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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orman Podhoretz



不管在视觉上还是观感上，那次袭击都是晴天霹雳。在视觉上，两架被骑劫的飞机在○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撞进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背景是万里无云的天空，蓝得像假的一样。那天我恰巧在现场半哩之外的法院当陪审员。两架飞机撞中大楼不久，我们全都涌上街头──第二座大楼就在这时倒塌。这个景象本身仿佛还不够震撼，在背后蔚蓝晴空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难以置信。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在（以前所谓）特艺七彩的灾难电影场景当中。

但那次袭击也有另一种晴天霹雳。事发后一年左右，有关委员会在○二年十一月成立，查究暴徒怎样，和为什么做出这等惊人突袭、而我们原本又可否及时阻止。我要强调：九一一袭击的确是晴天霹雳，因为没有人相信这种事会发生，更不会盘算怎样防备。委员会最后达成共识，认为美国在九一一遭受的攻击，不能归咎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以至任何政策。

因为事实很明显：只有阿盖德和那些包庇并支持它的政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此外，美国既被动，又没有防微杜渐，对九一一大开中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自由派抑或保守派、执政还是在野、理念是什么，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明。原因很简单：两党历届政府对付恐怖分子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远至七○年的尼克逊，然后是福特、卡达、列根（不错，包括列根）、老布殊、克林顿，一直到九一一之前的乔治布殊，都如出一辙。

当代其中一位最杰出的军事战略专家科恩（Eliot A. Cohen）认为，一般所谓“冷战”（题外话：苏联政治宣传首先使用这个字眼），应当给予正名；我也有同感。他说“冷战”其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提醒我们：全球冲突不一定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参战，也未必有地图上的传统前线。”我也认为，我们需要把现时的冲突视为第四次世界大战，才可以完全了解它的性质。“反恐战争”的“一些主要特征”，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谋而合，因此科恩把前者称为第四次大战：“它牵涉全球；当中会出现暴力及非暴力手段；需要动用技巧、专门知识和资源，却未必需要动员大量军队；可能会持续多年；而且源自理念冲突”。

第四次世界大战，还有一点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同，科恩却没有提及：两者都是透过总统申述的理念而宣战。

一九四七年，美国总统宣布：“对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奋起反抗、爱好自由的民族，美国政策必须支持。”由此诞生杜鲁门主义。当年的围堵战略有三部份：经济、政治及军事。四十年来，三方面措施的轻重比例因应需要而改变，一直到我们在第三次大战取胜。杜鲁门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不同阶段呈现全部内涵。另一方面，○一年九月二十日，乔治布殊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说，却几乎完全申述了布殊主义。

这篇演词带出了布殊主义。它针对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如杜鲁门主义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样明显。抗争即将展开，布殊并没有把它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但声言这是最近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延续。对于袭击我国国土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他有以下见解：“这种人我们已经见过。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一切嗜杀的意识形态，路线形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他们草菅人命，妄想把激进的念头变成现实，弃绝一切价值观，强权至上。他们把路走到尽头，就掉进没有墓碑的坟墓，葬身于历史所唾弃的各种谎言”。


布殊主义共有四项要旨，第一项要旨的基础是：在道德上彻底抛弃相对主义；在世界事务上，可以亦需要作出道德判断，并且一往无悔地坚持这项原则。布殊在○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国情咨文，重复自己在○一年九月二十日初次谈及的论点，并且说得更坦率、更详细，务求当头棒喝。

布殊在九月粗略提过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敌人。之后不久，他发表战时第二项重要文告，清楚指出与世界为敌的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及北韩──把它们称为“邪恶轴心”。他再次效法列根：后者亦曾经指摘苏联──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敌人──是“邪恶帝国”。

布殊其后的言论，继续抱持自己主张的第一项要旨，又断言我们要为普世道德目标而战斗：“分辨是非，有些人总觉得不婉转或不礼貌。我不同意。时移世易，不能墨守成规，道德价值却不会改变。无论在任何文化、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样……我们置身于正邪之争，邪恶就是邪恶，美国不会含糊其词”。

布殊跟把我们带进战后著名的理论争辩（但没有提及双方代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消亡之后，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已经没有对手可以一较高下。尽管这项理论饱受误解，布殊却完全认同： “二十世纪结束后，只有一个方向容许人类继续发展，不容妥协的发展基础就是：人类尊严、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尊重女性及私产权、言论自由、平等司法和宗教包容”。

政治学家享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布殊赞同福山的观点之后，又反驳了享廷顿的讲法：“男女共有的权利和需要，在任何文化都没有分别。不管在非洲、拉丁美洲、以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自由都是天赋权利。正如所有国家的百姓，伊斯兰国家的民众都希望得到，亦应该得到，同样的自由和机会，他们的政府也应当听从他们的诉求”。

【作者为美国《评论》杂志（Commentary）前主编，第四次世界大战，五之一。本文摘译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