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 learns to write

to devote, to grow up

Subscribe to RSS feed

Sticky post

Welcome, my friends!

,

Please say "hi.."bigsmile

Read more...

Sailing Competition Day Final RS: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venstar Marina, Shenzhen, China.
Sunday, August 21, 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enzhen Universiade Sailing Competition Final

How to composite the pictures with words in outlook? Maybe I should try out Windows Live mail.

TEST picture from email

Shenzhen Universiade 2011, the Sevenstar Marina
[cid:image001.jpg@01CC5FEF.33C20EC0]

test from email

Test
我回来了!!!
I'm back!!!

blog.forsino.com

, , ,

我始终是个懒人啊。
翻墙写日志,初衷还是想找一个不会被删帖的地方,而且很烦自己找空间做备份的那些事。曾经一个zhouye.info,共享空间半路上被封鸟。

但是翻墙上传图片实在是一件很13的事情,特别中国政府近期的行动表明了他们绝不妥协的态度。很遗憾,my.opera.com这根可爱的小杂毛,解封怕是遥遥无期了。我的国内博客http://glyx.blogbus.com前段时间也跟博客大巴一起被中国政府关闭了3周的禁闭,倒没有为那个纯粹发泄用的博客感到多么郁闷,但总归是不爽。想来想去,趁着前段时间中国被米国打压,心血来潮,申请了一个新域名:www.forsino.com,挂在帮某朋友申请的600M共享空间下。
博客访问地址是http://blog.forsino.com,寓意无非是blog for sino. 只是此Sino并不是Sino-US那样的意思,我还没到替这个无良政府的某些行为背书的地步。有心人会发现blog for sino的真正意思,不过,目前为止,还只是心血来潮而已。

刚刚发了一篇毫无逻辑可言的 《当野蛮资本主义遇到吐血的老师》,发现没经过任何宣传就已经荣耀地被各大搜索引擎的爬虫爬过了。点击也有30多,主要是中国的IP,这点让我很欣喜。至少比my.opera.com好多了,首页的那个国旗数统计显示了GFW的有效性,中国的IP压根儿就翻进来过,可怜的几个还是我用opera mini国际版时留下的。现在opera mini国际版也被封了,包括ucweb国际版,一地鸡毛。

这个博客开了接近两年多了,点击才2w3,独立访问的IP数拢共好像就7800,实在是可怜那。韩寒在围脖上一个喂,就超过我的点击好多倍了。翻墙不容易只是借口,主要是自己没用心经营。

只是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cyber world上留下一点什么,如此而已。反正现在我已经是国外的域名和国外的空间,GFW&CNNIC你们也就是只能在咱们国家这个互联网黑洞作威作福而已,咱不鸟你。

封了我的空间,我就更换IP或者更换空间。封了我的域名麻烦点,只有认栽写英文日志。

总之一句话,GFW倒掉的那一天,我一定会给你烧纸钱的,为了惨死在你手下的那些网站冤魂,那些年轻的创业者们!

这个空间我仍然会更新的,期待中国政府良心发现的奇迹。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是好是坏”之理性追问》

好久没来了,继续转贴,顺便祭奠可怜的博客大巴。

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Take it simple

Things got simple, if you just know what they want.
Sure,

好心当成驴肝肺

还被罚了1150,要的就是让我心疼。其实这是解脱啊,这下轮到你担心我了。还有发票的事情,我还没解脱。

真不知道在深圳会呆好久,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

只是知道,这两年的经历,将会影响我的一生,当然,决定不了我的一生。

另,可惜了大小梅沙这么好的地方啊,公交车实在是多地过分!

Opera真惨

mini被封,心都碎了。只好把4.2和5.0都删掉了,改用Ucweb国际版和Skyfire。中国政府真操蛋!
封锁别人上网自由的人,不管主观故意的还是作无可奈何状的,终有一天你们会锁在前台,等待审判之光的降临!
另外,习惯性的:fuck you, the evil communist part of china!

深圳郊区果然很开心

高兴的话可以天天骑自行车穿行在海岸边的公路上,空气很好,大梅沙的海滩还可以接受,哇哈哈。

he died,

I just mentioned him in my previous blog, but now, he died. This is part of our history, right?

向前,历史的三峡 - The Surpass Era

,

took this in a noon break, and I was just feeling, in my specialized view, not magnificent, but very very dangerous, like the current China.

Stunning development? yes, of course, if you had ever seen how the Chinese deal with the work. but this develop is also quite fragile, any little crash would bury this.

I can only pray for this ooooold, but still young nation.

Hope, China, my motherland, can surpass her "Doomed Three Gorges" with ease: nobody would fall into the water,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No Ship crash!

How to install Chinese language pack into a fresh new Windows XP system

, ,

So you are trapped after reinstalled Windows XP: cannot read or write Chinese, Korean or Japanese.

1: If you have an official Windows Installation CD, then just insert the installation CD into the CD-ROM and execute the following steps:

1.1: Open the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 in Windows:


1.2: Check the Install files for East Asian languages option:


1.3: Set the Language for non-Unicode programs to Chinese in the Advanced tab:


1.4: Reboot!

2: If you have no official Windows Installation CD but a ghost system, or simply a recovery CD, it's recommended to follow the next steps:

2.1: Download the Windows XP SP3 RTM 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 (MUI) Pack, which is a 5 CD .iso image. Here just download the CD1.

2.2: Install it and reboot.

2.3: Do the step 1.1-1.4.

果敢沦陷

, ,


谁也不想沦为黄赌毒,谁也不想挣扎在边缘。
如果不是昂山素姬这张牌再次打出来,或许我们的政府还会偷着乐吧。
希望缅甸不要又成为一个朝鲜,希望八军的弟兄不要再次成为牺牲品!

参见果敢貌小锋的博客

捣练子

, , , ...

夜无终
Endless night

嘉苑侧
九三中
犹想他朝又相逢
总是七夕怜不见
长风归处夜无终

Beside uptown,
Sit in 93.
Dream to meet each,
The day Seven Evenings.
Only lonely wind
along with this night.

无痕

, , , ...

无痕
Leaving nothing behind

犹忆初晴冷
临风问此身
平生多讽难
夜雨总无痕


Remember when sky clears,
Search heart by the wind,
Always you sneer,
Weak as night rain.
[/COLOR]

于品海接管多维。。。

OH MY GOD...

Read more...

我们这一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8-0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992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右转就进村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提供从剃头到按摩所有服务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的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连成了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路边的人们从容不迫的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支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是不远处那排在建的高楼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抽烟、喝茶、与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的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的颤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的挂在腾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庄最庞大的建筑群了。院墙与铁门隐藏了它的规模,只能看到两幢办公楼,大约六、七层高。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是否被关押人员所住,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9天前税务部门对公盟的突然造访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一点都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Read more...

What the hell are you going to be?

Several hints:

1. still live in the "small world".
2. easy to listen, hard to change.
3. not so aggressive, still lack confidence.
4. care about nothing, even own life.
5. detest the surrroundings.
6. with big dream, act like kid.
7. always sneer at everything. (like the commentators on 163.com, cnbeta.com and cat898.com.)
8. don't believe in love.
9. don't willing to work with heart.
10.tooo many...

搬到了一个好吵的地方。。。

新租的这个小区晚上未免太热闹了,那些廉价而嘹亮的街角K歌场,把周边类似30年代的居屋里的人都吸引出来了。几个街角,人满为患,里面充斥了廉价的盗版碟、“库存手机”、拖鞋背心。

右手边的那个小区倒挺气派的,听说还是香港人设计的,三期均价接近3w。不过,好多狗啊。。。千奇百怪的狗狗。前几天还看到一个5000块的寻狗启示。。。

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到底哪里的生活方式才能代表这个国家呢?

