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红雪白

从地铁站冒出来，随着人潮，一路走向嘉瓦仁波切即将发表演讲的 Bill Graham 市民大会堂的路上，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因为这段短短的路，要穿过一个叫做 UN Plaza （联合国广场）的地方——旧金山是联合国签字成立的地方，为此不知什么时候建了这个小小的纪念空间。今天，这个小小的广场前方反常地热闹，不是关于西藏，而是关于苏丹——本周日恰好是“国际达尔富尔日”，活动积极分子正在散发传单，扩音器大声疾呼，要大家注意这场已经导致20多万人丧生、200万人成为难民的“种族屠杀”。这样一来，联合国的纪念地周围今天要举行的两场活动，都涉及“屠杀”，两场屠杀的武器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本来应该制止屠杀的联合国，对此毫无作为，因为该当事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握有否决权。真是太讽刺了。

说起来，旧金山对西藏乃至藏传佛教，都是个特别友好的地方。还记得，我刚来时第一次逛街，就发现嘉瓦仁波切的形象竟然出现在市中心的苹果电脑街头广告上，喜出望外。这是苹果著名的“THINK DIFFERENT”系列，主人公都是特立独行的伟人，例如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等等。我拍了一张，电邮给表妹，表妹说，很不错，存起来当桌面了，不过，那个慈祥的老头是谁？

走过市图书馆大门口时，我遇见今天认出来的第一个藏人，因为她的“邦典”。远远望去，后悔没有来得更早，大会堂入场的队伍已经绕过建筑的一边，看不到尾。逆着队伍行进的方向一路摸过去，看到了各式盛装，多半是女性在穿着，例如印度的纱丽、夏威夷的花裙、貌似东欧的民族服装等等，男人就单调多了。意外的是，穿着绛红色僧衣的喇嘛，不一定是藏人，我就看见好几个白人，而且男女都有。

队伍慢慢向前挪动，路边，向等候的人们手中散发传单的三三两两的各种活动分子，显得特别活跃。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这些人并不“众生平等”地发传单，而是见人下菜，我就被塞上了台湾人寺庙的宣传品，通篇中文，这要是送给不懂中文的人显然白搭。有个发传单的人，送到我前面就犹豫，好像不准备送给我，我见上面有仁波切的头像，就主动问他要了一份。仔细一读，却是一个另类的组织，在鼓吹“送达赖喇嘛回家”，因为“那里的人民需要他”，美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中国对西藏的种族屠杀，让达赖喇嘛可以回去”，结果队伍里大家都在嘀咕：这是捣乱呢，还是说正经的？哭笑不得，这可谓今天活动的一个小插曲。

等排到大会堂门口才知道队伍长的原因，原来人人要过金属探测器——蒙古包那次可没有，毕竟现在是911以后的世界，再说今年初印度一个极端组织放风说要对仁波切不利，印度警方也加强了戒备。

进入门厅，发现今天这里是一个雪域的世界，到处悬挂着五彩经幡，雪狮旗左右还有五彩的密宗旗帜，大幅的西藏风土人情照片也做成了旗帜挂满四周。上密院也在大堂里摆了临时的柜台，出售纪念品，人山人海，接近不得，再说开场在即，不敢恋战，直奔楼上座位。2001年那一次，主办方在仁波切尚未入座时，播放了一部短纪录片，当时是我第一次看到1989年3月的施暴镜头，惊骇不已。所以这次我特别注意会场内悬挂的两个大荧幕，结果发现是在放映境内外藏人的生活画面，以及西藏壮丽的自然风光。

环顾四周，我的座位左面是一对上了些年纪、举止文雅的夫妇，右面则是一对热恋中的高中生。楼上的第一排座位不少安排给坐轮椅的听众，因为出入比较方便。再远一些，看到一对印度夫妇，似在沉思中，有一位单独一人就座的博日阿佳，以手托腮貌似也陷入了深思。这时不由得想到唯色阿佳，她如果能来，大概也是这样吧？

正在胡思乱想，会场渐渐静了下来。首先登场的是这次活动的东道主代表丹增先生。丹增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中年人，略有些华发，穿着合身的西装，言谈举止都相当美国化，听众对他风趣的欢迎词反响颇为热烈。丹增宣布，第一个节目是由在旧金山青少年音乐选拔赛中获奖的天才少女 Tessa Seymour 为大家献演大提琴，他还打趣道，如果10年后Tessa Seymour 还不出大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理”，引来喜欢幽默的美国听众开怀大笑。我疑心自己笑起来多少有点苦涩，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天理，但是十年是否够？至少藏人已经等了好多个十年，还有多少个十年才能有天理，谁也不知道。

Tessa Seymour 是个14岁的金发小女孩，为她伴奏的是个东方女子。从 Seymour 弓下流淌出的旋律缓慢低沉，如泣如诉，与她的年龄、听众方才的轻松都形成巨大的反差，空气不免显得有些凝重起来。

接着是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主席 Richard Blum 发言。这次我第一次看见这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喜马拉雅基金会（American Himalayan Foundation）是这次活动的组织方，多年来（Blum 说已经有25年）捐助喜马拉雅地区的西藏难民，据说是美国从事该地区慈善事业的最大类似NGO，上面提到的嘉瓦仁波切为苹果产品代言的广告，就由苹果公司将代言费捐给喜马拉雅基金会援助藏人，仁波切本人是义务出镜。Blum 本人是个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中年以后对佛教发生了兴趣，多次访问达兰萨拉，同时他又与北京当局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组织登山队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替环保上有争议的中国三峡工程在国际上融资，后一件事还遭到戴晴等人抗议。他的妻子、现任参议员 Dianne Feinstein 任旧金山市长期间，与当时的上海市长 JZM 发展了友好城市关系，江市长变身江核心后，这一对夫妻利用与核心见面的机会，多次力促实现中藏谈判。Blum 与北京的这种密切关系，经常遭人非议，不过我听 Blum 列举他们这些年的活动成果，例如把援助项目扩展到藏东（Eastern Tibet，指康区，国际上一般不称四川的自治州），在德格、囊谦援建诊所、小学，修桥补路，要做到这些，没有这两夫妇与北京的“友好关系”和“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护身符，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我觉得似不宜苛责。至少嘉瓦仁波切完全不介意甚至鼓励他们与北京合作，Blum 还特别强调，这些援助项目都是“经达赖喇嘛本人批准和祝福”的。

