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之转载天下：穿过墙的声音

六四事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六四)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此页现被保护，直至有关的编辑争议获致解决。若需修正条目，可利用讨论页提出，或申请解除本保护。
（保护并不是对当前版本的认可。过往版本可查阅页面历史。）

这篇条目或段落中的一些信息尚未查实且也许不是可靠的。
请检查它精确与否，并且如果需要，就修改，并请列明来源。 这篇文章的准确性有争议，请到对话页参看相关的讨论。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屠杀、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之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目录 [隐藏]
1 背景
2 事件记录
2.1 起因
2.2 扩大
2.3 四·二六社论
2.4 五四谈话
2.5 绝食
2.6 戒严
2.7 天安门清场
2.8 六四尾声
2.9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3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4 影响与评价
4.1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4.2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4.3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4.4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4.5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4.6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4.7 对香港的影响
5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6 相关史料及研究书目
7 参见
8 外部链接



背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中国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索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据称，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与总理李鹏对话；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顶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面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1989年5月出现在长安街地下行人通道墙壁上的政治漫画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天安门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魏京生称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了军队并没有肆意屠杀市民和学生。图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摄。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军队对企图反抗以及旁观的民众开枪射击，一些企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也遭到军队射击。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文件真伪目前未能证实]：

城市 群众死亡 群众受伤 军警死亡 军警受伤
北京 523 11570余 45 6240余
成都 277 2100余 9 550余
武汉 12 170余 —— 125
贵阳 29 290余 —— 150余
哈尔滨 7 90余 —— 190余
郑州 6 130余 —— 150余
兰州 21 200余 2 120余

但此数据之真伪目前还不能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详细的死伤人数，尽管各界众说纷纭，但是一般咸认主要的死伤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的途中，而非柴玲所宣称发生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根据录影资料显示，当军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大多已经听见镇压的枪声而逃散，只剩下少部分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刘晓波被拘捕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大意如此）。针对柴玲的说法，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说道：“事实还不够么？为什么要用谎言对抗谎言？”。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后来死亡的军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至油箱起火死亡。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六四尾声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王丹在六四后7月2日在北京被捕，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直到1998年4月19日在写过悔过书之后被准许出国。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共产党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对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之后选择有学术背景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国外的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针对“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中国当局表示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时承认“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公开声明继续民主法制建设，但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逐步进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后一直处于停顿甚至倒退。

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但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国不肯实行政治改革的借口。

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发表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同时非常有限度地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数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少数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与著作中，将中国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国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以表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无独有偶的，而这亦符合当时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西方社会落后五十年的讲法。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中共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随著回归后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亦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为香港移民的资金而使经济得以反弹，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韩国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承诺不会对学生“秋后算帐”之后，竟然采取了比“秋后算帐”更严厉的血腥镇压，使香港人对中共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人亦愈来愈多，深怕今时今日的承诺，他朝对方会反口。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巿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由此开启了香港巿民参与政治的意识，标志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开始。此后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六四遇难者的烛光晚会，同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游行争取政治上的发声。其中两次最重要的大型游行，分别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与要求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七一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50万香港巿民参与；以及2005年12月4日争取普选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政治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25万香港巿民参与。由六四开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游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会来攻击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发动属下的左派公会，预先订下维园的各个足球场进行活动，以图阻挠纪念的进行，但都不成功。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联合国
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发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世界银行
6月12日，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企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æ

六四事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六四)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此页现被保护，直至有关的编辑争议获致解决。若需修正条目，可利用讨论页提出，或申请解除本保护。
（保护并不是对当前版本的认可。过往版本可查阅页面历史。）

这篇条目或段落中的一些信息尚未查实且也许不是可靠的。
请检查它精确与否，并且如果需要，就修改，并请列明来源。 这篇文章的准确性有争议，请到对话页参看相关的讨论。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屠杀、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之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目录 [隐藏]
1 背景
2 事件记录
2.1 起因
2.2 扩大
2.3 四·二六社论
2.4 五四谈话
2.5 绝食
2.6 戒严
2.7 天安门清场
2.8 六四尾声
2.9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3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4 影响与评价
4.1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4.2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4.3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4.4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4.5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4.6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4.7 对香港的影响
5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6 相关史料及研究书目
7 参见
8 外部链接



背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中国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索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据称，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与总理李鹏对话；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顶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面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1989年5月出现在长安街地下行人通道墙壁上的政治漫画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天安门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魏京生称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了军队并没有肆意屠杀市民和学生。图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摄。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军队对企图反抗以及旁观的民众开枪射击，一些企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也遭到军队射击。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文件真伪目前未能证实]：

城市 群众死亡 群众受伤 军警死亡 军警受伤
北京 523 11570余 45 6240余
成都 277 2100余 9 550余
武汉 12 170余 —— 125
贵阳 29 290余 —— 150余
哈尔滨 7 90余 —— 190余
郑州 6 130余 —— 150余
兰州 21 200余 2 120余

但此数据之真伪目前还不能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详细的死伤人数，尽管各界众说纷纭，但是一般咸认主要的死伤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的途中，而非柴玲所宣称发生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根据录影资料显示，当军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大多已经听见镇压的枪声而逃散，只剩下少部分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刘晓波被拘捕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大意如此）。针对柴玲的说法，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说道：“事实还不够么？为什么要用谎言对抗谎言？”。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后来死亡的军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至油箱起火死亡。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六四尾声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王丹在六四后7月2日在北京被捕，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直到1998年4月19日在写过悔过书之后被准许出国。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共产党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对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之后选择有学术背景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国外的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针对“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中国当局表示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时承认“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公开声明继续民主法制建设，但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逐步进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后一直处于停顿甚至倒退。

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但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国不肯实行政治改革的借口。

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发表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同时非常有限度地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数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少数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与著作中，将中国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国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以表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无独有偶的，而这亦符合当时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西方社会落后五十年的讲法。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中共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随著回归后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亦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为香港移民的资金而使经济得以反弹，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韩国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承诺不会对学生“秋后算帐”之后，竟然采取了比“秋后算帐”更严厉的血腥镇压，使香港人对中共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人亦愈来愈多，深怕今时今日的承诺，他朝对方会反口。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巿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由此开启了香港巿民参与政治的意识，标志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开始。此后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六四遇难者的烛光晚会，同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游行争取政治上的发声。其中两次最重要的大型游行，分别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与要求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七一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50万香港巿民参与；以及2005年12月4日争取普选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政治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25万香港巿民参与。由六四开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游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会来攻击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发动属下的左派公会，预先订下维园的各个足球场进行活动，以图阻挠纪念的进行，但都不成功。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联合国
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发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世界银行
6月12日，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企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æ

李卫平（北京）

徐友渔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着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专着《形形色色的造反》，发表了数十万字论文，主持编辑出版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撰写和发表了《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并与其他学者一道整理出版了遇罗克遗文，提倡认识文革，反思文革，严防文革灾难在新时期重演。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也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在人们眼中越来越模糊，在一部分人那里甚至产生了朦胧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带着一系列疑问，笔者近日有幸采访了徐友渔先生。

问：文革发生时，您做什么工作？
答：我当时是成都市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正准备考大学。

问：您是造反派吗？
答：是的，还是本校群众组织头头之一。

问：您那一派是受李井泉支持还是打击？
答：我个人没有受到李井泉直接支持还是打击这个问题。我家庭出身不好，开始不能参加红卫兵，也就很幸运，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并不是说别人很坏，自己很好，而是无论想不想做坏事，都没有你的份。
1966年底，大局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利用血统论红卫兵，达到搞乱天下的目的后，便将他们抛弃。接着兴起的是造反派，我是这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很晚才参加，李井泉打压造反派的时期已经过去。

