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

　　孩子眼中的世界常常被忽略，这是因为岁月倥偬，人们在走向所谓成熟、同时又渐失纯真的路上，很少想到驻足回首，匆匆行到覆水难收的境地，却已经习惯了囫囵的欺骗自己。《捣蛋鬼日记》这个题目可能会令人误解它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然而它却是作家以儿童的口吻来书写的、适合生活中那些矜然自得的成年人阅读的一部喻世之作。

　　以儿童视点来叙述的作品不在少数，亨利.詹姆斯的《梅西所知道的》、劳伦斯.斯坦恩的《香迪传》、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甚至《三毛流浪记》都是如此。“视点”甚至成为一种小说技巧，出现在戴维.洛奇的小说教科书中。意大利作家万巴也不避流俗之嫌，继续沿着前人的车辙前进。《捣蛋鬼日记》既选取了儿童视点，又采用了日记体，在结尾处，作者还站出来声明本文的史料性质。在后现代文本实验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些实已说不上新奇，真正触动读者的应该是小说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哲理内涵。

　　故事的时空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加尼诺自从生日那天得到一个日记本之后，便习惯将每天的所思所为记录下来。由于他总是闯祸，或有意或无心的给亲戚们添麻烦，大家就给了他一个封号叫“捣蛋鬼”。他到哪里，哪里就鸡犬不宁，最后由于谁也不愿抚养这个“祸害”,他被送进了寄读学校，在那里他用全部捣蛋的才能反抗学校对学生的虐待，因而又遭辞退。他的姐夫马拉利律师是一个社会党人，他正在竞选议员，由于加尼诺识破了他的虚伪，结果导致他谋图叔叔遗产的计划落空，而且由于捣蛋鬼的日记暴露了他的秘密，致使他授人以柄，竞选失败。加尼诺和马拉利既是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又串起了小说的明暗两线。

　　加尼诺是一个年仅9岁的儿童，他渴望着快乐和自由，当没有快乐和自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寻找、去制造。他虽然也曾在学校中用胶水将同学的裤子和椅子粘在一起，但是作者似乎在竭力使我们相信，他大部分的恶作剧开始时都是出于好心，可是却每每导致不良的后果。孩子之所以是孩子，不仅仅是因为年纪小，而且更在于他不能熟悉和认可成年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例如，他就是想不通，他的妈妈曾对他说，说谎是一种严重的罪过，而她自己却在不想会见朋友的时候让她的女儿说她不在家。儿童不明白“善意的谎言”代表着什么，也不明白辩证法留给成年人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心中只有是和否、允许和禁止两极，非此即彼。也许正因为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才使他们有着比成年人更接近真实的资本。加尼诺在家变魔术，借用了卡洛.内利的帽子，把它弄脏了，又用魔术手枪击中了马拉利律师，结果大家都怪罪于他。可是加尼诺却认为，要是那顶帽子不是卡洛.内利的，他就不会发怒，因为在没发现帽子是自己的之前，他还在捧腹大笑。而如果子弹击中的不是马拉利律师，他也不会发脾气，因为他在受伤之前还饶有兴趣地看着表演，尽管他早明白加尼诺并不会变魔术。这不仅仅是对成年人所谓“彬彬有礼”的辛辣讽刺，更说明一个孩子正是由于他游离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边缘，才更容易发现成年人不易醒觉的真相。

　　有人说，成熟并不是一个获得过程，正相反，成熟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这些被放弃的东西之中是否也有宝贵的纯真呢？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年人却还总是以自己的成熟为荣，仿佛自己的一切做法都是理所当然，往往不会主动思考一下自己这样做是否实事求是，如果有人像孩子一样洞察了真相，反而最有可能被讥笑为不谙世事和自贬身价，殊不知这样的成熟里面隐藏着多少虚伪庸俗和矫揉造作，这便是屡见不鲜的“智者寂寞”。