听 Blum 罗嗦的时候我不住又胡思乱想起来，突然想到最近中国网上很时兴的“六度分隔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从认识的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此类推，最多只需要六次这样的传递，就可以遍及全人类。有人说这说明人与人的关系比想像的紧密。我觉得正相反。如果这样计算分隔度，仁波切、Blum、 Feinstein 参议员、江前核心甚至胡温，都不超过二度分隔，简直可谓是“熟人”了，试问这些人有多少共同语言呢？“二度分隔的理论”，恰恰说明，人类的疏离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可能这也是今天有5000多人赶来听嘉瓦仁波切讲 “Create Positive Change”的原因吧。

尽管 Blum 开场白就说，理解大家今天来是要听尊者教诲而不是听他喋喋不休，可他还是在滔滔不绝，细数自己“与这位杰出的人类一分子的长期友谊”，犹太人真是能说 此刻我忽然听到楼下一阵座椅翻动的声音，原来，嘉瓦仁波切出现在舞台一侧，先看到的听众开始起立鼓掌。美国人平时的确给人大大咧咧、不拘礼节的印象，其实，美国人在表达自己意见和感情方面是相当细致的，鼓掌、热烈鼓掌、起立鼓掌、起立鼓掌欢呼，表示的是依次递进的不同尊敬程度，再说又是自发的表达而不是有人统一导演，常发生同一个场合有人起立、有人不起立只礼貌性鼓掌、同时还有人脸色铁青坐着不动甚至退场抗议的有趣画面。这样的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是来自旧金山人民的最高敬意。（后来才听说，还有人从南加州路迢迢赶来，不单单是北加州）

仁波切一袭绛红黄色的藏传佛教僧袍，步履稳定，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在 Blum 鞠躬向仁波切献上哈达的时候，我不禁想，作家王力雄说的对，有人打拖时间的算盘，那可是彻底打错了。我丝毫没有怀疑，在这个国家，未来亲聆仁波切教诲的机会，还会有许多许多，不仅如此，唯色阿佳和千千万万仁波切的子民，都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想到了后面几排的博日阿佳，不敢回头去看她的反应。也许，唯色阿佳不来也好，不然，她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到时候，我站在一旁，是尴尬地默不作声好呢，还是象一个真正的博日兄弟一样，轻抚后背来试图安抚她好？似乎没有很好的选择，阿佳啦要原谅我这样想。

仁波切向大家示意后，掌声慢慢停止了，可是并没有人坐下，刚有些纳闷，猛然悟出来大家是在静候嘉瓦仁波切就座，不禁暗笑，我还算来自“礼仪之邦”，连这也疏忽了。

这个舞台和为仁波切预备的明黄色宝座，看来都是前两天仁波切开示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时的布置，不同的是，前两天为唱赞的硅谷上密院喇嘛们留了座位；今天是非宗教性演讲，左右两侧各竖立着星条旗和雪山狮子旗。仁波切和大家刚坐下，前排忽然一阵骚动，只见有人激动地冲到舞台前，高声喊叫，由于距离远喊的什么我听不清，但见仁波切从座位上起身，象迎接老朋友一样直面走向他，大家都有些意外，这时，那人突然将什么东西扔向仁波切，保安迅速抓住了此人，原来是闹场的。此时，嘉瓦仁波切显得有些遗憾地说，我认为，这个苹果是个真的苹果（原来扔的是苹果），里面不会有什么，很可惜这人不见了。听众爆发出一阵笑声。

没想到这次讲座居然以这样一个小插曲开场。我仔细端详台上的仁波切和翻译（德格才让？），觉得仁波切除了稍显清癯以外，与2001年相比外貌没有明显的变化，翻译则已是满头白发，不过他似乎很早就有少白头。他常年跟随仁波切，对仁波切的思想很熟悉，英语流利，用词考究，仁波切有时单词想不上来，还没有说藏语他经常就补上了英语，有时又觉得仁波切用的词不理想，硬要改成另外一个词，挺逗的。不过开讲以后我发现，比起六年前，这一次仁波切基本上没什么需要翻译的时候，讲到兴头上更是英文妙语如珠。仁波切在西方的讲演，一般都针对西方社会的心灵需要，几乎不涉及西藏和中国的政治，读过他的畅销书《幸福的艺术》的人都不会陌生，很多人来主要是为了向他致敬，同时亲自体验仁波切毫无架子的个人魅力。这一次，仁波切开宗明义就说明，佛教已经讲了两天，今天完全不从佛经的立场，而是分享一些想法。他讲到追求物质、贪得无厌的局限，讲到世界上的苦难，讲他的巴勒斯坦、南非之行，讲慈悲的意义，强调精神观照的重要意义，有时也幽默地自嘲一下精神世界的局限性，听众不断报以笑声和掌声。不过，我也注意到，仁波切有了新的侧重点，就是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间对话与和谐的重要，我想，虽然这种想法仁波切多次表达过，但如此强调，这应该是九一一之后的现象（2001年仁波切访美行程在上半年，九一一尚未发生）。毕竟，在小布什提出“先发制人”之前，尊者就写信给他，在对九一一悲剧表示慰问之余，一再提醒他不要对阿富汗动武，而要采取对话。之后的历史，当然已为大家所熟知。

仁波切说：“对于道德和信仰的关系，有人认为，任何宗教都能推出大体相同的价值；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那就无法推出道德来。哪一个结论更对？我不太知道。不过，我在想，依靠人们的常识，加上我们已有的科学知识，就应该可以推导出所有的道德准则，而不需要依赖任何一种宗教。” 听众争先恐后热烈鼓掌不令我惊讶——这是旧金山，自由派运动的堡垒，六零年代精神的代表，可是，仁波切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这样讲，我还是有些吃惊，我想这反映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新思考。

在谈到伊斯兰教的时候，仁波切显得有些激动：“把几个人、十几个人的疯狂行为，等同于整个宗教，来歧视整个宗教，是完全不成逻辑的想法。我建议大家，坚决拒绝这种主张。”我暗笑，分明在骂小布什，果然，话音未落，听众狂热的掌声几乎淹没了仁波切说的最后几个字。这里毕竟是旧金山。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在问答时间里，仁波切显得更轻松自在。他趺坐在宝座上，对于那些网上汇总来的问题举重若轻，甚至干脆回答“不知道！”。

“请问你对今年美国国会将授予你国会金质奖章的感想？” “问他们吧。” 听众大笑后，仁波切说：“我想这是对普遍人性的一种赞赏吧。好吧，我感谢。”

有大学生问：“请问，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为西藏境内的藏人，做些什么？”