问：您当时主要都做了些什么？1967年初文革运动的情况怎么样？
答：中学生基本上是大学生的工具，我也不例外，主要就是按照他们的布置，写大字报、刷标语、撒传单、参加游行。
1966年底，造反派与保守派仍然在斗争，因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已经占了上风。但到1967年2月，中央军委下发“2.17”信件，据此，军队和保守派开始全面镇压造反派。对于1967年二月发生的事，当时官方贬之为“二月逆流”，现在褒为“二月抗争”。今天官方的正史这样记载：谭政林、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文革派发难，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制和打击。真实情况是文革派招架不住老帅们的进攻，毛泽东大发雷霆，利用其无人能与匹敌的权威，镇压了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反对。
我认为，“二月抗争”只是1967年二月文革中的一个方面，按照我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真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是“二月镇反”。造反派在毛泽东江青的支持下，在全国蓬蓬勃勃、发展壮大，要把保守派打下去，导致对方发起一次反攻。在二月的四川，包括成都，天上飞的是直升飞机，地上全是军车摩托车，不是撒传单，就是抓人，四川至少抓了几十万人，成都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装不下了，以致昭觉寺这样的大寺庙全用来当监狱了。那时全国几乎每一个省都如此，全国至少抓了上百万人。这件事的规模比中南海发生的事件大得多，是更重要的历史。
我个人相信，毛泽东在文革中实际上也想搞军队，所以他煽动造反派起来围攻军队。当时成都的激进造反派，几万人将军区团团围困起来，军队在里面架好了机枪，准备造反派如果冲进去，就开枪。所以有“二月镇反”，军队会出动抓人，这是重要的背景。

问：您是什么时候看透文革，清醒过来的？
答：我因为思想非常正统，比一般人慢得多。我周围的人大概在文革之后一年就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头，开始议论纷纷，多有抱怨和不满。
我们这一代积极投入文革的人认清文革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步是对政治斗争反感，不再理想化和有纯洁的热情。
为了政治利益，政客在宫廷搞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十分正常，古今中外都如此。但毛泽东发动文革，把政治斗争中一切卑鄙无耻的行径公开展示出来，教给几亿人民，叫大家都这么干，该多么可怕！毛泽东相信，应该将这些最坏的东西教给人民，他神经一定有毛病，是一个丧心病狂、非常可笑的人。我觉得他特别不懂人性。
当时的学生都非常天真、热情、纯洁，对文革满怀着美好的理想，结果文革的政治斗争如此肮脏，如此没有原则，他们精神上根本接受不了。例如，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利用完后要一脚踢开，虽然你无限忠于他，他找不到毛病，也必须将错误“轮”给你。这句话多么政客，多么无耻，多么令人寒心呵！它对学生高昂的政治热情是巨大的打击，信念于是破灭。这大约发生在1968年夏天。
但我马克思主义学得太好了，比一般同学好得多，中毒特别深，仍然非常正统。辩证唯物主义有一种思想特别毒害人，明明你看到的都是不对的，它却告诉你，你看到的是现象，本质是好的，你看到的是局部，全局是好的。这种精神骗术至今仍很多，我作为搞哲学的，特别希望揭露这一点。

问：您是否用那套玩意与同学辩论过？
答：是的。我不仅用这一套说服自己，还用来说服和批评已经觉醒了的同学。
第二步是下乡。“革命小将”明显感到，被利用后，不需要你了，就象扫垃圾一样把你赶到乡下，这是从政治斗争失望中得到的觉醒。还有一种从现实观察和经验中得到的觉醒，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中国人民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主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我们的责任就是解放他们，文革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革命的基地。但乡下的实际情况令人震惊。在川南农村，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社会主义怎么能如此优越呢？！令人无法想象的落后、贫穷与愚昧，立刻粉碎了这一代人从书本上接受的东西。再教育使十几年来与现实隔绝的政治灌输化为乌有，冲垮了我们的思想藩篱，与其目的适得其反。
乡下的“忆苦思甜”教育很有讽刺意义。尽管要忆苦的老农民事前被党支书再三提醒：“要忆1949年前蒋介石的苦，不要忆1962年刘少奇的苦”，但他们主要控诉的依然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而非“万恶的、人吃人的旧社会”。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所在的生产队饿死了三分之一人口。这是走向觉醒的第二步。

问：您是在“9.13”事件后清醒的？
答：对我们这一代人正统信仰的最后一次冲击是“9.13”事件。“9.13”太荒谬了，党章宪法写的接班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树起来的副统帅，无限忠于毛泽东的一个人，却搞阴谋诡计要杀掉毛泽东，要叛国投敌，最后摔死在蒙古。也许四川人更具反叛性，我接触到的人不仅吃惊，而且幸灾乐祸，想看毛泽东无法给全国人民交代的笑话。
文革期间，用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算犯罪，但在农村很多知青听，听到美国阿波罗飞船登月也是巨大的冲击。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的仍然是三千年前秦朝李冰父子时期的劳动工具，而美国人已到了月球，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大家意识到受了骗，思想开始转变。
文革砸烂了过去严密的政治控制系统，无产阶级专政松弛了，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可能看到的内部书籍，造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建立在一系列近代史政治神话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是失效的，惟一正确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找到了富强的道路；共产党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坏蛋，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惟一正确的是毛泽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又叛变，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但下到农村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一切，学习了解到的事实否定了“中国的制度最优越，中国人民生活最幸福”的神话。尽管我比其他人更正统，但我思考问题比他们都多，经过一番紧张的探索，对这些神话一步步进行清理，“9.13”之前，我便完全清醒了。我的改变不仅仅是对文革本身，而是思想上的全面颠覆。

问：您是独自探索，还是与朋友一起？
答：与朋友共同探索。我们那一代人面对的事实太荒谬了，思想上十分困惑，探索非常活跃、普遍。当时中国不知有几万还是十几万青年学习小组，都在努力研究中国社会发生的现实问题。这些小组一旦被发觉，头头一般都是死刑，其他的人也要判十年、八年。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因而非常谨慎，既没有名称，也没有纲领，很松散。虽然如此，已经有人传话，说我喜欢串联，找各种各样的书与人一起学习，已经有这种嫌疑。

问：文革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为什么它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反修防修，还是纯粹为了权力？
答：我坚决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我认为，文革发生在中国并非具有必然性。有些人将文革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纯粹是瞎扯。当代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夫子负责呢？太荒唐了。
共产党从它成立那天起，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就从未止息，党内清洗一直在进行。从斯大林到波尔布特，都是采取党内斗争模式，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同伙，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模式，而要发动群众运动呢？
我认为这与毛泽东的性格与需要有关系。毛泽东个人偏爱和擅长群众运动，从延安整风就可以看出来；党内清洗无法置刘少奇于死地。毛泽东要达到目的，必须将刘的体系整个铲除才行，打倒的人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
党内处理无法从肉体上消灭刘少奇。他可以通过认错、辞职等一系列以退为进的做法，保护自己和部属，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显然不想给他这种机会。另外，刘主持工作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威信日隆，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十多年才召开九大，就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属于克里斯玛式即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只有废止全部法度，直接与民众接触，“运动群众”，才能操纵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权力斗争。如果任由刘少奇发展，毛在历史上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或者建国理想方面的差别。刘少奇是一个比毛泽东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兴趣比毛泽东大得多，希望发展生产，想履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承诺。毛泽东是乱来的人，结果失败了。如果大家都像林彪一样，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那也不错，但总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自己又收不了场，只得让刘少奇出面收拾。刘按照自己的办法收拾残局，效果很好，证明不听毛主席的话，中国的事情会好得多，与林彪说的正好相反。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发动文革。
另外，毛泽东的神经与心理极端病态。他对人极度提防与怀疑，心理极其阴暗，时刻幻想有人要迫害他、要谋反，于是先下手为强，成为天字第一号迫害狂。这也是文革产生的重要原因。