旺旺的广告真变态

, ,

好不容易决定网购一款E52,结果重新装好旺旺,就弹出来这么多消息框,天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农贸市场。。。

VLC终于1.0了

终于,到了1.0了,哈哈

唯美的界面。。。

自从支持real media后,我连ww-mplayer都删掉了,电脑里就QQ影音还在苟延残喘。

也许的新生活

我运气很好,终于遇到了一个让我有机会积攒人品的房东。

大吵了一次以后,在他们5人亲友团的淫威之下,还是被迫花了80块检修向外滴水的老爷机空调,天知道这个发黄的空调有多么脏;齐焰也掏了60块,赔了那个已经化为一缕缕布条的窗帘,天知道那块可怜的布料骗了多少人的钱。

然后他们告诉我那台至少用了10年以上的冰箱有异味,燃气灶无法打火,统统要赔钱。幸亏他们没有发现洗衣机的毛病。

以下关键词请屏蔽无结果,不设相关搜索

参见China Digital Timeszip :

谢谢中宣部,你们很体贴。

以下关键词请屏蔽无结果,不设相关搜索,今日(8日)19时生效。
Please screen out the following keywords, no relevant search results. Effective starting 7 pm today [July 8, 2009]

“ 新疆汉族过的生活”、”Life of Han Chinese in Xinjiang”
“新疆汉族 悲惨”、“悲惨 新疆汉族” 、“新疆汉族 悲惨地位”、“新疆汉人 悲惨地位”“新疆汉人 悲惨”、“新疆汉人悲惨地位”、“ 悲惨 新疆汉人”、
“Xinjiang Han Chinese, miserable” “Xinjiang Han Chinese, miserable position”

Read more...

热比娅必然失败 - Rebiya Kadeer is bound to fail

, , , ...

特地到AC去看了看,发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照片。

这张照片里面的妇女那时候应该刚刚下班吧,也许她刚刚路过二道桥附近,说不定还准备去顺路买点菜回家。她的身形穿着,和我的母辈如此相像,以至于我总是忍不住地心痛。

趁着开罗演讲余热未消,伊朗推特暗流涌动,韶关事件持续发酵,在美国、德国以及土耳其的回鹘棋子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总统只会给他们一次机会洗白。

奥运前后,因为喀什出事情的缘故,我曾经频频登录维吾尔在线,想了解一下新疆的现状。期间见识了不少活跃ID,如海来特·尼亚孜、赵客、香港汉族、辛格等等。那时候这个网站还没有被封,乍看上去跟内地的论坛差不多,总归是小心翼翼地充斥了对这个政府的冷嘲热讽。但是建设性的讨论氛围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消散,毕竟长久的治理失误埋下的种子已经在社会萌芽,每个人都无力承担,也无力阻止。我不大相信海莱特这些人会在七五之前恶意煽动维吾尔青年去发动种族仇杀,但有意无意传播开来的误解造成的愤怒的显而易见的。他们无力左右历史的洪流,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王力雄思及新疆命运时,曾怀疑新疆未来很有可能血流成河:

"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的确在等着中国出现动荡。最可能的时机是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今天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转型就越可能以突然形式来临。突然转型会使国家控制力急剧下降,社会危机四伏,变局迭起,成为少数民族举事的最好时机。新疆多年积累不满乃至仇恨,一旦有那样的时机,爆发无疑将非常猛烈。"



现在看来,他的预测还是一如既往地有失偏颇。因为这次发生了八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盛极的美国人受到了明显削弱,谨慎的中国人则手握一把好牌,不再可以被人随便左右。

其实即使在反恐战争最高潮的2004年,当大家心照不宣地坐下来谈民主、人权和反恐的时候,牌桌下的筹码也在不断地角力:手握一大把牌的美国人费尽心机将热比娅转移到美国,同时也不断为达赖喇嘛造势,为牵制中国布下一批批或明或暗的长远棋子。不过这些棋子似乎到现在才发现这个世界可能变得太快:在经济危机和开罗演讲后,被削弱的美国已经不愿再与绝望的伊斯兰世界为敌,日益恢复的中国已经是美国的腹心之患,他们必须赶快。最有效地途径莫过于利用大量恐怖事件制造民族仇恨,为将汉人赶出新疆,彻底分裂新疆做血腥地铺垫。

毕竟,只要美国人说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就不是恐怖分子;只要欧洲人说她是和平主义者,她就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共和国成立以来,实边屯田之后的新疆其实早已不是问题:除非新疆建设兵团解散,否则这些分裂主义者将无一合之力。很简单的道理,西汉以降,中原政权对西域的控制从来没有长期中断过,西域周边也很少有势力成功地挑战了中原政权的权威。衰弱如满清王朝,也可以凭借地方上的左宗棠就解决暴乱四起的南北疆,并以不惜决战的姿态成功赶走沙皇俄国。民国建政几十年,天下纷攘,国危欲倾,苏联人也最终不能够合并东西突厥斯坦。这些分裂主义分子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得到成功?热比娅保外就医时信誓旦旦言犹在耳,转眼间即抛弃了自己做出的承诺,还公然在半岛电视台上用假图片撒谎,她凭什么凝聚那些海外的斗争者?世上只有一个达赖喇嘛!

驱下民滥杀戮,是为不仁;
为金株就官职,是为不义;
因纠纷背国家,是为无礼;
举螳臂欲当车,是为不智;
轻然诺晒盟誓,是为不信。

如此人物,如何能够成功?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 , , ...

欧美的城市,还是有很多比较脏乱差的穷人住宅区,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为对黑人实行严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进城安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华丽、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洁,甚至超过了欧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是由于南非上述体制下,圈地很方便,欧美没有这样的条件。

由于流动劳工政策,造成了南非的一个现象——逢年过节有大批的黑人劳工要回家,在南非的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有大量的劳工要返乡,会出现一个很热闹的景观。

第一,实行这一制度,白人当局就有理由说黑人在所谓的黑人家园里,是保留有退路了,因此城市可以不对他们开放,城市只要出现危机,出现经济萧条,就可以把黑人劳工赶回去,因为他们反正可以回去种地,失业也不是问题,社会保障也不是问题。第二,虽然黑人的份地是属于集体的,但国家高于集体,国家要圈土地,集体没有任何抵制能力。

南非的这一“优势”,是欧美国家所不具备的。在经济繁荣时,可以让流动工人大量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进而把他们赶回所谓的黑人家园,让他们靠狭小的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一次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的身上。这种流动劳工加黑人家园部落所有制的设计,就是所谓有序的城市化。

ye按:走出经济危机的路径其实早已昭然若揭,暂缓土地流转,让农民工回家,升级基础设施,寻求统治合法性。但是,萧条的农村还能承受多少次这样的危机转嫁呢?一方面继续不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放任农村的逐渐破产,另一方面却毫无节制地跟随美国制造流动性泡沫,希冀依靠补贴外国消费者来继续博取廉价的收益。手握一堆好牌的政府,最后还是选择与友邦一起吹泡泡来刺激外需,也不让家奴获得平等的经济机会以刺激内需。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作者:秦晖 2009-5-25 17:27:11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南非是中国很关注的一个国家,1995年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后,南非是中国人去得很多的一个国家。最近媒体对南非的报道也比较多,但是往往是说南非的治安问题等等,但是对这些现象的由来,中国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到过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欧美还要漂亮。欧美的城市,还是有很多比较脏乱差的穷人住宅区,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为对黑人实行严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进城安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华丽、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洁,甚至超过了欧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是由于南非上述体制下,圈地很方便,欧美没有这样的条件。南非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公路里程曾经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Read more...

经观终于只剩下专栏了

, , , ...