会场都在等待。我知道，按惯例，仁波切会尽量避免直接抨击中国当局，甚至不怎么提及中国。本来，今天讲座中唯一提及中国的地方是仁波切回忆过去他见毛、周、尼赫鲁等“大人物”之前的紧张心情。仁波切回答这个问题显得特别字斟句酌。“确实，在境内的有些地方，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可以称之为文化灭绝的现象。”他的声音很清晰。“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不放心，认为藏人要分裂出去，所以就努力地要消灭藏人的文化和身分认同。这个问题严重。不过，” 仁波切像想起来什么，说道：“对了，这个也可以告诉大家。我曾经会见过出来的藏人官员，他们60岁左右，退休了，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是老党员啦！他们说，他们外表是共产党员，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是佛教徒。”（掌声）接着，仁波切犹豫了一下又说：“他们下面还有一句话，由我来说不太合适...他们说，‘我们没有忘记你！’”（掌声）“”

仁波切接着说：“他们总认为，没有所谓的西藏问题，只有一个达赖喇嘛的问题；当达赖喇嘛去了，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错误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们，只有六百万西藏人幸福的问题，没有达赖喇嘛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一生最美好的时间，都是在印度度过的，对于西藏，我已经是局外人。但是，六百万藏人，他们的幸福很重要。” “所以我建议学生们，去西藏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也要多与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交谈，告诉他们情况。”

仁波切对这些学生作结：“Be happy, be yourself, and do something.” 然后，他示意，结束了这次讲演。听众再一次全体起立鼓掌，其中夹着欢呼声——这气氛，不单单是向一位英雄致敬，还像是在欢迎一位亲爱的家人。这一刻，我觉得，回到了嘉瓦仁波切那里。

最后，Blum 建议，全体听众起立，奏西藏国歌。一名黑人管风琴艺术家走向台前，在台口的竹木管风琴上奏响这首在西藏境内被禁止的圣歌。我不由得把手放在心口上，向尊者、向我的朋友们、向一个民族致上微不足道的敬意。我看到，奏最后几个音符时，嘉瓦仁波切双手合十，默祷。在全场的掌声中，仁波切向音乐家和 Blum 赠送了哈达。

回去搭乘地铁的路上，再次经过那个“联合国广场”，达尔富尔示威的人群已经不多。这才注意到，广场的灯柱上刻着联合国会员的国名，和各自加入这个人类大家庭的年份。最新的几行字，写着：

2002 瑞士 东帝汶

我想，如果丹增先生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确有天理，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里有这样五个字母：

TIBET


（全文完，文内引用的嘉瓦仁波切的讲话内容，不论有否引号，均根据本人的记忆，没有查对过西藏政府官方新闻稿，仅供参考；如有错误应由作者负责，请留意。插图是此次活动的海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近照为主题，扫描自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会场散发的传单。）

在半年多以前，格桑南措倒下的地方附近，丹增多吉来了。

这是西藏的土地，这是浸满鲜血和苦难的土地。一个世界，一个梦想：西藏应该重获自由。

丹增多吉的梦，自由人类的梦。

他被捕了。但是他已经告诉了大家，西藏没有屈服，西藏人没有屈服。

著名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岳东晓博士，在帮助他湖南老乡贺氏夫妇向美国田纳西州法院打官司，要回贺家几年前交给当地美国人抚养的女儿贺梅时，这样写道：

小孩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生，父母有自由权利（LIBERTY RIGHTS）按自己的方式抚育儿女、把子女塑造成自己需要的形象，这就叫父母权。

如果父母没有这个父母权，从家庭角度来说，就会绝代，从民族角度，就会绝种。五年前，我在谈到贺梅案时就举到美国印第安人的例子。美国政府把印第安小孩从其父母身边强行带走，让他们从小读住校、学英语，这些小孩长大后，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印第安人的文明特征，连跟自己父母语言都不能沟通。也许有人说，这样做符合这些小孩的最佳利益，他们吃的好、穿的好、说漂亮的英语，至少找份加油站工作没有问题。但这不过是种族灭绝的一种方式而已。

原来如此。里面的情节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我忍不住仔细读了两遍，确认岳东晓博士是在谈美国的印第安人，不是中国的藏人，也不是在谈“西藏班”、“新疆班”。

右上图为拉萨的百威啤酒广告牌。这种在西藏随处可见的啤酒据说占据了大部分市场，是藏人幸福感的源泉。

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今年1月3日刊出关于西藏著名诗人、作家唯色的长篇报道，作者是常驻北京的美国自由撰稿人 Paul Mooney。中文译文来自加措，这里参照原文进行了一些修订。

看上去很娴静的唯色无论怎么看也不应该成为对于中国国家的威胁。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封禁了她的好几本书，不时限制她的（出国）旅行，去年夏天还关闭了她的两个博客。不过，政府检察官还是未能成功地让这位多产作家缄默。她在北京郊区她自己小屋里的电脑前工作，一整墙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图画点缀着那间小屋。

西藏的专家学者们对于这位年方四十的藏族作家赞誉有加，她将自己流亡于中国的首都，继续书写着一本本有着巨大影响的关于西藏的书籍。

Robbie Barnett是哥伦比亚大学现当代藏学研究中心的教授，他说，在利用现代传媒表达观点方面，唯色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圈子里第一位西藏人。他说成百上千的藏人已经利用游行示威和散发传单、印刷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反对立场，但是唯色的言论“公开署名、持久，具有广泛影响。”

教授说唯色更是一位文化上而非政治上的人物，她是类似诸如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去写作，作为一位在抗争中的作家去描述人们被禁闭的最重要的记忆和心愿，以及个人情感与经历。”他说。

Tseten Wangchuk是华盛顿“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藏语部的一位记者，他提及当他在中国时，藏族知识分子在私下讨论西藏问题，而唯色“是第一个将所讨论话题从私人谈话圈子带到公共空间的人，”他说，“这对于西藏来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突破。”

因为从未获得学习用本族语言阅读和书写的机会，唯色被迫用汉语表达她自己。Tseten Wangchuk说唯色是西藏新一代的代表，这一代藏人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表达，挑战中央政权。他估算在世界上大概有200-300个藏人自己建立的博客，“现在不再是仅有国家话语，这个现象本身非常重要”，他说。

“中国政府和在境内藏人的关系一直在变。过去是一种很直接的关系，中国政府控制所有藏人，不管是没受过教育的藏人还是忠于共产党的藏人，谁不服从谁就遭殃，但现在却不再这样黑白分明了。”

“藏人在挑战中国，这也是他们头一次有机会公开表达他们自己对于西藏问题的观点。”

唯色并不从来就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她生于拉萨，生在一个母亲是藏族、父亲是藏汉各有一半血统的的家庭。父亲是驻拉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她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接受教育，她说自己在那里受到的是一种“红色教育”。“我被洗脑了”，唯色说。随后，她在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中文和文学。