问：您是哲学学者，怎么会去研究文革史？
答：早在1968年，我就对文革有所反省，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文革，虽然当时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但收集了大量资料，整理了一些思想线索。1992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研究哲学。一次，在图书馆翻资料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学术自尊心。我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研读了西方文革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服气，文革学的确在西方，中国人一点份都没有。
这当然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早期又曾经对文革做过研究，因此下决心做研究。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算文革的正规研究者，我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只不过由于文革研究在中国是禁区，没有竞争，物以稀为贵，所以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我常常出国，接触材料比国内人多，知道别人已经做到了哪一步，避免了重复，很容易找到学术突破点，虽然花的时间不多，但效率很高。这实际上是很可悲的现象，照道理像我这样业余研究文革是说不过去的。
问：文革会重演吗？您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条件是否已不存在？
答：严格意义上的重演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普通民众向往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情绪很强烈。
文革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群众认为中国社会非常不公正。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一点，打着公正与追求群众利益的旗号将民众发动起来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即呼唤文革的动力。很多民众与知识分子向往文革，是因为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做法没有多少效果。他们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却无能为力，就想文革多好呵，想斗谁就斗谁，因而希望以文革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冲击特权阶层。社会中有人希望国家动乱，盼望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的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

问：如果此时有人站出来呼吁，要大家一起为社会公正做些什么，是不是有可能重蹈覆辙？
答：这是具有现实性的危险，完全应该正视。因此必须考虑两点：最根本的，必须改变权贵式改革模式，恢复社会公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大规模动乱的因素；同时应该开放对文革的研究，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文革之黑暗残酷。因此，哪怕你今天经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也应该坚持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促使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减少不公正状况，避免重蹈覆辙。就我个人而言，无论现状多么不公正，人们多么愤懑，都坚决反对用文革方式冲击特权，也坚决反对大民主。文革中的大民主是假的。现在这些人之所以向往文革，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从这一点来看，将文革研究作为禁区，既无道理，又很愚蠢。

问：三月份，摄影家李晓斌先生的文革摄影展被迫关张，我本来已与李先生约好，进行相关采访，但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李先生退却了。当局为什么要想方设法迫使人们遗忘文革？
答：对于谈论文革，中宣部要“严防死守”，我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除非他们视自己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认为研究文革是揭他们的疮疤，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应该这么做。实际上今天在台上的人是不应该为文革负责的。即使作为组织，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上与以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对文革没有直接责任。如果他们学习马英九，代表前人向人民谢罪，那是千该万该，而且是惟一正确的做法，最终一定要这样做的。但他们不仅不这样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实在令人费解。

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通过研究文革进行反思？这对他们大有好处呐！
答：就我来看确实如此。我的研究成果告诉大家，文革的大民主是虚假的，希望通过群众运动冲击特权是最糟的。我相信假如我的文章能够在国内公开发表，实际上对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对进行现代化建设，都会起十分正面的作用。他们不这么做，实在是愚不可及。
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时，虽然也有控制，但比现在松一些，我在国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效果很好，而且丝毫没有危及当政者的利益。当然，之后一些杂志还是被关掉了，看来中宣部还是一个很自觉、很有效率的机构。但今年就是想做同样的事，却根本没有可能。现在的领导者讲政治，可能要比十年前的领导人厉害十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问：他们到底怕什么？
答：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只能重复不可理喻、愚不可及。又没有控诉你的罪恶，你干嘛将自己放到历史罪人、罪魁祸首的位置上？而且我们如实总结文革的教训，如实反映文革的情况，只会对现在有利。人民虽然对现状不满意，但对比那个黑暗的年代，必然会觉得万分幸福，进而珍惜现在的局面，有什么不好呢？！

问：他们大概是怕民众将矛头对准共产党？
答：关键在于如何看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宣称现在做的事情与几十年前一模一样，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他们学习国民党对待“2.28事件”的态度，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原谅和支持的。毕竟现在的组织与个人并没有整人，刘少奇也不是他们害死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文革采取谴责态度，大家会更拥护你呀！所以我想不通，他们有他们的政治逻辑。

问：如果文革再临的话，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我肯定会站出来大声疾呼，这条路只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问：那时候可是暴民政治，您忤逆他们的意志，可能会尸骨无存呢？！
答：那我没有办法。文革时，我已是一个超过十八岁的成年人，却那么狂热盲目地卷入其间，经历了最黑暗的时代，做的事情那么渺小，那么可笑，一辈子都羞愧难当。如果再发生文革，不论发生什么后果，我除了去告诉大家，这将把中国引向绝路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我一定会现身说法，不计后果。

问：您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怎么看？
答：“人民文革”是相对于“官方文革”而存在的，即有人主张有两个文革。总的来讲，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也就是不同意“人民文革”说。我的理由是，如果说有另一个文革，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毛泽东打倒政敌的主流运动之外，确实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问：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答：不客气。

2006年5月1日星期一于北京香山

　　　　胡杰：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
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
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
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
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
　
　　
　　　　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
魂……

