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邊兒上

本文內容無它，延續一下《一九八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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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拾報紙，一星期前的新聞仍是這么觸目驚心。正是傍晚下班時候，突如其來的暴雨讓泉城變成了水中地獄。

天地不仁，水火無情。為死難者哀悼。

通常認為烏托邦出於空想，而且必有它系統的政治理論，非如此就不能成"邦"。

這樣說來，中國人的"烏托邦"往往稍顯幼稚。孔夫子的"大同社會"沒說具體內容。老孟嘟囔什么"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副小農社會的土鱉圖景，只怕要讓懷抱遠大抱負的政治理論家笑話。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社會有美好內容，也有他的哲學作為理論支持，可以說是早期先秦諸子裡面最有成就的烏托邦理論了。

陶淵明的花園（陶花園）雖然有名，可惜只是老孟和老聃的嫁接，以道家的出世背景，描寫了小農圖畫。原創性是不高的。

這樣說下去可就妄自菲薄了。而我們並非不擅構建理想社會的民族，周代政治就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范之作。

以禮學為出發點，以井田制作為經濟單元，以王官制作為施政架構，以封建制分封諸侯，以朝貢制團結諸侯拱衛中央……在那么早的年代於那么廣大的地域實現了大一統帝國，在夷狄交侵之際維護了華夏文明圈的成長壯大，功不可沒。而這一切的基礎，竟然是周公的制禮作樂。我們不能不佩服華夏先民的天才與偉大了。

後周公五百年而有孔子，他有時發出感嘆："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在禮崩樂壞的年代，他完善並發展了周禮的思想。此後兩千五百年，他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文明。

開始看到評價柳詒徵先生"以史學入禮學，以禮學入理學"的治學道路和方法的時候（見王家范先生《史家與史學》），我還迷惑不解。誰能想到，區區三禮之學，竟開出了三千年的華夏文化。此處跑題，呵呵。

回到主題，再看看西方人的烏托邦。

雅典的柏拉圖對不遠的斯巴達表示羨慕，以它為藍本寫了名為《理想國》的書。這本書是不是烏托邦的濫觴，我不知道。他的哲學挺有意思，但政治構想真的很爛。

斯巴達式的烏托邦理論在近代復活了不止一次，最後以某大國政治實踐的失敗而宣告終結。而早在半個世紀前，喬治·奧威爾的《1984》就描繪了極權政治下的慘淡圖景。

哈耶克認為任何以理性設計為手段構建的社會必將失敗，只有基於經驗的自發改良才可行。他是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教父和代表人物，著作都是大部頭，今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四月份出了本《哈耶克文選》，不錯。

烏托邦不見得必然走向極權主義，但它在近代的政治實踐無一例外走向了極權主義。這是因為西方希伯來傳統的排斥異端以及斯巴達式的計劃安排必然導致權力過分集中，同時也忽視了人性自由發展的一面。

相比三千年前的中國古人，現代人要感到慚愧了。

中西文化的立國之本不同，從而宗教的作用大異。我個人不習慣稱儒家為儒教，即使混入讖緯神學，它也沒有彼岸世界。沒有原罪，沒有救贖。不過把儒家叫做儒教亦無不可，只是需要細加辨析一下。這裡提供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儒家無疑具有宗教的作用，祭天、祭祖、祭圣賢，這是祭祀之用；興禮作樂、衣冠儒服，這是儀式之用；言必稱孔孟，認為行動代表天意，這是偶像之用。另外它還有一套完整的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等等。

但儒家完全是現世的。讖緯神學只在漢代發生過重要作用，陰陽五行的學說雖然陰魂不散，終究玄之又玄，普通百姓難以理解。何況它本來也不是儒家的一部分。以周易和周禮這兩樣最古儒書的內容而言，中國古人只是敬天，聲稱自己是順天意而行，但始終不肯以天力亂人事。“子不語怪力亂神”，其實是整個周帝國的正統思想。孔子因它而有所闡發，所以說“周鑒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我覺得儒家作為宗教之缺陷，在於他太過富於理性，太能夠劃清現世與彼岸世界的關系。“未知生，安知死”，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管你世界的“本質”是什么，先做好一個人再說。把態度放端正，能夠發揮“祭”的現實意義就夠了。儒家的“持敬”，和基督教徒對上帝的寅畏伏信絕然不同，乃是一種人本的尊敬態度，它依賴於人類自身的良知。

這種學說在那么早的年代發育成熟，實在令人贊嘆，而它也正和中國的鄉土社會相得益彰（參看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但如上所言，其根本缺陷在於不能令庶民寅畏，而它所依賴的“良知”也是如此之脆弱，讓修行不夠的人極易動搖。當孔子的學生宰我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的時候，孔子那么生氣，只怕也是這話觸動了儒家的軟筋了吧。儒家學說正是不能“使民戰栗”的學說。漢家天子的讖緯神學曾起到了這個作用，但這個體系不夠完善，隨著漢帝國的崩潰而喪失了知識階層的信任。

當一個忠誠的“儒教徒”死去的時候，他不能像基督徒那樣請求天父寬恕他的罪，不會有下地獄的恐懼，也不會有上天國的企盼。他只能像我們熟悉的保爾·柯察金那樣，回首自己的過去：“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當聽到有人評價自己是歷史這場大游戲中失敗一方的時候，“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先生也這樣說：“並不失望”，“也沒有遺憾”，“我做完了自己一生要做的事”。

我們砸了一百年的“孔家店”，直到現在還不肯正視我們祖先曾信守了兩千多年的法則。我們需要明白一點：所謂儒家實踐的結局，以今人的眼光來看也許是惡的；但要知道，在當年惡劣的技術水平下，儒家政治真正實現了大一統社會的最優執政。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都以早熟為顯著特徵，其困難則主要在低下的技術管理水平和宏大理想之間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最好就是首先建立一種充滿理性設計和道德高標的理想計劃，然後依此執行，在實際情況中再行損益。這種情形，我們看《周禮》的春官秋官，以及井田制的設計就明白幾分了。

由此我們也知道，中國社會不是靠底層的摸索逐漸實踐而來，而是從精英分子的施政理想從上而下來。理想和實踐之間的空洞，就由一系列的"潛規則"來彌補。灰色規則的盛行，最終拖累了中國的發展。其中因緣複雜，這裡就不鋪開來討論了。

總之，因為有了這種開明理性的學說，中國文化能夠如此和平昌明，開出了漢唐那樣的盛世，而不會像基督教歐洲一樣，陷入神學的黑暗中世紀。也正因為它作為一種民間信仰的柔弱基礎，使得中國社會的鄉土結構在近代面臨崩潰的時候，這一套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也隨之土崩瓦解。說它“瓦解”也許嚴重，因為宗法倫理並沒有即刻消失，消失的只是上層哲學，是孔子及他的後學發揮出來的那套東西。——也就是說，隨著代表宗法社會精英的地主階層的一掃而光，儒家學說的精華部分亦隨風而逝了。

與此相反，不變的永遠不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撤下來砸碎了，桌子上不是空白，而是換上了毛主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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