1990年是她人生一个转折。她回到拉萨供职于《西藏文学》期刊，也开始了诗歌的写作。她结识了很多藏人朋友，对佛教产生兴趣，也开始阅读由境外偷偷流入西藏的诸多国外译著，其中包括约翰·埃韦顿的《雪域境外流亡记》。那是一本记述解放军如何侵占西藏以及达赖喇嘛如何悲惨地流亡到印度的书。唯色承认刚开始也是无法相信阅读到的一切，她将这些书籍给父亲看，父亲说其内容70%是准确的。一位在解放军部队中的姑夫更是认定90%是史实。

“一旦我听到这些，便不再相信共产党。”她说，“那些书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种巨大的感动。我学到的和学校里学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曾经被教育旧西藏是黑暗和反动的，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直到解放军到来才给西藏带来了光明的生活。”

唯色说她受到爱德华·萨伊德的巨大影响，后者写作了《东方主义》，也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萨依德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论述给了唯色观照中国统治西藏的新参照。

唯色说，于是她下决心要写出关于西藏的“真相”。“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到我应该写出这些事情，一个真实的西藏，而不是那些被政府宣传呈现的虚假西藏。”她说。

在一次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她谈及多年来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如何“通过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雕塑等等重塑了一个新的西藏。”

“真实的历史在这样的图景里被埋没，笼罩上红色意识形态的阴影。”她说，“一代又一代藏人的集体记忆被抹去和改写。”

唯色对于世人认识西藏历史最为重大的贡献是其关于西藏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调查和写作。“大量的年轻藏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她说，因为这话题在拉萨是一个禁忌。“我希望他们了解这段历史。”

她花了六年光阴在拉萨研究文革，会见了七十多位当事人。她说其中大多数很惧怕与她谈起这些。她所写作的《杀劫》一书有300多张由其父亲在文革期间的拉萨拍摄的珍贵照片。

这本书展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虐待西藏僧人和尼姑（有些甚至是活佛）的照片。其中典型的一张是一位僧人恐惧地低头站着，脸颊被红卫兵们画了许多胡须。他们被强迫戴上沾有黑墨水的眼镜，戴上用藏文写着“反动派”、“剥削阶级”的高帽，有的人被迫手持法器，以表明反动程度。

在西藏最神圣的一处地方——大昭寺内的一个庭院里，到处都是被捣毁的宗教法器。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照片显示了一群藏人被捆绑在一辆卡车上，身后被钉上记录他们“罪行”的木板，正在去往杀场的路上。

“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些照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这真正存在，”Tseten Wangchuk说。“我还以为我们永远也不能向世人展示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这些照片价值无量。”

另外一本唯色最著名的书《西藏笔记》是一本散文集，具有游记和报道的性质。原文辗转好几家出版社，他们都因为作者不愿按要求删节而拒绝出版此书。最后一家广东的出版社同意在2003年为她出版了此书。

其中有一篇描写了一个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深深敬仰，后者被中国说成是分裂分子、恐怖主义者、无足轻重的人物。另一篇《尼玛次仁的泪》，描写一位喇嘛作为中国代表在挪威参加人权会议时的辛酸故事。街上的流亡藏人抨击他是一个“加米（汉人）喇嘛”，或者是共产党喇嘛。这样的抨击震惊了他，随后他又含泪拒绝了一个藏人妇女紧紧抓住他的手让他不要回中国的恳求。

在被统战部门指责此书含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前，书已经印了第二版。随后这本书被清理出所有书店，而在2004年，唯色本人也被西藏自治区文联开除公职，原因是她不愿作检讨。

“他们让我做自我悔过的检讨，让我承认我犯了错误，”她说，“但是我不可能这样做。”她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住房、医保以及退休金福利。

她的书在自己的家乡被封禁。随后她找到了一家台湾出版公司。三本书去年三月份在台北面世。她很想去那里参加首发式，但是她办理护照的请求再一次被拒绝。现今，她正在筹备几本新的书籍。

唯色创建了两个关于她自己的诗文及西藏文学的博客。在7月28号被关闭之前，她的博客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浏览。那天中午，博客所在的甘肃网站打电话告诉她，根据上级机关的命令关闭了博客。她的另一个博客的服务上向她写信告知：“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她承认自己的博客中确实有许多令官方不快的理由。如7月6日达赖喇嘛71岁诞辰时，她写了一首赞美这位宗教领袖的诗，附带达赖喇嘛本人的照片。随后建成的青藏铁路又成了在她的博客上被讨论的热点问题。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分析铁路对于西藏文化的侵蚀作用，这种侵蚀已经存在，但铁路带来新的消极因素，如游客大量涌入等将会加速这一进程。

她也发表了去年一月达赖喇嘛在印度敦促藏人不要穿着镶饰野生动物皮毛衣服的新闻，因为那样会危害物种。这个号召令很多藏人焚烧了他们镶有皮毛的藏袍。中国政府因为达赖喇嘛的话引起如此迅速的反应而震惊。唯色也发表了藏人们焚烧皮毛和警察干涉的照片。大约300多人对此发表了评论。当局也还因为她发表在博客上的20张西藏文革照片而大大不悦。

谈及不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唯色陷入哀伤。她说她试了好几次去学习，但是每次都不得不放弃。“我再也不那么年轻了，”她说，随后叹气笑了一笑。

有一个故事是西藏安多的一个寺院，那里的僧人们都不懂中文。他们每次都等待一个汉族的藏传佛教皈依者的来访。她一到他们就飞奔着请她到寺院附近的一个网吧坐下，帮他们翻译和讲述唯色最新的文章。

唯色说她的汉语写作使得她可以接触到很多汉人作家。“有很多汉人在书写西藏，但是99%都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汉族的归属意识而无法写出真实，他们视自己为施舍给西藏一切的人。”她说。

“西藏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藏人当年没有在等待你去解放我们。西藏有其引以自豪的人民以及极其珍贵、世上独一无二的文化。这和所有的文化一样平等，不低于任何一种文化。”

西藏的观察家们担忧中国政府会更加严酷地钳制这位西藏作家。

“她是众多不敢说出心里话，或是没找到一个安全平台表达意见的藏人中，唯一能够呈现他们想法和渴望的声音， ”Barnett教授说，“倘若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对西藏而言将是极糟的。”

刚收到大侠岗坚霸送来的藏历火猪年贺卡，不敢独吞，跟大家共享。

想想满街的“金猪年”就好笑，大概他们以后要把十二生肖全染上金色，这跟众人争看的黄金大馒头，倒也般配。传统文化被糟蹋成这样，还有脸满世界去开“孔子学院”，至圣先师恐怕只能再死一回。