很怀念本科时被那帮年轻人鼓舞的时光,那时候新世纪刚刚到来,理想主义又开始茫然地萌动。出于本能地,我总是亲近那些理想主义者,总觉得理想的光芒不至于这么快就开始消散。不成想却目睹了满地的狼藉,虽然这或许也是命定的结局。

其实我早已没有定时购买经济观察报的习惯了,偶尔也会买过,翻翻观察家和里面的专栏而已。但近期干的这些事儿确实让我甚为不满:

1、专访芮成钢、连岳,兜售农民式狡黠的同时也不断地以拾人牙慧为荣,也丝毫看不出经观在讽刺他俩。
2、腾中重工那篇文章最多也就实习记者的水平,明显匆匆炮制,没有深入采访。你们是周报呢!
3、专访李书福,结果专访成了悬疑小说;论GM的倒掉,也只点了两句。李翔在梦游吗?
4、假某私募的名义预测江西铜业会冲高80元,不太合适吧?博客上写写就好。
5、出现太多的不应该的别字和排版错误。
6、越做越烂,还好意思涨到3块!

嗯,好吧,专栏还是水准之上。
只是没了秦晖、孙立平。

What Site Maintenance means is to keep Silence.

, , ,

Or, keep S.M. to the people.

悲剧之所以会让人记住,就在于它总是一再重复

, , , ...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原文注: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曾被《联合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发表,有较多遗漏和不确之处。本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若有争议之处,请以原录影带为准。

ye按:谈不上领袖,柴玲其实就是一个不会伪装的普通学生而已,至少在她仓皇接受采访的时候。学生领袖这个称呼就注定了它的脆弱性:一切的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好,即使被推上前台,又能怎么样呢?政治可不是谈情说爱!
易地而处,我非常理解她的期待流血和挣扎求生。即使有幸早生20年,相信我也会宿命般地选择那样的无奈:是那个时代没有准备好,而不是那些惊惶的学生。

时光定格在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镀金的王朝又为社会的真正进步准备了些什么呢?砖家?城管?删索?寒蝉?
历史即使再次给予中国机会,现在的这一代做的也不会比柴玲们更好:至少她们没有选择冷漠,也不愿冷嘲热讽。

-----------------------------------------------------------------------------------------------------------------------------------------------------------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

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Read more...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 王力雄

, , , ...

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


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ye按:有的人可能会倾向于批判王力雄曾经写过的那些书,是的,他的那本预言确实夸张了点,而且他的妻子也并非毫无争议。但我尊敬他!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DWNEWS.COM-- 2009年6月3日12:54:5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Read more...

有多少梦,可以重来;有多少选择,被轻易放弃。

, , , ...

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充斥着滥用和践踏她的人民的善良、纯真、高尚、创造力的例证。但正因如此,坚持这种善良、纯真、高尚与创造力,才变成最强大的武器。嘲讽、不屑、退缩、放弃的四处弥漫,只是证明了当年的践踏与滥用的大获全胜……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个事件不是在于死了多少学生”,他说,“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放弃了。”


其实,选择放弃的何止那一代人!

同济网论坛当前暂停发贴,全站版面只读 作者: 同舟共济 起始时间: 2009-6-3 结束时间: 不限
很抱歉,同济网无法提前通知当前状况,因为同济网也不能自由做出选择。我们相信同济网论坛将会在一两天内恢复正常使用,届时将通过论坛短信通知,请注册用户保持登录状态,并请勿在论坛恢复后进行讨论。你的配合将决定论坛的发展。


那些丢失的东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6-04



叶夫图申科和他诗人朋友K去看一部旧电影。其中一个镜头是敖萨德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一群小铺老板和刑事犯打着“杀死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的横幅,手里提着沾着犹太儿童们的血糊糊的头发的棍棒。

“难道你想成为跟这些人一样的人?” 叶夫图申科转头问K,他知道K是个排犹主义者。

K躲开他,用冷冰冰的声音回敬:“我们是辩证论者。不是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要抛弃的……”

Read more...

新的生活

, ,

素不热衷川菜的四川人,更不用说其他菜系。

看样子以后要走路去上班了。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改变自己的生活。

以上三段没有任何联系。。。

每年例行解封测试?

冒个泡泡。
设计、制造、管理GFW的人,其无后乎?!

有的人,总会成功

为了看一张照片,注册了校内。刚才突然想起以前插到蓬中的岁月,于是小搜了一下xb。

才知道人家已经保到交大微电子了,而且也减肥成功,好像也成了一个美女,追求者众。

一步一步地,由青涩走向成熟,由自卑走向自信。

也许她掉到和我爬到同济都是硬币的两面吧。

有些人总是会成功,无论老天怎么对付他。
有些人总怨天尤人,似乎这个世界针对他。

无非努力与否罢了!

心里萦绕地却总是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那句话:有的人,总会成功,无论你把他扔到什么样的垃圾堆里。

不相信

晚上聊起网恋的时候,我告诉了hyomegle这个网站。结果自己一上去,就碰到一个日本女的:

...
stranger: where u from?
you:china
you:u?
stranger: oh shit
stranger: japanese
...

我愣了半天,结果,人家说的是:
stranger:I think asian dominated omegle.

再次发愣。

后来我给hy发了那段时期上omegle的时候保留下来的比较怪的东西,结果一不小心,发了这个:

Connecting to server...
Looking for someone you can chat with. Hang on.
You're now chatting with a random stranger. Say hi!
You: hi
Stranger: hi
Stranger: nice to meet you here.
Stranger: good noon.
You: Chinese?
You: GMT +8 is noon
Stranger: yep. you?
You: me too
Stranger: 呵呵
You: the Chinese should say "nice to meet you"
You: it's bad
You: Lucy, kate , how are you!
You: I'm fine, and you
Stranger: i am fine. too.
You: 囧
Stranger: Orz...
You: boy or girl?
Stranger: b
You: so kick me off
Stranger: bye
Your conversational partner has disconnected.

后来一回想,无地自容啊。sad 落荒而逃。。。。

我不相信 - 少年北岛

,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惊慌

, , ,

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习惯了用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比如说收入数字,或者周末领回来的女孩子数目。我不确定我的室友是如何看待我的,但我知道,他一定愿意给我留下成绩优秀、单位好而且肯努力、泡妞无数的印象。

嗯,还比我能跑,比我能游;可能就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实在拿我没办法吧。按理说我在他的光芒照耀下应该沮丧万分,然后照瓢画葫芦地亦步亦趋,争取也混点名堂出来。不过我似乎总是没有这份自觉,可能这个人太没出息了吧。

其实我一直感到惊慌的,因为自己工资虽然比他高一些,但是比起两年后光年终奖就会10W以上的这种设计院,我的公司太不起眼。自己还要到处劳碌奔波,甚至还要管工地,管那些看不到头的杂事,母公司的管理如此混乱,也让我吃够了苦头。我居然才知道办个护照是件挺麻烦的事情!

其实上面的话也就说说而已,真正让我感到惊慌的还是最近才碰到的那种无力感。

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也知道,家里面现在确实需要一大笔钱,而我显然指望不上。如果我两年前能够不急于跳槽的话,现在完全可以很轻松地凑足其中的1/4,而不是现在的1/10。

趁着大盘还行,我也偷偷瞄了一眼自己的帐户,发现这十几手投资还是亏了300多块。不知道自己该表示自豪呢还是庆幸:在预计可以持续到国庆的这波行情中期,我已经算是解套了,如果两万块也配套牢这个词的话。

我总是倾向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保持宽容,虽常常遗憾,也决不后悔。

现在仍然如此!

到底要学习到什么时候?到底要惊慌到什么时候呢?

人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长大,但责任毕竟可以医治这种轻浮。

你看,我并没有在某棵树下挖坑,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终会终结的镀金王朝

, , , ...