　　　
　　寻 找 林 昭
　　
　　1999年上海
　　倪竞雄　林昭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同学
　　倪竞雄：我们去访问监狱的医生他说：她是从病床上拖出去的，他看着她从病床
上拉出去执行枪决的。
　　问：她是从哪一个病床上被拖走的？
　　倪：监狱的卫生室。也不叫医院吧，就是病号住的地方，她好象还住肺病、肺结
核的病房。
　　问：住着院就拖走。
　　倪：就在病床上拖出去枪毙的，他说好象是上午，至于拖到什么地方去枪毙，他
说不清楚。
　　问：那是什么监狱的病床？
　　倪：提篮桥、提篮桥监狱，这个医生是提篮桥监狱医生。他因为我们作为私人亲
友访问，也没带什么介绍信，所以他也有很多顾虑。
　　（公共汽车报站音：提蓝桥到了，请从后门下车，开门请当心。）
　　
　　上海提蓝桥监狱
　　（档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者：林昭　　案由：反革命
　　 1965年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
　　
　　解说：在我见到的这份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
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
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
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
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
的污蔑。“
　　
　　解说：林昭在她称为的红色牢狱中度过了八年。在她的文稿中这样写着“我经历
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1999年北京
　　许觉民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林昭的堂舅
　　许觉民：档案不能发，这是死规定，这是高等法院有批示的，不能发还本人，因
为这里头主要一方面是日记，一方面是控诉，一方面还有不少诗。有不少骂毛（的文
章）骂的很厉害，他们叫“恶攻”，恶毒攻击十分厉害，所以不能发。
　　
　　解说：林昭在狱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她针对毛泽东的诗，在狱中的《血诗题衣
中》写到：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　七律　《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解说：林昭1932年12月生于苏州，中学就读于苏州景海教会学校，并积极热忱的
参加共产党的组织。
　　解说：林昭的档案中是这样记录的：被告林昭33岁，苏州市人出身伪官吏，本人
学生原北京大学学生，1958年沦为右派份子留校查看，1959年借口养病返沪不归，捕
前住本市名南路159弄11号。判20年。
　　解说：在另一张林昭家庭及历史情况中说：母系苏州市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
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
，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在这里补充一点林昭父亲的资料：林昭的父
亲彭国彦早年在英国留学，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
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9月 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
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
　　
　　苏州：街巷墙上写着“拆”字
　　解说：林昭童年时的家已被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拆掉了。
　　问：你们在教会学校的课程是怎样安排的？
　　陆震华　林昭的中学同班同学
　　陆震华：课程全部跟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发的教学大纲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对
英语课程稍微多一点，还有一个东西学生每个礼拜天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这是硬性
规定。就是你不信教的人也得要跟着学校里安排上礼拜堂。
　　问：那当时你啊，林昭都要去。
　　陆：也都要去。这个免不了的，没办法的。
　　问：你觉得这样一个礼拜的形式最后对林昭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陆：这个我没有想过，但是我想我是受过影响 的，因为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基督
徒。
　　
　　解说：在这个一时期，作为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林昭以她少年时就显露出的
文学天赋撰文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热情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话剧义演，成为苏州城防
司令部黑名单上的人。1949年6月，她不听母亲让她去美国留学的劝告，与家庭决裂
，考入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1949年
　　（老纪录片资料：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说：1950年8月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林昭参加了土改
工作队，深入到苏南农村。
　　（倪竟雄和林昭的合影）
　　问：土改工作就是让你们去把地主的地分给老百姓，整个过程叫土改是吗？
　　倪：最要紧的是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各级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在有3亿1千万人
口的新解放区，土改运动轰轰烈烈。
　　（歌声：人民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嘿咳……）
　　（土地房产所有证）
　　解说：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写到：”土改，谁都知道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
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
　　倪：枪毙一个地主可以发动一大片一大片的群众，原来不敢说出来的一些话都说
出来了。控诉，彻底的灭了地主的威风，然后是四大财产，土地、耕牛、余粮、房舍
。四大财产分给农民。
　　
　　（林昭的信）“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
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
动。”
　　问：当时她对毛泽东是非常的......
　　倪竞雄：啊！非常虔诚，虔诚到极点，称毛为父亲。
　　（李锐　1958年毛的秘书，兼水力部副部长）
　　李锐：“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怎么来的，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那时候刚开始
搞口号，五一节、十一节都要公布口号，有这个传统，五一节口号里面“毛主席万岁
“最后一句话是他自己加的，朱老总的秘书揭发的。
　　
　　照片（李锐、周恩来总理）
　　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发展了列宁、史达林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使得知识份子和家庭出身不好
的人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解说：林昭在给朋友倪竞雄的信中写道：“对家庭看法问题，我只单纯的看父母
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的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份子，经过
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使我
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阶级意识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
　　倪：她写给我的信有时候不写林昭就画一个小猫。
　　陆震华：到土改队以后，她本来想争取入党，结果相反把她批判了，因为她反对
土改队队长领导的歪风邪气，她反对。她就看不惯你们苏北的干部到了苏南来就把过
去的老婆丢掉了，作陈世美。这个问题她提出来以后就遭到打击报复，土改团的组织
部长点名批判林昭。
　　倪：“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比过去坚强了，最具体的表现便是不再爱哭了，告诉
你，我1951年以来只哭了三次。“
　　
　　（李茂章　原土改工作队政治工作指导员）
　　李茂章：她这个人讲话不饶人，不饶人。但不讲违心话，也不做违心事，她讲话
的话力很锋利，但她讲理。
　　解说：这是林昭参加土改时所工作过的太仓八里乡。
　　农民：你们原先的房子在那里？
　　李茂章：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大房。
　　解说：原来土改工作队住在这的教堂里，现在教堂被夷为平地。
　　李茂章：这房子什么时候拆的？
　　农民：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的时候拆的。
　　李茂章：当时那里面教徒满满的，我们就打枪，乒乒乓乓打枪，那个牧师就出来
说话了，他说：你们违反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上：人民群众有信教自由，你们破坏
我们信教自由。
　　倪：后来林昭是怎么说的啊？
　　李茂章：林昭听牧师说我们违反共同纲领，林昭就站出来说：是的，共同纲领上
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间宗教活动一般要停止，这样一来牧师就
走了。
　　倪：那，这个就是她......
　　解说：1952年参加完土改工作的林昭以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在这里
她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大量报导，1954年林昭以江苏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系，并在红楼杂志社任诗歌编辑。
　　
　　林昭绘画作品（1955）Lin Zhao’s paintings
　　（《红楼》北大校刊）
　　（北京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张玲　林昭的同学　作家）
　　张玲：她的样子，笑着，这两根小辫子，南方式的小辫子，当时南方人的辫子都
是这么挂出来的，到这，当时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这里是工裤，我们叫工人
裤，这有兜兜的那种，而且裁剪的非常好，那种上海的裁工，那种做工。
　　问：张老师当时是你们四个人在这里拍的照片吗
　　张玲：是。
　　林昭和张玲等同学（照片）
　　张玲：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的她走起路来轻柔的那样，就象形容林黛玉的那
几首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沈泽宜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系教授、诗人，原北大《广场》副主编。）
　　沈泽宜：天上飘着些微风，地下飘着些微雨……啊...... 微风吹拂我的头发啊
，叫我如何不想她。
　　解说：这是50年代沈泽宜在未名湖畔追求林昭时唱过的一首歌。
　　
　　解说：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形势骤变，在苏联赫鲁雪夫作了批判史达林的
秘密报告，在波兰、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领导的民主运动，而秘密报告也在中国的
知识界悄悄流传，这使得毛泽东对知识份子开始警觉。
　　
　　（陈奉效　原北大数学系学生　退休教师，原北大《广场》编辑部负责人）
　　陈奉效：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就揭露了史达林的残暴，北大当时有外文报纸叫
Worker’s Daily 就是英国工人日报，就刊登了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当时我
外语不错看了，我和北大数学系的助教任大修，任大修后来死在劳改队了、还要唐茂
琪，当时我们三个看了，还翻译了这个报告。
　　解说：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国内设定了引蛇出洞的方案。
　　（原新闻片图象和配音：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广
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回应，向个别党员和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日报——褚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大字报必
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
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
、助教以以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32页）
　　
　　李锐：他只对他自己主观与客观负责，他认识的主观他认识的客观，我个人只对
这个负责，别的我都不管。毛是这样一个人。
　　
　　解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是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
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
成的。而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7页）
　　解说：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在五
月十九日贴出了用诗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沈泽宜：
　　是时候 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张元勋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广场》编辑部主编　林昭北京大
学的同学）
　　张元勋：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在俺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都一致
共产党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说出这样的声音来了，太引人注意了，于是围着看
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天清晨，我们再到这地方看时，在《是时候了》大字报
周围贴了许多大字报，我们一看有两类，一类是很好，赞美，真是时候了，一类 是
：是什么时候，是你们反革命的时候了吗？于是这两类就开始争论。争论的大潮就展
开了。
　　（王谨希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王谨希：张元勋、沈泽宜贴出全校的大字报《是时候了》，林昭和他们是一起的
。我们当时是没有参加他们，而且从思想上坦白的讲也是不赞成的，对党提意见、整
风可以，不要这样情绪化。
　　张元勋：下午北大校园的大字报一下满了。数不清多少，所有的墙壁全是红纸，
这北大的学生真厉害。于是又引发了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的其他大字报。
　　
　　陈奉效：哲学系的龙英华帖了一张大字报《我们的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开辟自由
论坛，当时我看了以后，马上我就回到数学系，邀请了张景中、杨路、还有钱汝平我
们四个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自由论坛宣言》我们提出了几点主张，取消了党委
负责制，要求民主办校，当时的话一下就炸了。
　　
　　解说：在这一时期，林昭发表了“组织性与良心”的演讲，并写了诗的大字报进
行论战。
　　王谨希：所以她（林昭）是一个校里面有了名的人物，我们班还有个王国乡也是
这个情况，他是写了一篇《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那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那个
同学 很有思想。
　　（王国乡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经济学家 ）
　　王国乡：我写了一篇文章《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我认为解放以后主要的问
题就在个人崇拜上，由于个人崇拜，言论、思想、都不能有自由。
　　张元勋：象谭天荣写的《第一只毒草》《第二只毒草》《第三只毒草》《第四只
毒草》《第五只毒草》《第六只毒草》，其实就是以毒草命名的大字报。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但也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进行进攻，6月 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一场大规模的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标语：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解说：在北大反右的后期，林昭已经知道了反右的内幕，然而在批判张元勋的大
会上，她却跳上桌子。
　　张元勋 ：围着我的都是中文系的党员，轮番讨伐我，声嘶力竭，语无论次。
　　陈奉孝：林昭原来和张元勋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虽然是《红楼》的，一开始她
还批评过张元勋好象不应该什么，但是到后来在批判右派时候，变成人身攻击.....
.
　　张元勋：后来林昭就跳到桌子上讲话了，大家一听是个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因
为是夜间，在这个夜色朦胧中看不清林昭的脸。声音，林昭讲话的声音非常好听，林
昭讲话是女中音，不是尖锐的，非常好听，再加上苏州话的普通话非常好听，用南
方话讲就是很嗲。原来讨伐我的恶浪立即静止了，林昭上去讲话，她说今天晚上开
的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是不需要斗争，
斗争谁？斗争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 的
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的党员，触犯他们的喉管子了，你看她胆大包天。
　　张元勋：她话音还没讲完，后面就有一个外系的学生不知谁说：“你是谁，叫什
么名字。”就这种无聊的东西。结果林昭站起来反问：“你是谁？”黑夜里看不 清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告
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 昭还
没杀人，我告诉你，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你看看张口就是非常精
彩的话，她把她的名字破掉了，刀口上之日。她说：“今天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
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标语：首都人民读了毛主席的报告，反右派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
　　
　　张玲：我当时只刚20出头，刚过完20岁的生日不久，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什么，
你一个七八年的共青团员，你为什么七八天之内就倒向右派份子这方面。我当时非常
非常惭愧，当时开除我团籍的时候，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眼泪，而且我哀求，希望党
你们不要拋弃我。
　　
　　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人民日报）
　　沈泽宜：当时我是相当苦闷的，斗争非常激烈。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绝于人民
　　张玲：在路上不敢打招呼，我跟右派同学要划清界线，我交过林昭的一张字条，
就是交给组织上了，为什么呢？
　　问：那个字条上写的什么？
　　张玲：上头写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觉得这个条子本身这种情绪是不好
的，而当时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日记，我从十二岁开始记日记，就是那么一大摞，都交
给组织了。
　　
　　标语：粉碎广场小集团
　　沈泽宜：而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检察组说要反右派了，那么也不必再坚持下去了
，革命还有个涨潮落潮呢？不能光只是一个头去撞。
　　 （《我向人民请罪》 ——沈泽宜）
　　王谨希：我们那时也是无能为力对她（林昭），其他的右派都是后来补上去的。
对林昭划右派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好象班里没有开过她的批斗会似的。她已经就是这
个状况了。
　　解说：5?19运动之后，仅有八千多人的北大，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
　　
　　（陈爱文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旅居法国　原北大《广场》编委之一）
　　陈爱文：在当时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陈奉孝有没有检讨我不知道，但谭天荣检
讨了我知道，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就是林昭坚决不检讨，还敢在会上顶的就是林昭
一个人。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
、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
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就是赤裸裸的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表示反对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反正只要检讨，只要自己快点过关那么就算了。
　　解说：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占全国知
识份子的十分之一还多。
　　解说：1957年五，六期《红楼》合订本这样写道：从反右斗争开始，编辑部陆续
作了组织清理工作，开除了全校著名的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林昭，王金屏。
　　解说：在狱中，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到：青少年时代思想左
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
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剎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
步。
　　
　　（陆佛为　原中文系党支部书记　林昭新专与北大两界的同学　新华社资深记者
）
　　陆佛为：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 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
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
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
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
　　沈泽宜：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
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
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的对视了一下，这就是
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问：和以前认识的林昭有什么变化？
　　沈泽宜：我觉得比以前的林昭更加圣洁了，更加圣洁，脸色苍白，严肃。一种圣
洁的光辉。那是因为经受了这次所谓阳谋，所谓引蛇出洞那内心的创伤。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 ：她抱着理想来参加这个组织，她为了组织可以牺牲自己。这是她的组
织观。但她又有良心，她的良心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反对奴役，她只要看到奴役现
象她就要反对，包括对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这就构成了良心和组织性的矛盾。到
5? 19后她有个根本的变化，对这个政权的基本立场变了。她以前承认它拥护它，在
这个前提下我提出我的批评，后来她发现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问题，面对的是整
个制度的问题，那么她思想就有了质的飞跃。她就是反抗极权，这一步她是反右迈出
来的关键的一步。那么这一步就不是很多人迈的过来的。所以她后来就不一样 了。