还是北大贺卫方教授以“国学”回答“大国崛起”，回答得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先把金猪收起来罢。今年至少我知道，门孜康对赶这种时髦没有兴趣。

扎西德勒！

不算新闻的新闻：中国折磨未成年藏人

囊帕拉惨案发生4个月了，除了傲慢的“大国崛起”四个字以外，从中国方面听不到任何调查和回应，这时，一个囊帕拉事件中被抓的西藏少年成功脱逃到印度，再次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报道。简单搜一下，有40家以上的英文媒体转发了美联社和《波士顿环球报》驻亚洲记者1月30日报道的相关报道。

据外电报道，他的名字叫 Jamyang Samten，今年十五岁。根据这位西藏少年的叙述，去年9月30日事件后，有三十余名藏族青少年被中国边防军逮捕，随后送到劳改营，受到肉体折磨。中国军警用驱赶牲口的带刺棒子抽打他们，并迫使他们充当苦役。 Jamyang Samten第一个被释放，之后再次出逃，并成功地到达印度达兰萨拉。如果属实，迄今为止，Jamyang Samten 是唯一一个在囊帕拉枪杀事件中被捕后成功逃离中国的幸存者。先前抵达尼泊尔的40多名藏人均逃脱了边防，没有被捕。
　　
中国当局未就Jamyang向西方记者披露的内容作出任何反应。
　　
另外一点也颇耐人寻味。去年事件后，中国官方曾经发表过一份声明，宣称“中国边防部队在追逐非法越境者的过程中，因受到攻击而开枪还击。一名逃亡者当场被打死，另一名因伤重不治后来死亡”。据Jamyang Samten说，他在卡车上看到了另一位脚受伤的藏人，推测应该是“另一名逃亡者”，他眼神发呆，但当时并没有危在旦夕的样子。怎么就“伤重不治后来死亡”了呢？
　　
Jamyang Samten说，中国边防军几天后将他们移交给当地警方。警察对这些青少年的调查和盘问持续了整整三天，其间他们使用包括电棒在内的警具不断地拷打被审讯者， “直到我们被折磨得不省人事”。警察最想知道的是那个被打死的女尼的身份，因此他们反复地拷打这些藏族孩子。有少数人得以幸免，他们是几个十五岁以下的男孩。

“边防用枪指着我们的脑袋，说要杀了我们，”Jamyang说。“他们追问谁是领头的，带路的，向导。他们还说，下次再抓住我们就杀了我们。”
　　
后来Jamyang Samten和其他三十一个伙伴又被押往另一座城市，在那里，警察竟然戴上金属手套重击孩子们的肚子。在这座城市被关押的四十八天里，Jamyang Samten他们被强迫劳动，包括挖沟、修筑篱笆和平整土地。
　　
Jamyang Samten是这群人中第一个被释放的。第二天，其他的人也相继获得了自由。被当局送回家乡不久，Jamyang Samten 再次试图出逃。这次他成功了。

图片说明：Jamyang Samten 的双手，他为记者在纸上画出中国军警打人用的棒子。（照片来源：美联社）

中国的新紫禁城

这次不是北京了。北京不但对西北方向的沙尘暴洞开大门，也对所有的蛮夷敞开胸怀，“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只要对方带来美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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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奥运还有606天之际，来自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的几个“国际声援西藏学生运动”的大学生，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奥运钟前和长城上留下抗议囊帕拉屠杀的身影。

Acceptance Speech by Tenzin Gyatso, 14th Dalai Lama of Tibet

Your Majesty, Member of the Nobel Committe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I feel honored, humbled, and deeply moved that you should give this important prize to a simple monk from Tibet. I am no one special. But I believe the prize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true value of altruism, love, compassion, and nonviolence which I try to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the sages of India and Tibet. I accept the prize with profound gratitude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oppressed everywhere and for all those who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work for world peace. I accept it as a tribute to the man who founded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nonviolent action for change- Mahatama Gandhi-whose life taught and inspired me. And, of course, I accept it on behalf of the six million Tibetan people, my brave countrymen and women inside Tibet, who have suffered and continue to suffer so much. They confront a calculated and systematic strategy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prize reaffirms our conviction that with truth,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as our weapons, Tibet will be liberated.

No matter w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come from, we are all basically the same human beings. We all seek happiness and try to avoid suffering. We have basically the same human needs and concerns. All of us human beings want freedom an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our own destiny as individuals and as peoples. That is human nature. The great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Eastern Europe to Africa, are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is.

In China 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as crushed by brutal force in June this year. But I do not believe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in vain, because the spirit of freedom was rekindl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impact of this spirit of freedom sweep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brave students and their supporters showe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 world the human face of that great nation.

Last week a number of Tibetans were once again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of up to nineteen years at a mass show trial, possibly intended to frighten the population before today's event. Their only "crime" w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idespread desire of Tibetan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beloved country's independence.

The suffering or our people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occupation is well documented. Ours has been a long struggle. We know our cause is just. Because violence can only breed more violence and suffering, our struggle must remain nonviolent and free of hatred. We are trying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not to inflict suffering upon other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I propose negoti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on numerous occasions. In 1987, I made specific proposals in a Five-Point Peace Pla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n Tibet. This included the conversion of the entire Tibetan plateau into a zone of Ahimsa, a sanctuary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wher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an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Last year, I elaborated on that plan in Strasbourg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 believe the ideas I expressed on those occasions were both realistic and reasonable,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of my people as being too conciliatory. Unfortunately, China's leaders have not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suggestions we have made, which included important concessions. If this continues, we will b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our position.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will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al of equality, respect, 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It will also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al which the wise rulers of Tibet and of China laid down in a treaty as early as 823A.D, carved on the pillar which still stands today in front of the Jokhang, Tibet's holiest shrine, in Lhasa, that "Tibetans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Tibet, and the Chinese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China."

As a Buddist monk, my concern extends to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indeed, to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who suffer. I believe all suffering is caused by ignorance. People inflict pain on others in the selfish pursuit of their happiness or satisfaction.

Yet true happiness comes from a sense of peace and contentment, which in turn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ltruism,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elimination of ignorance, selfishness, and greed.

The problems we face today, violent conflicts, destruction of nature, poverty, hunger, and so on, are human created problems which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human effort, understanding, and a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brotherhood and sisterhood. We need to cultivate a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 another and the planet we share. Although I have found my own Buddist religion helpful in generating love and compassion, even for those we consider our enemies, I am convinced that everyone can develop a good heart and a sense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with or without religion.

