。可惜的是我只举得出两个正面的例子，由此可见这是多么稀罕的特例。基于悲观主义的制度理性承认这一点，于是忽略掉辛辛那塔斯和华盛顿，寻求不是依赖人性的善（do good）、而是避免人性之恶（do no evil）的解决方案。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案的情况下，独裁往往成了最后的替代。于是在这里，留下了道德评价的余地。

回到我个人价值观的角度，不附带道德评价的前提就自然失效了。希望所有作恶多端的人死掉，很无奈这个愿望似乎达不到。没关系，多死掉一个总比一个也不死掉好。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of fact and wish），这是哥德尔早就告诉我们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中，这个现实我可以平静地接受。我不希望搬到无菌室中生活，但如果有人帮我清理掉身旁的垃圾，我会非常感谢他；至于他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心在干这件事，还是只是为了拿到工钱，我不感兴趣。我相信除非以垃圾为食，否则别人也都会同我抱一样的看法。

我与老爸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归根结底在于他抱着乐观的态度（optimism）而我则相反；他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评价美国的动作而我不站在任何国家的立场上评价。我们都认为有某些理念具有至高的价值，比如人道、民主等等，分歧仅仅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更好的（optimum）来体现这些理念的价值，因而批评美国；而我认为只有通过否定更坏的（pessimum）来对抗与之冲突的理念，至于从中能否体现其价值则不在我的关心之内，因而赞赏美国。老爸认为世界是在前进的，我则相信"世界有时会前进，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假装在前进"（凯尔泰斯语）：就连独裁者也不再青睐"皇帝"的称号，而穿上"总统"、"总书记"之类的马甲，由此可见，世界有时是前进的。

据说萨达姆临死前还对刽子手宣布："我把你们带离了贫困和苦难！"这不奇怪，我没听说哪个独裁者死前会为自己伤害了许多人而忏悔。这无所谓，如果忏悔有用就不需要警察了。独裁者为自己的罪行买单，却只需要付出自己的性命，这确实是非常便宜的事。相比这不公平的事实，宗教教义里关于罪人的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受到永远的煎熬之类的说法更能够给予受害者虚假的抚慰。

萨达姆死了，如果它所信奉的真主存在的话，愿真主永久地诅咒它的灵魂。不要宽恕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里不乏忧伤地写道："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被宗教洗脑的人，自己没有到过地狱却妄言宽恕他人，这不能说是谨慎的人生。

再一次提到关于"善"的陈腐话题。曾经有人问过我是怎么定义"善"的，我用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方式回答说："（如果有的话）善就是给男人以勇气，给女人以爱；给孩子以希望，给老人以安宁。给乌鸦一发铅弹。"

其实我本只想提最后一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