　　
　　（林昭狱中手稿—原件是血书后经林昭用钢笔誊抄）
　　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
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
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 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
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
被摧残殆尽了。
　　
　　（谭天荣　青岛大学物理系教授　北大百花学社创始人之一 ）
　　谭天荣：北大1958年的时候，用肥皂沫的脸盆打蚊子，消灭四害的时候。她打了
一天的蚊子对我说：“我一整天心里都感到好笑，笑这疯了的党。“那个时候我只感
到痛苦，从来没有象她这么去想这个党疯了。
　　解说：这个22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烂熟于胸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被打
成右派后，在北大右派劳动的苗圃和林昭相识相爱。
　　谭天荣：对，我跟她相处，我们思维的类型不大一样。
　　谭天荣：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反过来是中国的进程决定了
毛泽东的思想情况。而且我自己嘲笑自己，我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我是说，这是
马克思原来的观点，现在的观点在我看来都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决
定政治，决定上层建筑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
　　
　　解说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
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2页）
　　
　　解说：这是一张林昭在北京大学和物理系同学李雪琴的合影照片，照片的背后有
一首诗，因怕惹祸，这首诗在那个年代，被照片保存者涂沫掉了。我只能依稀看出1957
年10月23日致雪琴　林昭。
　　
　　（李雪琴　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 ）
　　李雪琴：她啊，特别地热情，特别地关心人。那个时候我是湖南来的，穿的也比
较丑，人也比较乡气，她把好看的衣服送给我，那个时候她知道我爱上了王国乡，他
到茶淀（右派劳改农场），早断了联系了，她给我把地址找到了，通上信了，她这
个人非常机灵并且善解人意，但感情太丰富了，她要爱的就太爱，要恨的就太恨 了
，特别的极端，特别的走极端。我当时就预感到活不长，充满了火药味，不枪毙就病
死。她不要命啊，夜里气的睡不着觉，起来写诗哭啊，她们班人都知道她，夜 里跑
未名湖去哭啊，她早对共产党就有情绪，那诗都是喷出来的血，我们写不出来，没有
感情都写不出来。
　　问：主要你们都是搞理科的。
　　李雪琴：不，我跟共产党有不同的关系，有点不同，有点不一样，我是农村生长
的，我就死咬定毛泽东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她就没有这个思想，她一直是上海的贵族
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礼尚往来，你看她有纪念册，还有诗人给她
提词，完全是俄罗斯贵妇人，我们见都没见过，她什么书都看过，她真是代表了中
国先进的资产阶级，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她不接受，她不接受，她恨到那个地步。而中
国当时，中国当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尝试是成不了功的，她了作为代表资 产
阶级绝对民主、自由来反抗遭到灭顶之灾。很明显就看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多残酷啊，经过几十年失败不搞了，所以说她要唱国际歌，讲马 克思
主义什么的，不是的，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但先进资产阶级成功不了阿
，掌握不了权阿，你看秋瑾不就也是死了吗，孙中山他们，为了中国的自 由、民主
，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死了多少人，她就是一个。我们那时比较无知，徘徊在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太清楚，所以就活下来了。是这么回事，知道 吧，不象她
那么纯粹。
　　
　　八哥鸟叫：小姐好，小姐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 甘粹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料室主任）
　　林昭音乐作品《呼唤》（1958年作于北京）：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
，飞出去寻找你……
　　
　　林昭歌曲稿（甘粹提供）
　　解说：在反右运动的后期，林昭写下了这首歌曲，这也许是中国现代史那场最重
要的反右运动中留下的唯一一首不同声音的歌曲。
　　
　　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解说：打成右派的林昭没有被送往农村而是被系主任罗列先生照顾安排在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室劳动改造，在这个资料室中还有另外一个为凑名额而打成的右派叫甘粹
。
　　
　　甘粹：平常也是一块进一块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样进进出出，人的眼睛就有
反映了，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所谓恋爱啊不是我们俩
自己...... 用现在的话说：建立恋爱关系，而是组织上给我们按下来的，按下来本
来还没有这个关系的这一说反正弄假成真了，越不准我们谈恋爱，她的性格，我的性
格俺们越 谈给你看，俺们有意识的手拉着手，那个时候挎着，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
一样，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走着给他们看。
　　（林昭和甘粹的合影照片）
　　解说：在这里林昭完成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士受难日两首长诗的创作，并且每
个星期天都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给没有一点基督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的故事
。
　　
　　原新闻片资料：
　　1958年
　　1　大跃进
　　2　大炼钢铁
　　3　大锅饭
　　4　人民日报（1）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
（2）新疆小麦空前大丰收、宁夏地区估计可比去年增产八成
　　5　人民公社万岁
　　
　　甘粹：那时候结婚要通过组织批准，批准了你，你拿着介绍信才能去婚姻登记。
结果我去办的时候，得到一句什么话呢？党总支书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
! 因为我们谈恋爱他管了，我们没理他，反对的更强烈，所以这样肯定咱们不可能结
婚，没办法他不批嘛。
　　解说：结婚被校方拒绝后不久，甘粹被发配到了新疆农二师劳改营，在那里他度
过了地狱般的22年。
　　
　　上海
　　解说：林昭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母亲身边医病，在这一期间她结识了因读了“海鸥
之歌”而从天水农村慕名而来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
雁。在这份林昭罪行材料上说：“张回兰州前，林赠予一本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
自己写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日。’后张、顾参考此书公然提出‘要在中 国
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的反动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
火》刊物上 。“
　　
　　（顾雁　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　《星火》刊物主要
负责人）
　　问：当时你们刻那些小册子的时候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
　　顾雁：那当然，这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他（某教师）是正规
的投稿到《红旗》杂志社，这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尚且要判你十年徒刑，我们这个当
然...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十周年生日，首都天安门
广场举行阅兵式和七十万人的游行大会，庆祝国庆十周年。1960年6 月1日至11日又
召开了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代表大会。一大批事迹突出影响较大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
　　人民日报：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3　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
　　
　　（刘发清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 广州青年干部学院教授）
　　刘发清：60年春天，我们那里的农村到处都传来死人的消息，我当时所谓在一中
劳动也是所谓干部，开始一个人二十六斤指标，后来减成二十四斤，后来二十二斤，
再后来减到二十斤，一个月二十斤粮食的指标，当时确实是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
如果有点有的话就有点盐巴。什么都没有。
　　
　　刘发清：一天吃两顿，一顿就是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面馒头，唉呀，饿的我肚子实
在是不行了，后来唉，腿怎么肿起来了，我知道这也是饥饿性的浮肿，无药可医。
　　
　　刘发清1956年在北大（照片）
　　刘发清1960年在甘肃礼县（照片）
　　
　　刘发清：我所在的中学是在一个很小的县，一个县才四千人，附近就是农村所包
围，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刘发清：死了就可怜啦，我们家是农民啊，我八岁就死了我的父亲，我一个寡母
就剩我一个独子。我死了我的老母亲怎么办啊。我真的是，别的都没有什么，最怀念
是我的老母亲。
　　
　　刘发清：正在我的日子难过的时候，林昭从上海给我寄一封信来，那是60 年的
春天，寄了封信来我拆开，写了两张纸，后面有一个小包，另外有个小纸包包掉到地
下，唉，我看见这个纸包包拣起来一看，一拆开--一张粮票，二张粮票， 三张粮票
，四张粮票七张粮票，每张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啊！我见到粮票，当时我
眼泪就流下来了，太感动我了。后来我才看信，信说，大意是这样：我 知道你很困
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
给你。所以当时我接到林昭（信）我确实哭了。后来我给她回信了， 当然很感谢她
。信后也每次都写上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来她又给
我回信了，大意是这样，她用文言文写的：我于足下同舟人也，舟 要靠岸吾亦可登
。这个两句我记得特别清。
　　
　　解说；在这本《中国左祸》的书中记载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
生的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
　　刘发清：好，这三十五斤粮票作用可大了，每天就加半斤，多一两都不能加，每
天拿半斤粮就在学校买半斤做好的玉米面馒头。三十五斤加过去，已经加了七十天，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夏天，多少有点菜了，有点罗卜，有点什么东西了，我们生活可
以说有一点点改善。我的灾难就渡过去了。