傍晚时,我坐在音乐广场的石阶边,一边休憩,一边耐心地等待登录欧贝拉社区。当再一次确认远至波兰的小孩都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个博客,而这个可怜的作者却必须用手上廉价的诺记才可以勉强浏览自己时,老实说,某人很恼火。

自由的边界总是离你太近。

就像你很难抓到那只伺机饮血的蚊子一样,这个系统总是在你想静一静的时候嗡嗡直响,而你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手段来对付它。总不能老是用代理吧,三大代理软件都在偷偷卖你的数据,人家毕竟也是在做生意。免费的VPN也总是让人不那么放心,别人凭什么帮你翻墙,很费电的哎。
即使你精疲力竭地摆脱了它们的纠缠,也改变不了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袖子被挽上胳膊,热血红利的存在使得它们根本就不在乎。

一些人很喜欢用百年前米国的镀金年代来比喻现在的中国,我很难认同,除开可以得出这样的年代都会终结的结论外,这样的对比完全没有意义。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金王朝,再次停滞的这里,不需要伟大的年代。

世俗的中国,永远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差。即使像小男孩一样在现代世界蹒跚了一百多年,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秉性。历史的轨迹告诉我们:这里永远是现实主义的乐园,理想主义的坟场。

太现实了,不好。

Sorting fact from fiction – Tiananmen revisited (Part 1)

, , ,

From foolsmountain

My thoughts: very nice essay, worth reading for all,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guys like me living just in mainland China for so many years.

update: also found in cnreviews.


Foreword

The following piece is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a two-part essay that explores the tumultuous events that occurred in Beijing during the spring of 1989. The essay is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the first three of which appear here in Part I.

The first half of the essay provides a brief outlin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from which the movement sprung, and questions the motivations and organis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general.

Part II (to be published here on May 22) will explore the dialogue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hip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ill carefully examine the causes behind the outbreak of violence that eventually resulted, followed by the aftermath and legacies.

The de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Part I), together with the Tiananmen Papers, will not be drawn upon as evidence until Part II, where they become relevant.


Sorting fact from fiction – Tiananmen revisited (Part 1)
by Mark Anthony Jones

I: Introduction

In 2004, the former Australian diplomat, Gregory Clark,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Japan Times, claimed that no massacre ever took place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or anywhere else in Beijing. ‘There was no deliberate massacre of innocent students,’ he wrote, and ‘no massacre in the Square.’ Instead, what occurred was a ‘mini civil war,’ with ‘panicky fighting’ having been ‘triggered by crowds attacking troops, initially unarmed, as they headed for the Square on June 3.’1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test Clark’s claims empirically, and to determine how much of the blame for the bloodshed, if any,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student protesters and their working class supporters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I will rely heavily on what are arguabl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primary information: Tiananmen Square, 1989: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9 by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is is an online collection of de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events in question. The other source, The Tiananmen Paper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and i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depicting the deliberations of China’s paramount leadership during this tense period, thereb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way key players in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to events as they unfolded. A large variety of eyewitness accounts will also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 in order to help piece together a more detailed picture of what really took place during this tumultuous period.

The first of Clark’s claims – that nobody died in Tiananmen Square – was already widely accepted as an empirical fact well before Clark wrote his article, and is hardly considered contentious, although as The Washington Post’s Jay Mathews has pointed out, the episode has nevertheless remained enshrined in myth.2

Many Western politicians, reporters and editors, have indeed continued to accept a version of events that portrays the students as having been the advocates of a Western-style political system, murdered in their thousands while peacefully assembled in the confines of Tiananmen Square. The 2001 edi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claimed that ‘PLA troops entered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the night and fired directly into the sleeping crowd.’3 In 2002, the former America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diplomat, Richard Solomon, said on the MHz Network program, China Forum, that he actually ‘saw on CNN Chinese soldiers firing on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though no such footage has ever existed.4

One of the more insightful publications to have appeared in bookstores to date, dealing specifically with the events of June 1989, is the one composed by George Black and Robin Munro (both researchers for Human Rights Watch), titled Black Hands of Beijing: Lives of Defian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first published in New York in 1993. The phras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s ‘inaccurate’ they concluded:

There was no massacre in Tiananmen Square on the night of June 3. But on the western approach roads, along Chang’an Boulevard and Fuxingmen Avenue, there was a bloodbath that claimed hundreds of lives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und its path blocked by a popular uprising that was being fueled by despair and rage. To insist on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splitting hairs. What took place was the slaughter not of students but of ordinary workers and residents – precisely the targe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intended.5

Although the claim that nobody was killed in Tiananmen Square was verifiable at the time Black and Munro penned their book, along with their claim that those killed were mostly workers, their suggestion that these workers were intentionally targeted for slaughter on the night of June 3 is highly questionable.

II: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As the economist Li Minqi has noted, by the mid-1980s, China’s intellectuals were general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fact that as wealth was gradu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bureaucratic capitalist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y did not have a share of this newly created wealth,’ with many of them openly complaining that their incomes did not grow more rapidly than that of urban workers.6 ‘Ferment among the intelligensia,’ as the historian Maurice Meisner points out, ‘was soon overshadowed by growing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and with 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ally inclined Hu Yaobang on April 15, some of the more ‘politically astute’ students saw an opportunity: ‘they knew that the death of a high Party leader was a time when authorities would briefly tolerate a degree of political dissent.’7 So on the night of Hu’s death, a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from People’s University bicycled to Tiananmen Square to lay wreaths at the Monument to the Heroe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student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with many advertising their movement by ‘embarking on “long marche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capital singing the “International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songs [while] on their way to the Square and to government buildings.’8

The students may have initiated the Tiananmen movement, but by mid-May they had become dwarf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much broader social forces. The independent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officially declared itself as part of the movement on May 18, a day after many ordinary workers and residents helped swell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assembled in the Square to an estimated one million.9

China’s intelligensia were clearly not the only ones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situation in life. As Maurice Meisner explains:

By the early autumn of 1988, inflation in the major cities had reached a per annum rate of 30 percent. The economy was out of control and th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adopt severe austerity measures to avert a disastrous crash…Both inflation and the retrenchment policies necessary to restrain price increases brought hardship to much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especially workers in state factories, minor officials and clerks in government offices, intellectuals, students, and others dependent on state salaries and subsidies.10

Not everybody, however, was suffering. Meisner again:

Among those who enriched themselves were those involved in foreign trade, especially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traders who were able to acquire goods and materials at low state prices and export them at world market prices; the manag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rapidly expanding priv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ies;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even urban street vendors; and especially corrupt bureaucrats who had access to relatively cheap state-priced goods and raw materials. But for the most part, in a society wher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was already widening with alarming speed, living standards deteriorated due to inflation – and then fell even more rapidly because of the austerity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adopted in late 1988 to stem inflation. Eroding living standards, combined with growing anger over profiteering bureaucrats and others who flaunted wealth obtained by dubious means, expressed itself in widespread social unrest.11

So widespread was the discontent, that on the day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ceived forty-six reports describing demonstrations in one hundred and sixteen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12

III: A pro-democracy campaign?