With the ever-growing impact of science in our live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have a greater role to play reminding us of our humanit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Each gives u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each other. Both science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tell us of the fundamental unity of all things. This understanding is crucial if we are to take positive and decisive action on the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with the environment.

I believe all religions pursue the same goals, that of cultivating human goodness and bringing happiness to all human beings. Though the means may appear different, the ends are the same.

As we enter the final decade of this century,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 ancient values that have sustained mankind are today reaffirming themselves to prepare us for a kinder, happier twenty-first century.

I pray for all of us, oppressor and friend, that together we succeed in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rough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love, and that in doing so we may reduce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ank you.

Tenzin Gyatso
14th Dalai Lama of Tibet
December 10, 1989,
Oslo, Norway

唯色：纪念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7周年

一位曾在自己的家园，被当作“分裂分子”关押多年的西藏僧人，出狱后逃到了流亡藏人的中心——达兰萨拉。他告诉达赖喇嘛，他在狱中最可怕的经历不是被毒打，而是在遭到毒打时差点失去对凶狠狱警的怜悯！我在初看到这句话时受到极大震撼，彷佛看见僧人袈裟里掩护着佛教的慈悲心。我也知道这是真正的修行者的境界，因为他把毒打视为一种修行，而寻常人只会把毒打当作毒打，触及皮肉的疼痛只能触及灵魂深处。于是我观照自身，彷佛看见我的心啊由于五毒的污染，会毫不犹豫地以毒攻毒：——你打我，我就恨你。

我由衷地钦佩这位修行中的僧人，外来的暴力似乎不足为惧，反而成为他实践菩提之道的考验和验证。有那么一瞬间，我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似乎是为了成就佛业，了不起的僧人甘愿受虐，当然我旋即多少惭愧地唾弃了这个念头。有谁愿意那外来的暴力不但毒打自己，还毒打身边的亲人、所有的族人呢？一人犹可堪忍，似乎死不足惜；一人亦可借此一臂之力，从另一个方向反弹到功德圆满的彼岸，但事实却并非一个人的问题，关乎他，关乎你，也关乎我啊。

既然关乎芸芸众生，我就只能把毒打看作是毒打了；而在遭到毒打之后，虽然不可能像那些挨打的动物反咬一口，但怀恨在心却应该是真真切切的反应。这么说，并非暗示芸芸众生的低级，但我相信这才是普遍的人性，毕竟普遍的人性终生伴随着五毒。也因此，我很难把外来的暴力化作提升精神的兴奋剂。甚而至于，从某个角度，我反对把外来的暴力看成是提升精神的兴奋剂！

毒打就是毒打。不然的话，别人就会以为，你西藏当年迫切地需要“解放”，一如今天迫切地需要“发展”。似乎惟其如此，才反而向世界证明了西藏的苦难，更向世界证明了西藏无与伦比的忍耐。有时候，是的，似乎这人世间的游戏规则竟然是：非暴力不但需要暴力来考验，非暴力也需要暴力来验证，——这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是一面铜镜的两面？还是一个西藏人的两面？那么，你打我吧，我任你毒打，在毒打中出于对你的怜悯，忍啊忍的我获得了超人的资格，谢谢你，谢谢喊着给西藏带来了幸福的你！——哦，贡觉松（藏语，向佛法僧三宝发誓）！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2006年12月10日，北京

China:Would You Shoot Me Too?

囊帕拉枪击事件两个月了，血色似乎渐渐淡去，但国际社会没有淡忘。利用互联网，声援藏人的学生、演员、普普通通的网民，用照片发出了这样的怒吼：中国，你还要杀到几时？

墨西哥：


波兰：


加拿大：


这个项目正在开展中，更多图片请看这里。

同一天，中国一家法院对陈光诚宣布“维持原判”。

《国际先驱论坛报》23日转引美联社电文

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度孟买的一家宾馆里急于与中国交易的印度工商界领袖周旋时，一名西藏示威者在宾馆外面点着了火。警方立即扑灭了火焰，逮捕了企图自焚的热巴次仁以及另外六名西藏示威者。热巴次仁受轻度烧伤。

在胡对印度的四天访问期间，印度当局始终尽力确保胡不会遭遇任何反中示威；当局树立起警方路障，在他所到之处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印度警方甚至在此期间禁止诗人丹增宗智离开藏人流亡社区中心达兰萨拉，这名著名的西藏活动家过去曾经以大动作困扰过中国来访者。

星期四的示威是藏人最逼近胡的一次。尽管规模不大，但这是藏人挫折感日增的标志，藏人抱怨他们被热切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印度政府官员弃之不顾。

热巴次仁和其他西藏青年当时驱车来到通往胡下榻的孟买市中心宾馆泰姬陵宫、濒阿拉伯海的一条路上。在路障前，他们从两辆出租车上跳下，展开西藏旗帜，高呼“滚出西藏”。热巴次仁在自己衣服上洒上液体，点着了火。几名警察飞快地把热巴次仁扑倒在地，翻滚灭火。接着他们将7人全部逮捕。然后警方将宾馆周围的路障延伸了几个街口，胡正在里面准备对300名印中工商界领袖讲话。然后胡启程前往邻国巴基斯坦访问。

警方说，他们后来又拘捕了三名在孟买市中心一座立交桥上示威的藏人。

在北京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到有关示威和宾馆外事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共识。”印度官员未就此发表公开评论。

历史上，在1959年藏人起义失败、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后，印度成为西藏难民的聚集地。但是，曾经一度热心的新德里，现在希望与北京发展关系。

“在这四天访印期间，印度政府没有提出西藏问题。我们在呼喊，但是整个世界充耳不闻，”丹增宗智在达兰萨拉说。“这些青年人绝望到愿意牺牲生命。”达兰萨拉的藏人大多支持星期四的抗议，对印度方面的无动于衷表示愤慨。“现在是藏人向世界表明我们不会逆来顺受的时候了。我们过去的和平示威没有效果，”40岁的 Phurbu Thakchoe 说。

印度的许多民众同情藏人，同时他们热切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发展、繁荣，而不少人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与中国加强联系。

“说起来令人难过，但是事实是，藏人人少、无足轻重，他们的事业注定失败，”孟买天主教大学圣哈维尔学院历史系主任 Fleur D'Souza 说。她指出，印度除了允许藏人避难以外，从未作出过政治承诺。“印度人民仍然认为藏人的抗争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印中关系紧密了，西藏的事业必将受损。”D'Souza 说。