　　
　　刘发清：再通一两封信以后，我再寄，她再也没有回信，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也不断给她写信，她也再也没有回信，当然我心里也知道，可能她出事了，但出什
么事我没有把握。
　　
　　解说：1960年10月，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与当地群众30多人遭到捕
杀。同时顾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关押20年。林昭在苏州被捕。林昭的父亲知道
女儿被捕后自杀，张春元逃脱，几年后被捕，并枪决。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张春元一张
照片。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张春元是什么样子？
　　
　　（谭蝉雪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春元的未婚妻，因参与《星火》判刑十四年）

　　谭：他很敏锐看一些问题。看问题很有些独到的见解。他的个子个子稍微比我高
一点点，个子不高。人吗，他的特点眼睛特别炯炯有神，好象是眉心当中有一颗痣。

　　
　　（60年代天水地区典型的会场主席台）
　　问：在审判会上，张春元当时有没有喊口号？
　　目击者王女士：没有，绝对没有，绑的是一个佝偻象，根本没劲，也没精力挣扎
，他就是那样，连他的面目都看不清，站不起来嘛，老师说那个女的还能站，那个女
的还能站直，那个男了被弄的还不如一个牲口，叫人弄的。
　　（白振杰　原天水看守所所长）
　　白振杰：他串连的犯人准备逃跑，以逃跑犯的罪名把他枪毙了。
　　问：是在（天水）三监狱的时候吗？
　　白振杰：是三监狱。
　　解说：籍河是贯穿古城天水市的一条河流，它的下游便是渭河，1964年春张春元
就是在这里被枪决。
　　王女士：带上河堤走了有五十米左右就处决了。就滚下河堤的河滩上头。是这样
子的。再就没人管。
　　解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给我们提供了招致这些人被捕、被监禁、被枪决的
那份《星火》刊物的目录。
　　
　　谭蝉雪：现实教育了我们，也现实把我们推到了这一步，我觉得是就这么个情况
。这个东西也不是凭空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对吧。如果说开始反右是很简单的，老
百姓有这么一个反映，大家聊一聊，结果一下我们就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到还问题
不大，到了农村以后，我们实际接触、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农村的情况，说实在的
我们说现实把我们真正推到了右派。我们觉得我们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农村里面干部
的那种浮夸，唉！真是！不是有经常参观亩产多少多少，放什么卫星对吧。拍的 照
片也是真的很，看起庄稼茂盛的很，我们就看到庄稼怎么来的，连夜把老百姓动员起
来，把那些包谷全部移植到一块地里面，啊哟！第二天来到以后真是茂盛的 很，参
观完了以后就乌乎哀哉。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星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刊物？多厚？
　　谭：就是，就是八开吧。八开这么大。
　　胡：就是这么一张纸？
　　谭：不是一张，就这么大的八开印的，第一页嘛是有个刊头，然后下面呢，都是
一张一张的，就象报纸。没有装订。
　　问：当你们都预料到有这样一个结果
　　顾雁：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
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总有第一个人鲁迅讲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
　　
　　林昭在狱中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
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
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
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
不急躁吗？
　　
　　解说：1962年3月，因林昭在狱中病情严重，林昭的母亲属统战对象，又因为《
星火》的主要负责人张春元还没抓到，公安局采取了一种诱捕张春元的手段，同意林
昭保外就医。
　　许觉民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林昭的堂舅）
　　许觉民：要她保外就医，她不出来。（她妈妈）拉她出来，她就拉住监狱里面的
椅子不肯走。她说：多此一举。她看透了：你以为把我保出来吗？还要把我抓进去
的，何必多此一举。（她不肯走）：我要坐穿牢底斗争到底，她不走。就是这样一种
血性的勇气。后来，她妈妈许宪民就派了一个力气大的人把她硬抱出来拉回家 的。