The student protesters were at the time widely portrayed by Western journalists as ‘pro-democracy’ campaigners, as if they had been calling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a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multi-party elections. Most, however, simply equated the idea of ‘democracy’ with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 It was clear from most of their banners that they wanted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more money to be allocated to education, corruption to be stamped out, and for officials to be forced to disclose their incomes and assets.13 In his book, China Live, CNN’s Mike Chinoy, who covered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explains why he thought the students were so disgruntled:

With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slashed even as inflation spiralled out of control, university teaching, library,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declined, while students as well as professors found their meager stipends insufficient to get by. In a country where intellectuals had long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privileged class, a good education no longer guaranteed a job. Indeed, the average university graduate earned less than Dong Aizhi, the self-employed hairdresser I’d interviewed soon after arriving in Beijing. And growing numbers of students found that ability counted less than connections, or guanxi, in finding work. For many of the young protesters, the chant of “down with corruption” had a very personal ring, as their own grievances blended with the broader discontent simmering in Chinese society.14




Chinoy then goes on to explain how at the time, he quickly came to realise that ‘the protester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n American-style political system for China’ when they spoke of democracy. ‘I wasn’t completely comfortable,’ he admits, ‘with the way I and other reporters, faced with the limitation of daily journalism and its pressure to compress and simplify, tended to describe their protests as a “democracy movement,” for ‘the more I listened, the more I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students’ top priority was not establishing a democracy, but simply securing formal recogni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movement.’15

‘Theirs was not an attempt to overthrow the system,’ concludes Chinoy, ‘but a clamour for a hearing, for legitimacy and respect from their elders –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as intellectuals, they, like the protester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d a special mission to help improve Chinese society.’16

Another journalist who covered events at the time, Jane Macartney, also questioned the students’ motives. Democracy was merely a ‘buzzword’ she realised, for ‘accountability is what they meant.’17 When asked about their ideas, says Macartney, ‘most were hard pressed for an answer. “Freedom, democracy,” the students said during demonstrations. Pressed to elaborate, they complained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high-level nepotism, poor food and uncomfortable dormitories. Were they talking about univers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r were they merely envious of those who held higher-paying jobs?’18

‘They seemed to be playing a game of ultimata with the government,’ adds Macartney, ‘– if you give us what we want, we’ll do what you want. Such an approach did not signify demand for structural change. Nor did it reveal recognition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ge popular protests of support – which they viewed as peripheral to their action.’19

Orville Schell also noted the reformist nature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reporting on how one wall poster he stumbled across at the People’s University had declared the goal n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but rather to ‘supervise and prod it.’20

‘The demonstrations cannot be considered purely anti-government, as many protesters think of themselves as a kind of loyal opposition,’ wrote David Holley for Th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3. The student movement, he later added, was ‘aimed at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system.’21

Ma Qingguo, a psychology student who worked as part of the so-called ‘student police’ in Tiananmen, told the Australian historian Ross Terrill, that their ‘demands boiled down to something rather simple. That the government affirm [their] movement was patriotic, not turmoil,’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 their intentions as ‘not seeking to overthrow them.’22

Many of the students quite clearly confused the notion of democracy with the attitudes and consumer values of Western culture.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 Wu’er Kaixi, Chair of the Beijing Student’s Autonomous Federation, not only expressed repeatedly to foreign journalists his desire to jo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3 but also believed that what most students really wanted were ‘Nike shoes,’ and for the guys, enough ‘free time to take [their] girlfriends to a bar.’24

Many of those who turned out to support the movement no doubt did so simply because that was what everyone else seemed to be doing. One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 Lao Yujun for example, told Ross Terrill that ‘because a lot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from [his] campus were going to Tiananmen Square, [that he] wanted to be there with them.’25 He also told Terrill that he had decided to join the hunger strike simply ‘to find out what one was like.’26

I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n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conducted by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t was noted that all eight American-based media organisations sampled tended to define the student movement as a ‘pro-democracy’ one, even though ‘the majority’ of banners, T-shirts and symbols used by the student protesters were in Chinese, not English – their demands ‘reflect[ing] Chinese cultural norms, rather than Western ideas.’27

Although there were a number of notable exceptions, American journalists, the report concluded, because of their excessive ethnocentrism, generally failed at the time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s tend to see their own democratic values mirrore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Such an outlook, while facilitating interest and sympathy, also ‘plants seeds of misunderstanding.’28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also elitist in the way that it ‘largely ignored the workers,’ as Black and Munro have detailed.29 Student organisers were actually quite keen to prevent the workers from appropriating their movement, and sou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marginalise all non-students. On April 19 for example, student picketers prevented workers from entering the Square, as if they owned the place, forcing the workers to set up their tents and headquarters elsewhere, at a place known as the West Reviewing Stand.30 On the seven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en students led by Wu’er Kaixi staged a march to the Square, ‘the contingent of several thousand workers’ who had shown up in support were again kept segregated, forced to march separately ‘by efficient young student marshals.’31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historian and China specialist, Professor Merle Goldman, both intellectuals and students involved with the 1989 movement were ‘elitist’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 workers, with students often ‘literally lock[ing] arms to keep worker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ir protests.’32 In addition to their elitism, the students ‘were very much aware of the fact that since 1980, the leadership’s greatest fear was the formation of a Solidarity-like coali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s,’ and so were keen not ‘to do anything that would provoke the leadership’s retaliation and put an end to their independent enterprises and activities.’33

The sociologists Andrew G.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agree. The workers were fighting for the right to have workplace represen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and so ‘their trade unionism was an effort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what they saw as the unpredictability and insensitivity of the reformers’ program’34 – a program that not only drove inflation upwards, but that also involved the dismantling of their iron rice bowl.

The students by contrast, favoured Deng’s economic reforms, but wanted to see also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al reforms,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is would guarantee them a bigger share of the country’s new wealth. ‘From the very outset of the movement,’ say Walder and Xiaoxia, ‘and continuing well into martial law, the students made a self-conscious effort to maintain their “purity” (chunjiexing). This meant, in practice, that they limited their politics to moral questioning of the authorities, seeking to speak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while keeping off to one side any “narrow” economic and group interests that might potentially disrupt their quest.’ This quest for purity, they add, ‘led to their early practice of marching with hands linked to prevent others from joining in.’35

According to one member of the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interviewed by Walder and Xiaoxia, the students were ‘especially unwilling’ to meet members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Union, who they were always driving away from the Square, considering them as they did to be lowly ‘convict labourers.’ The students ‘were always rejecting us workers,’ he added. ‘They thought we were uncultured. We demand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 students wouldn’t let us. They considered us workers to be crude, stupid, reckless, and unable to negotiate.’36

In response to the students’ exclusivity, the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produced a charter inviting ‘all’ to join, and according to Walder and Xiaoxia, ‘members took pride in the fact that their leaders would talk freely with city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peasants as well,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orum’ of their broadcasting station was open to any and all statements from the audience.’37

The workers interviewed by Walder and Xiaoxia also said that ‘they observed i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in their movement many of the faults of the nation’s leaders and their political system: hierarchy, secrecy, condescension toward ordinary people, factionalism and struggles for power, and even special privilege and corruption.’ The student leaders received large sums of money from ordinary citizens and from foreign tourists and organisations abroad, though some worker activists claim to have witnessed a ‘chaos of money’, accusing the leadership of having pocketed much of it for themselves. The size and quality of tents and sleeping mats purchased with donated funds, they noticed, ‘were allocated among student leaders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rank.’38

Macartney also noted how the student movement, rather than having operated democratically, simply reproduced elite hierarchies similar to those that structur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atives of rival universities were soon locked in a battle for power as bitter and complex as any inner Party struggle. The power struggles, a signal of ambitions to be recognised as hero of the moment, marred the movement.’39 In fact, notes Macartney, ‘almost all the prominent leaders were purged at least once during the movement. Most fell as a result of internal battles and not by popular demand.’40

According to Macartney, throughout the entire duration of the movement, the students maintained barricades around the Square so that they could restrict entry. Many Chinese journalists and workers were often turned away from the ‘inner sanctums’,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required to show makeshift passes scribbled out and stamped by the student leadership.’41 The students held numerous press conferences, she adds, ‘often with little to say at meetings that disintegrated into argument and disarray among the organisers.’42