贴图不说话：

更多目击者打破沉默：他们开了15-20枪

国际登山人网站 11月1日报道，囊帕拉枪击发生至今1个月，更多的目击者现在打破沉默，出面为中国军人枪杀藏人事件作证。之前，一些登山人对其他目击者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并在事件发生后继续按照原计划登山表示了不满。10月17日，国际登山人网站就此公开呼吁各国在场的登山人就此作证。

加拿大登山人 Ives 响应了这一呼吁。他说：“当时藏人在雪地上奔逃。士兵大概开了15到20枪。难以看清是否射中。雪地上躺了一些藏人，有的是自我保护，有的是中弹。” Ives 在电邮中写道：“9月30日发生枪击时我在卓奥友山的大本营，当时有很多人目睹恐怖一幕。藏人看来毫无防卫，他们是一群穷人，带着一些孩子。对这起悲剧事件应该进行正式调查。”

荷兰登山人在给国际登山人网站的电邮中说：“我们当时也在场，有我的登山伙伴 Frank，还有一些在大本营的人，这些人都看到了。我当时在爬山，试图登顶，所以我是后来听说的。我朋友 Frank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没有把被杀的女尼拍下来，现在想来真糟糕，因为中国政府事后采取了那种态度，这样一来证据很重要。还好其他登山人禁忌没那么多。我确信，对于中国士兵来说，这是标准程序，只是我们一般没有看到而已。我们将枪击事件载入了登顶报告。”

丹麦外科医生 Pierre Maina (47岁) 不但向国际登山人网站发去电邮，还向其他媒体作了证。他此行是首次到西藏/中国，因为受困于高原反应，他在5800米处脱队留了下来。他说：“9月30日早晨我正在帐篷中睡觉，突然被枪声惊醒。一开头我没有意识到是枪声，因为我以前从未听过枪声。五到十分钟后我换上衣服走出帐篷。首先看到的是50米开外，一些藏人尽力逃跑，看上去是些孩子，中国士兵就在朝他们开枪。当时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后来，我跟另一个帐篷的罗马尼亚人谈到这件事，才意识到我成了目击者。这是屠杀，受害者根本没有武器，毫无还手的能力。他们只能逃跑。可是，在开阔的冰川地貌，是无处可躲的。一些中国士兵看见我们目睹了枪击，因为我们就在不远处。但是他们毫不掩饰开枪，好像我们不存在。 第二天一大群士兵来到，…… 他们毫不动容地将尸体扔下冰川缝隙。他们不在乎我们在看。 ”

Maina 说：“西方至今仍不知道中国发生的事。人们必须了解真相。”

Maina 的报告在丹麦引起轩然大波。丹麦政府表示，他们会严肃对待这一事件，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Maina 说，他听到许多人在讨论是否应该抵制2008北京奥运。

[资料]明镜周刊采访中共西藏书记张庆黎实录

（译者注）中国《人民日报》的附属媒体《环球时报》最近在介绍西藏的专版中，报道称德国《明镜》周刊“也指出达赖喇嘛欺骗了他的祖国”。这里根据《明镜》的国际版译出全文，读者可据此自行判断《明镜》的立场，以及《环球时报》的报道是否属实。原采访日期不详，《明镜》于2006年8月16日上网。

达赖喇嘛“欺骗了他的祖国”

最近，西藏的中共党委书记张庆黎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谈到了达赖喇嘛的角色，北京与这个佛教地区的艰难关系和中国的宗教政策。采访由《明镜》编辑 Stefan Aust, Andreas Lorenz 和 Gerhard Spörl 在拉萨进行。

《明镜》：张先生，西藏传统上是一个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是个世俗政党。马克思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你如何协调这两者？

张庆黎（以下简称张）：大自然是多元的。万物共存，多姿多彩。意识形态也是一样。我们强调和谐，让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和平共存。中国政府实行宗教自由。

《明镜》：可是，从何时开始共产党如此容忍宗教呢？

张：党和政府有一个明确的宗教政策。第一，我们有宗教自由。第二，宗教团体必须自主决定，我们不能有外国干涉。第三，他们必须依法行动和管理。最后，我们指导他们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融为一体。你可以看到西藏的情况，在西藏，人们朝圣，转经，拜佛。

《明镜》：达赖喇嘛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宗教领袖之一，他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尊敬。但是北京政府将他看作是令人生厌的分裂分子。为什么？

张：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和一贯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在 1954年被选为担任全国人大的领导职务。他是全国人大的一分子，直到 1964年。1956 年，我们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所有这一些都是为了保障宗教自由，保证西藏团结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1959 年他逃亡出国。毫无疑问，当时他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宗教领袖。

《明镜》：那他今天不是了？

张：他后来做了许多与宗教领袖地位不相称的坏事。核心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爱祖国。他怎么可以不爱他的祖国？我们有句话：狗不嫌窝脏，子不嫌母丑。

《明镜》：达赖喇嘛不爱西藏？

张：西藏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乡，但是中国是他的祖国。他欺骗了他的祖国。五十年代他叛乱，八十年代他煽动拉萨骚乱，反人民、反政府、反社会。他扰乱了西藏的局势。

《明镜》： 达赖喇嘛在世界上广受尊敬。

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 1959年到今年年中，他出访世界各地312 次，平均每年去六个国家。2005年甚至达到 12次之多。在这些访问中他干了些什么？这些所谓的正式访问的目的，是与反华势力结成联盟，为他的分裂主义观点进行宣传，这些都和宗教矛盾。

《明镜》：但是，过去二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中国对外开放了，贸易全球化了。世界屋脊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演进。达赖喇嘛放弃了独立主张，同意西藏实行广泛的自治。为何中国不慷慨大方地展现足够的自信，允许达赖喇嘛的回国要求？他仍然对你们构成威胁吗？

张：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谈判的大门对他是始终敞开的，只要他真正彻底地放弃分裂祖国的目的，放弃反社会、反人民的目的，放弃他的分裂活动，并且还要向世界声明他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

《明镜》：他不是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吗？

张：问题是，他的行动和言论互相矛盾。他说： "我愿意采取中道路线，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事实上，他没有一天不在企图分裂祖国。

《明镜》：你这样说是指什么？

张：他的所谓中道路线实际意思是：他想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的藏区并入西藏。他想管理这么一个 "大西藏 "，还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这个地区。并且，他还要回到以前黑暗、苦难的神权封建农奴制。在旧社会，政府官员、贵族和僧侣统治了百分之 95的人口。他甚至要求比香港、澳门更多的自治。那就是分裂。