　　
　　解说：保释出狱的林昭回到了老家苏州，在这里她 结识了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
来的右派黄政。
　　（黄政　原志愿军排长　现退休干部。）
　　黄政：那时我跟林昭讲：苏州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邻里的老妈妈，老头浮肿
啊，吃豆腐渣，酱油汤，这个地方从来是养人的生人的天堂的地方。
　　问：他们都是饿的？
　　黄政：他们都是饿的！没有东西吃啊。1961年冬天，在农场我们每天要起来抬死
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那些四、五十岁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知识份子
是抗不过来的，倒下就倒下了。
　　解说：黄政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5年因家庭成份不好而离开军队，1957
年打成右派在江苏滨海农场劳改，1960年在农场专门负责埋葬病、饿而死的劳改人员
。
　　黄 政：昨天晚上死的，啊，今天 有五个，五个我们就要去十人，十个右派。把
他们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来根草绳两边扎一扎，外边再用麻绳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
套在脚上，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毛 竹，这么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几里路到西支
河边，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们埋掉。埋掉了有一个土包包。好，你埋掉了
，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个， 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
、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等你走掉以后，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来，翻出来他要
什么呢？要衣服，要被子， 苏北的老百姓穷的连被子也没有。那时我们也知道，不
是天灾，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误。
　　
　　原资料片图象与解说：1962 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
泽东在会上讲话，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仍然是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
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根源。
　　（会议公报）
　　
　　陈爱文：秋天，林昭来找我，我知道她保外就医。开头我问她：你干嘛去搞这些
东西，我知道她搞个地下刊物被抓起来。我责怪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原话我
记得住。她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生活必须要改变。我呢说：
不对！我那时候很相信毛主席的噢，也相信共产党。我说：共产党肯定要在全世界
胜利。我说的还不是抽象的说共产主义的，就具体的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要在全
世界胜利的，人类要生活在共产主义这个时代里面的。当然这几年是犯了错误 的，
三年。我跟她这样讲。这样讲吗，林昭觉得跟你没啥讲头。跟你没什么话好讲，变成
没有共同语言了。
　　解说：有一次，她去看望了新闻专科学校时期的班主任胡子衡先生。
　　
　　（胡子衡　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经理）
　　胡子衡：她指着我的鼻子，意思是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
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你这点没教我。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
。
　　胡子衡：但我不和她辩论，我说别这样吵了，她拍桌子打板凳，我怕别人听见，
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时候，我把门关起来，我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外面人还走来走去
呢，我说：外面听见你不要这么吵，吵干什么。你给我讲有什么用啊，她是倾盆大雨
连骂带说。其中她讲了一个故事我记不得了，那故事纯粹是讽刺我，就是你们这 些
人愚昧无知到现在还不觉醒。
　　解说：（林昭手稿）在狱中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到，“长期以来，当然是为
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
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
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
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标语：坦白从宽）
　　胡子衡：她那些话不是一句两句，然后给你扣一个右派帽子，她是有系统、有理
论的。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不是今天，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她讲的那些是没有
错的，她看到的问题、当时那些现象，这些现象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可能在五十
年前，不可能的。
　　胡子衡：但是她那些话在当时都是犯忌的。如果我对她要同情或者一样谈的话，
我就会戴反革命帽子。在当时的那政治条件下，她那一句话我要同情或站在一起说话
，我就可以评成反革命。
　　（上课）1949（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课堂）
　　（林昭1949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林昭文章1949年《我们相亲相爱就象兄弟姐妹》）
　　解说：林昭在狱中写道：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这样一种自
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
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
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解说：林昭和黄政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项主张，然而他们的
活动早有人监视，林昭再次入狱后，黄政也随后被捕并判刑十五年。

　　解说：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陈伟斯先生是唯一看过林昭档案而又接受我们采访的
人。1981年他写了《林昭之死》的文章，刊登在《民主与法制》 的杂志上。然而事
后不久，林昭的档案资料被全部封存。
　　
　　（陈伟斯　原《民主法制》记者，84岁）
　　问：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参考了哪些资料写出来的。
　　答：我到静安区公安分局去看了林昭的档案，当时（粉碎四人帮）虽然是民主的
开端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还是小心翼翼，有很多重要的材料不敢写上去。
　　问：当时的档案你都看到了吗？
　　答：都看到了。都看到了以后我总感觉这篇文章就象钻空子一样钻出去，钻出去
再讲，所以保留了不少东西（没写），到现在非常可惜。
　　
　　林昭在狱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
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
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末为我
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问：档案里有血书吗？
　　答：有血书，血写的。
　　问；写在什么上头的？
　　答；写在一张黄的纸上。所以说仔细看起来就不大好看。

　　问：认不出来了？
　　答：认得出来，看还是可看的。经过这么多年，颜色退了一点。
　　问：有没有写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写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没看到。
　　问：她档案中都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答：审讯的笔录什么都有。
　　问：听说那些笔录，林昭的回答是十分精彩的是吗？
　　答：对！我只看半天，你想不可能很细致地看。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民主的
判断有信心也不放心，也感觉到这是一次很危险的采访。
　　
　　林昭狱中手稿 原件是血书，后经林昭用钢笔誊抄
　　
　　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
、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
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
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
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
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 怎
么不是血呢？
　　
　　解说：目前在我们的面前摆放着的是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及其它的文章共
十四万字，其中很多部分是经林昭誊抄的血书，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拿出
来的。至今我们不知到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起诉书”跋语（血书）
　　（自由万岁）
　　解说：就我们目前所知，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在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发夹，书写
了20余万字文稿、诗歌的血书，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
　　
　　解说：林昭曾在狱中的墙壁上血书写到：“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
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加阴险的无休止
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
我不能够疯，也不愿意疯呀！……
　　林昭狱中血书（后经林昭再次钢笔抄写）
　　
　　晨练的老太太唱的歌词：那高鼻梁、双眼皮、那不薄不厚的红嘴唇。洗衣机，我
要双缸的上下水啊，电冰箱最好是三开门，彩色的电视带摇控。
　　解说：（林昭在狱中的情况）监狱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许觉民：至于害死林昭的这批人现在还在，还盘踞高位，听说还盘踞高位，但是
我不知道是谁，我听说上海有还盘踞高位。
　　解说：我在采访中见到了一封林昭在狱中写给她妈妈信的残片，写作的时间不详
，信中写到：“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
，煮一只卤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炸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
　　林昭一口气写下了五十六种要吃得食物，在信的结尾她写到：“写完了，自己看
看一笑！”她随即题诗一首：“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
，谁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1964年4月12日
　　林昭在狱中 写了一首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家祭”：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　死者已
矣　/　后人作家祭　/　但此一腔血泪　/　舅舅啊　/　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　我知道你　/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　　教我的是妈　/　而教妈的是您　/　假
如您知道　/　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许金元　林昭的舅舅　中共一九二七年江苏省青年部长，“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
　　
　　解说：1964 年12月在狱中关押了近四年的林昭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的起诉书，按林昭的原话说：“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林昭接
过起诉书对 它进行了3739字的评注与批判。起诉书写到：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设厂
的经济路线，妄图搜罗各地右派份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林昭注曰：）正
确地 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份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
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林昭狱中血书 ——血衣题跋
　　解说：1965 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徒刑20年，林昭接到判决书后
刺破手指，在判决书的背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
借和盗 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
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
操 大节正气。
　　
　　浙江 湖州
　　（朱郭　林昭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
　　朱郭：在沉寂的时候，你喊叫；
　　在疯狂的日子里，你清醒；
　　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为着亲爱的祖国；
　　你在阴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复活
　　
　　林昭（1950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解说：这是50年代林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时期的同学朱郭先生，今天他带着妻
子临终时的遗言，来到千里之外看望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朱郭：（她病重）她让我一个人来看看你，结果呢，她三月二号去逝了（1999年
3月日）所以，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来看你，我现在是代表两个人来看你，我也了结了
一个心愿，我是代表两个人向你问好啦，希望你继续讲下去。请你保重。
　　
　　（张元勋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广场》编辑部主编）
　　张元勋：我这个人不大淌眼泪，因为什么呢？过去那生活使得我们非常的硬。
　　朱郭：对对，我也不淌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案犯张元勋因反革命一案，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解说：张元勋是接受我们采访并同意我们拍摄的唯一一个在监狱见到林昭的人，
这个1957年在北大5?19运动的点火者，因组织刊物《广场 》而被判除徒刑七年，1966
年5月刑满释放的张元勋凛然忘死去上海提蓝桥监狱，以未婚夫的名义看望了林昭。