CNN’s Mike Chinoy also recalls with disappointment how ‘the bickering students began to display the same bureaucratic and autocratic tendencies in their “People’s Republic of Tiananmen Square”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May

the headquarters on the Heroes Monument, where Wang Dan, Wu’er Kaixi, Chai Ling, and other leaders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was now surrounded by rings of student guards to keep outsiders out to ensure that the insiders maintained their privileged status.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sense of self-importance, the student leaders became less and less available to the press, just like the elderly party chieftains they so despised. Bodyguards refused access to journalists unless they could produce multiple ID cards and press passes. It was a farce, but a highly aggravating one…The self-styled “student security forces” became increasingly nasty to reporters and camera crews. One afternoon, a young man claiming to be an army cadet approached John Lewis near the monument and offered to do an interview. As John and Mitch Farkas finished shooting, disappointed that the cadet had very little of interest to say, other students walked over demanding the tape and insisting that we did not have permission from them to conduct such an interview. When John refused, the students began to push and shove.43

Vito Maggioli, who worked as CNN’s assignment manager, also recalled how camera crews and producers would come back after reporting on events in the Squ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bureaucracy the students had created, with some even referring to student leaders as ‘fascists.’44

A number of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dealt with China policy at the time, have since complained that ‘the media did not write of the Leninist techniques used by students and the rings of security the reporters had to pass through to reach student leaders.’45 Mark Mohr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for example, felt that the press was ‘too light’ on the students, explaining how he himself had witnessed on several occasions young girls ‘reprimanded in severe terms’ by their leaders for handing out documents to reporters before obtaining official clearance to do so.46

In her memoir, Red China Blues, the Canadian journalist Jan Wong recalls how she too had felt disturbed by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 outside world thought the demonstrators were disciplined, and marveled. But having lived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yself, talents like slogan shouting and mass marching didn’t impress me…it seem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merely aping their oppressors. They established a Lilliputian kingdom in Tiananmen Square, complete with a min-bureaucracy with committees for sanitation, finance and ‘propaganda’. They even adopted grandiose titles. Chai Ling was elected Suprem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Unified Action Headquarters.

Like the government, the students’ broadcast station sometimes deliberately disseminated misinformation, such as the resignation of key government officials, which wasn’t true. They even, indignity of all indignities, issued us press passes. Using transparent fishing line held in place by volunteers who simply stood there all day, they carved the huge square into gigantic concentric circles of ascending importance. Depending on how our press passes were stamped determined how deeply we could penetrate those silly circles.47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s Daniel Southerland, journalists did at times discuss the idea of ‘doing something on the authoritarian set-up on Tiananmen Square,’ explaining how on one occasion he ‘had to pass through eleven check points to get to Chai Ling,’ which he said was ‘worse than trying to get into Party headquarters.’ Student police, he added, even tried to ‘force’ him into making a ‘self-criticism’ for having shoved his way through.48

The reason why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joy little negative press, with most foreign journalists choosing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ir elite authoritarianism, is because producers were concerned that anything negative reported might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s Seth Faison of Hong Kong’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ater confessed. ‘Everyone’s heart naturally went out to these students,’ said Faison, since ‘they were asking for things we know and cherish.’49 [emphasis mine] Most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keen to promote the idea that liberal democracy has universal appeal, which meant not only putting a democratic stamp on the student movement, but also the constant portraying of students in a positive light.

In their study on the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concluded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tougher reporting on the [student] movement’s fragment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because these would have thrown light on aspects of the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students were offer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50 The report add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often depicted, particularly on television, as the righteous side of a Manichean conflict, rather than as a subject of neutral scrutiny by the press.’ Specifically, journalists underreported ‘actions that were distinctly undemocratic, hypocritical or elitist. Conflicts among the protesters were downplayed, as well as the reluctance of some student leaders to welcome workers into their movement. There were inadequate attempts to report the source of funds the movement received, and whether they were properly used and accounted for.’51

The Australian historian and Asian Studies scholar, Geremie Barmé, arrived in Beijing on May 7 to study the movement first-hand. He recalls having discussed with student leaders the need ‘to publish details of the massive donations they were receiving’ and for them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hygiene situation in the Square, which he said was by that time ‘filthy’ and reeking of urine. The student leadership acknowledged these as problems, but ‘dismissed them as unimportant’, arguing instead that it was the ‘spirit’ of the movement that mattered most.52

The doctors who volunteered their time to staff the Square’s makeshift first-aid stations were certainly concerned about the worsening sanitation problems. The students had opened an underground drainage ditch for use as a public toilet, but as Orville Schell explains, almost immediately the ditch ‘began to overflow’, and a ‘fetid swill of urine and excrement’ spilled out across the sidewalk. By the middle of May, adds Schell, ‘there was so much garbage and trash strewn around, that parts of the Square had begun to look like a landfill.’53 Jan Wong also expressed disgust at the students’ lack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declaring herself puzzled as to why so many of them would discard their ‘cigarette butts, newspapers and plastic juice bottles’ directly onto the ground, turning the entire Square into ‘a mess.’54

Those with fonder, perhaps more romantic memories, prefer to paint a more positive picture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a recent article by Philip J. Cunningham, another first-hand observer of events, it’s now time for the world to stop focusing on the bloodbath that the 1989 movement culminated in, and to start celebrating the ‘positives’ instead, like the ‘outright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of the student leadership who performed brilliantly as crowd facilitators and morale boosters.’55 Cunningham acknowledges the fact that, organisationally,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less than democratic in word and deed’, but finds it impressive that so many of them ‘were adept at utilising native communist-influenced political tools to manage people power to an impressive degree.’56

Ross Terrill seems to agree. ‘The students,’ he says, ‘with their books and music cassettes and water bottles were encamped college by college, as units in the Chinese style, and the negative features of this “unit mindedness” turned into a positive advantage of organisational strength and unity that encouraged the fainthearted to swallow their doubts and join in.’57

But not all of th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leadership. On June 3 for example, the Hong Kong newspaper Mingbao, ran a report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two of the students, who complained that although the movement was supposed to be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e students often behaved undemocratically, seizing vehicles or demanding the right to ride for free.58

Even some of the movement’s biggest supporters were scathing in their assessments. In their Hunger Strike Manifesto, the popular singer and activist Han Dejian,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Liu Xiaobo, former Beijing University sociologist Zhou Duo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reformist Gao Xin,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The students’ mistak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ternal chaos of their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lack of democratic procedures. Although their goal is democracy, their means and procedures for achieving democracy are not democratic. Their lack of cooperative spirit and the sectarianism that has caused their forces to neutralise each other have resulted in all their policies coming to naught. More faults can be named: financial chaos, material waste, an excess of emotion and a lack of reason; too much of the attitude that they are privileged, and not enough of the belief in equality; and so on.59

Not all foreign journalists gaine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tudents were well organised in ‘strength and unity’ either. Like Jane Macartney and Jan Wong, the CNN’s Mike Chinoy thought that the ‘students were undisciplined and disorganised, drawn to the Square primarily by reports of the excitement in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apital.’60 As he recalls it, towards the end he and his entire crew

were getting fed up. The world still saw the students as shining heroes. Their encampment was attracting politically sympathetic tourists and some oddballs as well. One day a group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ists showed up and announced plans to bring a Greenpeace ship to Beijing. The next day, there were chanting Buddhist monks. But order and discipline were breaking down amid power struggles and festering garbage. My own positive feelings about the movement began to change. They’d had a remarkable run, I felt, but now the hard-core protesters still occupying the Square were in danger of overplaying their hand, discrediting themselves, sullying their achievements, and risking a potential bloodbath.61




Indeed, many of these ‘morale boosters’ who were so adept at managing ‘people power’ often expressed ‘a passion for blood’, as Jane Macartney reminds us, for ‘students and workers each set up their own “dare-to-die” squads, ready to take on the army should it move to enter the city.’62