《明镜》：但是达赖喇嘛和北京之间不是已经展开谈判了吗？

张：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我们中央政府从来不予承认。世界上没有国家 在外交上承认它，包括德国在内。在中国政府和他的所谓流亡政府间没有谈判。当前的接触只涉及他身边的几个个人。谈判是关于他的个人前途。

《明镜》：达赖喇嘛在欧美和亚洲享有大量的同情，这也因为中共并不怎么民主。

张：坦白地讲，知道达赖喇嘛真相的人非常少。他的支持者包括中国的敌人，但是也包括虔诚信众，他们被这个伪装的宗教领袖所误导。最后，也有一些人不明真相。

《明镜》：并且，他还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张：我从未明白，像达赖喇嘛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这个奖。他为和平做了什么？他对西藏人民犯下了多少罪恶！他对西藏和中国破坏多大！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对他感兴趣。

《明镜》：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西藏依然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国度。几个星期前，通往拉萨的新铁路线开通了。这对西藏意味着什么？

张：我们对这条铁路非常满意。每个人都相信，共产党在世界屋脊上的成就是个奇迹。它展现了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青藏铁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尽一切力量改善边疆地区人民生活。西藏现在与其它省份、世界各地在经济上联系了起来。

《明镜》：有传言说中国在西藏存放了核武器。你可以证实吗？

张：我可以负责任地保证，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西藏没有核武器工厂。

《明镜》：达赖喇嘛 71岁了。他曾暗示可能不再转世，不再有继承人。你对此如何反应？你是否仍然鼓励寻找转世灵童？

张：现任达赖喇嘛是 14世。我们不知道他还要活多久。我们相信，好人长寿，坏人短命。

《明镜》：那么， 71岁的达赖喇嘛，一定是个好人。

张：很难说他好还是坏。根据他的行动，我们认为他不像个好人。

《明镜》：如果达赖喇嘛不转世，中共会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还是自行其是，在西藏寻找灵童？

张：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直有特殊规范。根据历史仪轨和宗教仪式，僧侣要遍寻全国，金瓶掣签。但是中央政府有最后决定权。

《明镜》：会不会有一个官方的、一个非官方的达赖喇嘛，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印度？毕竟，自从 1995年就认定班禅喇嘛发生争议以来，达赖喇嘛认定了一位，而北京批准了另一位。

张：班禅喇嘛的转世自从清朝，也就是 17世纪开始就有了一定的规范。寻找11 世班禅喇嘛严格按照了历史仪轨。所以他被中央政府所接受。他是合法的班禅喇嘛。达赖喇嘛破坏了寻访班禅喇嘛的历史仪轨。他连掣签的金瓶都没有。达赖喇嘛制造了混乱。但是他在西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明镜》：看起来宗教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力量壮大了，例如在伊斯兰地区和美国。宗教在西藏难道不也在兴起吗？

张：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将继续存在一个长时期。我们的宗教政策非常宽松，与时俱进。但是宗教不得违反法律，干预司法、教育、生产和工作。在中国，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我们不干涉个人决定。

《明镜》：但是，你公布了计划，在喇嘛寺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者。

张：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教育人民热爱祖国。我们在各处都组织爱国主义教育，不单单在喇嘛寺。那些不爱国的没有资格做人。这是常识问题。

《明镜》：那实际上你能说藏语吗？

张：只能说几个词。我刚到几个月。不过我确实想学。

《明镜》：张先生，我们谢谢你接受采访。

枪口余生的7岁藏童

囊帕拉山口枪击事件抵达印度的幸存者中年龄的藏童，七岁的德吉帕珍，在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茫然四顾，泫然欲泣。（美联社图片）

据西方目击者报道，9月30日枪击事件时，中国士兵完全不顾逃亡者中有未成年儿童和妇女，对他们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射击。也有一些目击人报告，士兵是特意瞄准藏人进行点射的。17岁的女尼格桑南措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武警士兵射杀。

对于昨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美国读者反映良好，认为具有一定深度，让人深入到两个西藏女孩的故事中去，了解到她们的家庭背景和动机，以及如何积攒起路费追寻她们的梦想，最后一人在中国军人的枪下身亡梦碎，让读者对西藏民族的悲剧有了个人化的感受。

《泰晤士报》：中国承认杀死两名藏人

昨天（10月23日），中国官员宣布，上个月中国边防在向试图穿越边境前往尼泊尔的藏人逃亡者开枪时，另外还杀死一名藏人。

同行的藏人说，一名25岁的女尼格桑南错（原文如此，另有报道为17岁）当场死亡。已经抵达印度新德里的土登次仁说：“当时没有任何警告（就开了枪）。子弹近到我能听到呼啸声。我们四散逃命。” 41名藏人幸存下来，最终抵达印度。他们不知道其余32人的命运如何，其中包括被抓捕的9名儿童。

罗马尼亚登山队摄影师在30日事件当天拍下的镜头，内容包括一名中国士兵开火，和雪地中一人倒下。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了该组织获得的照片，其中显示中国边防武警在囊帕拉山口枪击事件后走过山脊。

……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 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于北平

挪威登山人目睹屠杀事件

挪威电视二台18日在黄金时间播出了Nangpa La山口枪击事件的新闻。节目采访了两名挪威登山人 Geir Lysfjord （见右图）和 Jan Arve Andresen，他们是当时在大本营中的六名挪威登山者中的两名。Geir 表示，当时他正在大本营吃早饭，他亲眼目睹大约1000米开外，中国军人瞄准藏人后开枪，打倒了一人。后来才知道，被杀的是17岁的格桑南错。之后，25 名中国军人带着自动武器进入了大本营，气氛恐怖压抑。他们到处搜捕藏人，带走了11名孩子。挪威登山者对中国军人毫无顾忌地对平民使用暴力感到万分惊讶。

Geir 说，他看见中国军人次日回到冰川，试图掩埋尸体，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们找来藏人和牦牛车把尸体搬走，这时尸体已经躺了三天。而中国官方说 “边防警员自卫伤及两名偷渡人员，其中一人因事发地海拔6200米，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经抢救无效死亡”，与目击者描述完全不符。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的外交官陈伟还说，中国是在追捕走私偷渡者时自卫。

挪威西藏委员会发起在本月23日进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国军人杀害的格桑南错等人，并向挪威国会和大赦国际请愿。

国际登山人网站（ExplorersWeb）在罗马尼亚电视台摄制的中国军人枪击藏人视频片断曝光之后，发表措辞强烈的社论，指出中国政府关于这次事件的所有说辞都已被证明站不住脚。国际登山人网站将中国的行为称为“静悄悄的种族屠杀”，并且强烈谴责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在西藏的行径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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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国军人枪杀藏人录像片

被罗马尼亚电视台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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