　　
　　上海提蓝桥监狱
　　
　　张元勋：进了个院子，就有人在等我们，这个人后来我知道是副监狱长姓段。他
直接冲我说：张元勋你来了，经过研究了欢迎，希望通过你和林昭的关系，能够感化
她使她幡然悔悟，好好改造。其实他说的话也是我想的。我也希望林昭能够策略一
些，甚至世故一些能够保存自己，不需要付出后来那么大代价牺牲自己。他说：当
然了张元勋你知道我们在监狱呆这么多年。（段说：）你知道接见是对你们的照顾，
如果你敢于在接见中有任何行为，后果很严重。那好吧，你现在跟我去。段监狱 长
领着我们继续往院子里走，一直走到不能再往里进了，抬头一看一个铁门。里面就是
监狱了。步声很乱我以为是林昭来了，不是，进来是武警，十几个人，都带着 枪，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局面。（武警）在前面的椅子坐好，然后又听见脚步响，林
昭来了，终于进来了。后面两个武警带枪跟着。多严重，对她是看押的，可 以说这
是一级看押。（她）上面穿一件白色衬衣，（五月份）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
都很破旧，头发很长。白头发，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白头发。头上顶了 一块手帕
，手帕上有一个血写的字“冤”。另外她手上抱了个旧布包。她一进门，站住了，她
看见我，我也看见她了，她嫣然一笑，整个屋子都楞住后来他那个队长 说：从来没
有看到她这么笑过。
　　解说：林昭在一次绝食苏醒后，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自由颂：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张：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蛋糕，她很高兴。按常规我把提包拿出来了，我对干部说
：你们检查。毫无疑问都检查。奶粉使钳子把盖，那是原装的盖撬开。用铁签子都插
。蛋糕， 每个蛋糕都使铁签子......。东西检查完了，干部说行了，就一下推给林
昭。林昭拿了一块蛋糕说：你吃一块吧我请你。我想我吃干嘛？送来太难了，我不吃
。我说你 太难吃到了，你吃吧你就等于请我了。她说你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请你。
后来她拿起蛋糕吃了，咬一口，干。接着她就朝后面的挎枪的说：给我倒杯水！就那
么不客 气。那人手朝门外一招，外面马上就有一个人拿暖瓶进来，也穿警服，拿一
个杯子搁到桌上。那女医生给她倒水，她一面喝水一面吃。就那么从容。屋里非常安
静。
　　张：她说送给你一个礼物。
　　张：当时我就很难想象她能送给我什么？她有什么可送给我的，当时她进屋时带
了一个破布包。她在布包里翻，翻出一个纸包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奇，这是什么东
西呢？一直到这东西拿出来，我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到跟前了，我才知道是一个帆
船。意思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且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李白的诗。
　　张：我现在趁此机会给你讲：我万一死了，被他们杀了，母亲、妹妹、弟弟都是
弱者，你多多地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以后哭了。
　　
　　（血衣题跋）
　　解说：由于林昭在监狱坚决地抗争，也使她遭受到了惨毒的折磨，有一次，林昭
被一个女狱警殴打后。林昭写到：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
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
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
管他们了。
　　（摩罗　民间思想家）
　　摩罗：当时上海枪毙的王申酉，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人，他的马克思理论水平非
常高，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当时的一些现实情况，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
法。那个人已经很不错了，但林昭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是找到了西方传
统更加深远的资源，找到了基督教资源。这个还不是从文化方面谈资源的问题，林
昭一旦有了这样的资源后，我觉得，她心中就跟上帝之爱就连接起来了。
　　
　　林昭诗集——自由之羽
　　
　　摩罗：林昭呢，我们从能读到的很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在平时的表述和诗歌
中喜欢用苦难这个词，她用上帝的圣爱来看我们的芸芸众生感到我们大地上的苦难很
多。所以她就有一种非常深厚和宽广的爱心，甚至是对她批判反抗的物件，也是带着
那种爱心，带着那种悲悯。
　　
　　解说：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书，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
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深沉而炽烈的悲痛激
情。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林昭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这一点可能意义更重大，就
是她对自由有一个解释，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
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这是在中国近50年的历史上这样明确地
对自由的一个建树：她说：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 得自
由。她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她 一再反省自己是坚定而幼稚的，她反省自己 幼稚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青春
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所以她由此提出一个命题，她说：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
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 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我们反
抗奴役，但我们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隶制度。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的历史
教训正好出在这里。
　　
　　（文革场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说：在林昭写下这些思想的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场面：革命无罪！毛主席万岁！造反有理！）
　　
　　（三反分子：彭德怀，张闻天）
　　
　　解说：1965年由上海提篮桥监狱所写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
行中这样记载到：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
《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
》《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
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
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
而改变立场。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这是林昭在上海和母亲、妹妹、弟弟所住的房子。
　　
　　问：哪一间房子
　　倪竟雄：是这一间房子。 请你开一开门，我说明一下。
　　问：这是原来许宪民住的家，我们来纪念她、出本书，拍一下她的故居。
　　现住户：许宪民是谁啊？我不知道。
　　倪：是这的住户，原来的住户
　　（倪竞雄　原上海沪剧团编剧、林昭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
　　问：倪老师，你以前就是到这里来的吗？
　　答：一直到这来，经常来。
　　问：到林昭这来、到她妈妈这都是这里吗？
　　答：还有很多人到过这里，张春元他们都是到过这里。你来看，这窗框是当时的
，这的距离好象还要拉开些，就是这地方，窗框还是那个窗框。
　　
　　许宪民：一九三六年第三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　“国大”代表　《大华报》总
经理　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
　　
　　解说；就是在这间房间里，林昭的妈妈听到楼梯下传来索要5分钱子弹费的声音
。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场，这是她的一段录音。
　　彭令范：就在1968 年的五月一号下午，（员警）进来以后，他就问：你是林昭
家属吗？他说：你女儿被枪毙了，付五分子弹费。当时我母亲听不懂他的话，我在旁
边听懂了，我的母亲 听不懂，后来他就说：怎么啦，拿五分子弹费！我就从抽屉里
给他了五分，他后来还叫我母亲签字，后来他就走了。我母亲那个时候就晕过去了，
我们后来知道她是 四月二十九号被秘密处决的。
　　（彭令范——林昭的妹妹）
　　解说；林昭的妈妈，这个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热情帮助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
士，7年之后也死在上海的外滩街头。有人说是被人打死的，也有人说是暴病而死。

　　沈泽宜：
　　不知道为什么　/　我总会想起　/　山那边的一盏灯　　　　　　
　　在冷雾凄迷的夜晚　/　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　孤独地、美丽的　　
　　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　/　在她光芒所及地方　/　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许觉民：她把生命交付给这个民主斗争的事业了。她要把她的生、死来告诉世界
上所有的人。中国人。她是为什么而死的。我觉得林昭她所走的路子就告诉了：中国
不走民主这条道路，就不会得到人民的真正幸福。
　　
　　画外音：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