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录

本文作者：何立

因为这一段时间七十年代人的逐渐崭露头角，人们对七十年代人的讨论多了起来。叛逆、另类、前卫、理想淡薄，满天飞的评价一下子把七十年代人推向社会前沿。

在文学界，卫慧的《上海宝贝》一出版便成了文艺评论的焦点，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我也是七十年代人，我也不赞同卫慧那过于裸露的性描写，但我不认为她是错的，也不认为她的作品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污染与堕落，是的，也许有人看了书后会像她书中所写的那样为了生理需要去纵欲，但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一笑了之，至多对卫慧丰富的性描写有所惊讶，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对美与丑有自己透彻的理解，生理需要并不丑，丑的是因为生理需要而沦落，也许卫慧觉得她在小说中所写的都是对的，但我们不会因此随波逐流地盲从她的生活方式，她不是上帝。这个社会有人一天换一个情人也有人辛苦一辈子还娶不到老婆，有人守身如玉也有人放浪形骸，有人精神空虚吸毒精神负担过重自杀也有人精神充实为国为家日夜打拼奋斗．．．这些对七十年代人来说都不稀奇，因为我们知道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阴暗与阳光灿烂总是共存的。我因此想为卫慧说一句：为什么陈村称卫慧是“色情作家”？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表达方式，特别是崇尚个性与自由的七十年代人，也许太过于前卫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但我相信这种背叛传统的前卫在这个开放程度已相当高的社会里只是浪花一朵，没必要大惊小怪，否则陈村应该称作“卫道作家”。

我们出生在计划经济的七十年代下，成长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转换的八十年代中，成熟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九十年代上。在剧变的社会里，我们所受的教育并没有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在物质色彩已相当浓厚的年代里我们的头脑仍被灌输着又红又专的思想。当我们对社会上的暴发户羡慕不已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是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暴发户的产生和腐败的发生，我们只是被告知说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我们接受改革开放涌进国门的苍蝇蚊子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社会主义也会滋生苍蝇蚊子即使不改革开放，我们只是被一棍子打死地教化说社会主义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的苍蝇蚊子；当我们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协调大感困惑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政治体制的变革远比经济体制的变革要困难得多，我们只是被告知说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教化跟社会现实比起来是模糊和似懂非懂的，也是落伍的，我们还不太成熟的思想因此叛逆，因为叛逆而早熟，于是渴望暴富、追求另类、向往自由，所有这一些，并不是我们在堕落，我们只是想把世界看得清楚透明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有我们的实际情况，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不相协调会产生许多不正常现象，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我们对八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并不赞同，对纯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可以说不”也持保留态度，这是我们自己体会得来的，书本上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有理由说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叛逆让改革得以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色彩（确切地说是政治理想）是太淡薄了些，这是社会环境赋予我们的，但这并不是缺陷，对我们这个急待改革以拉近与世界距离的国度来说，理想色彩太过于浓厚只会束缚手脚。我们承认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我们也承认在意识形态里我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融合。所谓理想色彩的淡薄是相对于我们自力更生国门紧闭的上一辈人而言的，在上一辈人的眼里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代。理想色彩的淡薄让我们少了空谈多了实干，我们不屑于夸夸其谈地讲我们应该怎样为国做贡献（但我们也不因此鄙视那些这样讲的人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我们更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自主生活，我们不喜欢按父母或上司的安排固守陈规地在固定的模式中过一辈子。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决不允许别人随意干涉我们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分辨是非并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而且一旦选择，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对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很宽容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很从容地走自己的路。我们知道干涉与说三道四是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如果你觉得当男人不舒服你可以做变性手术当女人，如果你觉得生活太单调你可以选择流浪只要你有足够的银子，如果你觉得当老板挺爽你可以马上去注册公司只要你口袋里有足够注册的资金并保证让自己可以活下去就行，如果你觉得与异性同租一套房子是很浪漫的事你可以马上行动只要你能把握自己。当然，我们对自由的宽容和尊重是有尺度的，并不是向往自由就可以向往为所欲为烧杀抢奸，这种尺度就是法制的健全，我们认为法制的健全才是充分自由的保障。

七十年代人是已经成熟起来了，但我们还不是社会的主角，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只是在套用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自主建立游戏规则的能力，这还要假以时日。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成为主角的时代（已经不远了顶多再过十年）里，我们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更尊重个体权利更有自由保障的社会，套用一句广告词，我们的时代肯定是一个“我想我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