‘Both the students and the citizens have fail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their rights,’ Wu’er Kaixi told one reporter on May 29. ‘They need a more violent provocation.’63 The Australian radio journalist Helene Chung, described how she had stood in the Square a day earlier, listening to ‘a spikey-haired student’ deliver a speech to a crowd of 50,000 people from the base of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I’m in favour of bloodshed,’ the student declared, which he said would ‘accelerate democracy’ by uniting ‘the people.’64 On the same day, another of the student leaders, Chai Ling, in a now famous interview with Cunningham himself, explained that what the movement was ‘actually hoping for is bloodshed’, for ‘only when the Square is washed in our blood will the people of China open their eyes.’65

Chai’s interview with Cunningham appeared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and has attracted the interest of Hsueh Hsiao-kuang, a well-known Hong Kong-based journalist for the Taiwanese newspaper, United News Daily. As Geremie Barmé explains, Hsueh, in a piece she had published on April 26, 1995, in the New York edition of World Journal, ‘discussed the issues raised by that interview and questioned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hai Ling shared for the final bloody outcome of the student movement…Surely leaders like Chai Ling, Hsueh observed, through their constant refusal to leave the Square even as disaster loomed ever closer, also were responsible in part for the continued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its tragic denouement.’66

Employing a sober sense of fairness, the American historian Jeffrey N. Wasserstrom, while recognising that many of the students did in fact demonstrate a genuine desire to create a freer society, makes the point that the elit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general needs to be understood as having been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China’s dominant political culture at the time. ‘As the events of 1989 remind us,’ says Wasserstrom, ‘the tendency of protesters to improvise from familiar social and cultural script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t can lend power to a struggle but can also lead protesters to (often unintentionally) reproduce inequities embedded in the status quo within their own movements.’67

Drawing on the Gramscian concept of hegemony, Wasserstrom suggests that many of the implicit rules that shape collective behaviour in any given society are likely to be widely shared. ‘Thanks to attempts by the elite to justify its rule by posing a particular worldview upon the populace at large,’ explains Wasserstrom, ‘and to the common patterns of daily life that shape the existence of wide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high” and “low” alike are bound to view some idea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ur simply as part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68

It ‘is true that student forces did reproduce many features of the CCP regime during their occupation of Tiananmen Square,’ he adds, ‘and this is a reminder of the staying power of hegemonic forms…The fierce factional infighting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which protesters resurrected old Cultural Revolution labels such as “renegade” and “traitor” to attack their enemies,’ simply exemplifies just how persistent ‘entrenched political habits’ can be.69


NOTES


1 Gregory Clark, ‘The Tiananmen Massacre Myth’, The Japan Times,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04.

2 Jay Mathews, ‘The Myth of Tiananmen and the Price of a Passive Pres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89.

3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6th edition), p.1026.

4 Richard Solomon, interviewed on China Forum, MHz Network, January 13, 2002.

5 George Black and Robin Munro, Black Hands of Beijing: Lives of Defian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93, p.246.

6 Li Minq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8, pp.61-62.

7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9, p.500.

8 Ibid.

9 Doug Guthrie, China’s Globalizati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Routledge, New York, 2006, p.265.

10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p.492.

11 Ibid., pp.492-493.

1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itors), The Tiananmen Pape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ondon, 2001, pp.227-228.

13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7, p.188.

14 Ibid., p.196.

15 Ibid., p.197.

16 Ibid., p.197.

17 Jane Macartney, ‘The Students: Heroes, Pawns or Power-Brokers?’ in George Hicks (editor),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St. James Press, Chicago, 1990, p.12.

18 Ibid., p.5

19 Ibid., pp.329-330.

2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New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ondon, 1995, pp.55-56.

21 Turmoil in Tiananme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92, page 6 of 49 when viewed online at: http://tsquare.tv/themes/TatTcover.html
22 Ross Terrill, China in Our Time: A Personal vie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Communist victory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 Hale & Iremonger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n edition, 1995, p.249.

23 Dorinda Elliott, ‘We have Enthusiasm and Daring’, Newsweek, May 8, 1989, p.16.

24 From the transcript of the film, Gate of Heavenly Peac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tsquare.tv/film/transhs.html

25 Ross Terrill, China in Our Time, p.249.
26 Ibid.
27 Turmoil in Tiananme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92, page 4 of 49 when viewed online at: http://tsquare.tv/themes/TatTcover.html

28 Ibid. page 7 of 49. American journalists were not the only ones to portray the student movement as a ‘pro-democracy’ one of course. This was how the Western media in general portrayed the student cause.
29 George Black and Robin Munro, Black Hands of Beijing, p.248.

30 Ibid., p.159.

31 Ibid., p.167.

32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5, p.61.
33 Ibid.
34 Andrew G.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January 1993, pp.1-29.
35 Ibid.
36 Ibid.
37 Ibid.
38 Ibid.
39 Jane Macartney, ‘The Students: Heroes, Pawns or Power-Brokers?’, pp.8-9.

40 Ibid., p.17.

41 Ibid., p.9.

42 Ibid., p.10.

43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p.242.
44 Turmoil in Tiananme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92, page 11 of 49 when viewed online at: http://tsquare.tv/themes/TatTcover.html
45 Ibid., page 10 of 46.
46 Ibid., page 11 of 46.

47 Jan Wong, 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Doubleday/Anchor Books, Sydney, 1996, p.241.

48 Turmoil in Tiananme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92, page 11 of 49 when viewed online at: http://tsquare.tv/themes/TatTcover.html
49 Ibid., page 22 of 46.
50 Ibid., page 11 of 46.

51 Turmoil in Tiananmen: A Study of U.S. Pres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The Joan Shorenstein Barone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992, page 2 of 7 when viewed online at: http://tsquare.tv/themes/TatTconclsn.html
52 Geremie Barme, ‘Beijing Days, Beijing Nights’ in Jonathon Unger (editor),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M.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1991, page 7 of 16 when online at: http://tsquare.tv/links/Beijing_Days.html
53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p.91.
54 Jan Wong, Red China Blues, p.232.
55 Philip J. Cunningham, ‘The Forgotten Meaning of Tiananmen’, Tuesday, April 21, 2009. Posted on The Informed Comment website, at: http://www.juancole.com/2009/04/cunningham-forgotten-meaning-of.html

56 Ibid.

57 Ross Terrill, China in Our Time, 1995, p.248.
58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itors), The Tiananmen Papers, p.364.

59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unger Strike Manifesto appears in Han Minzhu and Hua Sheng, (editors),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0, p.352.
60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p.243.

61 Ibid.

62 Jane Macartney, ‘The Students: Heroes, Pawns or Power-Brokers?’, p.10.
63 Ibid, p.11.
64 Helene Chung, Shouting from China, Penguin, Melbourne, second edition, 1989, pp.276-277.
65 Excerpts from Philip. J. Cunningham’s interview with Chai Ling are provided in Geremie Barme’s,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 p.329.
66 Ibid., p.330.
67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1, p.326.
68 Ibid., pp.11-12.
69 Ibid., pp.326-327.

有理想有目标,韩寒和他的80后

, , , ...

From chinayouren, Han Han and the post 80-s
Chinese ultra-blogger Han Han is starting a magazine. He announced it before on his blog, and his last post is already giving the details to send in article drafts and job applications. I learned this last night from my friend 2Ting, who was eagerly preparing her CV and intro letter. The literati of the post-80s are very excited, it appears.

Han’s magazine, which still doesn’t have a name to avoid imitations, is presented in this blog post. A very Chinese and a very “hanhan” announcement, interesting for several reasons. But before I speak of it let me give some background on Han Han. I’ve been planning to write about him for ages, and never found the time until today.