　　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将每个步入成年的人“询唤”为它的主体，而这个过程又是潜移默化的，以至于当他们套上枷锁之时，反而还在为自己被世界所接纳而沾沾自喜。加尼诺似乎生来就是来揭露这些成年人的短处的。加尼诺的母亲发现邻居的母亲所带的手表和自己丢失的一模一样，就煞有介事的认为这个女人有“偷窃狂”，其实这只是因为加尼诺变魔术的时候弄坏了邻居家的手表，把母亲的手表拿去充数了。小加尼诺本想解释，却被姐姐的一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堵住了嘴。自以为懂得一切事情的大人们，却往往离真相最远。同时，如此武断的诬人偷窃，虽然没有公开讲出来，也至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应有的襟怀，在这里，作者忙里偷闲，又拿宗教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面子、礼法、习惯、迷信、经验、从众心理，这些成年人的“财富”遮住了每个人在孩提时代本来具有的“心眼”，而孩子由于涉世未深，自然少了一份蒙蔽，多了一片视野，不幸的是，这样的道理在成年人的世界往往却得不到承认。

　　马拉利律师的竞选事件是作为暗线出现的，而马拉利律师则是作为加尼诺最主要的“对手”来反衬小说的主题。马拉利律师表面上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是保守党的对立面，代表着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他诚惶诚恐的隐瞒她和一个天主教信徒的婚姻事实，却又不能割舍自己的情欲；他假意显示他的宽容，把加尼诺接到家中去抚养，却因为一些小事就忍受不住，要把他送往寄宿学校；他的叔叔将遗产全都留给了女仆和穷人，并在遗嘱中声称这是符合马拉利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利他主义思想的，他气愤已极，然而为了不毁掉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光辉形象，却又不敢发作--一个冒牌社会主义者兼政治骗子的形象通过加尼诺的少年闲侃跃然纸上，不禁令人感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形象更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崇高的信仰，不是投机的招牌。

　　小说中加尼诺在寄读学校参加了一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团体，旨在对抗校方的“暴政”。这一意味深长的情节其实正是对意大利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戏拟，作者也借此讽喻当时意大利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孩子胡闹式的反抗而已，它必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虽然其时马拉利律师并未出场，但由于这种“对位”、“戏拟”性质，却仍可以看作马拉利这条暗线的延伸。不仅如此，孩子们的闹剧虽然也遭到了失败，却始终毕竟天真无邪，令人同情，相对于马拉利们从事的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又形成了真实与虚伪的对照。

　　小说的最后，加尼诺天真的为了维护姐夫“天主教徒”的清誉，写信给保守党徒，说明了马拉利和他的姐姐--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女子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的事实，不想却成全了马拉利的对手，正好利用这个秘密攻击马拉利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亲人们纷纷指责加尼诺毁了姐夫前程的时候，小加尼诺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说出了事实，却成了罪人。“人之初，性本善”，加尼诺算不上一个智者，他不过是依着孩子的天性而说出了真话，他不知道在一个带着真理面具的谎言社会里，说真话、办实事反而会成为异端。这一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安徒生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装》的结尾，同样是一个孩子揭穿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事实。可惜的是，即使在当代的许多时候、许多地方之中，安徒生的童话还只是被当作童话而已。

　　就小说的中心思想而言，不该是思考19世纪末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潮的得失，与宗教、迷信、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也只是作者借加尼诺之口提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万巴的这部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思考了儿童视点本身，而并不是像詹姆斯、塞林格等人一样将视点作为一种技巧，在所有暴露社会问题的企图之前，作者希望我们思索的是真实与虚假的辩证法。不过，那些充满幽默讽刺意味的、对社会现实的描绘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为读者描摹出了19世纪末意大利社会的一幅世态风情画，这自然也可算是读者的一份收获。万巴小说的主题是哲学性的，但想必作者也会乐于同意读者在明了小说形而上的意义之后，期待着真实的世界、无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