The man

Han Han is 2Ting’s idol. He is also the idol of thousands of others post-80s Chinese, and he has become - in spite of himself- a symbol of this often caricatured generation. His bio is interesting: while attending middle school he won a first prize in a famous literary festival, then he dropped out of high school and started writing popular novels and driving race cars. By now 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best selling authors in China, and, if I got my stats right*, the biggest blogger in the World.

Han Han’ s appeal to the Chinese youth is based on his character and his life as much as on his incisive writing style. For modern day Chinese students, stifled by a cut-throat competitive system and th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parents,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big ideals. It is not Communism or Democracy that worries them, but rather the daily struggle to improve their grades. And the fairness of a system that should allow them to get in the future a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ir efforts.

In this world, dropping out of school has to be the ultimate rebellion. Han Han fought the system and Han Han won. And not only he won, but he took to denouncing the gaps in the establishment, directly challenging the older generations that hold the power today. Add to this that - I am informed- Mr. Han is “hot”, and you got the bearings to start to understand the Han Han phenomenon.

The blog

Like a sort of Robin Hood of the Sinosphere, Han Han writes about injustice. He complains and makes fun of things that are wrong, by people who have power (political or other) in the older generations. Like his readers,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big words, you do not see “Charter” or “democracy” on his blog. You see a mayor in Chengdu who spent too much for a luxury “earthquake relief” car, or a rant against some older writer who sold his soul (some of his feuds with artists and critics are legendary).

By my own estimate, Han Han’s blog must be the most read personal blog in the World. The numbers are baffling. Each of his posts has hits i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comments are counted in the thousands. According to the stats on sina.com.cn, he is long past the 200 million hits. Impressive, even if we discount the part driven by returning low-value commentators. Typically, the 100 first comments on a post are whining about not being the first (the “sofa!”). Then it quickly degenerates into a series of ecstatic “chichis” and “jiayous”, which is the way Chinese express their cheering approval.

The lack of explicit political involvement is what makes many foreign readers ignore Han Han and turn to other -smaller- bloggers who write in tune with their expectations. This probably also explains why Han Han has managed to get away with so much, while being censored so little. The Censors have barely touched his blog, only once in a while blocking the occasional post. Like the thousands of tolerated protests organised in the countryside, most of the times he is just writing against a case of local injustice, and he rarely crosses the line of attacking Beijing.

But westerners and officials alike might be underestimating Han Han’s influence. His fans belong to defined and very concentrated sectors of the population, including one tha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potentially conflictive in times of crisis: the young graduates from university that are unable to find a job. Looking further down the line, the post 80-s will start entering their 30s next year, and gradually they will gain some power and cease to be ciphers. Han Han is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It has been said that his writing lacks a message, or that he is just a student fad, perhaps because he doesn’t fit our mould of a”chinese intellectual”. But he never was meant to be an intellectual. He is a man of action, who hops from high school to the race cars and on the way home plots his next witty line. He is the kind of man that makes change happen, rather than theorising about it. The following extract of his magazine announcement can give a taste of what I mean.

The magazine

This is the bold announcement posted on the 1st May, approximatively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Uln:

The magazine I edit is calling for manuscripts. Any kind of documents, including novels, short stories, news, essays, commentary, etc. For this magazine, I have decided to give the highest salaries in the field. 2000RMB/ 1000 characters for original cover stories. 1000RMB for other original stories, etc. These prices are around 10 to 40 times higher than average of the industry.

The magazine will also have a section for the points of view we completely oppose. The magazine considers the author is mentally disabled. These will include articles against humanity, against common sense, against justice and freedom. We will publish these articles and remunerate them 250*RMB/1000 characters. And this is also a high standard, for 250s don’t fall from heaven, and there is also a cost for the 250s to be born.



(*NOTE: For some reason, the number 250 in Chinese means stupid.)



That is already a promising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s. Fighting injustice with irony, that is very much the style of Han Han. In a country like China this kind of writing can go a long way. Until, of course, one of the 250s is powerful enough to take away their publishing licence.

The texts will only be paid 15 days after publication, to give enough time to the readers to find any plagiarism. If this is the case, a note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cover and compensation of 1000RMB/character given to the original writer, and 500RMB/character to the one who finds it. The magazine will not admit original authors that plagiarize themselves under a different name to claim both payments.

The salaries for the staff editors will be of 6500RMB/month, which will increase if we manage to keep the business afloat.

Some people advised me against this kind announcement, because I promise too much. I didn’t listen to them. When I asked some guys in other publications what was their monthly budget for writers, they said it was negligible. I am fed up of the situation in this country and I want to help improve it. I am a well known writer and a champion driver and with my income I can hardly buy a flat in Shanghai. In other countries these professions are more respected and you earn enough to buy Ferraris, etc. I want to ensure in my magazine that writers receive the proper compensation for their work.



Remarkable announcement, and, as I said, very hanhan. Also very Chinese, speaking of money straight from the first paragraph. The likes of Han Han are not ashamed of what they are, and I can’t see any better way of getting his hordes of fans feverishly updating their CVs. I wonder how they a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avalanche of manuscripts.

A funny paragraph is the one about plagiarism. It is a recurrent theme in Han Han’s posts, as he has been a major victim. The whole system of low wages for creative jobs is partly due to traditionally low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untry. To illustrat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let me say that Han Han’s novels are plagiarized before they are even written: some crook commissions a writer to put together a novel with the bits of information that leak about Han Han’s next work, and in a week it is in the black tricycles market. In these conditions, original books in libraries rarely sell for more than 15RMB (2$). Any increase would get the tricycles flocking to your doorstep.

But finally, one might ask, what is the magazine about? In the world of Han Han, the particular theme doesn’t seem to matter so much. As we saw above, humanity, freedom, justice and common sense are the principles that will guide it. Without capital letters, because there are none in Chinese. Perhaps the following phrase, which sounds better in the original, can give some more hints:

We don’t have a standpoint, we just discern right and wrong. Too many people around us have standpoints, they don’t discern right and wrong.



So be it.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my friend Ting. I really wish you can make it into the Han magazine smile

没有理想,没有目标

还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因为你不会失败。

其实我有目标,真的有。

私有的小岛,白色的沙滩和帆船,自己做的木屋和码头。还有,如花美眷,百兆光纤。

我坚信自己能够做到,如果我愿意爱上命运的话。

去你大爷的理想,理想就是没有道理的想法。

我选择相信天定的命运,我选择放弃一直的絮叨。


要能够解决问题,要关心应该关心。

人生一辈子,还是努力一点比较好。



太像了

与你聊天其实并不是蓄谋已久的。

可能是因为昨夜家里的电话吧。现时我的收入还不到姐姐的一半,对比很鲜明,是吧?
家里问我有好多存款,我说手头只有2w多,然后妈妈就再也没有问我了。
他们甚至怀疑我投资股市亏了!还小心地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新疆修路!

我知道你是一个念旧的人,但你不应该说一直放着我的东西的原因是一直都很尊重我。

你知道吗?当我说距离之外就是虚幻时,我心里有多么难过!

或许正如你所说,我们太像了,像到始终不可能在一起。

A rendering two years ago.

真的是因為一字之差的原因嗎?

还是说,这些都是表象?

也许吧。

Map of China

,

分辨率为6120 x 4218的9.39M版中华民国全图。多图杀猫,代理慎入。

Read more...

我们就是社会的中坚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Read more...

Farewell 2008

, , , ...

It's not funny for the Chinese to bid farewell to the year 2008 like this, not funny at all.
2009, Go China!

Read more...

Opera Collapse while receiving a POP mail

, , , ...



February 2012
M T W T F S S
January 2012March 20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